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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10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10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12月2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0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张建云和彭五堂。会议由余斌主持。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访问学者汪宗田和来自辽宁大学的访问学者刘宁宁也参加了会议。政治学所的孙彩云提交了书面的阅读笔记。
张建云的报告就《马恩全集》第10卷文章的写作背景、马恩对克里木战争的评论文章做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彭五堂主要就《马恩全集》第10卷后半部分中马克思对西班牙军事起义的分析和评论性文章做了介绍。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人员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工人议会、资本主义多强争霸的国际体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收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年1月至1855年1月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
一、全集第10卷写作背景介绍
首先介绍当时世界历史的背景和当时欧洲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因为本卷中的前半部分有80%－90%以上的内容讨论的都是围绕俄土战争，即克里木战争，也称克里米亚战争来展开。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的背景和当时欧洲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对理解本卷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称霸欧洲，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两个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是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金桥”，当时号称是“世界十字路口”，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到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落，中央政权不断削弱，被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的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或者名存实亡，这为早已觊觎的欧洲列强打开了争夺的方便之门，成了列强角逐的场所。
俄国。俄国是克里木战争挑起一方。俄国在19世纪前半期，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日益加深，为转移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企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挽救农奴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狂热，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无条件的忠顺。”推行大斯拉夫主义，从地区性“蚕食”到更大规模的侵略扩张，就成了历代沙皇推行的政策，自彼得一世开始，就以巴尔干为主要目标，同时，企图占领土耳其以夺取出海口。沙皇尼古拉一世更是骄横跋扈，妄想成为欧洲和世界的霸主，急于打通黑海海峡进而控制地中海，以满足俄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需要。看到奥斯曼帝国衰弱瓦解，尼古拉一世认为这是在欧洲扩大势力的好机会，尤其是它获得一个通向地中海和占领巴尔干半岛的好机会。
英国。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50─60年代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对土耳其的商品输出1850年比1840年增长一倍半以上，同时，英国为了保持联接本土与印度的地中海通道，不可能使沙俄在瓜分土耳其过程中得到比它更多的好处，只要俄国占领海峡就会为俄国独占土耳其创造条件，这就会从根本上威胁英国的利益。
法国。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工业革命进展较快，大规模的纺织厂与冶金企业相继出现。由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土耳其市场决不轻易放弃，何况法国是土耳其的传统盟国。为争夺在土耳其的利益，拿破仑一世就曾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兵戎相见。再者，法国为了保护在埃及的利益，强烈反对俄国独占土耳其。尼古拉一世妄自尊大，主观认为拿破仑三世在刚刚政变后的地位并不巩固，在外交场合上有意怠慢拿破仑三世的做法，当然不能被法国皇帝所忍受。俄法关系的紧张促使了英法的合作。
还有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虽然都曾表明中立的立场，但是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考虑，最终还是在实际上站在了土耳其方面。而撒丁王国试图通过与法国结盟、对奥作战的方式，实现由撤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的主张，因此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加入英法一方，对俄国宣战。
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是宗教问题。俄国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在“圣地”建立俄国的保护地的要求，这个要求被奥斯曼帝国苏丹拒绝。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英国的新教徒也反对俄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样的据点的企图。俄国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拒绝后决定以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1853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断交并开始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附属国，挑起了战争。
1853年战争初期，俄土双方第一次大会战在土耳其的锡诺普（Sinop）军港进行。结果俄军大胜，控制了黑海局势，而土耳其军队的陆战计划受到遏制。1854年l月，拿破仑三世建议英国与法国共同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保护”土耳其。3月法、英两国先后对俄国宣战，英法联军进驻黑海。1855年撒丁王国加入这个同盟。英、法和撒丁王国联军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了俄国。
克里米亚战争形成了多瑙河流域、黑海沿岸和高加索三个战场。英、法等国政府认为，只要攻占了克里木半岛上的俄国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就一定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卷中所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这场战争展开的。
二、前半部分的内容介绍
第一，分析俄土战争中，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各国的态度、立场和行为
这在前半部分是比较多的内容，包括恩格斯的《欧洲战争》，马克思的《西方列强和土耳其》，《议会辩论》等都是。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俄土战争的性质，表明无论从沙俄一方来说，还是从英法等方面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克里木战争的实质就是沙皇俄国同英法等列强争夺土耳其“遗产”的侵略战争。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法国等统治阶级满足私利和反人民的本质。马克思在《议会辩论》中指出：“英国政府突然发现，土耳其是它的老盟友，没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英国怎么没有更早地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岛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给土耳其以实际帮助时，英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只是现在，当奥斯曼帝国老朽不堪时，才认为有必要在保持欧洲均势的借口下支持这个即将崩溃的帝国”。
马克思在《列施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纸论东方问题》中批评英国和法国参战的理由：“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两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果你们所理解的独立是人民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原则管理自己的事务，使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那末这种独立已经被凯纳吉条约大大地破坏了，并在不久前同西方强国签订的条约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领土完整呢！难道不是法国和英国按照同俄国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夺走了包括伯罗奔尼撒、阿提卡、贝奥提亚、佛基达、阿卡尔纳尼亚、埃托利亚、涅格罗庞特岛等地在内的有数百万居民的希腊王国吗？不是它们又是谁呢？难道不是法国从土耳其夺走了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英国和俄国让埃及得到部分独立吗？难道不是英国人在15年前占领了红海上的亚丁而现在正在觊觎埃及吗？难道奥地利不也是在觊觎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吗？既然正在酝酿着种种阴谋来反对现状，而现状也不能按照惯性再保持下去，那又为什么要谈保持现状呢？”
再如，恩格斯在《辉煌的胜利》中指出，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我们认为，公正的历史家一定会指出，英国在使用斗争最初阶段所特有的诽谤、诡辩、欺骗、外交手腕、军事吹嘘、谎言等手段方面同俄国是一模一样的。
关于奥地利在战争中的立场。由于尼古拉一世曾经出兵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奥皇对沙皇表面十分恭顺，但奥国政府认为沙皇政府对土耳其的占领，肯定会影响它在巴尔干的利益，同时也会加剧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奥国的边疆除了西面之外，均处于俄国势力包围之中。奥皇为了保持独立君主国的地位，不会支持沙皇占领土耳其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篇文章中如《奥地利的破产》，《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等文章中，都分析了奥地利面对俄土战争的这种动摇立场，指出这是由其外交和内政中的诸多困难决定的。
第二，强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力量，并时刻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问题。例如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指出：“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
正因为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为英法等国统治阶级的私利而进行的有限战争，他们提出了欧洲各民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指出无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应该使这种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成为全欧性质的各民族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从而使这些国家反人民的专制制度覆灭，使欧洲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恩格斯在《欧洲战争》中说：“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饥馑又把它召上战场。从曼彻斯特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和佩斯——到处都感到有它，到处它都在抬头，从假寐中醒来。它复苏的象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象征在各地无产阶级的骚动和不安中都可以看到。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地走出来，好像密纳发女神从奥林帕斯神的头脑中出现一样。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出，那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创造万物、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正如同1792—1800年时的情形一样。”
第三，关于当时欧洲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问题
在全集第10卷当中，评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文章，占有着特殊的位置。马克思在《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给工人议会的信》，《工人议会》等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这些问题。例如马克思在《蓝皮书。——二月六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中，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揭露这个协会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发展和成立工人议会的行径。“厄内斯特·琼斯先生代表工人阶级对这种欺骗提出抗议，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绅士们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诡计，永远也不能填满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主要阶级分割开来的鸿沟。”
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经没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
马克思在《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中提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切实指导意见。“不管工人议会的直接成果如何，召开工人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并深刻地指出：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因为“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因此，要废除现行的劳动组织，并用新的组织来代替它，就需要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不仅用于抵抗而且用于进攻的力量；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力量，就需要组成一支拥有足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以同敌军进行斗争的军队。如果工人议会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纯粹理论性问题的讨论上，而不是为真正组织全国范围的党开辟道路，那末，它就会像卢森堡委员会一样地遭到失败。”
第四，关于战争和战役分析
在全集第10卷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在很多文章中，如《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辉煌的胜利》，《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等等很多文章中，讨论了关于克里木战争中很多军事问题，总结了战争经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
第五，揭露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虚伪性和反人民性
马克思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体背信弃义等外交政策，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等文章中，马克思根据对许多外交文件的分析，揭露了英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在战前多次与沙皇政府达成瓜分土耳其的协议，以确保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得出结论：如果沙皇俄国和英国瓜分土耳其的行为不会引起必不可免的对法战争，而对法战争又不会引起欧洲革命，那么英国政府准会以同样的胃口把土耳其和俄国一起吞掉。
马克思在关于议会辩论等许多文章中，批判了英国的选举制、两党制等，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中指出：“还有至少一百个议员，名义上是由自己选区选出的，其实都是由公爵、伯爵、侯爵、贵夫人以及靠自己在当地的势力取得政治利益的人指定的。从下面几个例子来看，就可以断定选民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以及当选的议员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的比例都是不恰当的。”
马克思在《蓝皮书。——二月六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中指出：“但是我同样地非常清楚，蓝皮书里这种把戏的秘密在于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这种制度本身，在这种制度下面，每个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愿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相反地，力图使他们有可能替换自己以免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基础遭到破坏。”
三、思考和讨论
1、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在全集第10卷中（包括其他很多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论证无产阶级在国际生活中最重大问题上以及在欧洲各国的内政问题上的立场。
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方面，马克思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使自然界满目疮痍，使人不成为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早期，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无产阶级处于社会底层，生活非常贫苦，“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必须要靠自己。在这里，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代表或者主体。
如何理解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及共产主义的关系呢？也要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应该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看无产阶级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马克思就是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去看无产阶级解放的，这样，无产阶级解放本身并不是目的，其最终目标是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手段和途径去解放全人类，因此，无产阶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组成部分和现实环节。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下离开无产阶级解放而谈人类解放是没有意义的。作为解放全人类的实际步骤，首先必须要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必须要为没有权力的阶级呼吁权利，只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人类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否则，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就永远是一个空话。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直面现实，首先着眼于当前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问题，研究使这些人解放的现实途径和办法。
2、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经济社会问题
这一卷收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文章，可以说是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时政的典范。
马克思在《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强调人民的力量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在欧洲，除了土耳其以外，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被人了解得那么少，那么不正确。无数次的地方政变和军事叛乱，已经使欧洲习惯于把西班牙看成御用军时代的罗马帝国。这同有些人对土耳其的肤浅的判断一样是错误的。这些人认为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生命之所以枯竭，是因为近百年来土耳其的正史尽是宫廷政变和近卫军的〔叛乱〕。这种误解的根源仅仅在于，历史学家们不是从这些国家的外省和地方组织中，而是从宫廷年鉴中寻找这些人民的生命力的源泉。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的范围内发生的变动，很少涉及西班牙人民，而西班牙人民也完全把这个有限的领域交给宫廷的宠臣、将军、冒险家和少数所谓国家活动家的反复无常的热情和渺小的阴谋去摆布了，直到现在他们很少有理由对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后悔。对于西班牙现代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当给以迄今它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我要趁机在我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指出下面一点：如果比利牛斯半岛的纯粹的军事叛乱发展成普遍的起义，那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政府最近的财政法令十分成功地把税吏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俄军的撤退》中强调历史事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俄军一次又一次地被坚决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这正是他们轻率的、考虑不周的和违反军事科学的混乱的攻击——不论这些攻击进行得多么勇敢——所应得的结果；土军作战异常英勇果敢，表现出高度的军事学术水平，因而使这次反围攻永垂史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相信，正是他们才迫使敌人撤围。如果说俄军慑于武力而被迫从锡利斯特里亚撤围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那末，看不到目前整个战局对俄军不利而奥地利的干涉才是俄军改善处境的最好办法，同样是错误的。在这件使战争的前景发生这样变化并且更加复杂的重大交易中，奥地利占有极重要的和有利的地位。这是它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它的军事力量使交战双方敬畏的证明。”
3、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要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全集写作背景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处于早期，各种矛盾非常尖锐，一方面，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对立达到一定程度，理论水平达到空前程度，但是却与现实生活无关；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对立达到一定程度，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但是却与大多数人无关，这就是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他们正是在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形成某种内在相关，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精神。
本卷后半部分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当时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克里木（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和西班牙革命写下的一些评论性文章。由于这些文章大都是根据当时的事件进程做的一些具体分析，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其理论性和现实意义都不强。但其中某些具体分析还是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或主张。
1.从社会经济活动出发理解历史事件
在《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一文中，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近年来地方政变和军事叛乱不断发生的原因时，批判了一些历史学家对土耳其衰老原因的错误观点，即不能简单地用帝王将相的活动或行为来介绍某个历史事件，而必须从具体的经济社会活动，从事件发生的经济社会根源中来理解历史。西班牙的革命或起义，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地方政变或军事叛乱的历史习惯，而是当局提前6月征收土地税和工业税侵犯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从而引发起义。从社会经济活动出发理解社会历史的特点和变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立场。就事论事暴露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肤浅。
在随后的《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一文中，马克思在解释发动政变的军队为何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时写道：“总之，军队起义只有服从人民起义所提出的条件，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的武装起义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只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起义才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这一观点与上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人民群众是支配历史走向的主要力量。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支配力量。
2.制度变革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少数革命者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
针对当时的西班牙军事起义，马克思于1854年8月——12月下了一组八篇文章，名为《革命的西班牙》。在这组文章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对西班牙从摩尔人的统治中独立以来的历次起义、政变和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分析和总结。对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的产生过程给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
2.1 贵族和市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给查理一世专制统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中世纪的西班牙长期处于摩尔人的统治之下，1492年获得完全独立。独立之初的西班牙实行的是封建君主制，传统的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很大的权力，“议会是古哥特人〔谘议会〕的改变形式，地方自治机关几乎直接由罗马时代传下来，具有罗马自治市所固有的世袭原则和选举原则相结合的特点。”这些政治机构是由贵族地主、僧侣和城市代表控制的。“在西班牙王国形成中有过特别有利于限制王权的条件。一方面，在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在不同时期收复并成为独立的王国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民的法律和习俗。土地的逐渐收复主要是由贵族进行的，这就大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国内居民点和城市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居民不得不共同住在设防的地方，在那里寻求保护以免遭受摩尔人的不断侵犯；同时西班牙的半岛地形以及同普罗凡斯和意大利的经常来往，促进了沿海地区第一流商埠的形成。”城市的自治传统和发达的商业活动减少了城市对君主的依赖。
但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削弱了双方的力量。贵族属于封建地主阶级，而市民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废除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二者发生利益矛盾。查理一世利用双方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削弱了地方和议会的权利，强化了君主的权力。“从十四世纪起，城市在议会中的势力就很大了，而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时代起，圣友会就成为城市用来反对那些责备城市破坏了古老的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的加斯梯里亚贵族的有力武器。因此贵族热心地支持查理一世的消灭神圣同盟的意图。查理摧毁了同盟的武装反抗后，就开始缩小城市的自治特权；城市居民减少，很快就失去它们的财富和重要性，不久也失去了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接着，查理一世把枪口掉转过来，对付曾经帮助他压制市民阶级的贵族地主阶级。“由于欠发军饷而引起的兵变，使查理不得不于1539年召开议会，为的要议会同意给他一笔钱。议会对于他以前把补助费滥用于违反西班牙利益的目的而感到非常愤慨，因此拒绝发款。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而当贵族依仗特权坚决要求免税时，查理宣布，要求这种权利的人没有理由参加议会，而且真的把这些人开除出议会。这对于议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后议会会议纯粹是举行宫廷仪式。古代议会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僧侣，早从天主教徒斐迪南时代起就站在宗教裁判所的旗帜之下，并且早就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封建的西班牙的利益看做一体了。相反地，由于有了宗教裁判所，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的最牢固的工具。”从此，市民和地主作为对抗君主权力的地方自治力量一蹶不振，西班牙逐步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
然而，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制度尽管在中央政府层面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它与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潮流相对立，它并没有彻底消灭地方自治，中央集权虽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所要求的取决于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产生，却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在不同的省份里，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由于新兴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新旧阶级力量的平衡还没有完全被打破，经常会出现制度上的反复，但即使旧制度在政治层面取得胜利，它只可能延缓新的经济成分壮大的步伐，而不可能彻底消灭新的经济成分。
2.2 民族运动的复杂性
西班牙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和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的。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民族的斗争，往往掺杂着民族情感、宗教意识、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不同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的利益又利用了这些因素，因而民族运动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斗争时指出：“看起来，整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巴；这个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拥护旧的制度、习惯和法律而反对拿破仑的合理的革新；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的，因为它拥护‘圣教’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被自己的法国教友的命运吓坏了的僧侣，为了自保便激起人民的这种情绪。……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鉴于民族运动的复杂性，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民族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西班牙民族抵抗运动中，既有“浸透了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农民、内陆小城市的居民和无数穿袈裟和不穿袈裟的平民”，也有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看成西班牙政治和社会复兴的信号的活跃的、有势力的进步资产阶级分子，“在只涉及共同保卫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民族派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能十分和谐。在他们还没有在议会、在争取新宪法（当时即将制定新宪法）的斗争舞台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现出来。革命的少数派竭力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动摇地求助于旧的人民的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直接目的是适当的，那末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革命派和守旧派尽管在争取民族独立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但当触及具体的政治方案时，二者的分歧和矛盾就暴露出来。
2.3 西班牙民族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西班牙封建时代的王政会议是最高司法机构，它顽固地维护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特权，“王政会议既然是当时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会议最高权威的危险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会议既然领导法官这一等级并成为法官们滥用职权、享受特权的具体保障，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同它妥协的一种力量；革命本身要想不被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然而，新成立的中央洪达不仅没有废除这个封建统治的堡垒，反而试图取得王政会议的支持，“这样一来，洪达自己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的影响相抗衡，一直用阴谋诡计来给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进行最反人民的活动，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愤的姿态，在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必须指出，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会议的中央洪达，是没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由于领导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没有采取本应采取的革命措施，错失了良机，导致革命失败。“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没有不可以实行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Comite du salut public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震荡恰好同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而且实际地起了支援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铸造已被打断的锁链，扑灭它所到达的地方的革命火焰，它自己没有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
由于中央洪达的软弱和不得人心，西班牙的正规军军纪涣散，不断被法国军队打败，最后只剩下游击战了。
2.4 1812年宪法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又符合西班牙民族文化传统的法典
1810年9月西班牙反抗拿破仑入侵的各界进步人士的代表在累翁岛召开了非常议会，并于1812年颁布了新宪法。宪法宣布根据以下原则制定：“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实质上是国民，因此制定根本法的特殊权力只属于国民”。“主权在民”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观念，因而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议会还颁布了一系列从根本上改造市民社会的法令。例如，议会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取消了封建主司法权利一切与之有关的独占、禁止和剥夺的封建特权，例如：狩猎权、捕鱼权、森林和磨房的使用权等等，只有当初通过购买而取得的以及可以赎回的权利例外。议会废除了全国的什一税，停止任命一切与执行神职无关的教会职务，采取了步骤来取消寺院和没收寺院土地。这些法令都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
尽管封建贵族和地主攻击这部宪法“是由一批不顾西班牙的历史传统的幻想家移植到西班牙土地上来的1791年的法国宪法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而实际上它带有明显的西班牙传统文化的特征。“实际情况是：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的古法典。例如起义的权利一般认为是1793年雅各宾党的宪法的最大胆的创造之一，其实起义权在索勃拉尔贝的古法典中就出现了，那里起义权叫Privilegio de la Union〔结社权〕。这种权利在加斯梯里亚的古宪法中也有。根据索勃拉尔贝法典，国王没有事先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宣战，不得缔结和约或同盟条约。应当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监督严格遵守宪法的7人组成的议会常设委员会，在阿腊贡早就有了，在王国各主要议会联合成一个议会时在加斯梯里亚也建立过。直到法国人入侵的时候，在纳瓦腊王国还有类似的委员会。至于成立由国王从议会提出的120人名单中确定人选并由议会支薪的枢密院，那末这个1812年宪法的特殊产物是宪法的制订者在回忆西班牙君主国各个时代的宫廷权奸的致命影响的过程中想到的。枢密院按照设想是宫廷权奸的代替品。此外，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机关。例如在斐迪南四世时代，总有加斯梯里亚各城市指派的12名代表在国王身边担任枢密官，而在1419年，城市代表抱怨说，他们的全权代表不再被准许参加王政会议了。高级官员和宫廷官员不得参加议会以及议员不得接受国王的荣誉称号或者职务，初看起来似乎是从1791年宪法抄袭来的，并且似乎是从1812年宪法所承认的现代分权制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加斯梯里亚古宪法中见过类似的先例，而且我们知道，起义的人民不止一次地打死过那些接受国王的称号和职务的议员。至于议会在国王年幼时指定摄政的权利，加斯梯里亚的古议会在十四世纪长期有未成年国王在位的时期就经常行使。”
马克思通过对1812年宪法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1812年宪法绝对不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盲从的摹仿，而是西班牙精神生活的独特的产物，它恢复了古老的民族的制度，进行了十八世纪最著名的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大声疾呼地要求的改革，并且对人民的偏见作了必要的让步。”
2.5 斐迪南七世被迫宣布效忠1812年宪法标志着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是因为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拿破仑失败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复辟了旧的封建君主制，他恢复了过去的一切制度，恢复了宗教裁判所，1812年宪法和非常议会通过的一切法令被废弃。但随着他的统治不断加重，贵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不断受到侵犯，反抗斐迪南七世的起义不断爆发。尽管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由于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活动已经蔓延到了广大人民中间，最终斐迪南七世不得不于1820年3月被迫宣誓效忠1812年宪法。马克思指出，正是广大民众的态度和反抗活动使得1812年宪法被恢复。他批判了用“阴谋论”解释这一历史事件的唯心主义观点：“目前，英国作家在直接影射当前的西班牙革命时，一方面断言1820年运动仅仅是一种军事阴谋，另一方面又断言它完全是俄国阴谋的产物。这两种说法都是同样荒谬的。关于军事暴动，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它遭到失败，革命却赢得了胜利。另外，应当揭开的谜并不在于5000名兵士的密谋，而在于这个密谋得到了拥有35000人的军队和拥有1200万人口的最忠厚的民族的拥护。”
对于第十卷中我感受比较深刻的几个地方有：马克思推翻了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学家的观点，依靠的是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平日对当前经济资料的研究和综合。这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给我很大启发，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马克思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必须把民族解放斗争同深刻的内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这对我国当前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国内的更深刻的改革有一定意义。
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如果革命的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是把农民群众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而使农民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使我想到了现在统筹城乡发展更有其迫切性，必须缩小城乡差距，把农民的利益与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还有，对西班牙君主专制、西班牙宪法的分析也特别深刻。
（执行编辑：张建云、彭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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