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许敏  译

摘要：高失业率和工人阶级收入的降低正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民：他们正被推入贫困的境地。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通过运用劳动弹性政策和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是可能的。然而，超越充分就业这一妄想，蔓延的贫困归因于调节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原则。每个公会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出“按劳分配”原则。然而，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技术进步，这个事实对这一原则提出质疑。因此，只有一个新的财富分配原则——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市场、国家和劳动自身的原则——将产生一个没有贫困的全球经济。

关键词：失业；财富分配；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世界各地的每个人是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他们有一份能够确保他们和他们家庭“一个值得人类尊严的存在”——正如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说的工作和报酬，当前的全球贫困将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理由质疑资本主义市场、国家还是劳动作为财富分配的手段。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在全球社会中失业和收入贫困的趋势，借口没有容身之地。现在这些数字打破了记录。在2013年2月，欧盟的失业率是10.9%，即2630万人们没有工作。自从1999年引入单一货币制度，欧元区的失业率达到12%，即最高水平的失业率，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达最高利率为27%，随后希腊为26.4——两国青年失业率超过50%。同时，在2009年10月美国官方的失业率达到10,2%，在26年里首次升至两位数。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2012年3月失业率减少至8.2%。然而，数据可能会更高。美国工业研究所建议一个更好地衡量真实失业率——U-6调查——维持在15.6%。事实上，如果同80年前一样计算目前的失业率，这将接近20%。另一方面，根据《2012全球就业趋势》报告，国际劳动组织估计“这儿存在2亿的全球失业人口”和“9亿工人与他们的家人每天生活在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除了由失业引起的不断增加的对工资的排斥，由于劳动的不稳定性——大量的兼职和临时工作，和更大数量的在非正式经济第四部门的垃圾工作——导致了工资的下降。例如，在拉丁美洲，70%的工作是非正式的和50%以上的工人没有保险。根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所做的研究，墨西哥有2640万人在非正式部门工作——占就业人口的55.3%。

在2008年发生的当前经济危机无疑促使了这次社会灾难的发生，但是这样一个灾难不能单独由危机来解释。根据《2007全球就业趋势》报告，在这次危机之前，全世界失业人数为1亿9520万人，几乎和今天一样。在这次危机之前，一些国家失业率甚至更高。举个例子，在日本，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2001年11月失业率增长至5.6%，这是自从1953年日本政府开始衡量这个变量时由官方登记的最高失业率。在危机之前，在它的《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世界银行承认：“全世界有众多的赤贫人口。在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在不足2美元中，有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世界银行2001:3）。2005年，根据世界银行它自身，在全球社会中14亿人口每天依靠1.25美元维持生命。根据食品和农业组织估计，在危机之前世界上有近10亿饥饿的人民。简而言之，即使没有大萧条，这儿已经有一场大范围的排斥、贫困和失业危机。

事实证明，在我们所居住的阴暗的世界里，可支配劳动力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收入不足以满足甚至是“特权”工人的物质需要。要么是因为他们是失业者且根本没有收入，要么是因为他们劳动交换微薄的薪水，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遭受了不能够满足对他们自身或对他们的家庭而言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日常痛苦。由于失业和低收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急速增长的贫困和社会财富排除大多数人都体现了地方劳动-经济的不安全性。

来自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回应

在此期间，为了克服经常性失业，经济学家在界定原因和采取适当的行动方面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在现实政治中有两个重大影响的经济思想学派仍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这个斗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实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和政府首先要对失业负责任，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解，自由市场它自身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对于他们而言，实行充分就业和劳动保护的国家政策是失业的来源；他们对工会的形成持相同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主义导致刚性工资，刚性工资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作。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如果工会在一个固定的行业里提高工资，该行业的就业总量一定会减少——正如价格上涨导致需求量减少”（1966:161-162）。基于工资减少有利于新的就业这样一个观点，古典经济学家（例如庇古和坎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代经济学家，还有各种诺贝尔奖得主，已经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做了辩解；这是一种对劳动弹性的维护——所以目前流行于右翼政府之间，就像西班牙人马里亚诺·拉霍伊所在的人民党。

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声称自由市场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以减少失业。根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麦加——这里没有所谓的非自愿失业，凯恩斯对该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是就业水平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出非自愿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通过新的投资可以减少失业。但是投资额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具有短期波动和长期下降趋势这两个特征，因此，就业水平变得不稳定，倾向于经常性失业。凯恩斯认为即使当最后的决定掌握在私人投资者手中，实行干预主义的政府可以实施以降低利率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凯恩斯（2003:353）指出国家也可以“对于消费倾向施加引导的作用”旨在达到充分就业，“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还有，如马蒂克（1985:24）指出，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国家“通过有用的公共工程”可以导致充分就业。通常，基于增加投资、消费或公共支出因此就业水平趋于上升这样的观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国家干预经济作了辩解；作为对经济增长的防御。

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除了对他们的理论构想作出批评外（新克拉曼2000），提出消除失业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超越现实世界中什么是可能的限制。没有工人饿死的情况，这儿有一条收入水平线，低于该水平线不可能再降低工资。尽管如此，除了人的条件，新自由主义者提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减少工资，即工人阶级收入几乎在生存线上——看来他们没有意识到将近有30亿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世界银行2001:3）。这里也有一个在没有耗尽世界上不可再生资源和破坏生态系统的情况下增加更多生产是不可能的转折点（阿尔瓦雷斯2012）。尽管如此，本质上构成一个抽象的可能性事件，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在全球经济增长非常接近引起环境崩溃中增加生产增长率——看来他们对“峰值一切”（海因伯格2010）和全球变暖一无所知。

无论如何，这些事实揭示了由凯恩斯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因果关系的错误特征。在最近的大萧条之前，胡安·索马维亚，当时的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承认：“过去五年里强劲的经济增长仅仅对与家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工人数量的减少有轻微的影响，并且这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此外，增长未能减少全球失业”（国际劳动组织2007）。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支持在临时工作和在女人和老年男子之间有关固定工作的贫困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Amuedo-Dorantes and Serrano-Padial2010:641）

因此，无论是劳动弹性还是增长政策都不会是消除源于它的失业和贫困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事实上，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弹性和经济增长都只是为了更多利润。

然而，这不是关于发现将导致充分就业的经济规则——正如在《充分就业的全球展望》讨论文件中所呈现的（雅各布斯和斯劳斯2011）。困扰着全球的贫困超出了此范围：在其基础上，它有社会公认的规定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原则，作为从整体上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组原则的一部分。根据我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不可避免地去分析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原则的有效性和从它派生出的矛盾。

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原则

在资本主义世界，财富分配由“按照个人和他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弗里德曼1962:161）决定。依照原则每个成年人获得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要么（1）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为工资工作，要么（2）因为他们是债券、不动产或他们从中得到红利的企业所有者。根据这条原则，富裕国家的跨国公司总裁们一分钟内挣得的与贫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挣得的一样多。当与资本收入挂钩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加扩大。例如，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卡洛斯·斯利姆在2010年增加了155亿美元的财富，即每天增长了4246.5万美元；而在墨西哥一个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资为14美元，相当于斯利姆先生积累的财富的0.0000003%。这样一个劳动者将不得不工作3,033,268年以获得155亿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仅一年内获得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得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人拥有3954亿资产，而世界各地的9亿工人每天挣得少于2美元，且2亿失业者挣得甚至更少成为可能。因此，在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下，除非他拥有从中得到红利的财产，否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必须工作以维持生计。然而，马克思（1985:11）说“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实际上，这个“社会规律”调节数百万人的经济生活，同时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个分配原则是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阿尔瓦雷斯2011）的一组基本原则之一，伴随着不顾一切的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再投资，该原则成为这组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因为这一原则，社会财富的生产不是倾向于满足人类需要而是满足大资本贪婪的积累。例如，农业垄断企业生产生物燃料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使用土地种植粮食以养活世界上数百万的饥饿人口。这条原则决定整个制度的活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仅生产而且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遵循资本积累这一方针。因此，根据词的本义，从“对于家庭和城邦共同体来说为生活所必需的和有用的物品，这些物品都能够被贮存起来。”（亚里士多德1997:15）的管理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本质上，古希腊人把其称作致富术。根据亚里士多德，这是“人们认为它和钱币密切相关，因为钱币是交换的基本单位和目的。从这种致富术所产生的财富是永无止境的。”（亚里士多德1997:17）。

遵循瑟尔（1995）和杜塞尔（2009）的方法，在建立了牟利的基本原则上，依次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法律和惯例。这就是说，这些原则在实证法方面被制度化和正式化，并且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被重新创建。例如，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的行动纲领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资本主义国家不支持给工人们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相反，依法它将保证经济剩余的转移有利于食利者阶层、债券、不动产或商业的所有者。资本主义市场从不主张国家之间团结；但是相反，为了利润它将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促进跨国公司之间恶性竞争。正如卡尔·博兰尼曾经提到的，“大转变”，其趋势是社会关系隶属于纯粹的市场关系，使得自然和人类只是商品，属于社会与自然的现实足够维持资本积累的活力这一过程，这也是由资本主义基本原则决定的。因此，除了其他基本原则以外，“按照个人和他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的分配原则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从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实行劳动弹性政策的新自由主义作者们或实行经济增长以达到充分就业和减少贫困政策的凯恩斯主义作者们从来没有质疑过资本主义牟利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上建立了实行干预主义的政府和自由市场，所以他们得到的只不过是西西弗斯的工作。一般均衡理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只不过是文字欺骗，掩盖了少数人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这一状况。因此，合法的说在阿森纳建立的资本主义下，弗里德曼的虚构的劳动弹性结构和凯恩斯的经济增长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具有一致性，有着危险的死亡思想武器这一显著称号。

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原则

早在19世纪，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牟利的分配原则以及该原则对人口的消极影响，李嘉图学派（汤普森、霍治斯金、布雷）和早期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欧文、傅里叶、卡贝、蒲鲁东）要求工人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因为他们看到在不平等原则或非等价原则下的“现行社会秩序的实质和灵魂”（弗朗西斯·布雷，彼得引用1996:72）。和目前一样，经济正义的行为是如此旧，这种等价报偿的方法是牟利的。

两千多年前，最先验文化之一的哲学天才，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对此发出了警告。在熊彼特教授的《经济分析史》中，他指出：“亚里士多德无疑在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发现公正原则就是一个人的予取必须‘相等'”（1984:74）。在现代，经济学家保罗·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尔已经重提了这些观点。在迈向新社会主义中，他们提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只能被建立在那些工作的人有权获得全部劳动所得的原则下”（1993:27）。经济学家阿伦·彼得斯持相同的观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制图师的建议，在他的Das Aquivalenz-Prinzip als Grundlage der GlobalOkonmie和Computer Socializmus中所概述，是基于“工资直接地和绝对地与工作时间相对应”（1996:92）这样的观点。可以说，在目前的财富分配下彼得的“等价原则”是指：按他的工作时间进行分配——除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肤色、国籍、工作类型、体力、学历、物质磨损、能力和工作经历以外。

根据该原则，如同五百年前征服者拒绝承认美国人民权利方面的等价一样；现在我们拒绝承认经济等价。对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或英国人而言，野蛮的美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在欧洲的土地上有一个作为相等的待遇存在。同样，伴随有一定的征服者精神，我们习惯于接受少数资深专家比大多数不够资格的野蛮人有更大的认知。一个泥水匠或清洁工不能和一个医生或工程师一样有相同的工资。只有在专家的领地上，这里有一个正当的待遇。然而，在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导向的经济中，我们应当克服这种情况，因为“在同等尊重所有人的公正面前（种族、性别或职业除外），收入和生活标准的差异同职业差异系统地联系是不合理的。正如人的无限尊严不能取决于种族或性别，它不能取决于职业。只要收入是由工作类型决定，这里将没有公正。”

随着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有效性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作出了最强烈的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说为了终止“生产和产品占有体系是建筑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无产阶级就需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87:59）。他们不接受对以分配公正为标准的等价作辩护的教条主义方法。为了反驳拉萨尔的观点，卡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以下方面认可了他的观点：“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马克思1979:20）。根据这位德国哲学家，当资本变为“公共财产”时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终结即将到来。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在前东欧国家、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和古巴，和在其他一些国家——通过生产资料的征用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照他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分配的实施，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付诸实践。

在整个二十世纪那些支持这些观点的人们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者。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已经建议通过在全体公民之间实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而言，这里没有资本收入因为这里没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公司资产掌握在工人手中。约翰·罗默，“替代社会主义”（具有主张一种非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的倡导者之一，提出基于息票基础上的财产分配机制，和一个分散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税后在社会之间对所有公司的利润进行分配（赖特2001）。对于一个特定的技术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学派的作者詹姆斯·扬克而言，所有的“经济收益当前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私人部门创造的，在实用社会主义中将被收回，”由公共财产办公室将这种经济收益复归“社会红利概念下的人口”（施韦卡特援引1997:447）所有。戴维·施韦卡特也提出“经济民主”（2001:145）：“为什么不如全国财产一样考虑一国资本，而是考虑如在资本主义下发生的由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

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以及由市场社会主义的作者们提出的资本收入和“经济民主”，这些国家能够减少与资本主义牟利挂钩的可憎的经济不平等。如果这些国家通过实施前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等价原则，结束对工人的剥削，这些国家能够在他们经济体系内较好的财富分配方面得到类似的结果。

总之，无论是进行了为以经济原理为等价或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等价的认可的斗争，“按照个人和他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的资本主义分配原则将被“按照他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所代替。

不合理社会原则下的劳动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技术进步，使得对社会主义者尽力安排基于劳动的财富分配引起质疑。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警告过这种进步。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这既不是他自身完成的直接人类劳动，也不是他的工作时间，而是他自己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由于他的存在，他对自然的理解与对自然的支配——简言之，这是社会个体的发展，它表现为产品和财富的重要基石。面对由大规模工业它自身所创造的新的异化劳动时间的窃取，基于目前财富的异化劳动时间的窃取显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基础。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停止和不再是其量度，并因此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量度。（马克思1973:705）

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成为看得见的事实。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太阳能、核能、风能和地热能、劳动工具、机械工具、机器人、电脑、新的通信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所有这些已经取代人类劳动成为“产品和财富的巨大基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今天没有人“不再能够严肃认真地宣称这个过程可以被制止或逆转”（Grupo Krisis1999:7）。一方面，技术进步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牟利中有着决定性作用。目前的技术性失业是技术代替人类劳动的一个表现。新工作被创造，但没有同消失的工作保持相同的比例。无就业增长也是这个替代过程的一种表现。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经济开始增长但没有新的就业岗位时，经济学家们开始讨论这个现象。辛克拉曼（2008）认为把它说成是动态停滞，或者是动态收缩更好。后者的特征是生产方面的正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减少。在洪都拉斯，“在七十年代，香蕉产量增加三倍，而从事香蕉生产的雇佣劳动力下降到三分之一”（辛克拉曼2008:70）。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界定了此问题：“所以经济增长不再引起失业的消灭而是正好相反，假定工作的消灭，什么可以被称作无就业增长”（2008:56）。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使用巨大的能源资源，就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些研究人员，包括作者们，已经发现能源使用——一个并未在经济学们的生产方程中被使用的要素——在解释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工业生产的增长时远比资本、劳动或技术重要。”（霍尔和戴2009:235）。事实上，“全世界每年（2010）消费的318.94亿桶石油（英国石油公司2011）相当于39,906,202,135人一年365天每天工作8小时付出的努力”（阿尔瓦雷斯2012:73-74）。除了石油，我们应该考虑从煤炭、天然气和其它能源资源中生产的能源。

总而言之，如果现在“财富的巨大源泉”不再是劳动而是能源资源和技术，那么如同保持“按照个人和他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的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是有效的一样，维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原则是不合理的。在21世纪的今天，“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原则。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知识分子主张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原则应与已工作的时间紧密相关，如果他们没有排斥，符合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精神，他们将需要保证所有主动寻求就业的人的工作。假如事实如此，他们将需要在这个时候为2亿失业人口和9亿生活在非正规部门的人口提供体面工作。但是在短短10年里，那些提倡劳动的社会主义者将需要为在劳动力中年轻的新就业者创造超过4亿个新的就业岗位（国际劳动组织2012）。到2050年，如果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增加到90亿，他们将需要创造多少就业岗位？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当我们考虑这大量的将停止从事那些对资本主义是常见的荒诞的工作的人们——这些人们尽管正好是由那些劳动作为一种财富分配手段的维护者们提供使他们能够谋生的工作，良好愿望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建议变得更加明显不合理。考虑到世界各地数百万工作是为了使金融部门的食利者阶层富有的人们，正工作在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商业和投资银行、保险、租赁和其他金融公司；考虑到数百万工作在通过广告牌、商业广告和企业形象诱导显著性消费的广告行业的人们；考虑到数百万受雇于归根到底保证大企业私人所有而镇压贫困人口的警方、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人们，；考虑到生产军事装备，例如武器、弹药、飞机、战舰、潜艇、导弹、炸弹等的那些人，；和间接地工作在这些部门的其他一些人：如讲授金融和营销的老师和维护白领强盗和镇压机器凶手的律师。劳动的崇拜者必须保证这么多人的社会主义就业岗位。但是他们也不得不为数百万的直接或间接工作在最终会缩小以保护环境或人们健康的行业的人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例如在汽车生产行业的人们；也不得不为数百万被登记从事犯罪活动的人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例如绑架、盗窃、贩卖人口或走私武器和毒品的犯罪分子。

假设，如果世界今天处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难道一个小于目前所需要的劳动力不足以提供“在生活中什么是必需的、方便的和舒适的”？（史密斯1990:3）我相信它会。在资本主义常见的高失业率和很多荒诞的工作就是证明。因此，假定劳动作为财富分配的普遍手段有意义吗？不，我不相信它有。但是那些从相反方面考虑的人们，社会主义“劳动偶像”（Grupo Krisis1999）的倡导者不明白当前和未来全球失业的维度。例如，保罗·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尔假定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工作保证所有”和捍卫例如由他们建议的一个经济“可以在充分就业下运行”的观点（1993:39和115）。这对于一些国家经济可能实现。但是，社会主义劳动的捍卫者在很多全球资本主义常见的活动中充当悲惨角色的劳动方面也显示出他们的无知。Grupo Krisis在这方面给出了结论：“无论谁询问关于他（或她）工作的内容、意义和目标，他将发疯或在旨在以本身就是目的的运行的社会机器中成为一个破坏性因素”（1999:18）。

因此，虽然资本收入的取消是等价原则和假定劳动作为财富分配的普遍手段的其它社会主义主张的优点，但是当人类劳动停止是“产品和财富的重要基石”时，资本收入取消的缺点变得明显。因为每个公会的社会主义者盲目崇拜不能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劳动。

一种新的财富分配原则

如果不是实施充分就业政策，也不是实施基于他们的“劳动偶像”上的社会主义财富分配模式，而是劳动弹性或经济增长政策，让世界贫困消失的目标将不会达到。在21世纪，唯一能够保证“一个值得人类尊严的存在”的经济将是一个财富的获得不是以“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不合理的原则为条件的经济。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事实上，作为一种经济原则，超越“劳动偶像”分配社会财富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挑战，因为它意味着采取反对劳动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因为它要求同作为财富分配手段的劳动作斗争。

实际上，纵观历史，劳动已经是人们管理财富分配的基本工具；非法盗窃、遗产和资本收入这些案例是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在重要的政治和哲学文本中，包括一些空想性质的文本，那变得更清晰。例如，赫西俄德认为劳动给人们带来了财富和真正的快乐。在他的说教史诗《工作与时日》，一部道德的和令人振奋的关于正义和劳动的诗歌，我们知道：“如果你心里想要财富，你就如此去做，并且劳动，劳动，再劳动。”（赫西俄德1995:102）。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绝大多数人是以耕种土地以收获果实来获得生活资料。”6小时和4小时工作时间分别是在由托马斯·莫尔写作的《乌托邦》和托马斯·康帕内拉写作的《太阳城》中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的的基本原则，所有人受到6小时和4小时工作时间的影响以获得社会利益。同时约翰·洛克强调：“肯定也需要某种方法把它们（土地上的果实）分配给人类，这样它们才能被某个特定的人使用，或给他带来好处”（1986:19）媒介就是劳动：“不管他从自然提供的资源中，移走了什么，剩下了什么，里面已经混有了他的劳动，加入了他自己的东西，从而使之变成他的财产”（1986:20）。哲学天才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警告：“作为既定的方针，每个人应该依靠他的劳动生活。因此，生活取决于劳动，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将不会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正是人们自己最好地表达了劳动与获得经济财富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遭受了资本主义牟利的剥削：“如果你工作，你活得很好，否则饿死。”

同样地，在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劳动法、宪法、声明和国际协定中，一个人可以想见劳动与获得财富的关系。在法律协议中，在职的雇员必须根据一定的社会和文化需求接受一份确保他和他后代生活的工资。例如，在墨西哥合众国宪法的第123条第6章节第2段要求：“一般最低工资应该充分满足一个住户在物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正常需求，也能为孩子提供义务教育。”《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2、23、24条的制定是出于相同的目的。“人人有权工作......（和）人人工作时，有权享受公平优裕之报酬，务使其本人及其家属之生活足以维持人类尊严必要时且应有他种社会保护办法，以资补益。”总之，在政治与国家公法规范的领域已经规定了充分就业和体面工资。

但是如果人类没有尝试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说，超越“劳动偶像”的经济原则分配社会财富，它将不会发现什么是可能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辛克拉曼引用2010:82）督促我们“超越任何‘既定存在'。”我认为，规划一个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在这个新社会主义里社会财富根据人民的需要分配。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不同于与劳动相关的价值原则，马克思预示了一个财富占有原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马克思说：“在伴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按需分配！”这个“之后”是今天正在发生的。由于生产力增长导致了矿物燃料和技术的使用，如今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人口——数百万的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家庭主妇、慈善家等——不用工作可以生活。

在一个近似于分配原则的要旨中，其中，冯·帕里斯基（1996）和冯·帕里斯基（2006）已经提出了一个基本收入的观点，是普遍的和无条件适用的。他们的设想是按照一定的文化参数，每个公民每月应该获得足够数额的钱以实现一种生活方式。收入的获得将不再“受限制于工作的完成或捐助；另外，它是普遍的”（赖特2001:208）。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绿党建议执行这一原则，近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显示出策划一个普遍的基本收入的可能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Martin HopenHayn（2011）解释：“如果这样，公民应该有一个最低生存门槛。”然而，即使当这个也称作“民主补助金”的建议与“劳动偶像”的财富分配无关，愚蠢地也只剩下资本收入。由于保持资本主义牟利的不变，一个普遍的基本收入的有益动机将被系统地破坏——我们只需要记住新自由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中对工资的系统攻击。

这就是使它不足以在保守系统中插入一条进步原则的原因，这条原则由一组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原则构成。相反，“按需分配”的新的财富分配原则成为一组可能为生活提供经济的原则的一部分，在这条原则下，满足人类需要将成为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是其基本组成原则。

另一方面，和马克思所概述的这一原则相比，“按需分配”这条新原则隐含着对需要的限制。这个限制是由适度消费原则引出的。在另一篇文章中（阿尔瓦雷斯2012）我主张，如果遵循了人类消费对环境影响的最先进的计算方法，现在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的限制应该等于一个1.73公顷的生态足迹。在马克思时代，由于没有关于增长的极限的压力和任何一个在今天反映为如全球变暖环境威胁的概念，因此过去在建立一个消费的限制方面没有和今天一样重要。但是目前，生活的可持续性是第一阶段的一个公共问题。

当然在新社会主义下，“按需分配”与由资本主义制度人为导致的无限需求毫无关系。但是由于“人类不是有特定需要的自然人，而是一个贫穷的自然人”（辛克拉曼2010:226），他们不是由一个理论或一个国家计划预先定义的需要。这是关于存在的具体需要，它取决于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出生地、气候、品味和偏好；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必须满足以达到享受充足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目的的需要。

然而，从长远来看，对消费的限制预期着对今天消费模式的一个改变：数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质量。我认为由名著《小即是美》的作者恩斯特·舒马赫提出的佛教经济学模型表达了这种改变的实质：“简而言之，前者（佛教经济学）试着通过最优消费模式使人类满意度最大化，而后者（现代经济学）试着通过生产力的最优模式使消费最大化”（舒马赫2001:49）。

在上世纪中期，在基布兹有一个对“按需分配”原则和适度消费原则的引用。达林·德拉布坎（H.Darin-Drabkin）在他的名著《另一个社会》（The Other Society）中说到：“平等原则和按需分配原则在基布兹的生活中都是明显地具有较高的相关性”（1974:106）。今天由于人类与基布兹共享资源的稀缺性这一情况，这是重要的。达林·德拉布坎（H.Darin-Drabkin）规定：“基布兹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可以满足对确定需要的优先次序的必要性”（1974:171）。面对增长的极限和全球变暖，人类必须承认应该对消费限制，且在这方面应该作出决定。

弗兰兹·辛克拉曼提出的充足的概念无疑是放弃了与资本主义有关的诱导需求的哲学指南，且包括在新社会主义中看作是主题的人类的需要。这个充足的实质是在社会中共享现有的资源或商品的行为。作者说：“充足不是定量的，但是它是在某种程度上足够每一个人共享这个事实的结果”（2010:77）。在新社会主义中，这个事实是建立在每个人均匀地共享地球上生产性生物承载力和社会上生产的财富的行为之上。因此，每个人平等使用地球的生态生产空间和财富按照需要分配是两条原则，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这两条原则之上。这就是我认为在新社会主义中当我们面对“充足”时，消费和财富分配原则是必要的原因。

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在新社会主义中没有人需要去工作，那将是一个对现实的荒谬的认知。尽管免费能源和技术的非凡使用，人们将继续在自然向产品的转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必须有一份工作。劳动生产财富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分配它，它不必是一个阻力。

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得不计划对所有处在生产年龄中的人们进行劳动工作量的分配。这儿不是有意通过盲目的不合时宜的手段来实现充分就业，而是根据生产需求来协调社会分工。我认为，多亏了我们的技术进步和能源使用，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将足以达到全球产量。现在繁重的劳动工作量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创造的“特权”的影响，从其中释放出的时间将是生活在休闲中的时间。总而言之，在时间方面和不在执行活动方面，社会主义的工作将是一种强制服务。每个人完成了这样的劳务，才能够保证在将来他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选择商品配额；没有完成劳务的人们将受到惩罚，通过将配额减少到最低生存的标准，同时伴随着刑事制裁的方式。

最后，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新自由主义的牟利导致人类再一次面对野蛮困境；我们也向往生活在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那么在维护劳动收入的同时只是取缔非法收入是不够的。在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中，正如现在把财富生产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一样，我们需要建立一条把财富分配从劳动偶像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终止“按照个人和他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终止“按照他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分配”！欢迎“按需分配”原则！

【原文刊载于《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英文）第4卷第3期（2013年秋季）】

（译者许敏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研系博士生）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