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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7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7卷研读会概况
孙应帅首先就全集第七卷中马克思所著《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做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陈秋贵则主要介绍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的内容并谈了他的读书心得。报告过程中和报告之后，大家围绕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期报告内容包括两个发言人的研读笔记以及大家的讨论发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收集了1849年8月至1851年6月所写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年8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便和他们一起着手改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11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本卷的前半部分，主要收录了他们以下的一些文章：
1849年8月-1851年6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
1850年1月-11月，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9年8月-1850年2月，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以及，1850年1月-2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等等。
其中，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登载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本卷中十分重要，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著作。因此，以下主要就这篇著作进行学习和研读。
一、历史背景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写于1850年1月至
马克思写作这部著作时，欧洲大陆的1848革命已经失败，各国的反动势力先后重新掌握国家政权，对革命者进行疯狂镇压，使欧洲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在法国，革命正沿着下降的路线发展，金融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的代表——秩序党掌握了议会、内阁和军队大权。路易•波拿巴则依靠农民的支持当上了法兰西的总统，依靠自己秘密流氓组织“
这一时期，欧洲工人阶级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鼓舞者。革命失败后，尽管他们遭到敌人的诬陷和迫害，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攻击，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革命信心和斗志，对未来充满革命胜利的希望，并孜孜不息的奋斗着。他们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了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科学地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制定今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针，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蓄积和组织革命力量，以迎接未来的革命。
二、中心思想
法国是近代革命典型国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典型意义。因此，马克思将《共产党宣言》中表明的基本原理和唯物史观进行具体运用，分析法国1848年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以及事变的过程，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近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树立典范。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法国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清晰地分析这些事件中各阶级的作用和发展趋势，从而丰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的基本理论。同时，马克思精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及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实践，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三、重要意义
1.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事变的典范，这一科学分析验证了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正确性；
2. 这部著作发展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提出了社会革命发生的物质经济根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3．提出了革命同盟军和工农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4. 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和科学概念，丰富了不断革命的理论，等等。这对于启发我们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观察现实，预见未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彻底革命的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四、内容简介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由一个前言和四章组成。
在前言中，马克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结局和建党任务。他指出，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思想觉悟，摆脱了旧传统的束缚，清除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明确了今后解放斗争的方向和道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虽然反革命力量暂时得到加强，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却在和这些强大敌人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党。
第一章，分析了1848年8月无产阶级起义失败的历史，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
第二章，分析了从1848年6月起义失败到
第三章，分析了制宪会议时期的历史，论述了工农联盟和不断革命的原理。
第四章，分析了1850年普选权废除后，法国阶级斗争的状况，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
在第一章，马克思分析了法国1848年六月革命，论述了1848年2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贵族的反动统治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并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概念。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七月王朝是纯粹的金融贵族专制，法国金融贵族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处于无权地位，它一方面是金融贵族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充满恐惧和仇恨．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仅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且也排斥于选举权之外。法国七月王朝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它的经济政策严重阻碍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和腐败。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积极地站在反动神圣同盟一边，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这是法国“二月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加速革命爆发的有“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这个经济事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不满。另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经济事件是“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全集QP16-选集XP381）。这两个损害工商业经济的瘟疫，使金融贵族的统治变得更不堪忍受，终于引发1848年“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在二月街垒战中，迫使七月王朝让位给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代表，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了。
无产阶级决心把革命推向前进，迫使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在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以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但同时也就招致了整个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它作斗争，他们没有获得自身的解放，仅得到了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社会条件。相反，建立二月共和国却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一切有产阶级和金融贵族一样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由部分金融贵族的统治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全体的政权。马克思指出，在法国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而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每次胜利工人阶级都力图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但是法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国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占统治地位。除巴黎以外，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业中心，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创造出现代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是无产阶级借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从阶级力量来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有赖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二月革命时，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处于受金融贵族压迫的地位，工人阶级只能和工业资产阶级一起反对金融贵族，一些次要阶级斗争只能让位于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任务，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利益还不能当成社会革命的普遍任务。另一方面，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人数众多，没有他们作革命的同盟军，工人阶级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说：“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韧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QP22-XP387）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标志全体资产阶级都获得了统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想使革命停顿下来．把它限制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调集反动军队，随时准备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
这里，马克思就阐明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
在第二章中，马克思分析了1848年6月至
资产阶级共和派镇压1848年6月工人起义以后，掌握了共和国的全部权利，接着消灭了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为自己下台和路易•波拿巴上台造成了客观条件。
波拿巴就任总统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制宪国民议会也被解散。在制宪国民议会被解散之前，它批准查封革命无产阶级的俱乐部，否决大赦工人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在对无产阶级态度上，表现出它的资产阶级本性。这个议会已为人民切齿痛恨，也被利用它的资产阶级粗暴地扔掉。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当时有两大敌对集团，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在两者中间的是三色旗共和党人，秩序党是六月起义以后成立的，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这是资产阶级两大集团。即大地主和金融贵族大工业资产阶级集团。这两大集团在共同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他们的选举口号是；“财产、家庭、宗教，秩序！”（QP68-XP429）这个口号体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存在条件。秩序党有巨额资金、有遍布法国各地的支部、有豢养出来的思想家、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代表。通过选举，它占有了立法议会的绝对多数。
社会民主党或红党，是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党结合而成。这个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山岳党（即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要充当议会里的先锋，就不得不与社会主义空谈家们联合；这时各个阶级发展程度还不允许无产阶级实行革命专政。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的一些地方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因此，卷入革命运动的一切中间阶层，就必定把该党主要人物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的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
马克思从法国2月革命到6月13日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得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结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QP72-XP432）
在第三章中，马克思分析了
首先，关于建立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阶级结构时，深刻解剖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通过对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科学分析，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QP99-XP456）农民在革命进程中接连遭受失望，实际经验促使他们逐渐发生革命转变，在立法议会的选举中，在
其次，马克思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被秩序党攻击的“无政府派”是各种利益的联合，它的一端是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另一端是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它包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的很多派别。在革命过程中，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和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社会主义派别是构成“无政府派”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派别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QP103-XP460）在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之下，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它是还没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就其现阶段来说，它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在分析批判空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QP104-XP462）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科学地规定了无产专政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划清了与空论社会主义的界限。
在第四章中，马克思分析了1850年普选权废除后，法国阶级斗争的状况，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必然性。
马克思分析了普选法废除以后法国阶级斗争状况和发展趋势。
秩序党在反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加强行政权力，而加强行政权力则使波拿巴地位更加稳固，两者的矛盾突出出来。波拿巴用到各地巡视的方式把人民鼓动起来反对秩序党。
根据对法国和英国当时经济状况的分析，马克思论述了发生革命的物质经济根源和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在文章的前三部分中，叙述了1847年英国爆发的工商业大危机，如何影响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纠纷，这种纠纷又如何转化为法国2月革命。随后指出1845年开始到1849年更加发展的工商业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革命胜利成为可能。他由此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而“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QP114-XP470）这些论述，就阐明了革命的发生既需要条件又具有历史必然性。
五、现实启示
1、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就充分估计了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
2、革命的发生既需要条件又具有历史必然性。
3、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建立工农联盟，这是从六月起义失败中得到的教训。
4、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通过不断革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这一社会前的过渡阶段。
5、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形式是暴力革命。近年来，有人歪曲1895年恩格斯晚年所写《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称恩格斯在《导言》中改变了早期的革命观点，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这些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在《导言》中改变了对旧式起义、街垒战的看法，深刻指出，依靠旧式起义、街垒战的斗争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他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但同时，恩格斯也深刻指出革命权利是神圣的，巷战也并不是毫无意义了。他说，“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同上，第606页）一方面，恩格斯在《导言》中阐明了新形势下无产阶级要学会利用普选权这一崭新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另一方面，恩格斯还指出，这种普选权只是适应现在的形势，不是永恒的。待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到威胁政府时，统治阶级就会改变和破坏法律，糟蹋选举。他在
《国际述评（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国际近期的形势。普鲁士的两院想通过改良的形式，得到君主立宪制，一味地向国王妥协，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国王很难想出一种能使两院感到过分的侮辱。最后，他觉得不得不声明：‘他将要立的誓约对他来说愈是神圣，他愈要忠心地担负上帝所赋予他的对祖国锦绣河山的义务’，他的‘国王的忠诚’愈不允许他向那虽然赋予他一切而对国家却毫无裨益的宪法宣誓。”
普鲁士靠贷款维持国家财政预算，而奥地利濒临破产，靠开新税，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得一线希望。但是战争只会使得奥地利更快地崩溃。俄国的情况也不理想，他会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从而引起欧洲战争，那么英国必然会发对俄国。那么在英俄战争中，俄国依靠英国的市场，而英国可以抛开俄国。因此，在英国人看来俄国人并不可怕。但是对德国人来说，俄国人则显得可怕，因为他可以直接制服德国君主。瑞士对神圣同盟只是一味地妥协。在法国，资产阶级则对革命采取了残暴地镇压，妄图恢复君主制。但是在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势力也在扩大，广大的农民群众因破产而投入革命的怀抱。
在欧洲大陆争论革命、反革命的同时，英国的工业不断发展，世界各地充斥着商品。这样必然导致危机的爆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得世界贸易获得了第二次新的方向，将会使得世界贸易中心从伦敦转移到纽约，也使得太平洋成为世界主要的交通航线。
中国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近乎灭亡。人民大量破产，要求革命废除私有制，社会主义学说在那里盛行，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计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国际述评（二）》中马恩认为英国正在遭受的危机不是来自巴黎，而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化所带来的商业危机。生产过剩和狂热的投机，导致了危机的产生。并且农业危机伴随着商业危机而来，使得资产阶级和工人两个阶级都受到冲击。“工人阶级因消费品不足而激怒愤懑，上层阶级则因生产过剩而倾家荡产。”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工人处于两个极端，工人因消费不足而苦恼，而资本家却由于拥有太多而苦恼。
东印度的市场暂时比较活跃，但这事实一种偶然的现象。美国的市场则处于紧缩状态，生意萧条，物价下跌，处于危机初始的阶段，而美国的公债价格在上涨，为欧洲的资本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场所。经济上的危机，将导致政治上的危机，将会引起革命的爆发。
《国际述评（三）》中马恩分析了生产过剩和投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象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在马恩看来，生产过剩的危机，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
马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了投机的盛行。一方面银行贴现率降低，引起了利息率降低，使得信贷资本的收入减少，迫使信贷资本寻找其他出路。另外一方面，繁荣时期，剩余资本不断地进入信贷市场，导致竞争加剧，也引起利息率下降。而生产过剩又使得各种建设的增加，刚好为信贷资本提供了一条出路，最终导致投机的盛行。
并且革命会尾随着危机之后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中在恩格斯看来，经过40余年的斗争而换取来的十小时工作制，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手段。因为一方面它没有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一方面他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进而使其耗尽一切而被另一种制度取代。并且这个法案也不是工人阶级争取的，只不过是贵族及其土地所有者等封建势力争取的，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对工人的同情，而是害怕被资产阶级所取代。“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因此，当厂主的势力增大时，这个法案也很容易就被废止了。
但是这法案被废止，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一是，它不是工人阶级自己争取来的，这一法案之后没有后续的措施来破坏劳资的关系。但是经过40年的宣传，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工人的知识、组织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二是，工人更加深信，不经过自己能力争取来的东西是没有保障的，要想取得权利，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作支撑。三是，这个法案的废除会使得厂主加快生产，最终生产过剩，耗尽资源，导致革命的爆发。“这样你们不要再要求实行‘劳动保护措施’，而应当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而使你们有可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劳动。”因此，在恩格斯看来，一切事物都存在着辩证法，一件坏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可能是好事。
《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中，恩格斯指出是小时工作制只不过是反动阶级用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手段，因此很快就被废除了。这个法案的由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需要相应的市场来承受，否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生产中断。“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只有降低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因此，有了谷物税、食糖差别税、航运法的废除。而这些是资产阶级对贵族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掠夺。而十小时工作制，正是反动派对资产阶级的报复，为了牵制资产阶级而出台的。
十小时工作制的废除，使得工人意识到与反动派的联合是不值得的。他们转而支持工业家，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工业家掌权的时候，它们的机会才会到来。“他们感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们覆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
工人要想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取得普选权才可能，而普选权的取得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这种工人的这种要求是革命的要求。“这已经不是个别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那么如何解决十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恩格斯说道“解决10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也象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看出同一个法案，由于倡导者的不同，而从反动变成革命，这正是基于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法。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文中马恩认为要注意区分德国的民主派，这部分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它们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立宪民主派的小资产者和共和派的小资产者。这些人在失败之后，往往自称是“共和党人”和“红色党人”，但是“改变这个政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
民主主义小资产者的软弱性，他们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只是更让他们感到满足，而不是对社会制度的彻底的变革。“总之，他们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们应该对他们正确对待。
如何正确地对待小资产阶级：一是，小资产阶级在受到压迫时会联合无产阶级，这种联合会使无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重新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这种联合要采取拒绝的态度。但是由于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在取得暂时的一致。这是无产阶级必须要独立的武装，并且在革命胜利之后，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的局面。“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二是，工人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和严密的组织；三是，工人必须有独立而且能够集中起来。
为了避免革命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通过把土地分给工人，而让工人变成农民小资产阶级。必须要实行公有制，把土地收回国有。也就是无产阶级不能受到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诱惑而改变独立的道路，而要进行不断革命。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对象，来推翻共同的敌人，但是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这一点与我国的统一战线的思想一致。“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
后面得一些信件写给英国的媒体，希望其公开发表。是因为普鲁士国王被暗杀，普鲁士借机铲除反对者。马克思此时正在英国避难，普鲁士派来了大批的密探，监视他们。“我们认为，一切对于作为各党和各国流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有丝毫损害的事情，英国人该是很关心的。”
《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认为从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因此回顾下德国农民战争，对现在来说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这也验证了一句话“历史总是反复地进行的。”虽然德国农民战争最后以农民起义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德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指出这是“德国历史最彻底的事件”和“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从14-15世纪德国的情况说起，德国当时工业虽然也比较发达，但是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英法等过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实行重商主义，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排挤。而德国由于没有强大统一的政权做后盾，直接导致“汉萨同盟”的失败，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更使得德国国内经济衰弱，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君主的皇权没落了，诸侯们各自为政，彼此间经常为了争夺利益而征战。国内没有一个全国的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间比较分散，这种商业上的分离进一步造成了政治上的分离。
而在各地内，由于城市大多享有特权的保护，因此整个赋税就落在了农奴身上，诸侯们只顾自己享乐，为了维持这种之初利用一切办法来剥夺农奴。而中级贵族分化为小诸侯或者骑士，骑士阶层由于新式武器和作战方式的出现，步兵作用的突出，导致其成为一个多余的阶级。一方面是军饷的减少，另外武器购置等支出的增加，和为了保持其地位的支出，他们只能从农奴那里去取得收入，当他们实在想不出榨取农民的法子时，就直接把农民投入监狱，然后让他自己拿钱来赎回。
僧侣也分化为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为了自己财富的额增值，采取比其他等级更无耻的方法来榨取农奴。“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好的效果。”
平民等级不属于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一般都是平民出身，俸禄微薄，与市民生活比较接近，得到市民的同情。又由于其拥有的知识，并且能够代表市民并替市民说话，而成为了运动中的理论家，与人民站在一起。
而这两者之上的是教皇，由于德国僧侣众多，政治上又处于分裂状态，教皇每年从德国僧侣中收取了大量的钱财，“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僧侣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一方面不需要纳税，另外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一味地索取和享受，不但激起平民的愤恨，也成为贵族仇恨的对象。
恩格斯认为当时德国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集团：一是，富贵家族，这一阶层拥有特权和大量的财富，以各种方式剥夺城市市民；二是，市民反对派，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他们希望通过一种改良主义，公社大会，在合法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权力。三是，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组成的。他们追随在市民反动派后面，没有彻底的革命性。
处于这些阶级（除平民反对派外）之下的，是农民。这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但是由于他们比较分散，惯于顺从，没有自己的武装，而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贵族和城市的联合力量。因此，农民只有联合其他等级才能有胜利的机会。
恩格斯农民战争历史的回顾，胡登所领导的贵族与诸侯战争的失败得出了贵族的反动性。“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侣。”
“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而农民则缺乏彻底的革命性，一旦贵族做出让步，他们就得到满足。或者害怕失去自己的微薄的财产，在战争进入持续阶段时，就跑回家。
农民战争的结果，虽然农民失败了，但是对农民而言，没有失去什么，他们所受到的压迫还是如战前那样，并且由于战乱，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遭受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教堂被毁坏。他们的抵抗力是最小的，而受到的仇恨是最大的，诸侯也利用人们的仇恨来剥夺僧侣的财产。贵族也受到打击，家族破落了，沦为诸侯的附庸。城市市民也没得到好处，城市特权被剥夺，被诸侯所奴役。
得到好处的是诸侯，他们从僧侣、贵族、城市市民这些竞争者的破落中得到了相对的利益，使得破落的贵族降服于他们，取消了市民的特权，并搜刮了他们的财产。
在分析公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认为是地方和各省的割据产生的地方狭隘性，破坏了整个运动。各区农民之间分散，不能采取集中统一的行动，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最后，恩格斯把1525年的革命与1848年的革命做了对比。他们相同的是反对派之间各行其是，不能统一，没有一个成熟的阶级来领导革命。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领导阶级，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处于一个盲目的阶段，一方面不能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去的政权，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的剥削深恶痛绝的同时又对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身的解放的看法，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又不大相信了。小资产阶级、农民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抛弃。“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
他们所不同的事，1525年的农民战争是属于德国的一部分，是地方性事件，当时其他国家都已经进过农民战争了。而1848年的革命则属于欧洲事件的一部分，他开启了一个新的革命开端。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兰西宪法的解读，他认为表面看起来是自由、民主的宪法，其实不但宪法本身自相矛盾，而且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以解决；”由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民主，实际上并不民主，而是无耻的暴政。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从当局对工人的限制中就可以看出来，当局制定了一个小册子用以登记工人的基本情况，而这个类似护照的小册子掌握权在警察手里，它们可以随意登记这个决定工人命运的册子。
法兰西宪法同时限制了拿破仑的连任，因此拿破仑要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来对付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对于拿破仑的帝制和人民的民主，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因此“拿破仑的阴谋在于，一开始利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利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最后利用军队反对这两者。”
陈人江认为，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有两大集团：代表垄断资本的金融贵族和代表中小工商业的自由资产阶级。1848年的革命主要是指向金融贵族的，马克思的这种阶级划分跟后来列宁的帝国主义中的金融贵族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垄断权。中国也存在中小资本对垄断资本的斗争，比如制造业反对金融资本，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从民主的性质来说的。那么资产阶级的这两部分斗争，是否至今还适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余斌指出，在这一卷的恩格斯的文章中有同样的论述，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治的，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之后就立即分为在野党和执政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一方代表工厂主。余斌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的出现，正是因为存在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每个西方经济学派都代表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当该学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集团在统治中占上风时，这一流派就在经济学中占主流。
王晓红提出，后现代主义提出现在的社会是个消费社会，那么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支持下来的暴力革命是不是不适用了？余斌认为，要弄清楚美国的是否是消费社会，就要“实其事”，去美国实地考察下，看看美国到底是不是消费社会，消费的资金如何才能够白白地得到。如今关于储蓄的定义存在问题。陈秋贵认为，所谓的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为了取得利润，不断地扩大生产，而这种生产需要一定得市场来消化，于是通过广告等价值观来引导人们的消费，导致了高生产、高消费，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维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异化消费”。
余斌谈到，本卷中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理论之外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具体措施。它是证明列宁和毛泽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证据，回答了为什么会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和中国取得革命成功。实际上，落后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本身需要革命，因而不能不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抓住机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办就会取得当年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余斌还指出，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马克思提到“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党取得政权是两个不同的。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余斌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才取得政权。而陈人江则认为正好相反，新中国的建立是党取得政权，社会主义改造后无产阶级才取得政权。
余斌还指出，前面两位同志的读书笔记中所提到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是理解马克思关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论述的钥匙。尽管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并不是认为危机期间也不能以革命灭亡那种导致危机的社会形态的理由。这是因为，危机的爆发已经表明，这个社会形态已经不能容纳全部的生产力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那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把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因而还不会灭亡”的观点是错误的。目前的现状只是表明，资本主义不会自动灭亡，正像不经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不会自动灭亡一样。
（执行编辑：孙应帅、陈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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