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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6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6卷研读会概况
陈人江主要就欧洲各国革命的内在联系、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关系、欧洲革命中的民族运动三个问题做了发言，杨静主要就雇佣劳动与资本做了报告发言。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民族问题、工资问题、雇佣劳动问题、失业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对今后进一步完善读书会献计献策。
《马恩全集》第6卷写于1848年11月——1849年7月，共收录135篇文章。时值1848年欧洲革命已进入了下降期，革命的焰火正逐渐被各国专制反动势力扑灭，虽然期间又伴随着革命形势的一定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低落衰微。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以《新莱茵报》为阵地，以1848年革命事件为中心，声援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揭露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考察革命的发展进程，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第6卷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几大部分：1. 阐明欧洲各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德国、法国、英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关系。2. 深刻剖析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关系，包括各个阶级的立场、策略以及力量对比，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拟定无产阶级在这场（德国和欧洲）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的斗争策略和路线。 3.分析了欧洲革命中的民族运动问题，并阐述了对民族主义的一般看法。4.考察了构成现代经济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笔者拟从前三个方面来谈谈阅读心得和体会。
一、1848年欧洲革命中各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在1848年11月概括了欧洲革命的一般进程，即“欧洲革命在完成自己的循环过程。”，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这一过程的发展状况：“它开始于意大利，在巴黎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二月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我们听到了维也纳革命的反响。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欧洲革命实行了它的第一次打击，在巴黎——在六月的日子里——它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六月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它正在完成，并丢了自己的脸。”（《柏林的反革命》，18页）意大利、巴黎、维也纳、柏林，这就是48年欧洲革命的中心，从意大利到柏林，革命具有传导的性质。而反革命势力的反扑也从维也纳开始从相反的方向传导回去。“伦敦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革命运动》等多篇文章中不断指出，欧洲革命的前途不是取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例如德国，而是取决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中，法国是革命的中心，法国革命的胜利——“高卢雄鸡的叫声”往往是其他落后国家革命的先导。由于法国工人阶级六月起义的失败，导致了封建专制势力的回潮，也导致了镇压工人阶级起义的敌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失败，并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反封建专制势力的资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的失败，“同时也就是那些用谋求解放的英勇行动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民族”的失败，“同时也就是欧洲各国曾经一度与人民结合起来用反对封建制度的流血起义来回答高卢雄鸡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同时也就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文明在同野蛮做斗争中的失败”（《革命运动》，174页）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起义的胜利。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法国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着的主要敌人是英国资产阶级。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又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每个国家内的工业和贸易关系都依赖该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该国和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制约。……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因为，“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同上，175页）也就是说，英国（同时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决定了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打破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从而推翻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政治统治秩序的最核心最关键因素。因此，欧洲革命的胜利是与工人阶级这一最先进的阶级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打倒英法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工人阶级的普遍胜利，才能实现欧洲的解放。
在上述这段话里，以及关于1848年革命一般道路的全部论述中，马克思深刻阐明了一国革命与外部世界市场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表示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由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最终保障，从这里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世界革命的结论，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1849年革命经验制定的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初的影子。大多数研究者通常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生产力较发达的先进国家首先爆发并同时取得胜利”的论断，而马恩关于孤立一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而是必须由先进国家的革命胜利来保障的思想却往往容易被忽视，然而笔者以为，这点恰恰是马恩世界革命理论的最重要内容。且不说前一个“先进国家首发论”在后来已被马恩不断修正甚至抛弃，对其思想的误读也得到诸多研究者的更正，“同时发生论”也没有再现，而孤立一国革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革命是落后国家革命的最终保障则确实成为20世纪初开始的现实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里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和发展。马恩这一论断的富有远见性和深刻性也最终由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实践所证明了（在此顺便提及一下，笔者认为，在对20世纪国际共运实践的失败，包括对苏东剧变根本原因的探讨方面，马恩世界革命论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能够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848年革命分析中所展示出来的对世界历史进程把握的总体宏观视角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并可以由此构架与世界体系论的方法论的沟通，而其中所蕴含的世界革命思想更是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
二、1848年革命中的阶级关系（各个阶级的立场、策略、力量对比，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和路线）
马克思指出，1848年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在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那不勒斯，流浪汉同王权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巴黎，……资产阶级同流浪汉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在维也纳，被压迫的民族站到了反革命势力一边，期望从联合中获得解放，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和市民学生阶层，市民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在柏林，则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站在一起，下级军官站在另一边。”（以上引自《柏林的反革命》，18页）也就是说，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一，革命的任务和阶级的主要矛盾也不同，经济越落后的国家，推翻专制王权越成为主要目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直接对立性越不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英国、法国置于世界历史的时间纵坐标和空间横坐标中进行比较，剖析了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和德国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从中揭示德国三月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164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盟共同反对
马克思所剖析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特性，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普遍特性。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两面性表明，它很难承担起作为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历史重任，这已为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共运史所有力证明了。关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列宁和毛泽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马恩的这些论述，则表明是他们最早涉及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大力鞭挞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动腐朽统治。在《柏林的反革命》、《良心的忏悔》、《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对“新莱茵报”提出的三个诉讼案》、《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新年贺词》、《“新莱茵报”审判案》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王权和专制政府对内，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残酷迫害、镇压以及对人民民主权利的限制，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面目。在《合众国的预算和基督教德意志的预算》、《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下的普鲁士财政》、《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中，马克思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搜刮民膏、巧取豪夺、奢靡荒淫和腐败昏庸。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和要求，并根据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革命民主派的斗争策略。
在《孟德斯鸠第五十六》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尽管与资产阶级存在尖锐对立，但与封建专制相比，无产阶级宁愿接受资产阶级统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能够创造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物质前提。因而，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结成同盟，共同反对专制王权。在马克思看来，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王权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只有用武力才能得到解决。他指出，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议会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革命的道路，二是消极的反抗道路。在《柏林的反革命》中，他敦促国民议会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把内阁大臣作为国事犯逮捕，驱逐一切违抗命令的官吏，并通过拒绝纳税的决议。在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中，马克思提出通过各个民主团体号召莱茵全体居民拒绝纳税，同时警告不要用任何暴力反抗征税，以免一省内孤立的斗争会遭到失败。在国民议会通过纳税决议后，马克思又提出，各地应当用一切手段反抗强行征税，并号召把人民武装起来支援国民议会。与资产阶级的懦弱妥协形成对比，马克思指出，“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艾希曼的命令》，38页），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在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勾结起来后，马克思认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唯一抗议形式。因为“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比如说，不过某一个国民议会把自己出卖给某一个叛变的政府，人民就必须把两者——既把政府，也把国民议会一起赶走。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305页）在《“科伦日报”论选举》中，马克思指出，小资产者、农民、尤其是无产阶级，是全社会最激进、最民主的阶级。资产阶级止步于通过与王权妥协来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人民则要求的是“民主共和国”，因为民主共和国是小资产者、农民，尤其是无产者保卫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国家制度形式。马克思预言道，阶级斗争“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而这新的胜利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306页）
三、欧洲革命中的民族运动问题
1848年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也是广大被压迫民族反对大民族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民族运动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注重探讨和阐述了如何看待革命中的民族主义运动问题。在恩格斯看来，不是一切民族主义运动都具有天然进步的属性，不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都值得赞成。他依据民族主义运动为谁服务的原则，将民族分为革命的民族和反动的民族；依据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和所发挥的历史能动性，将民族分为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和“残存的”民族。恩格斯认为，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他们的民族斗争削弱了欧洲几大反动支柱——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其民族独立与民族的革命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是革命的民族。而中南欧包括奥地利境内的广大斯拉夫民族则充当了封建专制势力镇压和摧毁革命的主要工具，成为了“一切革命民族的压迫者”，并且希望在专制俄国的庇护下谋求民族独立，其民族主义具有反动的性质。恩格斯拥护前者，反对后者。
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恩格斯批驳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指出他们脱离实际存在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来抽象地谈论民族解放，脱离“各族人民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把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凌驾于革命之上，注定陷入空想和失败。在《匈牙利的斗争》中，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法，揭示了民族问题所蕴藏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在马扎尔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对斯拉夫民族的征服和统治过程中，匈牙利的德国贵族与匈牙利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各斯拉夫民族由于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也越来越站到压迫民族的贵族阶级一边，共同维护君主专制。在奥地利参与对波兰的瓜分上，是波兰的封建贵族将波兰出卖给了奥地利，并成为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可靠支柱，与君主国共同镇压资产阶级领导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波兰农民运动。恩格斯还指出，奥地利境内的泛斯拉夫主义民族运动支持了奥地利的反动派，反对匈牙利和德国的民主运动，并将自己和同为斯拉夫民族的波兰革命出卖给了沙皇俄国。因此，在民主主义斗争中，“民族矛盾消失了”，其实质是阶级矛盾。在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既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也反对泛普鲁士主义，认为他们是幼稚和反动的。把民族问题的实质归结为阶级问题，并提出民族运动应当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弱小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权利应当与一定阶级争得民主和解放的革命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直到今天依然是而且还必须是我们分析和考察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恩格斯不光批判了聚合型的民族主义，还批判了离散型的民族主义。他认为，首先进入现代文明进程，物质文化水平程度更高，处于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民族是历史的代表者，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而“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是残存的民族。恩格斯认为，这些残存的民族代表着历史的倒退方向，因为他们“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注定是要被历史消灭的。尽管这种对斯拉夫民族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偏颇和错误之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恩格斯同时也提到，“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334页）。换而言之，被压迫民族一旦加入革命的行列，主动干预了历史的进程，对历史起推动作用，则他们的民族运动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恩格斯对落后弱小的残存的民族脱离先进民族的独立运动总体还是持一定的保留看法，他认为，不仅因为残存民族在被征服以前从来没有过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处于零散分割的状态，或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先进大民族同化，其精神和物质关系的发展与先进大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重新分割领土违背政治趋于集中的发展方向。至于先进民族对落后的残存民族的压迫，恩格斯说道，“至于说到‘压迫’，那末斯拉夫人所受到的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比德国人民大众所受到的压迫更重”，并且独立后的弱小民族国家仍然很难摆脱大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么建立这样的民族国家实质上并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注意。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来，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或民族独立运动成为一股新的强有力的潮流，其中不乏有正义合理的民族解放诉求，但更多的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祟。例如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内部各民族统一的精神纽带断裂之后，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原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小民族纷纷要求独立，致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民族冲突、战乱纷起、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恩格斯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对弱小民族反向分离主义的批判不光是当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写照，也是对今天现实的一个警醒，更为我们思考今天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雇佣劳动与资本》：着眼点是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哲学的贫困》相比，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说方面的一大进步。
一、《雇佣劳动与资本》写作背景
《雇佣劳动与资本》写作的三个主要背景：
1、马克思认为，对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初是马克思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的演讲稿。德国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建立起来的，协会的目的是对流亡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从1847年12月下旬开始，马克思在协会作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其中就有《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稿，是紧随《共产党宣言》之后创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主要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附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474页），这为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性提供了锐利武器。
2、以1848年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势展开的阶级斗争为背景。
例如巴黎六月斗争、维也纳的陷落、柏林十一月的悲喜剧、爱尔兰的严重饥荒等，都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主要事件。阶级斗争的不断出现，迫切需要对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马克思在德国《新莱茵报》上以社论形式连续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主要论述了“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474页）。其后，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几次，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由恩格斯在柏林经过修改、补充于出版，并写了一个序言。为了使文章的叙述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凡在马克思原稿中说工人为取得工资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地方，在1891年的本子上都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3、反驳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所谓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一向把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描绘成自由、平等、公平交易的关系，宣扬二者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针对这种流行的观念，通过分析工资的来源及其决定，工资和利润互成反比，指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根本上的对立性，“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497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的所谓劳资利益一致性，既是迷惑无产阶级意识的谎言，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辩护的手段，必须要揭开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的虚伪面纱。
二、主要内容
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计划是要写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说明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第二部分说明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第三部分说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者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奴役和剥削的情况。不过这个计划马克思并未完成，现在看到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只是原计划中第一部分。
《雇佣劳动与资本》分为五个部分，前两部分分析了什么是工资和工资的决定；第三部分分析了什么是资本及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的根本对立性；最后两部分分析了生产资本与工资的关系。
1、工资及其来源
马克思剖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从工资入手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工资最初的认识受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较大，斯密和李嘉图把工资看成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没有区分出劳动和劳动力两个概念。当时马克思接受了这种看法，在文中多次使用“劳动价格”，尚未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彻底划清界限。但是后来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日益完善，马克思用劳动力价格代替了劳动价格。因此，文中有劳动价格的地方要理解成劳动力价格。
什么是工资？马克思在分析了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分别获得不同的数量的货币，但是这些表象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资是资产者为了偿付劳动一定时间或完成一定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475页）。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是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可见。劳动是一种商品，是和沙糖一模一样的商品。”（475页）既然劳动是一种商品，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通常称之为商品的价格，因此“工资只是劳动价格的特种名称”（476页）这就是工资。
工资来源于何处呢？资产本及其经济学家指出工人的工资是来自工人生产的产品出售后获得的货币的一部分，产品出售后，工人获得了工资，资本家获得了利润，工人与资本家一起共享了生产出的产品。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工资来源于资本家的储备货币，而不是来源于工人自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例如“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476-477页）这表明，工人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在“产品中或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477页）。
虽然当时的马克思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相比的一大进步在于马克思把劳动成为商品只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劳动才成为商品，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下，劳动都不能成为商品。他说：“劳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奴隶主，……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478页）工人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售，出卖劳动是其工资的唯一来源，因此，不得不从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之下，虽然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他貌似自由的。
因此，工资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劳动成为商品反映了资本家和工人的雇佣和被雇佣的经济关系，工资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2、工资的决定
工资既然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因此，工资的决定也得遵循一般商品价格决定的规律。
马克思指出商品价格一般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并围绕着生产费用上下波动。生产费用由原料、劳动工具与直接劳动两部分构成。马克思认为商品价格围绕着生产费用上下波动是一种规律，而不是像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偶然发生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482页），当商品的交换价值在生产费用之上的时候，有利可赚，商品的供给增加，反之，则供给减少，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资本在不同部门的流入与流出。
工资既然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自然一般商品价格的决定规律也同样对工资起作用。那么，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什么呢？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484页）。因此，“工人的劳动价格即工资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马克思进一步以简单劳动为例指出“简单劳动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并将这样决定的工资称之为最低工资（485页）。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进一步阐明了价格由生产费用即价值决定的这一价值规律，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资本及资本家与工人利益的根本对立性
什么是资本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是“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486页），例如斯密和李嘉图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只要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新生产的手段就可以称之为资本，而无视社会关系的作用。
马克思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指明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在他看来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对此，马克思以黑人是否等于黑奴为例说明了生产关系对积累的劳动是否能够成为资本所起的决定意义。他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486页）这说明人们只能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才能进行生产，因此，积累的劳动，例如纺纱机就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才能成为资本。
商品怎样才能成为资本呢，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着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积累的劳动只有当它支配活劳动时才成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488-489页）。这表明资本不能离不开雇佣劳动而独立存在，资本必须通过对活劳动的支配外加剥削而实现增值，在这个过程中，活劳动处于被支配、被剥削的地位，为了生存，活劳动不得不被资本剥削。“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490页）。正是资本与雇佣劳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产生的关系往往被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描绘成资本家和工人利益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资本体现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家依靠剥削雇佣劳动而获得利润，而雇佣劳动者只有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家和工人是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其根本利益是对立的。
4、生产资本与工资的关系
马克思首先假定有一种最适意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这似乎使人认为生产资本增加必然会带来工资的提高，看到了资本家和工人利益一致的“美景”，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本增加的情况下，工资不单单是由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决定的，而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决定的”，即由比较工资、相对工资决定的。比较工资、相对工资表示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值”（494页）。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本增加的情况下，相对工资或比较工资是下降的，这种下降是因为工资和利润互成反比例，即“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495页）。因此，“即使在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497页）马克思通过分析工资与利润互为反比例的关系指出资本利益与雇佣劳动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生产资本的增加会带来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增加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家希望夺取市场，获取超额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日新月累地、更大规模的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502页）。可以说，生产资本的增加必然带来不断扩大的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
由生产资本的增加带来的分工和新技术必然会降低工资。这是因为分工一方面会加剧工人间竞争，降低工资，另一方面分工越细，劳动越简单化，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的生产费用越少，因此，工资越降低。采用新技术将就使不熟练工代替熟练工、女工代替男工、童工代替成年工，从而造成机器排挤工人和降低工资的后果。机器不仅会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还会促使大批手工业者和小食利者破产，沦落到工人队伍中，工人队伍的扩充和竞争的加剧，无疑使工资进一步降低。马克思说：“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505页）。可以说，随着资本的增加，工人阶级由于队伍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而更加趋于贫困化。
因此，在工资手稿中，一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各种提高工资的建议，例如“储蓄银行制度”、“全面的生产教育”、节制生育的马尔萨斯学说，无非是想蒙蔽无产阶级意识，使工人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真正地位以及不能正确的选择解放道路。
5、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提到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但是价格围绕生产费用的上涨和下降必然引起工业资本剧烈的流入与流出，以及供需的矛盾，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483-484页）
生产资本愈增值，就会迫使资本家盲目扩大生产，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工资低下而日益贫困化，无力购买大量过剩的产品，生产将愈加超过消费，经济危机的发生将不可避免。在每次经济危机中，商业界只能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即使通过向国外转嫁危机，与资本生产扩张相比，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依然是尖锐对立。“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506页）
三、若干思考
1、要科学的运用马克思工资理论，切实贯彻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注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和谐与劳资两利。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3年的55.6%，下降到近几年的40%左右，2007年更是下降到39.7%（孙秋鹏，2009）。劳动者报酬的下降，只能造成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三低”局面。“三低”局面的出现，不仅抑制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无法形成有效的消费需求，形成生产过剩阻碍生产发展，从而形成“三低”局面的恶性循环。因此，只有才能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才能日益扩大消费，通过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依然能够解释美国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这次次贷危机演化成金融危机、继而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生产、贸易的国际化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同时，加强了美国资本在压低劳动价格和国外资金价格方面的实力，助推了美国投资与过度消费。与此同时，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加速与民众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或缓慢增长扩大了资本所占的利润份额，出现了生产的持续扩张与美国社会民众购买力相对狭小的矛盾，进而催生了美国的债务消费模式，催生了金融创新泡沫，引发经济危机。其实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系统分析美国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市场结构、增长因素、金融创新及其全球化效应，从而对经济危机做出深层次的制度解释，为我国应对经济危机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国外部的陈硕颖提出工人竞争激烈，分工将会分化工人，使工人不能再联合起来，对此应该如何认识。余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工人竞争就非常厉害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就是说工人不是其他工人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老板，是老板让工人彼此成为竞争对手的。要对工人进行正确的教育，让工人认识到竞争的结果最终还是工人自身被淘汰，这对工人的联合很重要。当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收入很低，没有钱，组织活动很困难，马克思通过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帮助工人做了许多事情。
在从工人竞争谈到人口问题时，余斌指出，马克思曾提到，过去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现在是生产力压迫人口。过去生产力不发达，养不活更多的人口；现在是生产力发达了，人口相对过剩，是生产力压迫人口。当前中国既存在欠发达地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也存在发达地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总之中国应当坚持计划生育。彭五堂认为，人口问题本身就是经济问题，从人口密度来讲，日本人口密度大，但是总体上劳动力人口短缺，我国则是劳动力人口过剩，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
政治学所的孙彩红提出了雇佣劳动的人数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余斌指出，现阶段要持欢迎剥削的态度，但是不能否认剥削。外资进来剥削，我们欢迎，但不能因为欢迎就否认剥削。否则我们就不清楚当前这个过渡阶段要向哪个方向过渡，就有可能向更多的更彻底的剥削制度过渡。另外，小作坊只能雇佣八个人，否则就是剥削的规定是不合适的。雇佣多少人，应由小作坊所容纳的生产力状况决定而不应当由是否剥削来决定。
张伟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是否是一种必然。余斌认为是这样的，因为马克思说的很清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如果市场经济也意味着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那么，当生产资料的使用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时，必然会存在失业。
此外，与会人员围绕着读书会的研读方式和研读方法提供了许多建议。例如彭五堂建议在全集阅读过程中，内容阅读不要太泛了，在准备过程中，可以选择1-2个重点问题，发表个人观点，引起大家的共鸣和争论。
（执行编辑：杨静、陈人江）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