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4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4卷研读会概况
池重阳首先就《共产党宣言》做了介绍，并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谈了自己的体会。接着陈秋贵介绍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写作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和恩格斯当时的宪政法律观。
报告过程中和报告之后，大家围绕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马恩关于保护关税的问题，陈人江认为保护关税本身能够促进国内的自由贸易，余斌进一步指出保护关税是对本国中间阶层的一个掠夺，中国化部王佳菲认为保护关税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同的；关于资本是否是平行存在的，池重阳认为资本在不断地分化，集中；王中保指出现在学术界有个趋势，很多人认为社会碎片化了，没有阶级了。陈人江认为这是社会学界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来避免用阶级这个词，但实际上还是有阶级的。余斌认为西方谈的普世价值正是社会并没有碎片化的表现；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余斌提出现在土地集体所有，应该改为土地直接收为国家所有，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侵占土地的现象。
本期报告内容包括两个发言人的研读笔记和余斌在会后提交的研读笔记。
（一）《哲学的贫困》的背景介绍
1．《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及写作原因
《哲学的贫困》是1847年6月，马克思为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而写的，其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改良的资产阶级观点来阐述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同时也建立了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本书最初的名字叫做《蒲鲁东先生的经济矛盾体系中的矛盾，或哲学的贫困》，后来改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公开出版。书名是《哲学的贫困》，但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自己也认为这是《资本论》的萌芽。马克思在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其实他是个小资产者，试图用改良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认为经济范畴是历来就有的，并希望通过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方面来达到社会的普遍幸福。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不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贫困，企图在保存小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普遍平等与幸福。而这种妥协主义的理论对工人阶级进行彻底的革命有极坏的影响。因此，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写了一本《哲学的贫困》来对蒲鲁东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他在《关于“哲学的贫困”》还写了为什么要写《哲学的贫困》的原因，“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48页）
2．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价
马克思在
3．蒲鲁东对马克思的回应
关于蒲鲁东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反应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哲学史上是个公案，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西方学者大体做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蒲鲁东无暇做出反驳，因为1847年以后的岁月，是蒲鲁东一生中最为繁忙的岁月，他很快便忙于更为重要的事情——l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另一种解释是，蒲鲁东很可能意识到马克思的批评是无懈可击的，以致他不打算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或公开作答。第三种解释，对马克思的公开反驳将会使人注意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无名之书。（《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
（二）主要内容
1．科学的发现
《哲学的贫困》共二章，第一章“科学的发现”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这两章中，两章分别通过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论，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和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从而奠定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在第一章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价值论，并且参考李嘉图的价值论，并初步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认为分工和交换是天生就有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想法。“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交换有自己的历史，并且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交换剩余品到交换一切产品再到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东西。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交换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可以交换的东西用拿来出卖，即使是自己的灵魂，也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79、80页）
马克思引用布
接着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津津乐道的“构成价值”，其实就是交换价值，与李嘉图的价值论做了比较，“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
马克思这时候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论，但是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和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吸收，为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在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全面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形成了自己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观点中，认为经济范畴的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他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这里马克思指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作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
这也是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但是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应该消除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方面，这其实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在第五节反驳了蒲鲁东认为提高工人工资会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的观点，并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这里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剩余价值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是工人创造的，而工人的工资和他所创造的价值有一个差额，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这样，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对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有着重大意义。
所以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二、恩格斯的思想
在第4卷中，恩格斯写了大量的关于宪政法律制度的文章《普鲁士宪法的破坏》、《普鲁士宪法》、《德国制宪问题》、《宪章派土地纲领》，《宪章运动》等等，这些都是恩格斯宪政法律观成熟的标志。恩格斯通过对宪政法律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贵族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德国的贵族已经破落了，贵族是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工业的迅速发展，封建制度处于衰弱之中，贵族也走向衰弱。再加上其他国家的竞争，他们中的一部分破产，一部分转向了资产阶级。“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贵族越来越穷了，它负的债越来越重了。徭役的赎买使它的谷物生产费用提高了，并且给它造成了一个竞争者——新的独立小农阶级。贵族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决不能长久靠它在农民赎买徭役时搜刮的大笔钱财来弥补的。” “可见，贵族已经软弱到这样一种地步，就连它本身也已经部分地转到资产阶级队伍中去了。”
在说到资产阶级时，恩格斯认为与英法资产阶级相比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但是最终打倒贵族的是资产阶级，他们应该使自己的利益上升到国家利益，联合无产阶级、农民一起把贵族打到。“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把贵族打倒并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的力量。” “现在它要末继续向前迈进而成为统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说，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际上它已经是德国的领导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就要看它是否在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 “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要把贵族打倒，需要另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资产阶级。”
接着恩格斯又分析了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他们随时会投向别的阶级。“小资产者比贵族还软弱；它更远不能和资产阶级抗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也是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足迹的最可怜的阶级。它的琐碎的地方性利益使得它即使在自己的全盛时代即中世纪后期，也只能够建立地方性的组织，进行地方性的斗争，取得地方性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即它和贵族的并存只是得到了容忍。” “最后，要末他们就集合在无产阶级长长的战斗行列后面并站到它的旗帜之下，要末就向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英国任何一次商业危机发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在法国今天就可以看到。在德国，我们只是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走投无路和极端需要钱的时刻，勇敢地下决心和贵族断绝关系而投靠于资产阶级。”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相似，而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也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对象。
在说到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恩格斯认为“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 “他们要想使农业利益不致受到日益强大的工商业的侵害，就得投靠于贵族。他们要想使自己不致被贵族特别是资产阶级地主的竞争所压倒，就得投靠于资产阶级。他们到底归附哪一边，这要看他们的财产状况。”
由于当时工人阶级还不成熟，还没有阶级意识。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只是跟从雇佣他们的那个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的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援军。”
最后恩格斯恩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写道“贵族已经衰败不堪，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整个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太软弱无力，工人还远不够成熟，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在德国成为统治阶级。剩下来的就只有资产阶级了。”
在《普鲁士宪法》中，恩格斯分析了德国贵族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当时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时，社会阶级斗争就分为两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且二者进行的是生死决战。当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联合的。“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而人民、民主主义政党只能起从属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成为新专制制度和新贵族的体现者而和人民相对抗的时候起，民主主义政党将作为一个唯一的进步政党而出现；从这时起，斗争就简单化了，成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并因此而变为‘生死的决战’”。
当时德国的情况与我国解放初的状况相似，我国的资产阶级也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那时候无产阶级还不成熟，所以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与封建官僚和军阀之间的斗争。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决战。“只有到仅有一个剥削和压迫阶级——资产阶级的时候，只有到贫困不会时而归咎于这个等级时而又归咎于那个等级，或者只归咎于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官吏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斗。”
恩格斯通过分析德国的各阶层状况，得出资产阶级引导德国革命是历史赋予德国资产阶级的应有使命。恩格斯正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去考察德国的阶级状况，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社会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
一、关于《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工业革命在英国基本完成，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仍在进行，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在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斗争尚未完成。而亚、非、拉广大地区仍处在封建时代或前封建时代，面临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
因此，当时的欧洲存在多种派别和思想，有封建势力保守派，也有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同时又有工人运动各种派别。工业革命要求进一步扫清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工业资产阶级是反封建的领导者。同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明显暴露。无产阶级经过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起义、1844年的德国起义，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段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量涉及与各种派别的论战，工人阶级的运动也需要统一的纲领和行动指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宣言》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发表。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宣言》刚刚发表，就迎来了欧洲1848年的革命风暴。
《共产党宣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过程，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宣言》批判当时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任务，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思想策略，以及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宣言》最后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国际主义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二、对《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部分文章的读后感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处的欧洲，思想派别林立，各派冲突不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也大量涉及与各反动派或保守派的论战。虽然这些文章写于1848或1849年，但对现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在《论波兰》中写道“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存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个人群来说，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就会旁观或推动这个社会的覆灭。关于我国农村城镇化和土地流转的问题，这条路如何走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按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必然有贫富差距，随着农民越来越多脱离土地，有越来越多“没有东西可丧失的人们”。这样下去是会很危险的。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同时要提供尽量多的工作机会非常重要。
（二）恩格斯在《“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
（三）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写道“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现在依然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一点都没变。他又写道“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致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境况也大致如此。同时马克思又写道“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这段话很重要，马克思在带领我们重新认识所谓“比较优势”的同时，向我们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所谓经济理论的本质：只要有资本存在，可以制造出任何它所需要的理论。
（四）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祟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这些话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启示作用的。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必须要升级的，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总会被资本找到的更廉价的劳动力代替。我甚至开始相信供给是可以创造需求的。《宣言》接着写道“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因此，与其说是人性的自私造成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造成人性的自私。现代人性的自私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的专横制度受到了大多数无耻和弱智的知识分子的赞颂，只是在工人阶级那样，它才会“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了意识形态真空，现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现代人精神支柱缺失，老百姓普遍缺乏安全感，这不仅是指社会治安方面，更是指人们的生存生活保障方面。同时社会弊端如官员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吸毒和卖淫之类的犯罪行为也日益增多。《宣言》还写道“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如今还能引起人兴趣的是：新的发现和更高更新的科技。广大民众也很配合这样的趋势，所以不知道是民众的需求导致新的科技和发现还是新的科技和发现引导民众的需求。
（五）恩格斯在此期间还对于英国《谷物法》发表了看法。关于《谷物法》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对中国现在的改革有启示意义：农民没有话语权，不管谷物法取消与否，不管关税取消与否，粮价升或涨，对农民都是不利的。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话语权问题。
（六）综述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时期的文章，如果忽略发表时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讨论现代中国某个局部的有关事情。在当今中国，有几个重要的特征和当时的欧洲是很相似的。
1.中国目前正存在多种势力。改革派，保守派，甚至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改革派中又有主张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派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派。
2.资本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宰。资本已成为获取利润和致富的根本资源。同时资本已经逐步控制话语权，正在逐步控制整个社会。当前中国有一点不同的是，除了有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或者说民营或民族资本），还有一个国家的资本。政府依靠国家的资本维持社会主义的性质，为人民大众谋福祉。
3.资本为主宰的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贫富差距趋势已不可避免，社会阶层的分化也逐渐清晰定型，从一个阶层升入另一阶层的难度越来越大。人的等级观念更为强烈，特权阶层和不公平现象逐渐成为常态。
4.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仍是时代的主旋律之一。在国际社会资本的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描述完全相同，只是程度更为激烈。
5.农民问题。现在中国农民工实际上是工业的主力军，当时的欧洲工人因谋生而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同样有很多农民工子女读不起书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相似之处，农民工的收入有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最低工资”的成分。
6.现在中国值得庆幸的是，面对资本的疯狂进攻，我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与十九世纪欧洲工人命运截然不同的根本之所在。
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恩格斯指出，“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而今天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在试图把普通百姓对现实的不满转到中国政府头上，而引起这些不满的现状十分之九也是由于富人们为富不仁造成的，比如污染环境、推高房价等等。不过他们也会像海因岑先生那样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显然，那种将共产主义渺茫化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而在这里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东西也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
在谈到海因岑指责共产主义者消灭个性时，恩格斯指出，“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职业及与这种职业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消灭的个性！”这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个性。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马克思指出，“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但是，尽管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无产阶级还是可以利用已经掌握的政权来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斯大林在前苏联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至于前苏联后来的垮台只能算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因为新中国并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垮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历史上出现就说明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工资与捐税的关系，表明工人的纳税只是表面上的，只有资本家才是纳税人：“由于竞争的结果，平均工资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下降到勉强维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税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缴纳捐税。假如工人肩负的全部捐税用激进的办法废除，结果必然是从工资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税总额。因此，不是同样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润，就是仅仅变换征税的形式。先前是资本家把工人应缴的捐税连同工资一起发给，现在则是不经过转手而把这些捐税直接付给国家就是了。”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和平实现的。这一段论述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俄罗斯的情况。前苏联官僚集团抛弃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尽管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但是官僚集团是不会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尽管其中的一些人也已经成为了资产者，因而俄罗斯应当被称为官僚资本主义。这也表明，对于资产者来说，仅仅是和平演变，还是不足以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国或共和国的，还必须来一场针对背叛过来的官僚的革命才行。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在和平演变之后还要再一次颜色革命的原因。
在提到海因岑试图把北美共和国的宪法作为“历来的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照搬到德国时，马克思指出，“想利用北美宪法（而且是经过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谋福利的正直的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账簿的愚蠢商人，自以为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使他眼红的财富！”既然北美宪法连德国都不适用，那么今天有些人想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岂不是更愚蠢？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介绍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出现，比较了无产阶级与奴隶和农奴的差别，尤其是这三者在解放自己问题上的差别。在谈到产业革命的后果时，恩格斯指出，“那些……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所描绘的图景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
在谈到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时，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可见，前苏联和新中国建国后大力发展大工业是必须的。只不过，由于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建国前都比较落后，为了发展大工业，不得不限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有效的发挥，从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指出“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而且指出私有制是中世纪末期手工工场“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说，此前的封建和行会所有制并不是私有制。这就大大缩短了人们通常以为的私有制的历史长度。
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恩格斯的回答是：“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这表明，在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有制的存在的前提是大量生产资料还没有创造出来，而与生产力的落后与否并不直接相关。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中国是否已经创造了大量的生产资料？
尽管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在谈到“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时指出，“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民主制度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第二，民主将直接侵犯私有制，尽管还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
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这一点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后会很快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为什么农村刚开始搞合作社不久就办起了公社，为什么城市里刚刚调合劳资关系，就迅速地进入公私合营直到几乎全部国营的境地。原来如此迅速地迈进，多少是带有“被迫”的性质的。
在这里，恩格斯为后人诟病的地方是，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但是，通读上下文我们发现，恩格斯并不是指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为他明确地指出，“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因此，他所指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指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同时出现，并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先有后的。而事实上，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就受到了发达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不仅被完全改变了而被特别加速了。
接下来，恩格斯回答了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的问题：“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应当说，恩格斯的这些设想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是因为，只要“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再“引起生产过剩”，不再成为“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而是“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那么就“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
在《1847年的运动》中，恩格斯提到瑞士中央集权了，他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则要求有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各州的独立这一最适合于旧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资产者沉重的枷锁。资产者需要中央政权，而且中央政权还应当有足够的力量使各州的立法趋于一致，并依靠其巨大影响，消除各州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上的区别。”这表明中央集权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的保障。在古代，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很多年，与中国自秦始皇时起已经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反对中央集权制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只能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空想。
（执行编辑：陈秋贵、池重阳）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