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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5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5卷研读会概况
余斌在报告中结合中国的情况谈到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革命派、虚拟经济、货币、革命以及农民问题等。王晓红就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策略和人民权利以及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别等三个问题发言。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人民”问题、农民问题、派别划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集合，非常散。那些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从对今天有所借鉴的角度来看没有在这里提及的文章也是值得一读的，尤其是那些描写当时议会辩论的文章让我们看到这种民主制度除了反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而描写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如何被出卖的以及巴黎工人起义过程的文章更值得一读。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有17条要求，其中在当前中国也没有能够做到的要求有以下七条：4.武装全体人民。5.诉讼免费。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12.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14.限制继承权。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只做到了部分的要求有以下五条：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10.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法定的比价。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当前中国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里，哪些是石头，哪些只是流沙，就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像《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提到的这些在当时尚未完全成熟的资产阶级德国的要求，可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石头来摸一摸？
在《民主派》中我们看到，“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由于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以为只要宣布一下原则，就有把握立刻加以实现这些原则，从而放任资产阶级政党欺骗他们，结果强大的反动派在一般还没有采取任何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以前就取得了政权。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甚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指导的李卜克内西也在1918年的德国革命中重蹈这个覆辙。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我们还看到对那些虚伪的朋友们的公开警告：“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这些警告也适用于今天的人们。在今天人们通常认为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地步，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促进世界的成熟，而不是满足于眼前尚能过得去或者锦衣玉食的生活。
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中我们看到，“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但是，民主党纲领的拟订者没有必要涉及据说是次要的物质经济关系。他的论证超不出联邦这个概念的范围。联邦就是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因此，德国应当成为联邦国家。难道德国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就会违背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这个概念吗？”这表明，一个统一的大国强过多个小国的总和。如今欧洲在试图统一，而东欧尤其是原南斯拉夫却在分裂，而中国也被西方列强要求分裂，国内一些人也主张中国搞什么联邦制。但是，中国无论搞什么样的联邦制比如财政联邦制都有损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有损那些试图将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6月25日》中恩格斯提到，“资产阶级宣布工人不仅是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而且是需要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它散布这样一种谬论：工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己迫使他们起义的）只想抢劫掠夺、杀人放火，工人是一群强盗，因此应当象屠杀野兽一样杀掉他们。可是，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达3天之久的起义者却表现得非常高尚。如果他们也采用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资产者及其走狗所采用的那种残酷手段，巴黎就会变成废墟，而起义者也许会取得胜利。”如今有一些中庸分子指责人民在后来的历史中取得胜利时的一些做法不够宽宏大量，而毛泽东同志则认为这些做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今天的人民完全没有必要理会那些中庸分子的卑鄙嘴脸。
在《六月革命》中马克思提到，“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提到，“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一个说法，要把某国政府与某国人民区别开来，实际上，一国政府和它的人民不能分得太开。日本对华的侵略不仅是日本政府的责任，日本人民也是有罪过的。人民不是天生互相支持，不是天生明白自己的处境取决于他国人民的处境。否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会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在批评某个在他国犯下罪行的政府时，也不妨批评一下该国的人民。这不会妨碍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反而能够让各国人民警醒，从而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中我们看到，“在地方市场上流通的普鲁士有价证券和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在商业上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一般说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国家信用不变，国家证券行情的上升处处都和利息率的下降成正比，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毋庸争辩的。第二，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对比关系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也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国家证券掌握在投机商手里，而且由于银根紧，每天都要调节证券行情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以不得不经常抛售证券。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这种对比关系实际上往往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第三，在普鲁士恰恰相反，这种对比关系一般来说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才存在，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国家证券为数不多，交易所的买卖也有限，由于银根紧所发生的抛售，其实只是为了调节这一对比关系，而这种情况也很少；同时，地方交易所的证券行情首先是取决于地方的影响，而货币价格却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影响。”这段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各国国债的行情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中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伦敦一个骗子被控告把全城闻名的守财奴的钱箱减轻了2000镑。而被告认为，他拿私人的钱是为了把它们交给社会。这2000镑可以在裁缝那里、在小铺老板那里、在饭馆等等地方找到。他认为，守财奴把金钱埋在坟墓里，而他只是使这些钱“流通起来”了。他帮助了流通，而流通是创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因而他是民族的恩人，不应当被判罪！这个例子被用来对比德国普鲁士政府发行强制公债的理由：“发行强制公债是以下面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为依据的：大部分现金或多或少地、无益地存在私人手中，只有用发行强制公债的办法才能使它们流通起来。”
实际上，流通的停止是由生产的停止造成的，而生产停止的原因是厂主只有亏本才能卖出他的产品或根本卖不出去。“内阁危机和商业危机使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无利可图了。国家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摆脱困境，也就要剥夺资本本身。”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遇到危机时，只不过在强制流通的理由之上增加了一个扩大消费，以便使厂主的产品能够不怎么亏本地卖出去。但是，政府用于扩大消费的资金仍然来源于对资本的剥夺。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18世纪著名的交易所投机商人犹太人品托在他的‘关于流通’一书中推荐有价证券的交易。有价证券的交易虽然不创造任何东西，但它能促进流通，促进财富从一个钱袋向另一个钱袋转移。”而当时的德国普鲁士政府首脑汉泽曼则“把国库变成旋转国民的财富的旋盘赌的赌盘。”如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一些人质疑虚拟经济规模过大，脱离了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不过大又能如何呢？那只不过使流通在生产停止的时候迅速停止下来即让危机来得更早一些罢了。虚拟经济的实质其实就是旋转国民财富以及外国国民财富的旋盘赌的赌盘。
在这里谈到人民要求调查秘密的普鲁士国库而普鲁士内阁则回应它有权深入地审查所有账簿和编制关于全体公民财产状况的清单时，我们看到：“普鲁士的宪政时期不是由人民检查国家的财产状况开始，相反地，而是由国家检查公民的财产状况开始。这样，就给官僚制度无耻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在比利时，国家也发行强制公债，但它仅仅满足于税收册和抵押登记簿，满足于现有的官方文件。”今天的纳税申报是否也存在官僚制度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的问题？新的税制改革如何回避这个问题？财政税收能否考虑主要由营业税、房地产税、公司所得税和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消费税为主，尽量不收个人所得税，至多收一下买彩票的偶然所得税，以避免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另外，今天当人们要求中国的政府官员公布其财产以供人民群众监督时，竟然也有官员回应要求老百姓公布他们的财产以及私营企业的老板们向工人公布他们的利润（http://www.caijing.com.cn/
在《“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中恩格斯指出，“‘科伦日报’除了从亚当•斯密到科布顿这些自由贸易论者老爷们所攻击的那种垄断，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规定的垄断以外，别的什么垄断也不知道。……可是，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断，对‘科伦日报’的老爷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正是这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这种资本的垄断对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同样不存在的。
恩格斯还指出，“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象英国资产者现在压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压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如今的经济全球化也是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各国国内的代理人的。这也是许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的分歧和谈判的困难也在于此。
在《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中恩格斯指出，“意大利人民不惜任何牺牲。他们为了完成已开始的事业和争取民族独立，曾准备以殊死的精神进行战斗。但是这种勇气、这种热情、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当权者的心愿。他们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种种勾当，利用他们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来麻痹人民的力量，尽快地恢复实质上的旧秩序，而不是使国家从奥地利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当年中国的义和团也曾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西方列强进行过斗争，但是当时中国的当权者满清政府则与列强勾结，努力恢复“实质上的旧秩序”。恩格斯在这里的论述而不是一些人斥义和团为拳匪的观点应当成为我们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指南。
在这里，恩格斯还指出，“人民常常由于自己的宽宏大量而自掘坟墓，直到后来他们才聪明起来，从自己的敌人那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当西方人支持分裂中国的势力、支持在中国西藏复辟神权农奴制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则忙着劝说同胞要“理性”，要“宽宏大量”。这时他们忘了他们曾一直鼓吹的与西方接轨。中国人必须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学习精神。
在《法兰克福起义》中恩格斯指出，“大多数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仅要反对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军事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本身。社会上其他一切组织完善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现在都遭受失败，而且在他们的敌人没有因进行战争或发生内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们没有被某种重大事件推动去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以前，还要继续遭受失败。”有人认为，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想法。其实，恩格斯只是要求等待时机而已。
在《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中马克思提到两点：一是，由于土地的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使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互相配合，而采取工厂方式（按照大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必然会使土地流通起来，使它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和土地流转问题是有所启发的。二是，梯也尔反对的是由社会通过国家来代替垄断组织控制信贷，是为了大银行家路特希尔德。现如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为大银行家所私有，成为导致货币战争的主要根源。
在《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中马克思指出，维也纳的失败只会提醒我们不要同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来衡量自由的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失败只会使我们确信，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甚至在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人民应该站在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之外，等待资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以便利用它们的结果。”现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一再鼓动中国人民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同政府作斗争，不仅在媒体上大造舆论，而且试图挑起一些群发性事件。经受了历史教育和现实教训的中国人民的表现，似乎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精髓，只怕是要让这些代言人大失所望了。
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中马克思指出，“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看惯了资产阶级卑鄙面孔和旁观了大量人肉筵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可能到了晚年就放弃暴力革命的想法的。
在《从巴黎到伯尔尼》中恩格斯谈到了法国的农民问题，而今天还有人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了解工人而不了解农民。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他们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说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资产者立即开始拼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1830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这种愈来愈带有普遍性、愈来愈成为常规的私人关系，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农民应该支付的利息，甚至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义务，这种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损害着所有债务人的利益。压迫是在完全现代化的、合乎时代精神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农民则按照仅仅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权原则受到榨取，遭到破产。……在抵押高利贷中，农民不可能看出阶级关系，他们不可能要求消灭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就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土地占有的基础，高利贷的压迫不是使他们卷入运动，而是把他们完全弄糊涂了。他们认为只有减少捐税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今天的一些人要求将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其结果会如何呢？那只不过会导致法国农民曾经经受的一切在中国农民身上重演。
“今年2月里第一次发生了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一点简直莫名其妙。……工商业的停滞状态影响到了农村，在丰年本来就不值钱的农产品更加跌价，并且卖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地发出了狂暴的呼声，扬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尔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话，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所以，听任农民的土地被资产阶级剥夺，使得阶级成分更为单纯，在某些时候对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反而有利。而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大概是因为工人的起义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爆发，而共产党很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尽管如此，国民党“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在封闭的社会中也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本卷后半部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策略和人民权利以及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别等。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集中论述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历史学家
以施滕策尔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为了隐瞒普鲁士政府瓜分波兰的真正原因，打着“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旗号，轻易地隐瞒历史真相，对不利于自己的历史事实只字不提，而只是从历史事实中截取有利于自己的情况，片面甚至歪曲地解释历史。在这样的宣传下，大多数的德国人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甚至认为对波兰的行动是为了保护在波兰的德国同胞，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犯。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施滕策尔如何伪造波兰现代的和更早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波兰的历史；如何歪曲全部问题；如何在颠倒是非的同时，暴露自己的鲁莽无知。
由此也可以看出，以施滕策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据普鲁士政府的需要截取真实的历史片段，以偏盖全，看似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实则刻意隐瞒事实、歪曲真相。而恩格斯则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这一点，用更广泛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以施滕策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的狂妄无知。
二、恩格斯的观点
对于波兰问题的解决，恩格斯认为，只有当波兰重新存在的时候，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界才能确定，波兰人的生存对于德国人的生存是必要的。恩格斯分析了原因。从1815年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并且靠瓜分波兰，这3个同盟者取得了利益；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也联系起来了。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赖俄国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波兰人从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奴役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迫使自己的压迫者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本国保持宗法封建制度。因此，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而争取土地民主制（东欧民主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斗争。
为了在国外摆脱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在波兰国内就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因此，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
对俄国作战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建立民主制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我们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三、对于具体历史观点的不同运用
威廉•约丹运用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观点来分析波兰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波兰的历史命运就是服从德国的统治，即使遭到德国铁蹄的践踏，但由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波兰人应该驯顺地接受这种历史的安排，那么，波兰人上演的就是“真正的悲剧”。而如果波兰人不接受这种安排，就不仅违背了“历史”，甚至连“真正的悲剧”都表演不了。这是波兰必然被消灭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依据，是大贵族在小贵族内部的产生，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崩溃。但事实是，大贵族由于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必然要和国外势力结盟，最后的结果是三个神圣同盟瓜分波兰。
与之相对应，恩格斯也运用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观点分析波兰的情势，却得出了相反的观点。因为波兰的事实是，一部分大贵族统治已经垮台了；土地民主制对波兰来说不仅是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问题；如果农奴制的或“有义务”的农民不能成为自由的农民，那末波兰人民赖以为生的农业就要毁灭；如果不同时获得民族独立，实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波兰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必须成为独立自由的。
由此可见，理论被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运用，这种运用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关键的问题。
四、关于波兰复兴的根据的争论——恩格斯对卢格观点的评论
卢格认为波兰应该复兴，但是对于他提出的根据，恩格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关于骑士精神
卢格认为，“消灭波兰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原因是这个民族发展过在中世纪曾经辉煌一时的骑士精神。波兰传统文化由贵族文化演变而来。贵族文化的核心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
恩格斯通过对南方法兰西人的分析说明，虽然南方法兰西人也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在语言、诗、工商业等方面都创造了无限的功绩，但南方法兰西民族最终还是被瓜分征服了。
恩格斯联系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状况、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对南方法兰西人和波兰人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南方法兰西人是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柱，代表的是法国反革命的力量。而与此相反，从国际环境来看，波兰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的部分”，“它对它的压迫者们的反对立场同时也就是对本国大贵族的反对立场”，波兰实行的民主土地革命表明波兰“已经成了东欧民主的策源地”。换句话说，评判某种势力的依据在于，这种势力是否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波兰的主要代表力量是进步的，它反对国际和国内的反动势力，这才是波兰应当保持独立的根本原因，也是波兰复兴的必然性所在，而不是卢格所说的“久已埋葬了的骑士精神的辉煌发展”。也就是说，某个民族是否可以被消灭的根据，不是是否历史上曾经辉煌过，而是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2、关于波兰流亡者
卢格认为，波兰人之所以成为欧洲自由的传播者，是因为他们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正当的革命愤怒，他们在被放逐中又使自己的这种愤怒“纯化了”。而这种纯化了的愤怒又使他们能够传播自由，并使他们“站在街垒的最前列”。因此，要使波兰人放弃这种愤怒，就要放弃在他们身上施加的非正义暴力。也就是说，只要放弃压迫，波兰人就会失去抵抗而变得庸碌而温顺。这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的仁慈。
恩格斯认为，卢格的论证恰恰走向了其论证的反面。也即，为了全欧洲人的自由和利益，还应该继续压迫波兰人，使得他们能继续在欧洲传播自由，因此波兰不应该复兴。此外，卢格只选择了一部分波兰人——流亡者作为波兰人的代表，因为这些波兰人从国外，如法国、德国那里吸取了新的思想，从而了解了本国的需要。但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国内的波兰人做的更多，而且“波兰本身就是研究波兰需要什么的最好的学校。波兰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首先承认并宣告土地民主制是使一切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3、关于资产阶级同盟者
卢格先生认为各民族如果在某些政治观念上相同，那末单凭这一点就应该结成同盟。因而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应结成同盟，缔结条约，实现波兰的解放。
在恩格斯看来，这几个国家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统治，但其民主形式都是假的，他们的利益不可能是一致的，而是在利益面前各怀鬼胎。因此卢格认为只要都是资产阶级在统治，他们就是天然的同盟者的想法是天真的。
4、关于“事件的理性”的修改
卢格还认为“历史权利就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这实际上等于说，历史权利就是修改事件的理性！只要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历史所实现的”东西和“时间所批准的”东西常常是恰好相反的，而“时间”批准的东西也总是在于消灭“历史所实现的”东西。两者不仅不等同，相反还是相互矛盾的。
事实上，“思想家在想，而商人在操纵”，这不仅是卢格思维模式的悲剧，也是世界历史的悲剧性嘲弄。
（二）革命策略和人民权利
一、《危机和反革命》
这篇文章提供了在革命胜利后代表胜利成果的议会在和反革命的力量之间较量的一些原则和策略。
危机的起因是由于议会的决议无法执行。革命的议会和反革命的代表国王之间的冲突，以及试图调停两者的内阁构成了这场危机的主要力量。议会是革命成功后成立的，即议会是革命的产物，它不对国王负责，而是对选民和自己负责。而且，它和国王具有平等的权力，具有同等的地位，国王没有权利解散议会。事实上，冲突的本质“不是妥协派和各部大臣的冲突，而是第一次以制宪议会的面貌出现的议会和国王的冲突。”
恩格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革命成功之后的斗争策略。有些内阁大臣提出立宪原则，但事实上，“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对旧制度残余的清除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被打垮的政党会不甘心自己权利的丧失，从而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活动以巩固阵地，甚至会展开公开的斗争，这些都会使立宪成为一种幻想。
内阁作为调停机构，最重要的是要维持“社会安全”，但内阁却一直采取个中国专制的措施对付民主派，对付以国王为代表的反革命时却畏首畏尾。
最终，这场危机的解决以波茨坦军事暴动从而使议会的决议得以执行而告终。危机解决的结果证实了恩格斯革命后的斗争策略的正确性。
二、《柏林的辩论自由》
恩格斯对“辩论自由”做了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辩论自由。他认为，“辩论自由”从来就是两方面力量的对峙。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因此，辩论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两种力量对峙的结果。人民有权要求政府。
因此，恩格斯不无犀利地反讽：“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
三、《法兰克福起义》
1848年9月20-21日，法兰克福的工人和农民发生了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恩格斯准确地预见到，起义不一定能取得胜利，因为每一次起义都直接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间接地威胁着它的社会地位。但是，即使人民正在也许还将继续遭受失败，但起义的意义和影响却不会因为失败而被消除。相反，敌人的每一个胜利也是他们的失败，胜利将会使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分裂，巴黎发生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不仅是个军事家更是个战略家，他不仅预见战争的胜负，而且看得更远。这对于革命的成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四、《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这篇文章阐述了作为统治者的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但统治者如果不明白“水载舟”这个道理，即他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而拼命征收苛捐杂税。那么“水亦覆舟”，人民就要收回赋予的特权，哪怕付出鲜血和金钱。
“国王永远只能把人民给予他的东西给予人民。从经济上说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恰恰在人们开始识破这个经济秘密的时候，立宪的国王就出现了。因此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天赋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普鲁士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无形的商品，即国王在人民的压力下给予人民的特权，也是人民以前给予国王的，可是人民在取回这些特权时总是要付出现实的东西——鲜血和金钱。”
（三）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派和其他各派的区分当中，不仅表面了当时各派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探索，也指出了各派之间的不同。这种探索的情形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探索颇有相似之处。
一、《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
文章分析了马克思和“黑克尔”的区别，也即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
1、弗里德里希•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重大作用上；我们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经济关系引起的冲突上。
2、黑克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研究“共和制度”；“新莱茵报”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找到了比那个合众国更加有趣的研究对象。
3、在黑克尔看来，社会问题是由政治斗争产生的，因为政治斗争才引发了社会问题；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
4、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迎合大资产阶级）；而“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
二、《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
马克思分析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指出其不妥之处：1、革命实际上并不能“一举”成功，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思想不加以具体化，充斥人为和虚伪的热情只能沦为不折不扣的说教。3、不能对普鲁士政府抱有幻想。4、代表人民所提出的要求应当是“一定”的，而不是要求一切。某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
三、《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传统共和党人（“改革报”）的揭露：1、无奈接受“市民”分裂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事实。2、虽然二月革命确立了完备的资产阶级统治，但也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变得直接，资产阶级之所以又退向保皇主义，目的是为了把国王或人民作为替罪羊。3、“改革报”并没有认识到，阶级对立和斗争只能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且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却把原因归咎于道德和良心，似乎阶级对立是由思想产生的，但实际上，思想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社会关系有产生自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
就“人民”的问题，发展部的范强威认为，首先，那些加入军队的“人民”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其次，发达国家的人民也享用了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的人民也参与了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但是从最近的经济危机来看，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迅速沦落为平民。因此，全世界劳动人民还是应该联合起来。再次，劳动人民没有条件从思想上武装自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去教育人民，人民需要被教育。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特别注意对人民的教育，使人民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飞跃。
中国化部的王佳菲就农民的教育问题发表了意见，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农民问题非常重要。比如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以后，经过八七会议，毛泽东开始上山运动，开展了农民运动。毛泽东办了很多期的训练班，从思想上把农民改造为一个具有工人阶级意识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训练班也就是今天党校的前身。这样，共产党员才能在中共发展史上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发挥重要作用。余斌认为，范强威和王佳菲的意见表明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和阶级意识来教育普通百姓。
陈人江认为，派别划分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如传统保守主义，无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等，但他们的具体主张在不同国别、不同时期不同。无产阶级也会提出一些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与资产阶级的要求基本一致，这是由当时所处的历史状况决定的。余斌认为，共产主义的要求只能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来完成。
（执行编辑：王晓红、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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