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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8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8卷研读会概况
吕臻主要结合经典文献《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小农的论述，作了题为“马克思论法国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学习发言。分别就《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写作背景、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经济社会的具体分析、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法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论述。
余斌大体介绍了全集第八卷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具体文章就革命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顽强奋战对革命的重要意义、民族问题、十七与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退化、资产阶级内部集团分裂与多党制、议会斗争、小农经济与小块土地所有制、阶级冲突下的弱势群体保护、宪章派、英国议会投票率低的原因、自由贸易与外向型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英国的强迫移民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小农经济、暴力革命与生产力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对社科研究的指导、发展如何通过人民、共产主义能否在局部实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马克思论法国小农经济与社会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书笔记
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创作背景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其后数十年间法国政局频繁更迭，革命、复辟、战争层出不穷。1830年“七月革命”后，统治法国的是七月王朝。这个王朝的政权掌握在金融垄断贵族手里，给国家的工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1845-1847年欧洲连续发生了马铃薯病虫害，各国普遍歉收，许多地方发生饥荒。1847年英国工商业又发生经济危机并波及到法国。在激烈的内外矛盾之下，法国金融贵族统治岌岌可危，1848年“二月革命”随之爆发。
七月王朝被推翻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采取严酷镇压的态度，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1848年6月22日，巴黎工人发动“六月起义”，但由于敌我悬殊，最终被镇压下去。“六月起义”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马克思称赞“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六月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组建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被排除出去，并废除延期偿付债务规定，继续实行45生丁附加税。一系列反动措施，不仅打击了工人阶级，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借助于群众特别是农民的不满，路易·波拿巴在
“二月革命”爆发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参与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负责起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当时各国工人阶级尚缺乏社会基础和斗争经验，面对多倍于己的敌人，被严酷镇压，整个欧洲革命逐步陷入低潮。为了总结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也为了揭露“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反动本质，马克思相继写作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部著作，开始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来阐明法国革命的本质，分析路易·波拿巴上台的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否定了将路易·波拿巴看作呼风唤雨的历史英雄的唯心主义观点，并采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一个一语双关的题目，讽刺路易·波拿巴想当冒牌拿破仑的幻想，揭露了其违背历史进程的反动本质。
二、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分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出现在文章的第七部分，也是全文最后一部分。前面六个部分重在描述二月革命的历史，分析阶级斗争的复杂局面，揭示出路易·波拿巴如何利用各阶级间的矛盾软硬兼施一步步窃取法国政权的。在文章的第七部分，马克思开始深入问题的本质，首先指出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就是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随后，马克思又细致分析了法国行政权力与其基础小农阶级之间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
马克思指出，作为路易·波拿巴统治基础的国家行政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它代表的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正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的曲解了
小农经济之所以是路易·波拿巴专制统治的基础，是由其自身封闭保守的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这样分析小农的特点：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
接着，马克思揭示了小农经济产生的历史原因，“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拿破仑均分土地，人为制造出小土地所有者的汪洋大海，是对之前封建主残暴统治，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状况的直接反应。
“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即小块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是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这种所有制形式极其固化的相关法律“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可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在这里，马克思深入剖析了拿破仑统治时期小土地所有制之所以能够给农民带来富裕安定的外部原因，以及现在为何情况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
马克思指出，时代发生了根本改变，资本的统治正在迫使小农日益走向贫困，农业日益走向衰落，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小土地所有制。“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而路易·波拿巴为了维护统治，有意将这种所有制意识形态化，坚持维护所谓的“拿破仑观念”，马克思深刻揭露了“拿破仑观念”事实上等同于“小土地观念”。“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虽然这是必然要灭亡解体的，但路易·波拿巴仍要阻挡历史车轮坚决维护。因为它是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没有这一套庞大的专制机构，就没有路易·波拿巴的统治，理解了这套军事官僚机构也就理解了法国社会革命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所以说“拿破仑观念”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而是法国官僚专制体制的化身，法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在这里，马克思深入分析并批判了“拿破仑观念”的五种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小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天然联系。
“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拿破仑法典）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
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至于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统治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经被降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债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贝尔先生所想的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分析法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他虽然批评法国小农的保守与落后，但没有放弃他们，而是继续坚持工农联合的思想，积极鼓励农民中先进分子投身革命，并寄予厚望。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他认为，随着小农所受资本剥削的深化，许多小农终将破产，“农民就会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透过嘈杂的政治乱局，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马克思看到不是英雄人物的叱咤风云，也不是机缘巧合的历史偶然，而是法国经济社会深入骨髓的东西——小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法国才滋生了军事官僚的专制统治，法国大革命后，革命、复辟周而复始的历史迷局的答案正在这里。
马克思的分析条理清晰，步步深入。他首先直接点名论点——法国行政权力的基础是小农阶级。随后指出小农之所以落后，并成为专制统治的源泉，正在于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缺乏社会交往。接着马克思介绍了小农经济产生的历史原因——拿破仑改革，并通过时代的比较，解除了读者的疑问，即为何老拿破仑时代农民富裕，而现在陷入贫困，进而证明了拿破仑时代农民的富裕状态有其历史原因，不是小土地所有制合理性的证据。而路易·波拿巴却是通过维护小土地所有制夯实专制统治的基础。为此路易·波拿巴炮制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拿破仑观念”。马克思逐条分析驳斥了“拿破仑观念”的具体组成，从根本上指出“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马克思的分析从经济基础出发，落脚到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拿破仑观念”，并最终指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有力的揭示出历史运动中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复杂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的杰出表现。
三、对法国小农的分析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对法国小农的分析不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特别是在马克思终身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当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自投身革命之初就已开始，终其一身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结论成果。比较著名的论述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所有制与分工的关系，对传统社会“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了阻碍，与这种经营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等农业生产方式的描述。在1848年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中把《共产党宣言》一般原理运用于德国革命的实际，提出废除德国封建义务、土地国有、用科学方法大规模经营农业等宝贵思想，并且初步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初步思路。而后在1849-1853年的几年里马克思相继写作了《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重要著作，对法国小农社会与专制统治间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德国的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对德国社会阶级关系进行分析，其中不乏对于农民革命和保守的精彩分析。1853年以后，马克思开始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并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剥削关系着眼，相继分析了爱尔兰、印度、中国等国情况，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中讨论了东方家庭式农村公社制度，并提出“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私有制”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印度村社制度消亡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这样介绍村社制度产生的原因“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1873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再次批评小农经济的革命保守性，并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改造农民，将农民吸引到革命一方的具体措施，“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除了《资本论》中对农业和地租问题的深刻论述，马克思晚年开始深入研究俄国农村土地制度，并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多个初稿中，指出农村公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出了私有制因素，并指出在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促进公社中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
可以看到，从早期认同资本主义大农业，到逐步认识到农村公社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马克思始终在摸索不同于英国资本主义雇佣农业的另一条道路，始终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看待小农、农村公社等诸多问题。他认为，小土地所有制带来的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狭隘和自私自利，很难参与社会交往乃至社会革命。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要改造小农，引导农民走上革命和发展的道路。在早期分析印度村社制度时，认为由于公社内部没有私有制，个人缺乏独立意识，这样的社会形式是落后的。而晚年他在分析俄国公社时，开始认识到公社内部已经进化出了私有制的成分，公社已经成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斗争的场所，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些研究中贯穿始终的是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即从分工与所有制的角度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得到明确表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小农经济的分析中较早的得以展开并娴熟运用，其后无论是在分析英国圈地运动、印度村社制度、爱尔兰租佃问题、土地国家所有制、还是《资本论》中的地租问题、或是俄国公社命运问题等，都可以看到这种方法，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总体而言，马克思在本文中对小农经济社会的深入分析，既是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具体国家经济社会状况的初始和典范，又是马克思在分析其他国家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比较对象，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法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受“小农经济”困扰，法国农业在一个半世纪里徘徊不前。直到二战前，法国仍然无法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还是农产品净进口国。“二战”以后，法国处在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政府采取“以工养农”政策，加速土地集中，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目前，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世界主要农副产品出口国。粮食产量占全欧洲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法国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1、推进土地流转，鼓励规模化经营
法国搞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负责养起来，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1955年，法国
2、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二战以后，法国政府把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极其突出的位置。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可以享受价格补贴。对农民兴建的水利工程、道路、电气化工程和土地整治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给予10％-20％的国家补助金。此外，由政府出面担保，银行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在60年代，银行商业贷款利息一般为7-8％，购买农业机械的贷款利息可降为3-4％，贷款年限为5年以上。贷款金额占自筹资金的一半以上。农用内燃机和燃料全部免税，农业用电也远比工业便宜。为保证农业机械质量及方便使用，政府颁发“特许权证”，指定专门企业，在各地建立销售服务网点。不论哪个厂家哪一年的产品，其零部件都能随处买到。法国《农机法》规定，农机产品停产10年后，还要保证零部件供应。农业机械物美价廉，售后服务有保证，深受农民欢迎。到1970年，各农场拖拉机的占有量已达到170万台，
3、鼓励专业化生产，推行区域优势种植
二战以前的法国农民种田是小而全，自给自足，在有限的土地上既要种粮种菜，又要栽瓜种果，还要围栏养猪，垒圈喂牛。如此经营的结果，一是农活太杂，专业化程度不高，难以提高技术水平；二是品种多而数量少，商品化程度不高，难以有效地占领市场；三是插花种植，机械化程度不高，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农业装备现代化和规模化”的逐步推进，政府不失时机地做起了“专业化”的文章。法国的农业专业化可以概括为三个类型：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在区域专业化方面，按照自然条件、历史习惯和技术水平划分，将不同的农作物和畜牧生产合理布局，全国分为22个农业大区，470个农业小区，形成专业化的商品产区。在农场专业化方面，按照经营内容大体可分为畜牧农场、谷物农场、葡萄农场、水果农场、蔬菜农场等。专业农场一般经营一种产品。作业专业化是指过去由一个农场完成的全部工作，如耕作、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营销等，均由农场以外的企业承担，使农场由原来的自给自足性生产，转化为商品化生产。
4、扶持专业合作社，培育农工商综合体
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法国政府积极扶持专业合作社成长，培育农工商综合体发展。到60年代末，法国建起了3100个农业信贷合作社，7200个供应和销售合作社，14000个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根据经营情况，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双方每年一签约，农民只要按时干好农活，剩下的事全交给合作社去办。年终结算时，扣除风险基金和发展储备金，其余的按入社资金、农产品收购量分给社员。如发生亏损，社员也要按对应的份额承担风险。为了鼓励合作社发展，国家出台有关政策，合作社可免交33.3％的公司税，当然，合作社如果违规经营，国家也有权予以取消。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成了“社员”。农业合作社占据了农产品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生产资料和饲料基本上由供销合作社销售，90％以上的农场贷款业务，由信贷合作社提供。
农工商综合体也在法国农业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类型有：生产综合体（包括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前综合体（包括能源、设备工业、生物工业、农业化学和其他工业、服务业）；销售综合体和国际贸易综合体。农业成为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估计，农工商综合体拥有的人数占就业人口的1/4。为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促进农产品流通作出重要贡献。
5、推行农产品保护政策
为了保护本国农业，法国政府首先通过提高关税、价格补贴，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政府开始把扶持农业的重点，放在生产、加工和销售领域，力图通过“产业化”，把本国农业做大做强。这方面，法国的做法有独到之处。农业宏观指导，由政府负责；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交给合作社去办。在法国，农业食品部和渔业部主管农业，负责产供销全程规划，其他任何部门无权插手。这样就避免了条块分割、多头指导。为了防止这两个部门位高权重，失去监督，总理专设私人办公室，定期了解基层农业情况。另外，还成立了“全法最高农业发展指导委员会”，涉农各行业都有代表参加，重要的农业政策，必须由这个机构提出，然后才交给议会讨论，从而实现了“农民的事情农民办”。
为了扶持农业发展，法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法国农业仍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诸多矛盾，例如过度依赖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等，但总体而言，困扰法国一个半世纪的小农经济已经成长为领先世界的现代化农业。
五、启示——对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的讨论
距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创作，已经度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时光，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经济和社会论述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然而，仍有问题摆在眼前。法国小农经济难道不是落后的象征吗，难道不是马克思描述的那个将会导致农业落后、农民破产的过时的所有制吗？但它又何以能够走出历史的困局，在基本没有改变家庭经营形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呢？时至今日，在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家庭经营仍占很大比重，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将走向何方呢？因为存在疑问，社会上便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家庭经营，认为马克思是否定小农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开倒车，重蹈解放前小农经济的覆辙。一种是认为家庭经营是先进生产方式，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不需要改革，主张学习日本搞兼业农业，主张索性将小块土地彻底交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重新阅读那些马克思关于小农问题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不是马克思误读了后人，而恰恰相反，是我们误读了他。
回到要讨论的问题——家庭经营，我们认识到必须将小农经济和家庭经营作出相应区分，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小农经济和家庭经营是大体重合的，特别是在传统家庭观念强烈的亚洲农村地区，一家一户的兼业经营是长达数千年封建时代小农经济的基本形态。马克思对小农的分析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但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不是家庭的优缺点，而是小土地占有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人的封闭和狭隘，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所有制只是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看法，“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站在人的发展的角度审视所有制问题的，而不是就所有制谈所有制。社会分工和沟通促进人丰富和发展，而孤立和封闭只能使人丧失发展的机会。无数农民处于一个平面，就像口袋里的马铃薯一样，只是一个个的，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小农。“小农”不是一种简单的所有制表述，也不能等同于家庭经营，而是一种概念，一种描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处在孤立和封闭状态的具体概念。“小农”不仅仅是小农，其实在社会的其他层面也有反映。与之相应，“集体”或“公社”的概念，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人数的叠加和条例的规定，而更多的是指一种人和人之间相互交流、分工、合作的状态，也就是马克思常讲的社会化大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可以看到，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既有重合又有区分，家庭经营的“小农”状态在外界环境的推动之下，是可以摆脱孤立和封闭状态的，这也是法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历程所告诉我们的。通过推动土地流转、普及机械化、推广农业科技、农业信贷、区域优势种植等诸多手段，家庭农业开始走向市场，开展广阔的分工合作，农民的视野便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块土地。与“小农”状态逐步化解相对应的是各种专业合作社、农工商组织的发展，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高，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集体化”、“合作化”尝试。发达国家农业家庭经营的大量存在，不仅没能否定马克思，反而更加印证了马克思的深刻，家庭经营存在的合理性更多的来源于婚姻家庭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借否定小农经济而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是借认可家庭经营认可小农兼业农业的合理性，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如何改造我国家庭经营中仍然存在的“小农”因素及其不利影响？是推行土地私有制固化小农经济，搞兼业农业？还是淘汰小农，鼓励土地兼并，搞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或是推行行政命令式的农业集体化呢？答案不言而喻。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3-115）中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其实反革命的发生，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看不到这些背景，而将其归咎于少数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和欺骗，就只能说明一个半世纪前就已过去了的迷信还在一些人身上重现着。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决定某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在谈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时，恩格斯提到，“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如今的中国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取得极其显著的成效，而走向共同富裕还迟迟没有起步，财富的不断增多和市场的不断扩展，中国的资产者即便还没有形成阶级，他们也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发现他们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尤其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保护环境与劳动者的法律等而得不到满足。同时，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也使得他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因此，我们也同样看到新西山会议派这样的核心分子的出现和提交出来的零八宪章。
在谈到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连自卫都宁肯放弃时，恩格斯指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这段话不仅对于军事阵地和政治阵地是适用的，也同样适用于学术阵地。
在谈到德国的斯拉夫人时，恩格斯指出，“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今天中国的一些藏族和维族的分裂分子也同样是人民事业（甚至也是他们个人家族，如热比娅家人对她的质疑）的叛徒，是美国政府的各种阴谋的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心目中，他们也是罪人。与当年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农革命使得如今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是属于革命的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的表现远不同于它在其它国家的表现。建立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的经济成份和某些试图倒退到上百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历史状况的阶级成份所造成的。只要今天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能够坚持强化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除非先进性因素的影响，民族关系就会成为我们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在谈到对民主派先生们的看法时，恩格斯指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不是看他没有做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没有。例如，有人曾经指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或者对这种批判保持沉默的人，是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不宜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尽管进行了这种批判的人也许是出于种种原因，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总比前面那些人要强一点。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17—227）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既然不能选定条件，当然更不能照搬其它条件下适用或不适用的模式，比如三权分立什么的，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适合自己的模式。因此，科学的理论分析远比曾经的结论重要，当然更比不科学的理论重要。只有把握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我们才能在任何直接碰到的条件下科学地因而也是低代价和高效率地发展自己。而这种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在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从一种不太完善的剥削形态转变到一种更完善的剥削形态，而且只是“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其统治者的变化不大，革命自然是为时短暂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开创一个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只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这样看来，前苏联的崩溃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如今有些人强调什么不能走回头路，多一点国有经济就让他们大叫不已。其实，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从来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在消除了“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之后，重新开始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甚至计划经济再作一遍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能够阻止这一点，至多只能滞缓一下。
在谈到资产阶级内部两个集团的分离时，马克思指出，“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今天，西方经济学界也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各个学派，研究这些学派时不应只看到它们不同的言辞和幻想，而应当去分析他们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哪些集团的实际利益。其实，这些学派的盛衰无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进而指出资产阶级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这段话指明了议会制的本质。一些人试图在中国推行议会制，只不过是企图实行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不会是议会制，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在谈到民主派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今天，如果一个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典型地，如果他的经济理论不能越出西方经济学的界限，那么无论他如何标谤自己，他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即使我们不承认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但是按照这里的分析，我们将不能不承认中国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在谈到庞大的国家机器时，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学者却在那里空谈什么小政府大社会。他们所要求“小”的政府只不过是不被他们控制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政府。
在谈到议会斗争时，马克思指出，“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实际上，议会里的斗争完全依赖议会外的斗争。正如弱国无外交一样，议会外弱势的一方也谈不上在议会里的斗争。
在谈到小农时，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段话解释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是皇权国家，为什么今天仍然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在谈到小块土地制度时，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而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中国历史上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实行郡县官僚制和钻营官职的科举制的基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小块土地制度也曾是保证中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并曾和城市里的市场经济相协调。但是，同样是两代人时间的30年过去了，这种制度也同样产生了同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然而，现在的基于市场经济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并不能解决这样的三农问题，反而成为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只有邓小平提出的走集体化道路的二次飞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必须走这样的道路。
在谈到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时，马克思指出，“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如今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存从而多种阶层（或阶级）共存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构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和谐社会”而不使之成为纯粹的空想，就必须把无产阶级或工农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波拿巴式的尴尬，“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建成并延续下去。
在《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244—256）中恩格斯先是指出“
恩格斯进而指出，“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既然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和谐就只能是阶级之间的均势。因此，要在存在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消除弱势群体，至少要避免弱势群体的扩大和被进一步弱化掉。
在《宪章派》（388—397）中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是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他们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力求使人们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贸易自由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营。……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政治的或社会的限制、规章和垄断存在，除非它们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即来源于制约着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这个党派的口号是“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非必需的费用”。在他们那里，王权、上院、常备军、殖民地、教会、司法机构、民族之间的战争，统统是生产的非必需费用。“英国如果能同别的民族和平相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剥削它们。”“对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说来，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从机器生产的角度来看，都是昂贵而且无益的，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民族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及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只是在总的方面留下一个为整个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两点：第一，帝国主义固然是战争的根源，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帝国的某个统治集团来说，战争也是生产的非必需费用。他们也会愿意用和平手段来剥削其他民族，正如美国对中国所做的。第二，“小政府大社会”这个公共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是一种代表自由竞争的产业资本利益的理论。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当然这句话是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对于当时农民占人口多数的法国则未必适用。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固然农民也占多数，但是经过中国革命培养的农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了，因此维护普选权就是维护以工农联盟为特征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型报纸上都不会找到宪章派代表琼斯的演说。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型报纸没有保证每个阶级至少各有一家，那么，在那里就谈不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琼斯在演说中指出资产阶级的贱买贵卖，就是“买工人的劳动要贱，把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卖给工人要贵！”这些观点已经非常接近马克思的观点。这也表明，马克思不是突发奇想地“发明”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历史的关节点上科学地总结了人类的先进分子在那个时点上的共同认识。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同样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主义。马克思还提到琼斯指出，这种贱买贵卖的制度“依靠着同国外的竞争，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得破坏其他国家的商业，正像已经在本国破坏了劳动一样。”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国际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尽管琼斯以两万票被提名为候选人，而他的被驳倒的对手以五百票被选入议会，但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只能在口头上实行普选。不过，琼斯的这场被马克思称为“简直无法描写这个演说、特别是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所引起的热烈反应”的精彩演讲的演讲词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建议在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时安排一场候选人的演讲。不能再让人们仅仅根据候选人的简历投盲票了。
在《选举中的舞弊》（398—404）中马克思解释了当时英国议会选举投票率低的问题，而这个解释对于今天欧美国家选举投票率低的问题同时适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已经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在《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416—423）中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一家自由贸易派报纸企图证明“贸易自由使出口额增加，而出口额的增加又促进繁荣；繁荣的结果必然使贫困现象减轻，以至于最终消失”时指出，根据这家报纸所引用的数据，“如果我们假定贸易自由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循环和与之相联系的盛衰交替现象，那末，在现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使对外贸易额每年再增加50000000英镑，即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这些神志清醒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竟敢侈谈‘空想主义者’。——其实没有比这些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如今中国也存在大量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空想主义者”，他们力图抛弃“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约束。他们同样地“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贸易自由的结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还谈到了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人们谈论较多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很多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交易所中的虚拟经济过多，脱离了实体经济。那么，在马克思指出“对于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段”时，他提到，“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说：‘绝非如此，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我们现在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市场上一经出现，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这样便保证生产者获得相当的利润，并且刺激他们进一步实行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现在的繁荣的特点是：现有的剩余资本已经直接集中到，并且还在继续集中到工业生产中去。”对此，马克思认为，“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1847年的危机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要比在工业方面更为严重。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区。……剩余资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中，而不分散到贸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径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
在谈到英国大量的贸易顺差导致黄金储备过多（今天的中国是美元储备过多）时，马克思指出，这“总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转为狂热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而另一方面是围绕着诱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溃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到来。”如今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打着走出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的旗号纵容房地产的疯狂投机，其后果让人乐观不起来。
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457—536）中马克思详详细细地揭示了普鲁士政府是如何制造假案的。而这一切都在审判过程中比较清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仅仅是出于陪审法庭的“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那些科伦共产党人才被判有罪。现如今有人指出，当年《光明日报》关于“张志新”一案的许多报道内容也是伪造的。而对张志新的平反也没有经过公开的审理，凭借的仅仅是一边倒的舆论。或许今天还来得及用一场公开的审理来判明张志新一案的是非。这个审理不是纠缠一桩过去了的无足轻重的案件，而是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宽广的良心的审判。
在《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537—544）中马克思强调应当从间接税回到直接税：“由于现代分工，由于大工业生产，由于国内贸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间接税制度就同社会消费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体现为保护关税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间接税制度就愈来愈有必要了。直接税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税不容许进行任何欺骗，每个阶级都精确地知道它负担着多大一份国家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税、财产税和房屋税等直接税更不受人欢迎的了。……贸易自由促使转向直接税制度。直接税制度则包含着反对教会、大地主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将使英国资产阶级丧失它可以从贸易自由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即资本对劳动的无限统治。”
在《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553—558）中马克思嘲笑“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如今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当然都是为了人民，但却很少有通过人民的。这也是最终导致通化钢铁公司重组时其总经理被工人打死的一个原因。当前中国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口号中还需要补充一项“发展通过人民”。
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577—584）中马克思指出“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来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
在《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609—615）中马克思指出，“土地贵族由于1846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废除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他们在1847年就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法案作为报复。可是，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东西。”由此可见，三权分立制度只不过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方便他们取回他们在某种条件下不得不让步或不得不失去的某些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他们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实际上，这个看不见的魔王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在《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616—623）中马克思提到“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因此，当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上各部落，消除了这些部落的内斗对过剩人口的限制后，就只能大举入侵世界各国。
在这里，马克思紧接着指出，“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社会上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虑成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像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社会革命不像政治革命那样有声有色，但它比政治革命的强迫力还要大。当前中国既存在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也存在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就是力图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而那些反对计划生育从而将中华民族推向灭亡境地的人却在那里打起拯救民族的旗号。
余斌指出，对小农经济的讨论，还要结合马克思对城乡、工农对立问题的论述，这是一条隐线。小农经济的政治影响就是行政权力统治社会，改造小农社会才能消除行政官僚统治的土壤。
张建云指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暴力革命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尖锐，工人农民生活难以为继，资产阶级的统治让人毫无希望，如果不反抗就没有出路。而现在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本人难以预想，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经减少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判断应当如何理解？如果不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否生产力的发展会一点一滴地推进社会革命进程呢？
政治学所的孙彩红指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具体环境展开分析，对自己未来的研究帮助很大，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归根到底要开阔视野，深入分析背后的经济因素。此外，毛泽东对于所处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的很好体现，可以参照研究。恩格斯对政党问题探讨，对于研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都有很好的启示。
中国化部的王佳菲询问“执政通过人民”的具体措施，余斌简要列举了两点，一是党政分开，二是党内民主。
孙应帅提出了“共产主义在局部能否实现”的问题，并据河南刘庄为例，该村之所以能搞集体经济，可能很大程度取决于村支书的个人能力，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私有观念可能很快战胜公有观念，集体经济可能瓦解。孤立的公有制很容易复辟。如何才能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私有观念？私有观念的铲除可能比制度的铲除还要难。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观点可能是答案。只有毫不松懈、螺旋上升的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余斌指出，发展通过人民，可以有效消除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私有观念复辟的情况，如果村里花钱都通过制度公开，就不会因为个人因素破坏这项制度。
针对许多同志展开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张建云指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局限于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目光，共产主义很遥远，也很贴近，需要我们点点滴滴的努力，并从现在做起。
（执行编辑：吕臻 余斌）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