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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9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9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11月10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9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陈人江和张伟。会议由孙应帅主持。
陈人江的报告就近东问题、英国工人运动、英国的殖民主义侵略以及英国政府对内政策等四个主要方面做了发言。张伟主要就马克思关于货币理论、经济危机方面的论述做了发言，并就经济危机研究、政党异化以及信息公开等方面发表了一些看法。
两个主要报告人发言结束之后，与会人员主要就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工人运动及工人组织的异化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马恩全集》第9卷收录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53年3月—12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丰富，视角多样，但主要聚焦于四大方面：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范围的瓜分争夺、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印度、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问题、英国政府对内政策。
一、近东问题：西方各列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范围的瓜分争夺
1853年，沙皇俄国加剧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侵略扩张，第九次俄土战争爆发，而英法德奥等西欧列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纷纷涉入其中，各列强展开了瓜分和争夺近东、巴尔干等土耳其势力范围的斗争。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近东问题上国际关系的分析，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殖民征服和扩张中的尖锐矛盾的揭示，以及从中阐述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未来途径，都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殖民帝国体系相交阶段的宝贵材料和视角。
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中，恩格斯指出，土耳其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沙俄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使得争夺连接西欧和亚洲内地贸易的通道的控制权成为关键性的因素。土耳其，包括其首都君士坦丁堡、黑海各港口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都处于这一战略要地上。“商货经过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的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p17）。恩格斯还指出了土耳其对沙俄在亚欧实行扩张政策的重要军事战略意义。
在《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土耳其问题》、《战争问题。——议会动态。——结果》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体系维护和巩固君主专制统治和殖民霸权的实质，抨击这一反动的国际体系的腐朽和无能。当沙俄在不断蚕食和吞并土耳其版图，企图实现一个野蛮而强大的专制帝国取代另一处于没落阶段的，无法再继续其统治的专制帝国时，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当时正处于自由资产阶级上升中的英国，恐惧欧洲社会革命甚于俄国扩张，出于需要俄国作为镇压欧洲革命的支柱的考虑，不敢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而只是虚伪地主张“维持现状”，以此来安抚南欧巴尔干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情绪，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马克思对此揭露道，“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现状。……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马克思辛辣地讽刺道，“一定要维持土耳其的现状！这就像要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停在一定阶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烂一样。土耳其正在烂下去，而且，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现状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p7）。恩格斯认为，维持土耳其的现状，也就是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落后腐朽统治，尤其是对南方斯拉夫民族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但也正因此使得土耳其疆界内的南方斯拉夫民族倒向了沙皇俄国，给俄国以瓜分和肢解土耳其的借口，从而大大扩展了沙俄的反动势力。马恩都认为，沙皇俄国的专制势力扩张是欧洲各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主要障碍，如果俄国控制、兼并了土耳其，那么这不光使得欧洲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也与自由主义的英国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而另一方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落后的封建统治又是近东和南欧各民族进步和解放的主要障碍，只有扫清这个障碍，才能实现巴尔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同时，也只有土耳其境内的南欧各民族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沙皇俄国对土耳其的兼并才失去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每一个独立了的南欧民族都会成为反对沙皇俄国封建专制的力量。因此，近东问题是与欧洲反专制的革命运动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中，恩格斯痛斥了西欧各国列强政府“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政策，指出他们的反动方式是无法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即“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p37）。恩格斯认为，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内决不是过于自信，因为“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徳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了打击。”（p38）马恩当时就已经推断，列强的殖民争霸最后会导致全欧战争或世界大战的爆发，事实证明果然如此！而恩格斯关于大战中薄弱之点的预言也基本由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了。近代西欧列强对土耳其势力范围的争夺和瓜分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一战爆发并非以英国和俄国的矛盾为主要导火索，但从这次由各列强殖民征服和瓜分势力范围引致的大战中，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从彼得堡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突破口。这不得不令人为马恩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预见性与内在洞察力所钦佩、赞叹！
二、英国工人运动
19世纪50年代初，随着大工业基础在英国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期，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壮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密切关注着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问题，在《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十个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工人问题》、《繁荣。——工人问题》等多篇文章中，他描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提出了有关罢工问题、工人阶级组织问题和工人政党斗争策略的一些思想。
马克思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战争的鲜明表现，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驳斥了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他指出，“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p191）马克思强调，不能从罢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不大来贬低罢工的意义，而必须首先注意的是罢工“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p191）也就是说，罢工是促成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促进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从一个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手段，它是工人阶级精神形成、成长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学校。马克思尖刻地揭露了那些主张以法律干涉严惩罢工，以维护出卖劳动的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的虚伪嘴脸，他揭露资本主义的自由本质是，“在以环境为转移的一定范围内，可以让劳动者认为自己是生产上的自由缔约人，认为自己与老板的合同是依照双方的协议签订的。但是，只要他们一越出这些范围，那就要公开强迫他们在议会这个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常设联合委员会所规定的条件下工作”（p256）。马克思还指出，在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反对工人阶级的联合组织后，工人阶级也必须建立自己的联合组织，以对抗资本的进攻。马克思关于罢工的观点不由让我想起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在非公有制的工厂里也处在资本的严酷压榨下，与当时已经达到一定联合程度，能够独立组织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条件下，罢工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阶级意识的形成、建立实际的斗争上的联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还指出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并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重要意义。他支持英国工人运动的先进革命组织宪章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把英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展宪章运动，把争取宪章的斗争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结合起来。马克思斯指出，英国工人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人民宪章规定了在国内实现普选权。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普选权能够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首要武器。马克思援引宪章运动的革命领袖厄内斯特·琼斯的话“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取得社会解放”，“重视政权的基础，即重视普选权，重视宪章”，并这样高度评价了宪章运动：“我奉劝那些仅仅根据英国社会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医患中风的外表来判断这个社会的人们，到这样的工人集会上去深入地看一看那种负有摧毁这个社会的使命的力量”（p195），表明了他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独特道路的肯定和对其未来的热切期望。
三、列强对印度、中国的殖民征服与侵略
马恩在分析欧洲革命的前途时不仅把眼光仅仅局限于西方，而且还扩大到了东方，在他们看来，东方殖民地问题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马恩注意到了东方（中国）人民的反殖民侵略运动，并分析了欧洲革命与东方人民的反殖民侵略运动的相互联系，反映出了马恩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最早阐发了后来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制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关系学说所包含的某些理论萌芽。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说道，“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p109）马克思分析了这二者间的内在联系，这一内在联系即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关系。在欧洲革命的影响因素中，马克思之所以把中国的反殖民侵略起义提高到如此重要地位，就在于中国的国内市场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工业扩张和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意义。因为普遍市场的扩大总是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这种不相适应必定会引起新的工业危机。而一个大市场的突然缩小则加剧了危机。英国殖民者的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后，把中国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其结果是中国被迫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建立了联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的重要市场，尤其是成为英国重要的消费品茶叶的主要出口国和棉毛织品的主要进口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入侵瓦解了中国旧有的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引起了反对殖民掠夺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太平军的起义，1853年左右，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震荡，中国居民不得不储存茶叶和丝织品，其结果是，英国进口茶叶价格上涨，金银外流，中国从英国的棉毛织品的进口额也大幅度减少，而这样一种必需品——茶叶涨价和中国市场的突然缩小的情况，又是发生在西欧农业歉收所引起的农产品涨价之时，所有这一切将会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并最终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因而，“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p114）。中国革命就这样通过对英国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了欧洲革命，从而具有了国际性的意义。
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俄土纠纷。——东印度问题》、《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等多篇文章中，马克思严厉抨击了英国对东方（印度）的殖民征服和掠夺的罪恶行径。他指出，政治寡头依靠腐败昏庸的官僚制度、严酷的苛捐杂税搜刮印度民膏，金融寡头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统治掠夺了印度的财富，工业巨头则用低廉商品的倾销摧垮了印度的农业经济。马克思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在东方殖民统治制度的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历史后果。马克思首先剖析了东方特殊的社会结构。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像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社会结构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由于文明程度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部门是交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掌管的。其二，由于农业劳动的分散，以及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形成的孤立的聚居点，产生了村社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生产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村社制度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无论什么样的王朝更替、外敌入侵，都没有触动印度社会制度的这一根基。只有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侵入，才破坏了这一基础，“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p148）英国的殖民统治，完全荒废了公共工程部门，并通过推行柴明达尔和莱特瓦尔这两种土地制度，严酷剥削印度的小农，使农业完全衰落了下去，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残余。另一方面，英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则彻底毁掉了印度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摧毁了村社制度，也意味着摧毁了专制制度的根基。
面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的残酷殖民压迫，马克思认为，不能陷于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绪和道德愤慨，相反，他辨证地评价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p247）马克思认为，印度旧的社会是建立在其社会成员的相互排斥对立和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的，这样的社会注定要沦为外来入侵者的战利品。而英国的入侵，一方面固然建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它所带来的先进工业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造成了全国性的交往联系，打破了印度社会内部的孤立，从而也为印度的政治统一奠定基础，并提供了印度未来社会进步和政治解放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前提。马克思提醒道，“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会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由此我联想到当今的改革，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情形：每一次经济的增长，商品的逐渐丰裕，既不会自动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自动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会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脱离人民所有的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只会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使现代生产力的一切成果都服从于最先进民族的共同监督，生产力的发展才不会表现为异己的力量，才真正表现为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p252）。
四、英国政府的对内政策
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当时英国政府的一系列国内政策，向人民群众揭露英国政府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统治面目。
在《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等多篇文章中，马克思针对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当时提出的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措施，揭穿英国政府设计的这一整套复杂的财税制度是为了掩盖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尽管代表自由工商业阶级的格莱斯顿取代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迪斯累利上台，但他的财税政策原则早已由迪斯累利提出，仍然不得不反映自由资产阶级利益。他把格莱斯顿的财政预算看作是为“工商业阶级的利益”而编制的，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这是因为，财政改革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推行的必然要求，自由贸易主义加强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英国的寡头政府为了在政治方面阻止自由工商业阶级掌握政权，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对资产阶级让步。因而，无论是哪个党派上台，“只有按照资产阶级意图，为资产阶级做好事先的工作，才能保住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排挤在政权之外”（p80）。但是，马克思又说道，“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也就是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业资产阶级的上台是必然的结局。马克思同时还揭穿了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学派曼彻斯特派的虚伪性。曼彻斯特学派反对不问收入来源而划一收取所得税，主张废除这种不平等，但又企图把工商业阶级归结为需要少纳税的群体。马克思尖锐地批判道，“曼彻斯特打着行善的幌子，不过是力图把一部分社会负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土地占有者和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肩上罢了”（p83）。在《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和《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税收原则，那就是用直接税代替间接税，实行高额累进税。马克思认为，为了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财团的寡头政治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被迫承认和实行这些进步的、有利于人民的税收原则。而“一旦征收直接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工人阶级的预算”（p95）。
马克思还阐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在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中，他论述道，尽管爱尔兰租佃农的土地改良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但大土地所有者却借此对租佃农进行更残酷的剥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取得议会中爱尔兰大土地贵族的支持，不敢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地政策，限制贵族对大土地的垄断权，只是颁布一个保守的租佃法案。而资产阶级的报纸“泰晤士报”也为大土地贵族与租佃农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爱尔兰大土地垄断所有制辩护。马克思指出，取消大土地垄断所有制，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同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p183）。
马克思描述了寡头联合内阁内部的斗争，指出是土地贵族与工商业资产阶级两种利益的斗争。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否定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是认为，人民群众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政府的内部矛盾来争取自身的权利和要求。对此，他总结道，“在贵族的联合内阁还能按照厂主和商人阶级的要求办事的时候，厂主和商人本身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努力，也不会允许工人阶级展开自己的政治运动。但是，如果土地占有者的党再一次占上风，资产阶级不改革腐朽的寡头议会就不能摆脱它的控制了。而到那时，资产阶级就不能只限于宣传局部改革了；那时它就会被迫对人民群众的要求给予充分的活动余地”（p95）。这一灵活的斗争策略也应该为我们在分析今天的阶级斗争时所学习和借鉴。
第九卷（后半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治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英国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经济方面则主要是关于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外交方面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对沙皇俄国侵略土耳其利益所采取绥靖政策以及对绥靖政策的评论；军事方面基本上是恩格斯所著，包括对俄土战争的描述以及对战略战术的评论。这些方面通常是交织在一起论述的。
下面是在读第九卷过程中针对经济方面的部分笔记以及有关思考。
一、《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中对皮尔银行法令的批判（P330～340）
1844年皮尔银行法令的出发点是这样几种假定：金属的货币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能调节价格；在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外汇行市有利，金块内流，货币量就要扩大，如果外汇行市不利，金块外流，货币量就要减少；银行券的流通应当与金属货币的流通完全一样；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数量的变动和在居民中流通的它的银行券数量的变动一定要相符合；在外汇行市有利时，银行券的发行量应该增加，外汇行市不利时则减少；中央银行银行对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
这些假定除有关金本位制方面之外，其他的假定仍然是当今货币政策的出发点。马克思对这些假定逐一进行了批判，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货币供应量与价格关系。马克思指出，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价格，而是相反，价格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这和我们的“理论常识”相悖，但从这次经济危机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这个说法是符合现实情况的。为摆脱经济危机，各国央行都普遍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以为这样能够增加“流动性”。如果按照货币量决定价格的说法，应该会很快出现通货膨胀，但事实并没有出现。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对货币没有这么大需求，这些货币并没有进入商业循环而成为流通中的货币。但在经济危机后的复苏期，存货消化完毕，过剩产能淘汰得差不多，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商品价格开始趋于上升，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这时候流通中的货币才会开始增加，但增加的原因不是货币供应量增加，而是经济交易的增加使得储备的货币进入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和货币发行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货币发行量增加并不一定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增加。
（2）汇率变动与货币供应量。马克思认为，“外汇行市不利和黄金流失也不会造成甚至纯粹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储备的，即作为银行存款或者以私人储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外汇行市有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黄金内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银行里储存的和私人储藏的货币量。”
当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黄金才是储备货币，现在则是美元、欧元、日元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两者在作为储备货币方面具有同质性，可以应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从中我们得出一个推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因此而引发的热钱流动对流通中的货币量也不会产生影响。这也是和“常识”相悖的。人民币升值，外汇（热钱）流入，一部分形成外币存款，另一部分则兑换成人民币，人民银行被动发行人民币，但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并不会因此而必然增加，因为如果实体经济没有需求，这些被动发行的货币只是形成新增的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贷比或进入短期投机市场而已，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反过来，人民币贬值，外汇流出，也不必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如果这个推论成立，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否应该做重大调整？
（3）流动性与信贷市场的关系。马克思在文中还指出了现代银行业依然流行的一个错误的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
在这次经济危机前期（金融危机时期），为缓解银行惜贷问题，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向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直到现在借贷市场依然没有恢复。银行惜贷的根源不是无钱可贷，而是实体经济没有资金的需求。下面这段150年多年前对金融市场的描述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到这次危机时期的金融市场。“在1845年3月至9月的时期中，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高峰，各种各样的大宗成交的业务简直淹没了全国，那时，贴现率约为2.5％，而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稍后在1847年时期中，当贴现率达到了4.5％，股票价格极度下跌，到处都拒绝贷款的时候，银行券的流通量却达到了最大的数字。”
二、《西方列强与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P350～371）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描述了经济危机几个征兆：
（1）劳动力短缺：（1953年）7月和8月初，在地平线上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晴空——繁荣，只不过是远远的有一小块乌云——东方问题，除此之外，恐怕更使人担心的还是深恐缺少劳动力会妨碍我们的棉纺大王们充分挖掘他们所计划的好生意的无穷财源。
（2）投资信心空前高涨：但是最可宝贵的还是人们的信心，相信这种巨大的工商业活动整个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基础上的，不容许有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肆行无忌的投机。英国工业家都异口同声这样说，并且也根据这种看法办事：他们兴建成百个工厂，定购成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定购成千架织布机和几十万支纱锭。机器和机床制造生产部门在1853年比任何一年都有利可图。那些由于1851年的大罢工而在各方面都遭到重大损失的企业，这时也恢复了起来，甚至情况更好了。
（3）开始出现产能明显过剩的苗头：勇敢的工业冒险家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震荡、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现象，还不是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绝不可能在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发生。至于说生产过剩，那末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商品储备”——这是“曼彻斯特卫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继续存在，而且有增无已。对商品的需求量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应量却一天天增加。在新建的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工人最多的企业只是现在才逐渐开工。由于劳动力不足、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以及大量定购的机器设备没有可能得到满足，所以这些企业的开工遭到了先前未能料到的耽搁，早就应该出现的工业产品过剩的征兆因此而推迟了一个时期。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布莱得弗德附近的泰·索耳特先生的工厂一直到这个星期才能开工，还要过不少时候该厂的生产能力才能在市场上充分显露出来。在郎卡郡的新的大企业中，有许多到冬季才能开工，而生产力的这种新的巨大增长的后果，只能在春天，甚至更迟一些才能在市场上充分显示出来。
这些征兆和这次经济危机前征兆何其相似。（1）出现民工荒；（2）经济过热；（3）调结构（实质是产能过剩）。
三、《繁荣。——工人问题》（P522～529）
这篇文章中有一段与中国目前的状况非常类似的表述，对中国的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如果你们把一大堆剩余产品投入已经为你们的出口商品所充斥的市场，那么你们所期待的时刻（指收回货款）就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我们现在则换成了一大堆美国国债，也许能收回来，但将会是已经大幅度贬值的）。你们统计表上列举的一大串假象财富的清单，可能成为一大串实际损失的清单，成为世界范围的破产的清单。”“大不列颠的工业产值在1853年大大增长，它的增长超过了常规，它的扩大的趋势正是市场紧缩的时候日益加强。”
四、一些思考
1、关于经济危机研究
马恩全集既为我们研究经济危机提供了研究方法，也提供了研究经济危机的材料或材料线索。中国经济已经并将继续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已经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隔离，自身也具备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讲正在酝酿严重的经济危机。运用这些方法、材料，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历史，对于我们：（1）如何预见和预防经济危机；（2）一旦经济危机发生如何控制、应对经济危机；（3）以及如何利用经济危机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改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乃至复兴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工人罢工
在第九卷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工人组织与工人罢工问题。罢工在当时非常普遍。一方面说明当时工人的待遇和条件非常差，阶级对立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工人具有罢工的自由，能够通过罢工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但目前在中国举行罢工何其难，正常的罢工基本上不可能得到批准。当前中国处于非公有制下的普通工人不但没有经济地位，而且没有政治地位。工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一些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一起对付工人，本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成了摆设甚至连摆设也不是。
即使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但这也只是工人争取自己权益的初级手段，并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工人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工人自己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斗争对团结和教育工人有很大的作用，可是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并开展争夺政权的斗争。
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怎样才能保证工人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或其他工人的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够始终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多少工人的同情，如果这些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这些国家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强大的、独立于工人的、趋于庸俗化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为获得自己的私利，只能牺牲工人的利益（因为没有其他阶级或其他阶级很小，没有多少利益）。为此他们就打着改革的旗号，不断地剥夺工人的利益，种下了埋没社会主义的种子。由此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它是否是毛泽东为解决这个问题、跳出“周期律”而做的一个不成功的尝试呢？
3、关于信息公开
马克思写作是基于大量的材料的。除了各种报纸外，还有当时英国议会上的各种材料，说明当时英国的信息是比较公开的。这种公开应该与反对党的存在有关。由于反对党的存在，尽管由于“阶级利益”一致，可能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共谋，但毕竟执政党的很多决策信息会通过反对党传播出来，因此通常能做到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增加了暗箱操作、独断专行的难度，是民主监督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因此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决策过程理应向老百姓公开，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监督共产党的决策是否偏离了老百姓利益。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是否可能做到有效的信息公开？怎样才能做到信息公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制定过程，普通老百姓没有知情权，更不用说参与了，通常是政策出台后老百姓才知道，往往只能憋着怨气被动接受，我们也看到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以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被侵犯为代价的。
关于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问题是讨论的焦点之一。马克思在对皮尔银行法令的批判中指出是价格决定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是相反。彭五堂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的描述是：流通中的货币超过实际需求时，价格上升，引起通货膨胀。这两种说法存在矛盾。余斌认为马克思的说法是有现实依据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超额准备金的变化。在2008年危机之前，美国银行业的超额准备金通常只有几十亿美元，在美国政府开动印钞机救市后，超额准备金增加到7000多亿美元。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西方经济学中的论述那样，这还是一个谜，建议加以研究。
关于阶级代表的异化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张伟在报告中提出了苏联、东欧共产党背离工人利益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否存在解决的途径。陈人江将此问题归结于：如何保证阶级的代表者始终代表所代表阶级的利益。与会人员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例子，如英国的工人贵族、法国的波拿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等，都存在阶级代表的异化问题。张伟认为，是否异化，不仅要看这个党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看怎么做的。
除上述两个主要问题的进行讨论外，大家还就讨论过程中涉及到的小企业融资、金融危机阴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中国的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执行编辑：张伟、陈人江）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