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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天上降到人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虚假性及其虚假性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以市民社会为出发点、完整地理解意识形态产生及发展过程的认识基础和思维逻辑。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上降到人间”，其意识形态的诞生遵循着从“天上”到“人间”的思维逻辑。通过检视1842~1845年德国思想领域的更替与喧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短时间内，整个德国哲学要么是从“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出发，要么是从“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出发，迅速地以一种解释世界的观念代替另外一种观念，尽管热闹非凡，但无非都是把观念、思想和意识看作是统治现实世界的力量，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变迁都发生在纯粹的思想领域，终究不过是“源于精神的精神”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因此称之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和“幻想的宗教呓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论是批判“虚假的观念体系”，还是探究意识形态的真实来源，都应当遵循一条“从人间到天国”的思考路径。即只有把“市民社会”和“现实的生活过程”作为出发点，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意识形态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实践意义。“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1]32“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1]36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必须把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理解为“历史的产物”，理解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必须“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从物质实践”出发来理解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换言之，要完成对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准确理解和真正批判，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和阶级的分析方法。“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2]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立足于现实的基础，意识形态的颠倒和虚假源于社会存在，因此对虚假的、颠倒的意识形态批判必然导致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36

　　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消灭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重要理论支点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对“虚假的观念体系”———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他们指出，意识形态还有一层含义，即指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人间”而非“天国”，是直接的物质生产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16既然意识形态与人们直接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相联系，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阶级性。

　　在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因为：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现存物质力量、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自身也是现存政治制度、统治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透过这种“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所蕴含的价值系统，意识形态发挥着使人们认同现存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作用。同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表明，任何意识形态都体现着特定阶级的利益诉求。

　　与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相关联，“意识形态”还包含革命阶级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44在社会变革的初期，任何想要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取得相应的地位，不仅要摧毁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更重要的是为了夺取政权，为此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通过赋予本阶级的利益和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每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将本阶级利益和思想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和思想，并以此作为阐释革命任务以及动员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与口号，确保革命过程中的舆论基础和思想保障。

　　历史地看，阶级存在是思想存在的前提和载体，每一时代革命思想的存在都依赖于一定革命阶级的存在，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又是革命阶级诞生的前提，因此，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使之与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相适应，就成为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生产方式中，劳动者都是生产力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因而，任何形式的革命力图取得成功，都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参与，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明确使命、动员群众、团结群众，唤起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自觉推动社会历史进步。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其最根本目的在于唤醒群众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并“使用现实的手段”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不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也不是用“一些思想勇士”消灭另一些思想勇士，更不是用“一些原则”替代另一些原则。马克思始终强调历史的动力以及任何理论的动力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理论批判，因此，对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首先必须服从社会革命的需要；其次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准确理解意识形态的复杂表现及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用思想的总体，再现意识形态现实存在的整体，揭示意识形态产生、变化及其消亡的社会机制及历史根源，为最终超越旧的意识形态、建立新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奠定基础。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批判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的思考和阐述要以人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实践为起点

　　任何时代的任何意识形态，要去除其“虚假的”和“虚幻的”性质，必须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在认识方法上，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尽管，生活的逻辑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准确把握事物的真实逻辑则是从抽象到具体。正如马克思从寻常的形形色色的商品现象，探究到资本的生产逻辑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一样，这些抽象只能从人类世世代代的活动、“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去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同时，对优秀文化的弘扬和各种反动或不良思想的批判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应当立足于现实生活和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取代。”[1]17-18

　　（二）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发展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意识形态与现存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互为依存关系表明，无论在稳定时期还是在变革年代，意识形态都必须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才能获得“普遍性的形式”，具有“物质的力量”。

　　第一，关注群众的物质利益诉求。马克思反复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本身，有关衣食住行这些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早在1841年，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写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978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上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物质利益的满足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精神文明建设也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意识形态要达到说服群众、动员群众、进而掌握群众的效果，就必须密切关注群众的物质利益诉求。为此，迫切需要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长期不相协调、公共服务不足、城乡差别加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大等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平衡，缩小两极分化，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第二，引领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改革开放30余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而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交通的便利和资讯的发达，还有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伴随着经济形式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于得失、利弊、荣辱、是非等的观念也日趋多样化。在文化多元并存、价值冲突彰显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选择却越来越无所适从：一些地方政府在对GDP和财政收入的追逐中，无视不良文化的沉渣泛起，将社会道义完全置之脑后。一些政府官员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公仆意识丧失殆尽。“信仰缺失”与“精神危机”在讯息拥挤、快节奏的物质生活的背景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因此，用“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引导社会大众、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维护国家的民族精神、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而要引领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就必须使精神文化源于生活，贴近生活。2003年2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促进国家利益》认为：“澳大利亚人珍视宽容、锲而不舍和伙伴关系。”它构成了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共渡困境之时，在维护澳大利亚自由的斗争中，在社会凝聚和国家的团结中，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将“珍视宽容、锲而不舍和伙伴关系”这样具体而简单的内容作为国家的精神，正是因为它贴近生活，让社会公众感觉亲近，大家努力即可实现。

　　第三，支持群众的全面发展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1]73-74；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维持生命的方式同时也是摧残自身生命的手段，“物质生活的生产”与“自主活动”的分离，导致人的异化，以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表现为目的，而人的“自主活动”则表现为手段。在更高一级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29马克思恩格斯相信，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为人的能力和个性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条件，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表明：一方面，作为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内在地包含支持个人全面发展的内容；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能够激发人们对理想和意义的追求，帮助人们摆脱物质的羁绊，趋向精神的自由，使个人的身心得到完整展现。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所蕴含的价值系统，要真正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视为其核心内容与根本目标。社会不但要提供人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更要为人追求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道路、创造空间。意识形态或者理论观念的形成与展开，要以提升人的生存意义、丰富人的精神、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的发展为己任。首先，在个人个性的丰富性方面，要以尊重人的个性为依托的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其次，在社会关系方面，意识形态要充分发挥利益协调功能和思想保障功能，支持群众自我发展的要求，为个人发展创造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更加和谐的社会生活空间，使人能够充分“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展现自身的丰富性和内在的本质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的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和谐统一。最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断改善人的生存发展同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自然空间和更加有利的生态条件。

　　（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发展要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告诉我们，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社会稳定或者社会变革时期，意识形态不仅是动员和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与口号，更是革命事业成功的思想保障和舆论基础。早在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曾告诫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5]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颇有心得，他说：“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美国新闻署的一份报告也明确说：“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把“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与合作”称为“软实力”，认为，那些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将成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对国际社会影响巨大。

　　国家间的竞争，一方面来自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来自思想意识领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文化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三个不适应”：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有鉴于此，我们理应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文化领域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改革落后的文化体制，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寻求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切实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0.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