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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从实践、历史和功能三个维度对思想作了科学定位，实现了哲学思想的根本变革。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大舞台上表演着复杂繁乱的思想“话剧”。倡导这些思想的“先锋们”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都认为这些思想“有颠覆世界的危险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和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同时，他们的错误也是一样的，即他们都存在着思想认知的错位，并将这种错位的思想认知当做绝对真理加以崇拜和传播。由此可见，进一步深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的科学界定，对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辨识各种社会思潮，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思想的实践定位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即社会生产实践出发，对思想进行了实践定位。不同哲学派别的重大分歧往往表现为对人的不同理解。在不同的哲学理论中，从对单个人的理解到对人类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绝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中，人只是某种精神的载体，人类的历史只是精神史，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就被归结为某种精神的自我展开。所有的思辨哲学莫不如此。正因为如此，这些貌似深奥的哲学只能在精神世界或思维领域绕圈子，它们都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现实矛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具体而言就是这些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条件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在唯物史诞生之前，思想家们头脑中的人都是抽象的人，从抽象的人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就是由各种抽象观念决定的历史，人类就只能服从于观念的统治，一切统治阶级就能凭借抽象观念对劳动人民进行为所欲为的压迫。只有科学阐述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前提，才能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正确理解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正确把握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属性及其发展前途。“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这就与那些表面上不谈前提、实际上却把“自我意识”、“类”、“唯一者”等抽象范畴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的德国哲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着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而动物也具有它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同它们所遇到的自然条件的关系，那么人通过什么使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保证了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还认为这种生产是个人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的活动方式，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即一定的生活方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是不同的，因为这种差异，人们才会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阶级属性。

　　在思想的实践定位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还研究了社会分工的形成与实质，其目的就在于揭示分工的客观历史性，进而揭开不同所有制形式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否定关于社会分工的宿命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同样，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说明了社会分工的物质前提，真正批驳了以前各种关于社会分工的虚假理论。由于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分配有关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力通过决定社会分工进而决定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交往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生产的各个方面和人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进行阐述之后，进而分析了社会意识即思想的形成和本质。他们的研究不是从某种“纯粹意识”开始，而是从社会存在开始，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一个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同样是物质活动的产物。生产与分工发展中的各种形式与阶段，改变与扩展着人的视野，丰富着他们关于自然界和自身的意识。当劳动区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时，意识才开始摆脱物质世界构造“纯粹”的理论，各种各样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就产生了。从这种认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阐明: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之所以要制订出有利于本阶级的颠倒是非的意识观念，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需要。

　　由于确定了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前提，并在此基础上科学说明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德国哲学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出发点上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也就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的确立打破了以往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神秘性和欺骗性，为人类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成为可能。过去的历史观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真正理解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而把它仅仅看成是与历史过程没有实质关系的附带因素。确立唯物史的出发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从而形成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二、思想的历史定位

　　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的实践定位，解决了思想与生产实践的关系问题，解决了思想的来源问题。思想产生之后的“独立”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思想的历史定位问题，也就是思想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是否存在超越一切历史的思想。对思想超历史性的认同必然导致思想的神化与崇拜。意大利学者拉布里奥拉曾经指出，“历史的和社会的研究，像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而且比所有其他的研究更容易遭到不小的障碍，甚至是令人讨厌的障碍，这就是只有书本知识的人所固有的通常被称之为咬文嚼字的恶习。这种恶习渗入到一切知识领域并在其中蔓延，然而在关于道德世界即历史的和社会的科学的综合的研究中，词句的崇拜、词句的权威常常使事物的活生生的和现实的意义被曲解和化为乌有”（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这里所说的“词句的崇拜、词句的权威”，也是青年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障碍，具体而言这个障碍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揭开了唯心史观的神秘面纱，第一次全面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使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成为可能。

　　如何认识历史，如何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同时代的共同话题。每个民族都有许多“正史”、“野史”，有许多圣人、圣语，它们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它们常常被视为历史本身，常常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种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几乎是一种“常识”。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这种“常识”的谬误。这一发现实现了人类思想史的一次重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哲学家谈论的人都是无前提的人，即抽象的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78页。）。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在今天看来，这是如此简单的道理，它是普通人的基本日常经验。但是，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数的思想家就是不能或不愿说出这个常识，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形形色色的“皇帝的新装”唱赞歌。于是，历史就像雾、像风、又像雨，谜乱的历史重重地压迫着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对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理解，并不是仅仅要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更为重要的使命是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即“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但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因此，他看不到现实的历史的人所从事的生产对于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决定意义，他只停留于自然科学的直观。“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9页。）。人的自然生命的生产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产包括通过劳动而生产即维持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这样就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关系，即家庭关系。所以，人的自然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揭示了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说明人们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在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而在唯心史观那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用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意识是人所具有的精神现象，它在人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对意识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存在着根本分歧。在包括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的意识即精神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独立”的观念史似乎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的观念史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它必须依附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人们在改变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意识的产生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交往、语言交织在一起。观念、思维等产物这时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分工的出现，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由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社会上出现了脱离物质劳动而专门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意识才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外观。然而，这种独立的外观只是相对的，意识的形式和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虽然意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它并非是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

　　要能够理解思想意识与意识形态的本质，要能够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了解分工的历史起源及其后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分工包含着所有矛盾，人类早期分工产生的同时出现了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可见，分工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以及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异化的根源。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的方式的差别，也就是说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受生产力的制约。正因为这一点，人类历史才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就是在不同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这个舞台上表演着不同的悲喜剧。

　　从这里可以看出，只关注王侯将相、英雄豪杰和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无论它将历史描绘得如何生动和“真实”，都是一种离开了发源地的历史观，都难脱唯心史观的窠臼。市民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看似微不足道，但它恰恰就是历史本身，“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5页。）。

　　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个单个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经验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一点还是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进一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事实说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在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生产方式和交往的日益发展，不同民族之间自然形成的分工就会被逐渐消灭，单个民族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这种转变不是基于什么世界精神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的存在。

　　三、思想的功能定位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时代的统治阶级都声称自己的思想是“超阶级”的思想。在唯心主义历史观那里，思想、意识形态具有超阶级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这个普遍性的假象，区分了统治阶级思想和被统治阶级思想、革命阶级的思想和反动阶级的思想，揭穿了历来的统治者为了阶级统治在意识形态上所玩的种种花招，破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统治铁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思想和阶级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对思想的功能作了科学的定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思想、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资料，还要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说服被统治阶级安于现状、俯首帖耳，才能实现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

　　统治阶级的存在不是仅仅依靠思想而存在的，思想统治之所以成为必要，目的还是在于占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在于要求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地、源源不断为统治阶级提供劳动和劳动产品，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这种物质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这个意识上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但是，一切统治阶级都不愿意这样解释统治思想产生的根源，它们大多抬出天、神、永恒精神等这些非经验性的存在说明思想的产生及其存在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举例说，“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1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是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分工在统治阶级中间也有充分的表现。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以该阶级的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这就是职业思想家的产生。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他们好像是独立的思想者，他们似乎是为思想而存在的。而思想家的独立性，或超阶级性给统治思想增添了神秘性和迷惑性。但是，职业思想家的职责就是“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可见职业思想家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而已，依附性是一切职业思想家的基本属性。

　　统治阶级中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是如何编造思想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手段:第一，把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这样，就可以颠倒思想与阶级、思想与社会物质关系的联系。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而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

　　这样就割断了思想和它们的现实基础的联系，进而把这些思想之间的联系体系化、神秘化。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为了避免陷入神秘主义，统治阶级总是力图为他们的历史观披上世俗的外衣，总要在历史上找出各种统治思想的体现者。

　　在革命阶级和先进阶级那里，思想的功能主体现在其认知和引领作用上。所谓认知功能就是革命理论对革命阶级形成阶级意识的觉醒作用。所谓引领功能就是革命理论对革命行动的激励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就是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认识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运动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思想和理论上的自觉是革命阶级、先进阶级及其政党不断前进的重要的基础性条件，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代中国，深入理解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思想的科学定位，对于我们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纠正在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思想认知错位，从实践、历史和功能三个维度批判各种非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进而正确认识社会历史、辨识各种社会思潮，实现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