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问题所在

　　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理解经济实践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人们当前和未来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实践。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和作用则在于，如何以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分析经济活动，通过现象看本质，从现象中抽象出本质，进而对本质和规律进行科学合理的理论表达。

　　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过去如此，在当前和未来更是如此。但作为经济学研究前提和基础的方法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却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对这一领域的现状，一句话概括，即为:没有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俗地说，好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被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而不好的有缺陷的方法却被普遍地应用，甚至被乱用。鉴于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存在的种种问题，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重申马克思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指科学抽象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进一步构建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更显如此。这一点对我国经济学界来说显得格外的迫切和重要。

　　二、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实验室中进行，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也就是说，抽象是唯一可以当做分析工具的力量。马克思正是运用科学抽象法才真正解答了“商品之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抽象法要求对社会活动的研究，从感性的具体出发，经过分析上升到抽象的规定，然后在抽象规定的基础上，经过思维中的综合过程，再现为理性的具体。其中，“抽象”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即把“感性具体”的某一方面的属性、关系等在人的头脑中抽取出来的方法。科学抽象法的具体过程即为: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的规定”，再到“理性具体”。

　　就整个过程来说，对“感性具体”的认识，仅仅是理论认识的来源，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构建是从“抽象”开始的，也就是说，理论是以抽象的规定，而不是以感性具体作为自己的形成要素。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只是使科学研究站在理论体系入口处，而通过综合，把反映事物各方面本质和联系的“抽象的规定”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关于事物的全面深入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表面上看是一种纯概念的运动，但这种概念的运动实际上是社会运动的反应，即抽象的思维表达是人类社会的本质。

　　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将科学抽象法分解为两条道路，即:“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感性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p18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同样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从“具体”到“抽象”首先是从“感性具体”出发，对“混沌表象或整体”进行分析，形成“抽象的规定”，达到对“感性具体”某一本质方面的认识。马克思认为，17世纪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和学者所走的研究道路，便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到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2］p18

　　而在抽象到理性具体的第二条道路上，“这些个别的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世界市场的各个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2］p18

　　因此，只有从“抽象的规定”再进一步上升到“理性具体”的时候，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体系才会真正出现。而这后一条道路才是马克思所要走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2］p19科学抽象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根本原则。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进一步说明和规定“抽象”是如何进行的，理论和理论体系应该如何展开和构建。历史的方法是依据历史发展的进程，在时间的跨度内对客观事物各个方面及各种要素的发生、发展和成熟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逻辑的方法是认识事物规律和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逻辑，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对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反映，是历史的东西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和再现。逻辑分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又分为演绎方法、归纳方法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广泛地运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例如，马克思在利用资本总公式G－W－G＇，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时，便运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但是，马克思揭示剩余价值源泉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是运用辩证法对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找到剩余价值的源泉的。在这里，演绎推理只是辩证方法的辅助工具，是比辩证法低一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历史和逻辑统一中的逻辑就是指辩证逻辑。历史和逻辑是有区别的，但彼此又是密切关联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第一性的，而逻辑是主观的，是第二性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说客观现实的历史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逻辑行程终归要由历史进程来决定，而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是“经过修正”的历史。因此，科学的研究方法必须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使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否则，研究一方面会陷入对历史事实的琐碎研究，抓不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客观的规律。这是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2］43;另一方面，如果“逻辑”不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那么“逻辑”的理论再现，就必然会因缺乏历史感而显得空洞无物。

　　在具体的运用上，科学抽象法又具体化为: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批判方法等其它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研究方法是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从表象深入到本质和规律的方法;叙述方法则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如何表述理论和理论结构的方法。［3］p315“但是，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的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的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p111批判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又是马克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集中体现。例如，《资本论》的副标题，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以批判的态度考察和研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并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和必然灭亡的特征。

　　三、科学抽象法的哲学本源

　　黑格尔主义、法国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的思想来源，而黑格尔主义在这三者之中是居于首要地位的。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其它来源也都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和制约。［4］p1

　　黑格尔在他的思辨结构和晦涩难懂的语言中蕴藏着天才的思想方法。他提供了揭露对象矛盾的方法，并力图证明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恩格斯曾指出，“尽管黑格尔(历史性)的思维方式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但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这就是说，黑格尔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2］p42

　　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他以“思辨哲学”的方式表征了他所生活“时代”的现实。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人类认识史上最重要、最积极的成果，是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灵魂和精华。马克思将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资本论》是他将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次尝试。在《资本论》的整个方法系统中，辩证法居于核心和枢纽的地位。［5］

　　在马克思的哲学思维和研究方法中，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克思哲学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恩格斯看来，唯物史观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过经典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科学抽象法是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和具体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是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即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原则和根本方法，是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哲学本源。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分析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体系、系统、群，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其本质的区别就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这是支撑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怎样以及能否科学地在丰富的经济表象中把握经济本质和规律的基石。

　　1．方法论层面上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区别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专家库恩•拉卡托斯将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分为三个层次，沿着他的思路，我们需在三个层次上把握两种研究范式的区别。首先，“经济世界观”层次。这一层次是经济学方法论所涉及的最高层次，即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的内容。虽然这一层次的方法论内容并不直接构成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却对经济学研究的目标、视角以及研究者的立场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研究是科学研究精神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对于能否得出不受个人“价值判断”支配的关于经济运行的本质和规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①［6］60，6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经济世界观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规律;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源的“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设，其经济世界观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

　　其次，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二层次是方法论“硬核”。这一层次的内容是“经济世界观”在经济学研究以及随后的经济理论中的具体反映。每种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都建立在这个层次上，它是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决定着整个范式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在这个层次上，关于经济中人的行为的规定性可被视为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以对经济中“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作为出发点和核心。［7］23，24只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人只是假定为狭隘的“理性经济人”，我们并不否认理性的经济行为是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理性的追求最优化的经济行为绝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全部。因此，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体系是不科学的、偏颇的，以一孔之见代替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出对部分来讲即使有一定的道理，但就整体而言是荒谬的结论，因而，必定将问题的分析引入歧途。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处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一定经济关系中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中的人是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而出现的，其中包含着人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理性经济行为。

　　例如，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企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经济行为。如上所见，当“理性经济人”这个方法论“硬核”被推翻时，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就面临崩塌的危险，需要重新加以构建和完善，而事实却正是如此②;第三，“理论保护带”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低层次。这个层次的方法论主要是以方法论“硬核”为基础，是抽象和构造具体经济理论的初始假设条件。“理论保护带”围绕着方法论的“硬核”展开，是连接方法论“硬核”和具体经济理论的桥梁，其主要的作用是当经济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经济现实时，避免由于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冲突，而对方法论“硬核”进行修正，从而防止整个理论体系的崩塌。在具体的做法上，通过对“理论保护带”的修正，避免理论和现实的冲突，加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例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市场结构进行研究时的各种假设以及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时的各种假设都属于这个层次的方法论。［7］24

　　2．两种研究范式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充分历史性的经济学。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43无论是在经济世界观、方法论“硬核”还是在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构建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表现出充分的历史性，因为它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的经济世界观，以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其方法论“硬核”，以人类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经济理论。

　　与此相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假定则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无论是在经济世界观、方法论“硬核”层面都是如此。在这种研究范式中，无论人是历史上的或是现实中的人，处于何种生产关系中，其阶级地位如何，它们通通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最优化为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在这方面，新制度史学家诺斯比其他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更深入一步，他进一步发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将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一些具有历史特征的新古典分析框架所舍弃的要素，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用以解释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解释经济绩效的改善和经济增长，但诺斯教授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这一点上他丝毫没有任何突破，反而是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强化到关于历史的分析当中。亨利•菲尔普斯•布朗曾论证说:“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错误在于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些假定是完全武断的，确确实实是”凭空捏造“，并且他把这种建立假想世界的习惯归咎于没有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培养经济学家。”［8］p250

　　3．个人主义的效率观和整体主义的价值判断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经济学。在人文关怀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将人类(作为整体)的历史命运作为自己的理论归宿，它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崇高的目标。［7］p7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要义所在。关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马尔科姆•卢瑟福将其关键的假设概括为以下三项:一、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二、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三、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10］p38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最终单位。［9］p6

　　阿卡斯(Agaasi)曾犀利地指出，韦伯和哈耶克等人发起并推动了哲学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乃是20世界哲学实践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9］10正是由于这种转变支撑，并强化了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核心地位。一方面，它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经济世界观的哲学本源;另一方面，从哲学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变，构成了“理性经济人”的方法论“硬核”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哲学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再到具体的经济理论，个人主义以及围绕着它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始终支撑着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自亚当•斯密以来一直如此，即使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那里，这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仍然发挥着理论基石的作用。

　　经济理论来源于经济实践，并用以指导经济实践。但理论在指导实践之前，必须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好与坏做出判断，做出规范性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了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以个人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价值观，它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在逻辑上必然结果的一种效率观点。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一直以来，效率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之中，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最终归宿。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亚当•斯密用他的“看不见的手”诠释着“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好”的个人主义信念，但如今，这个问题是通过市场中个人的最优化行为所形成的有效的资源配置状态来加以表达的。

　　但是，正如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唯心主义经济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硬核”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观是一种狭隘的效率观点。这是因为即使在排除市场失灵的前提下，这种效率观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例如，埃奇沃思方框中契约曲线的两个端点都是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状态，但在引入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显然这两点都不是最优的效率点。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最终的资源配置状态是一个人拥有全部资源，而另一个人却一无所有，那么当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连其自身的衣食住行都不能保障时，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的去掠夺其他人的资源。此时，这个社会的稳定因资源的争夺而没有任何保障。因此，结论是连社会的稳定都不能保障的效率观显然是一种无效的效率观。实际上，若这个社会能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多地注重公平，能够更多地关注整体而不单纯是个人的利益，则很明显，这个社会将会更稳定、更和谐，每个人都会获得更多的利益(不单纯是狭隘的经济利益)。这里实际上阐述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率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即这种效率观不涉及价值判断。具体地说，这种效率观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不涉及贫富差距、环境等关乎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而对个人利益的强调恰是每个国家现实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与狭隘的个人主义相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则更为强调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体。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的和;社会作为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10］34尽管方法论整体主义受到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但我们认为，只有秉承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观点，才能在理论上阐述整个世界以及每个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并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给予建设性的指导。个人主义的效率观和整体主义的价值判断问题实际上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经验上，效率和公平是对矛盾的范畴，并且它们之间的矛盾被人们以往的经验所强化，也就是说，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是被人为的对立起来的。实际上，事实则恰恰相反，效率和公平应该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关键的问题是看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在引入价值判断，考虑社会整体和人文关怀的情况下，真正的效率观一定是兼顾公平的效率观。

　　五、结语

　　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给我们理解、剖析和透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抓住其运行本质和规律的独辟蹊径的视角。马克思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抽象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方面，并将其在思维的行程中、在精神上、在理论上再现出来。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是他留给人类研究自身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思想瑰宝。只有站在他的肩膀上，我们才能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整体经济的运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理解经济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根源，以及如何才能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

　　但遗憾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界不但没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思想精髓，反而在近些年来有逐渐扬弃的趋势。现如今，在我国只有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经济学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阵地。而更为严峻的事实是，马克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或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经济学研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地。基于这样的事实，也是出于在理论上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迫切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重要使命和任务。但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首要任务是必须使人们改变马克思主义只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局限，使其回归真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实际上，一种完全客观的状态是个人不可能到达的，但科学的研究精神却要求努力达到这种状态。在这里，个人的客观性不仅包括价值判断，而且也包括避免将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强加给他人。参见:唐•埃斯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60－61．②这一点也为一些著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认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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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小金．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唐•埃斯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60－61．

　　［7］何自力等．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探索［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8］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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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