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任何一项理论研究都必须首先明确所使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给予其性质上的确定性。“马克思学说”是当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范畴，考察这一概念的历史线索，廓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马克思学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本文论述的是狭义的“马克思学说”，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并不包括后继者们发挥的成分，而广义的“马克思学说”则是指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他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后继者们的发挥。

　　一、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从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研读中，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没有发现“马克思学说”的概念。恩格斯在1895年1月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明确使用这一概念：“法尔曼的文章由于错误地解释马克思学说的其他方面和许多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倾向，的确有些地方相当混乱，这几乎抹杀了他所采用的那种使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于问题实质的成功的方法。”[1]在此，恩格斯所使用的“马克思学说”所指称的对象就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因为恩格斯所批判的彼•法尔曼的文章《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所针对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跟当下学界对其的理解和使用基本相同，都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只是在文中恩格斯用它仅仅指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学说”概念也曾出现在全集的注释中，恩格斯批判针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质疑而引发了“马克思学说”的使用。1880年10月，恩格斯计划撰写“法学家的社会主义”批判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门格尔的著作《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该书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有独创性，他的结论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汤普逊等人）那里抄袭来的。恩格斯认为不能对门格尔的这些诽谤谰言，以及他对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实质的伪造置之不理，因此，决定在报刊上予以反击。”[2]在此，注释中所使用的“马克思学说”所指称的仍然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专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不包含恩格斯的学说。可见，在全集的正文与注释中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是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学说——狭义的“马克思学说”。

　　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这可以从恩格斯撰写的传记《卡尔•马克思》[3]中找到答案：“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4]“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5]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恩格斯虽然没有给“马克思学说”以明确定义，但是，恩格斯在1892年写作传记《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之前在一张纸上开列了第一份马克思著作书目(这份书目在该文翻译的注释中[6])，在该传记的文末，又开列了一个马克思著作书目。从这两个书目中，我们可以窥测出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大体框架和基本内涵。

　　恩格斯开列马克思著作书目，这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做过的工作，对“马克思学说”的文本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但是，恩格斯所开列的书目除《博士论文》未公开发表外，其余部分均是当时公开发表的论著，因此，当时马克思所未公开发表的重要篇目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未能列入马克思著作书目。恩格斯所开列的书目也为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及其学说的性质作了框定，使“马克思学说”内容更加明确，成为“以恩解马”的基本依据。恩格斯开列书目时并未刻意把马克思文本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本区分开来，而是合在一起，这跟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所界定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贡献在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样，并不致力于把“马克思学说”肢解为三个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的最后部分，恩格斯再次为读者开列了马克思书目。[7]这两个书目成为我们考察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的最终根据之一。

　　在恩格斯开列的第一个供其研究使用的马克思书目中，理应包括马克思著作的最基本篇目，这个书目应该体现重点性和全面性，即应该把体现马克思基本思想的经典篇目作为研究重点，还要尽可能地囊括马克思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不同问题而撰写的著作。但在该书目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建立在异化理论基础之上的批判理论并没有被包含在内。可见，在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中，异化理论并没有地位，这成为“以恩解马”之所以被诟病的根源之一。

　　二、列宁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作出了四点重要贡献：

　　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学说”的内涵作出了里程碑式的结论，即“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8]。

　　2．从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唯一创始人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该属于马克思，即“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9]。

　　3．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学说”概念进行层次性划分，把马克思学说区分为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的运用。在《卡尔•马克思》[10]一文中，指出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学说”的世界观部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则是“马克思学说”的运用。如列宁在论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时说：“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11]显然，列宁是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当作其全部世界观的方法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2]中，列宁再次强调经济学只是“马克思学说”世界观的证明和运用，指出“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13]

　　4．在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论）》词条时，列宁在恩格斯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目的基础上，在文末开列了马克思著作书目。[14]这一书目为我们考察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

　　列宁书目补充了1892年恩格斯所开列书目后新发表的一系列马克思的遗著，共列出马克思个人的论著29部、马恩合著5部，共34部，比恩格斯的第一个书目增加了11部（篇）。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主要是根据他所掌握的马克思的著作，但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当时“马克思的著作和书信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收齐出版”[15]。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篇目是在列宁去世之后才陆续出版的，因此列宁也认识不到马克思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应当指出，恩格斯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目虽然比列宁所开列的书目数量少，但是，由于恩格斯跟马克思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作和生活上是并肩战斗的战友，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又是马克思遗著正式委托的保管人（还有马克思女儿艾琳娜），而列宁所接触到的马克思的文本大多限于已经发表的部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恩格斯所掌握的马克思的著作要远比列宁所掌握的马克思的著作丰富，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要远比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学说”全面。恩格斯书目和列宁书目勾画了“马克思学说”的轮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限定了“马克思学说”的疆界。

　　从列宁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的书目来看，马克思的这些书目并不包括其早期的相当一部分重要著作，诸如以异化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然而也正是这一部分内容，才是马克思学说肇始的动因，而马克思以后的部分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早期理论研究中碰到的困惑。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马克思学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他们所撰写的著作中，“马克思学说”概念被理解和当作“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1922年，陈独秀出版著作《马克思学说》，这“主要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篇重要著作”[16]。1923年5月15日，李达在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此文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和政策大纲，对党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理论上有积极的影响”[17]。蔡和森于1921年8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中国走什么道路，需不需要共产党等问题展开讨论，主张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另外，1920年3月，李大钊、高祟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会员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讲演、宣传以及吸收青年和工人入会”。[18]显然，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著述以及成立的组织名称来看，他们都把马克思学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概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经开列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发表于《中国青年》1924年3月第24期上。书目选介了23种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原著，《资本论入门》等辅导读物，《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陈独秀先生讲演录》等近期文献。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并使用“马克思学说”这一概念的。

　　四、当代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界普遍使用的概念，当下中国学界致力于从马克思学说的内涵以及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区别的基础上来确立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

　　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方面，主要是把“马克思学说”看作是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

　　衣俊卿教授经常使用“马克思学说”概念，早在2001年《21世纪哲学创新——黄楠森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他就以“马克思思想：人之存在的本质性文化精神——揭示马克思学说当代意义的新视角”[19]为题专门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宗旨不是纯理论性的，他本人并未试图建立传统分类学意义上的具体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相反，马克思明确地把自己的各种理论探索称之为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批判等。”[20]“马克思所有的理论批判和理论研究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一体化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这种一体化的学说从总体上属于哲学，但它不是由给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之上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活动，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这应当是本真意义上的哲学。”[21]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论丛——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一书的第一编中，他专门讨论“马克思学说的文化批判精神”。衣俊卿教授对“马克思学说”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学界的一种基本看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上，许多学者还致力于区分他们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和使用“马克思学说”概念。

　　为明确“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内涵，有学者还力图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界限，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从而把恩格斯的思想从“马克思学说”中剥离出去，打造纯而又纯的“马克思学说”。有学者“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22]，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有偏差乃至错误的。这种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视角也存在差异。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与差异，也有学者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限于“分工说”和“情景说”，而是在于“思想上的异质性”。“‘分工说’只能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次要的、非实质性的差别（例如侧重点、着眼点之类的不同，但这类差别必须是基本共同的预设而形成的），但这类差别必须是基本预设上的距离亦即所谓思想上的异质性。”[23]“‘情景说’则认为，恩格斯思想之所以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不一致，乃是由他所面临的特殊历史处境决定的，从而不能被解释成原则的区别。”[24]在批判“分工说”、“情景说”的基础上，学者还证明“自然辩证法仅仅属于恩格斯的思想”[25]，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的分别；（2）“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的不同；（3）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的距离；（4）“彼岸”的“自由王国”与“此岸”的“自由王国”的差异；（5）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个性分野及其影响。[26]学者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的实质在于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27]。

　　正确区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当下“马克思学说”研究者的基本功课，只有划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界限，“马克思学说”才能建构起来。

　　五、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核心理念，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挑战，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在场性，奠定马克思主义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廓清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的多种形式之间的界限，从而彰显“马克思学说”的时代精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狭义的“马克思学说”的正确建构基础上的坚持和发展。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并且永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题。人与世界的矛盾是“马克思学说”展开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人类实践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博士论文》开始，人的解放问题就是马克思研究的主线，其后，马克思通过对人本质异化的批判和对人本质全面回归的设想完成了他对人的解放问题的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思考。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问题的思考中发现了唯物史观，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建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由此我们说，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学说”贯彻始终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科学发展观正是在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最根本的指导性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两个决不会”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最终成为科学。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学说”形成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学说”发展的根据，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必须把唯物史观作为最终的指导原则。

　　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合法性、科学性和在场性的根据。“马克思学说”是以辩证法为根本方法构筑起来的，“马克思学说”就是大写的辩证法，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的生成路径、存在方式、在场保证和发展根据。辩证法决定了“马克思学说”不是僵死的、封闭的体系，“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注定要在对现实的革命的批判中诞生新的形态，只要人类实践没有终止，辩证法就不会停滞，“马克思学说”就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44—34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19页。

　　[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5页，第121页，第12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27—729页，第400—404页。

　　[8][9][10][11][12][13]《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05页，第418页，第413页，第418页，第309页，第428页。

　　[14][15]《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83—88页，第83页。

　　[16] 蒋锡金主编《文史哲学习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94页。

　　[17] 印进室主编《党建八十年中华擎天柱：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建设的历程与思考》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8] 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页。

　　[19][20][21] 北京大学哲学系等编《21世纪哲学创新——黄楠森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第274页，第274页。

　　[22] 参见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载于《哲学动态》2004年第12期； 熊春兰主编《观点哲学2005》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3][24][25] 何中华《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载于《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

　　[26] 何中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载于《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27] 何中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