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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三重变革
伴随着人类空间实践的深刻变迁所带来的空间问题的凸显，“空间研究”正在持续升温，并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种新的理论转向和理解当代社会的一种有效范式，从米歇尔•福柯的“异托邦”到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从爱德华•W.苏贾的“第三空间”到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空间”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与此相适应，对于空间的认识论探讨和价值论提升也正在成为当代诸多理论体系建构自身话语权的重要砝码。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及空间生产有着深刻的洞见，他们将资本主义作为其空间分析的现实语境，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空间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肇始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初期，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充分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一种区别于人类既往空间生产的一种新的空间生产样态，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总体上生活在各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中，民族国家成为限制人类交往的最主要的社会空间壁垒。商品买卖和贸易来往虽然会带来不同社会空间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总体上还是地域性的、偶然的，交往的空间规模也相对有限，这与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经济的不发达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创造了发达的生产力，从而第一次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打破以往的社会空间壁垒，把人类从狭隘的血缘和地域联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预言:资本积累的空间维度将大大拓展人类实践活动的空间视域，人类将迈向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历史”时代，与此相适应，人类文明的空间结构也将开始由分散孤立向整体发展的趋向演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类空间生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的探讨是多维的，既包括“地理-物理空间”的探讨，又关涉“社会-经济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的审视，这些思考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人类的空间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笔者尝试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用时间来消灭空间”①:地理-物理空间的扩大
“地理-物理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探讨资本主义空间变革的第一个维度。“地理-物理空间”首先体现为作为人类基本物质条件的“地理环境”，这一类空间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自然条件，包括生态资源、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等。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地理环境在人类生产方式建构中的作用，他们虽不是“地理环境论者”，但他们关注地理环境对物质生产实践的影响，并将“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共同作为“社会存在”的有机内容。首先，地理条件的自然差异形成了人类分工格局的地域差别。这种地域性差别早在氏族公社阶段就已形成，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②在氏族公社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也是以这种地理自然差别为基础的。其次，地理环境还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③在这里，“自在自然”是“人化自然”的先决条件，而地理环境也成为直接影响劳动实践水平的重要参量。
马克思恩格斯将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探讨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联系在一起，认为两者直接推动了西欧商业的革命性变革，使人类的贸易联系首次达到全球规模，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主义的解体。何谓“地理大发现”，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第一次到达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这里所说的文明民族，指有了文字，形成了阶级社会，从而迈进了文明时代的民族。”④“地理大发现”从15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至17世纪，其目标指向是美洲、大西洋和太平洋，代表人物包括哥伦布、达•伽马、卡伯拉尔、麦哲伦等。“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人类活动的“地理-物理空间”，在此以前，人类的交往和分工都被限制在陕小的民族地域范围之内，人们对于“世界”的空间认知限于他们有限的感性经验或宗教观念。例如:根据《圣经》的教义，耶路撒冷被确定为中世纪世界地图的中心，亚、非、欧环绕，被内海分割为三个部分环绕周围。“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空间图式，人类生存的地理空间由于“地理大发现”而第一次具有了“确定”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和地域之间的交往开始不断增多。不仅如此，地理空间的新发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他们的市场得以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全世界。恩格斯这样评价“地理大发现”:“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⑤“地理大发现”是人类社会从“民族-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跨出的第一步。
交通工具的变革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地理-物理空间”拓展的另一个层面，这种变革使人类能够不断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跨越较远的地理距离，交通工具的突飞猛进及由此带来人类空间视域的扩展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不可设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通工具的革新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产物，它大大提升了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英国的交通技术革新及对资本主义的推动作了这样的阐述:“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到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年通车)。从那时起，一切大城市彼此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了。……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⑥在这里，不断地占有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趋势。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使地球成为一个有确定面积的地理空间的话，那么，当地球的“(地理)空间”相对稳定，而“时间”伴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不断加速时，人类的时空体验就会发生革命性变革，体现在:“空间”好像朝向我们内在的“压缩”了，马克思将其概括为“用时间去消来空间”⑦。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人类在最短的时间内走过了最漫长的路程。人类把最大的距离抛在后面，从而以最小的距离把一切带到自己面前。”⑧人类的这种新的空间体验是如何发生的?它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是什么?它与资本积累有何关系?这一问题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通工具属于“固定资本”的一种形式，用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费用直接构成“流通费用”的一部分，因为生产出的产品只有投入流通，才能转化为货币形式进而实现资本的增殖。而当“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⑨，因此，交通的便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本流通的速度进而影响到资本积累的深度和规模。在这个意义上，“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也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⑩，“生产廉价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因而这种交通运输工具46就由资本创立出来。”[11]在这里，资本积累是交通工具革新的真正动力，所以，“当马车和大车在交通工具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当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集中(其他情况除外)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地运输它的全部产品的时候，人们就发明了火车头，从而才能利用铁路来进行远程运输。”[12]交通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地理-物理空间”的扩大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
二、“世界市场”的历史生成:社会-经济空间的拓展
“社会-经济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探讨资本主义空间变革的第二个维度。“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带来了“社会-经济空间”的深刻重组，马克思指出:“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13]总体上讲，在中世纪，“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14]资本主义创造了发达的货币经济，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不同，当“货币加入交换，我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15]这使资本主义所催生的现代货币经济有可能真正突破经济交往的地域空间限制，由此带来交换关系的空间解放，使“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16]成为可能。在这里，如果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存续主要来自于生产力纵向的“历时性积累”的话，那么，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它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和交换关系的空间解放，使生产力横向的“并时性积累”凸显出来，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7]，在很大程度上亦源于这种“空间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只有不断的扩展空间和释放空间———这个扩展和释放的过程依次表现为从西欧到全球，从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到赛博空间，从生产空间到日常生活空间———才能维持的社会。”[18]与此相适应，“现代性实际上是有强制性空间扩张趋势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其占有空间、重组空间的过程。”[19]
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空间”的拓展直接体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世界市场”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体现为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以下我们来逐一进行探讨:第一个阶段是中世纪后期商人阶层的出现，“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20]。而在此以前，分工只限于城市中的行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分工尚未实现，与之相适应，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也有限。“随着商业来往集中在特殊阶级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21]这一阶段伴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欧洲人的大航海和美洲、澳洲的发现促进了经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工场手工业的诞生。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外市场的开辟，各国之间展开了以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为形式的商业斗争，商业也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伴随着新发现土地的不断殖民化，这种斗争也不断加剧。“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2]，世界市场体系初露端倪。
第二阶段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工场手工业的纵深发展。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市场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全世界，“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法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归根到底竞争者们的斗争还是靠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居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23]各殖民主义国家以战争形式进行的“空间扩张”和“空间争夺”，已经超越政治意义而彰显出更强的经济动因，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殖民主义国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国外市场的掠夺，直接导致了一种“空间剥削”，广大的殖民地国家成为西方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并奠定了未来全球空间格局的不平衡性。但这一时期货币制度还不够发达，由于不同的商品生产实质上被不同的国家所垄断，世界市场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因此，各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竞争尚未形成。尽管殖民主义国家对国内工场手工业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资本流通，但总体上讲，这一时期“资本的运47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三重变革动已大大加速了”[24]。
第三阶段是18世纪末以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何谓“大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开创的旧的工业形态相比，“大工业”主要体现为“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25]，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技革命也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第一次创造了四个“普遍性”:一是分工的普遍性。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6]二是交换关系的普遍性。大工业创造了发达的货币关系，使资本流通速度大大加速。“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27]三是竞争的普遍性。大工业使所有的国家都卷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在旧的关税已对大工业的侵入无能为力的时侯，各个国家通过新的关税措施，采取“贸易保护”和“发展大工业”并举的方针，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贸易竞争中。“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8]四是交往的普遍性。大工业使不同国家和地域空间之间的经济交往频繁化，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没有普遍的经济交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本，经济交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存续至关重要，“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9]在这个意义上，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30]。
三、从“民族的文学”到“世界的文学”:文化-心理空间的变迁
与社会-经济空间重组相伴的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深刻变迁，“文化-心理空间”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探讨资本主义空间变革的第三个维度。
首先，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使人类的精神生产开始突破民族地域限制，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他们反对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所持的反历史态度，指出:要考察特定社会形态下人类精神生产的特点，就要考察这一阶段物质生产的性质和形式，包括其特定的生产力规模、水平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这样，“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31]因此，要研究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征和模式，必须从研究其物质生产入手，那么，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将它的触角延伸至全球空间，使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生产都具有“世界性”的语境下，相应地，精神生产也必然逐步从民族走向世界，这种变革的直接结果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2]在这里，马克思是从广义上来使用“文学”这个范畴的，对它的理解可以延伸到人类精神生产中的多种文化样态。
其次，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空间拓展，资本主义文化开始不断向其他民族和地域渗透，文化殖民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一种重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空间延展赋予人类的精神生产以新的面貌，体现在:“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33]这样，凡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及之处，它都会将自己的那一套文明释放出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由此也成为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民主理念、价值体系及生活方式的空间辐射过程，这一过程“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4]“殖民文化”就是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的必然结果，它通常伴随着对弱势民族的文化宰制，体现和维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殖民文化”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全球空间生产密切相关。马克思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扩张为例，指出:这种扩张不但破坏了印度的经济基础，“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35]与此同时，尽管资本主义不断占领空间、重组空间的过程中充满着野蛮和暴力，但它也具有文化上的建设性意义。以中国为例，“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36]，这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7]英国的大炮也因此成为中国未来社会革命的导火索。在这里，无论对于印度还是中国而言，“战争”都成为打破其既有空间壁垒、融入全球空间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推进，文化与资本开始结成“共谋”关系。马克思关注资本全球积累进程中的文化变迁，认为这种变迁主要体现为:文化的发展开始越来越受制于资本的逻辑。他指出:“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38]，于是，“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39]，“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40]“文化”因而不得不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受资本积累宰制的“下里巴人”。马克思以“诗歌”和“艺术”为例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41]，除此以外，包括牧师、诗人和学者在内的这些“素被尊崇”的职业现在都难以逃脱资本的羁绊，沦为资本积累链条上的特定环节。当文化与资本的这种“共谋”关系一旦形成，文化的生产就必然体现和维护现有的资本关系以及建构在资本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关系，这使“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42]在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方面，不同阶级之间体现出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不平衡的重要体现。
另外，文化与资本的“共谋”还彰显于城乡关系模式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43]这其中伴随着城市和乡村两种社会空间之间的深刻重组与转换。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日益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集中体现，它有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所必需的巨大的空间辐射与聚集效应，而乡村则成为“野蛮”和“愚昧”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不断塑造着城市相对于乡村的优势地位，这一过程既体现为资本积累的纵深发展，更是城市所代表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征服乡村的过程，而这种征服之所以可能，即在于:城市已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场所和载体。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工业生产制度的侵入在加快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亦摧毁了原有的宗法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4]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辐射过程必然造就一个文化同质化的全球空间，并由此打开了一扇使各种形式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大行其道、畅通无阻的大门。
注:①⑦⑩⑨[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6、16、14、16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560页。
④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
⑤[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4—235、233、23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页。
⑧海德格尔:《物》，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5—116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4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75页。
[17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2 33 34 35 36 37 42 43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107、107、110、111、113、113、114、114、115、108、114、276、114、276、765、691、692、98、104、274—275页。
[18]冯雷:《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19]田毅鹏、张金荣:《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31 38 39 40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169、298、298、296页。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