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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特别重视劳动二重性学说,认为这一学说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能够产生,在思想史上有两个作为前提的关键的环节,一个是劳动产生价值的思想,一个是对劳动进行一般和特殊的区分。这两个关键环节也就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理论来源。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在古典经济学中产生,但是古典经济学最终没有真正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主要是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经验论造成的局限,使其尽管已经在实际上对劳动进行了抽象一般的认识,但是无法真正自觉地认识劳动一般,从而无法真正认识劳动到底如何决定价值。而对劳动进行一般和特殊的区分的思想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性,在于从绝对精神出发,无法认识到真正的人类劳动,也就是物质性的对象化活动。
一、古典经济学对价值理论的发展及其哲学局限
对劳动进行二重区分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最后成果,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萌芽,在威廉•配第《赋税论》(1662年)就已出现。在该书第四章中配第写道“假定让一百个人在十年内生产谷物,又让同数的人在同一时期生产白银。我认为白银的纯产量就是谷物全部纯收获量的价格”,“假如让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银矿中运来伦敦,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二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十先令的价格,和以前一蒲式耳五先令的价格,是一样便 宜。”[1](P44、52)这里也出现了生产力提高引起价值降低的思想萌芽。配第认为黄金白银的比率也是这样确定的。不过配第还没有区分出价值和价格。配第受货币主义思想的局限,把货币当做了交换价值本身,他写道,谷物的价格“就看另一个在同一时间内专门从事货币生产与铸造的人,除去自己的费用以外还能剩下多少货币”。[1](P43)
布阿吉贝尔把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他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只看到使用价值,因此对商品的更高级的存在方式,如货币和资本认识不清。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必须从贵金属之外寻找价值尺度,这就是劳动。货币只是为了技术上方便而介入交换的一种工具。他只是出于需要而探讨了经济学的个别问题。詹姆斯•斯图亚特区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和表现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但是,他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生产才有商品,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这一思想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斯密在该书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中认为,一个人的贫富在于他享受人生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程度,这些最初是劳动得来,但是在分工确立以后,人们依靠自己劳动得到这些的比例就很小了,而是很大比例上依赖于别人的劳动。商品的价值在于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斯密看到“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的比例,往往很困难”,需要考虑劳动的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斯密把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一语有两方面不同的含义:它有时表示某物的有用性;而有时表示这一物由于占有这些物而产生的换取其他物的能力。前者可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称为交换价值”。[2](P25)商品的二重性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说每种货物都是二重的,一是为了使用,二是为了交换。
斯密的进步在于,他认识到了交换价值是用劳动来衡量的。“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制度和正确尺度……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但是斯密一方面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标准一方面又认为价格是利润、地租和工资形成的“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2](P26、32、49)他经常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和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在斯密那里还是不确定的、不彻底的。
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在李嘉图著作中得到彻底的贯彻。李嘉图明确地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是李嘉图理论的基本点”。[3](P180)李嘉图对使用价值(用处)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也是明确的,他说:“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4](P7)但是他的论证是非历史的认为原始人就是商品生产者。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劳动二重性,“在李嘉图那里,到处都把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混淆起来。”[5](P149)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李嘉图(随斯密之后)把价值和生产费用混淆在一起”,李嘉图不理解价值,而只看到更加直观的相对价值,这是受到经验论哲学局限决定的。
对于资本这个更加抽象的一般,他就更无法理解了,这同时也根源于他对价值认识不清。李嘉图把劳动和资本混在一起讲,也是因为对个别和一般认识不清。李嘉图的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顶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无法再前进,根本局限性在哲学上,也就是他不懂得抽象一般的存在层次。 换言之,经济学要再发展,已经不能依靠经济学本身,而是要依靠哲学上的变革。
二、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根本超越在于存在论上的超越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学说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两个超越。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能在实际上认识到劳动一般(尽管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卓越的,是古典经济学得出的最终成果。但是古典经济学只承认劳动活动,是在排除了所有制问题、自然资源问题、劳动资料占有前提下,他们才认为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区别就在于,不仅是劳动活动,还包括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共同形成新产品的价值,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是决定劳动资源谁来决定。只有通过劳动二重性才能说明这个前提问题。
价值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作为英国经验论传统哲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受到了经验论哲学的局限。
经验论最大的局限只能认识到个别的、可感的事物的存在,无法理解抽象一般的存在。而价值、劳动一般,恰恰是这样的抽象一般存在。因此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就把具体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些可感事物,同价值、抽象一般劳动这些社会存在形式混淆起来。李嘉图在总结价值论的时候产生疑问:“但黄金、谷物、劳动为什么比煤炭或铁更加应当成为价值的标准尺度呢?为什么比毛呢、肥皂、蜡烛和劳动者的其他必需品更应当成为价值的标准尺度呢?”这个问题暴露了李嘉图哲学上的缺陷,他分不清具体的商品、一般商品的代表(货币)、商品的本质(物化的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误解马克思理论的人也都是在这一点上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哲学思维高度。
英国古典经济学是在英国经验论哲学氛围中发展起来的,简要回顾经验论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抽象一般问题是经验论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是经验论的根本局限。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而作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没有区分科学和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有的科学都是演绎的公理体系。培根要从头建立全新的科学,关键是要有一个真正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他称之为“新工具”的试验方法。培根提倡的试验方法的程序是归纳,这是与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演绎相反的程序。归纳法开始于收集材料,收集的材料要充足,然后整理材料,材料的分类被称为“三表法”,所有正面的例证构成具有表,所有反面例证组成缺乏表,不同程度的例证构成程度表。最后根据例证推导出一般的结论。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般是作为一个现成的前提,培根就是追问这个前提是如何产生的。但是归纳法得出的结论没有必然性,培根看到了这一难题,提出了“真正的归纳法”,但是最终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注重经验、实验、归纳,是从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那里就具有的思想基因。
后来的经验论代表人物洛克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观念是能被名词表达的意义。心灵是一块白板,通过经验,心灵才有了观念,感觉和反省都是经验,因为有些观念是不依赖于外物的,如“高兴”。心灵对外在刺激产生的观念进行反思得到新观念。外物的刺激归根到底还是需要通过心灵活动才起作用,但是如果承认心灵比感觉更重要他就无法坚持心灵是“白板”了。莱布尼茨就是抓住了这个弱点提出了反批判。在洛克那里经验论哲学已经出现了矛盾,就是经验论没有解决抽象思维能力问题。后来休谟重提归纳法的可靠性问题,也就是归纳得出的一般范畴的真实存在问题。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恰恰是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个哲学问题上。在《资本论》出版之后,马克思说到自己书中的三点崭新因素的时候其中两点是“(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6](P11-12)实际上,这两点归结为一点,都是在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上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马克思阐明了古典经济学局限性就在于无法认识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 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7](P22)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认识到了一般,但是在认识到一般的同时,又忘记了这种一般的历史差别性,这就是在哲学上没有认识清楚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三、黑格尔对劳动学说的贡献和局限
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对劳动进行一般和特殊的区分,这一理论贡献首先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进一步对劳动做出哲学概括,产生了对劳动进行二重性区分的萌芽。在《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中,黑格尔第一次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劳动的意义。他认为,“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劳动是有价值的。单个的个人的劳动和财产,并不是它们对他个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它们对一切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每个虽然是具有需要的个人,却变成为一个普遍的东西。”[8](P283)黑格尔认为,“面对一般的技艺水平,个人去使自己脱离这种一般性,使自己成为比其他人技艺更高的人,去发明更有效率的工具。但是在他的特殊技艺中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乃是他发明了某种普遍的东西;其他人从他那里获得这种东西,从而就取消了他的特殊性,工具则成为一切人的共同的直接所有物。”[9](P80)在《精神现象学》(1807年)一书中,黑格尔认为,自然的自在存在作为同活动的意识相对立的现实,劳动是主奴关系的中介,个人通过劳动确证自己。“主人把奴隶放在物欲和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能把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地享受;但是,他把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通过劳动,奴隶的意识回到了他自身”。黑格尔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产生了劳动二重性区分的萌芽,“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作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这一种普遍劳动;这样,整体就变成了他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其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10](P128、130、234)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进一步探讨了劳动思想他认为,“人类有了种种需要,对于外界的‘自然’结着一种实用的关系,为着要靠自然来满足自己,便使用工具来捉摸自然。”这就是说,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劳动是人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黑格尔认为,动物只是吃掉对象,只有人才能有意识地改变对象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的威力。”[11](P438)在逻辑学中,劳动是从自然领域到社会领域的手段。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黑格尔对劳动学说的系统阐发则是在《法哲学原理》(1821年)一书中。他在“市民社会”一章的一个“附释”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以及他们的复杂性来阐明的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把经济学的出发点概括为劳动和需要,这个认识是深刻的。“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细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精致化,并产生了分工。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的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此外,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让机器来代替它。”黑格尔对劳动抽象化的论述也是具有开创性的。他还认为,劳动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
在“劳动方式”第196节中,黑格尔认为,“劳动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资,使之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这种造型加工使手段具有价值和效用。这样,人在消费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产品,而他所消费的正是人的努力的成果。”黑格尔说:“通过劳动得到的实践教育在于需要并习惯于从事某种事情;其次在于限制自身的行动,它使自身部分地适应物质的性质,部分地而且主要地适应别人的任性;还在于通过这种训练而习惯于客观活动和普遍有效的技能。”[12](P204、210、189、209)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之前,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认为“价值是财产的市民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第一次获得社会意义和互相转让能力的逻辑术语”,这无疑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
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新意在于,以前的实践概念主要是指道德实践,是伦理领域;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是生产劳动,是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
对于黑格尔来说,一般劳动和特殊劳动的划分不过是他用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环节划分一切范畴的其中一个应用而已。黑格尔并没有把劳动作为他的核心范畴,也没有发现这样划分的现实意义,也未从劳动观出发使经济学发生重大变革。四、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观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学说也超越了黑格尔的劳动观。黑格尔通过思辨认识到了劳动的一般和特殊的区分,但是他颠倒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黑格尔只是把经济学作为他的概念体系的一个小环节,并未把经济学作为他的哲学的核心领域,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对经济学研究更粗疏,费尔巴哈认为实践就是犹太商人赚钱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也就是对象化活动。“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并且,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3](P163)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就是劳动的本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总括起来,并且把自己的哲学说成就是这个哲学。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以至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则认为是哲学本身所做的事情。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13](P163-164)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超越,也就是黑格尔劳动观的缺陷之一——只承认精神劳动。马克思认为,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就是说,黑格尔只知道劳动的积极作用,也就是精神劳动对人的存在的确证,但是没有注意到,现代社会还有一种肉体的劳动,是对人的存在的否定。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另一缺陷是,他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如果用人的语言来说,抽象思维者在他直观自然界时了解到,他在神灵的辩证法中以为是从无、从纯抽象中创造出来的那些本质——在自身中转动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向现实看一看的思维劳动的纯粹产物——无非就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13](P179)“这样,黑格尔由于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失去对象和失去现实性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本质的关系,把那作为异己存在物来表现自身的活动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但是,撇开上述颠倒的说法不谈,或者更正确些说,作为上述颠倒的结果,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行动,第一,仅仅具有形式的性质,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思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而第二,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外化的扬弃成为外化的确证,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13](P175)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超越,就在于他不是从理念、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物质性的存在出发。马克思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现实的社会运动,并从中概括出了一般的规律。马克思得出的是从现实中抽象出的规律,而古典哲学也研究现实,他们得出的却是现实要符合逻辑规定性的规律。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在存在论上的根本缺陷。
总之,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理论为马克思发现劳动二重性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超越性就在于既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经验论哲学,又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证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使对劳动的哲学分析成为推动经济学产生重大变革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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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