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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黑格尔奢望以绝对精神来构建自己终极完备的哲学体系不同，马克思从不把自己创立的理论看成是一经提出就无需完善的终极真理。实际上，即便到了晚年马克思不仅没有停留于对自己哲学所进行的经济学验证，而且根据当时涌现的新经验和新材料，对人类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了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动因:“马克思的民族学手稿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1843－1845年间所持立场的发展。” ［1］

　　恩格斯也强调那是马克思打算“把某些 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 ［2］

　　正是为了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为了对唯物史观进行完善、发展和做出“历史事实” 的检验，马克思晚年开始致力于人类学批判。

　　一、原生形态的新认识:

　　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氏族由于史料的缺乏，马克思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史前人类社会状况不太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他认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社会桔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3］

　　在马克思看来，家庭中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而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中，马克思又将原始土地公有制看作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形态，“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 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人类素朴天真地把 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 ［4］

　　显然，《晚年笔记》 之前，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真实状况还不甚了解。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等人对古代社会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原始社会真实状况的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根据柯瓦列夫斯基等人提供的大量经验材料(特别是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晚年马克思进一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四个因素”归结出两种生产与两种关系——人自身的生产(他人生命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自己生命的生产)，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在肯定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指出了人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重要意义， 强调了血缘关系在原始社会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通过对摩尔根等人的研究成果的深刻剖析，马克思肯定了氏族先于个体家庭、母系氏族先于父 系氏族的合理思想。“按起源来说，氏族要早于专偶制和对偶制家庭，它是和普那路亚家庭大致同时的东西，但是这些家庭形式没有一个是氏族的基 础。” ［5］ “最古老的组织是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 础的社会组织;氏族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氏族社会中，管理机关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些关系是纯粹人 身性质的。此后，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在这里，管理机关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地域，例如对乡、区和国的关系来体现的。” ［5］129

　　因而，马克思得出原始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氏族而不是个体家庭。此外，他还摘录了其他古代史作家的著作来补充摩尔根的分析 和论述，借以阐明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原始社会后期，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这就必然导致氏族的瓦解和阶级的出现，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也必 将随之而产生。可见，国家绝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 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而经济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在两种生产和两种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吸收和改造了摩尔根的理论，研究了以氏族为细胞的社会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从而揭示出原始社会的真正面目。马克思认为，原始社 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血缘关系的关注，构成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是原始的血缘关系，氏族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而且，一切文明民族的最初氏族部落是母权制，之后才演变到父权制。

　　正是通过对早年人类学思想进行了反思性批判，晚 年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新的认识:原始公有制的原生形态——私有制的次生形态——未来公有制的再生形态。

　　基于对古代社会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十分重视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因而，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经典作家提出了著名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二、社会发展跨越论:卡夫丁峡谷理论

　　马克思原来一直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他事先的预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缓解了阶级矛盾， 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那一时代显然不可能发生。而与此相反，东方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却在逐步酝酿并日益高涨。1861年，农奴制改革没能使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俄国犹如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实际上，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俄国正在废除奴隶制并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对《资本论》中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俄国政治理论家们展开了激烈争论。由于马克思的巨大声望，俄国革命者纷纷就俄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向马克思请教。1870年3月，设 在日内瓦的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致信马克思，请他对俄国革命问题给予理论指导;1871年1月，俄国女革命家德米特里耶娃写信给马克思，谈到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问题;1881年2月，俄国“劳动 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直接请求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作理论上指导。这一切促使马克思对俄国社会进行了更深刻的研究。

　　1877年11月，针对俄国米海洛夫斯基对其《资本论》所描述的西欧历史发展进程的教条和曲解，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阐述过这样的看法:“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 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波折性的灾难。” ［6］

　　显然，马克思此时已极有针对性地关注着俄国革命的迫切课题——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并注意到俄国明显不同于西欧的具体国情。这使马克思感到，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俄国 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必须重新审视和修正自己先前的认识和结论，给革命后的俄国找到一条直接通往共产主义的切近道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下，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中心内容是从俄国存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特殊国情出发，借助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 “同时存在”的历史条件，使之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四易其稿，最终才给查苏里奇复信。四稿中，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作出了这样表述:“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 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 形势又非常适合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7］

　　1882年1月21日，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 前途和命运提出了更加明确而具体的意见:“《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 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 点。” ［8］

　　至此，晚年马克思以俄国社会为典型，极为谨慎地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设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难看出，“卡夫丁峡谷理论”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

　　三、马克思的终极关怀:

　　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思想深处迫切的带有终极性的关切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与传统哲学脱离尘世 (此岸世界)抽象地谈论人在天国(彼岸世界)的终极归宿不同，马克思“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把哲学的终极关怀引到“现实世界”。 正因如此，马克思不是简单地通过宣布“上帝死了” 来批判传统本体论的终极关怀，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致力于全人类解放道路的探寻，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一方面，马克思的终极关怀体现在对自由的诉求和对人类解放道路探索的现实关怀之中。早在 《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就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的肯定，弘扬了“自由”这一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莱茵报》时期，他又为出版自由和政治民主作论证，尽力维护广大贫困人民的利益，强调普遍自由，坚持以使人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 为目标，“归根到底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共和国，要以自由人们的制度来代替已经死亡的制度。” ［9］

　　《德法年鉴》时他进一步主张把自由同现实的政治斗争 结合起来，详细分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 深刻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初步探讨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与条件———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和精神武器(哲学)，并明确指出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到了晚年，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俄国农村公社的现实， 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再思考，提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断。对自由的诉求和对人类解放道路的不断探索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境况的现实关注，而且也体现了他对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终极关怀还表现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虽然是站在异化劳动学说的立场上谈论人性的复归，但马克思还是为人类初步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这种 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0］

　　1845－1846年期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美好的未来社会进一步作了诗一般的描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3］85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理想社会，人将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每个人都将自由而全面发展。

　　可见，马克思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追求的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埋藏于他思想深处的是对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种植根于现实关怀的终极关怀，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它把人的终极价值不是托付给上帝，也不是交给绝对精神，而是诉诸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然，马克思的人类学批判，体现了他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和关注人类解放的大思路，其中展现出来的对人 类的终极关怀让德里达为之感慨:“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11］

　　总之，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研究从未偏离他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他的“立脚点”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给人以终极关怀，这是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也就是他的人类学。 难怪美国著名学者戴蒙德在《辩证人类学》(Dialec- tical Anthropology)创刊号发刊词中这样认为:我们 所看到的是一位不断成熟的马克思，他把晚年贡献给了让自己的期望和各种理想在人间能得以实现的艰巨工作，可以说，人类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而离开了人类学，也就不会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传统了。

　　

　　参考文献:

　　［1］［美］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69．

　　［4］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2．

　　［5］马克思．路易斯•享•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499．

　　［6］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9．

　　［7］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51．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26．

　　［9］马克思．马克思致卢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3．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1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