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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过分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客观运行规律，而弱化了工人阶级作为主体的力量。意大利的自治主义学者奈格里完全从主体政治的角度对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进行解读(奈格里称为《大纲》)，从而将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这本书中，奈格里甚至认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革命思想发展的顶峰。[1](38)这是因为奈格里认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到处都是主体性的味道，而《资本论》却是向后的一种倒退。具有浓厚经济科学色彩的《资本论》，在奈格里看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似乎阐述了客观必然性的逻辑，相反，主体性却消失了。奈格里为什么会有此论断，这种论断是否正确？

一、奈格里建构的“主体性”

自卢卡奇以来，西方左翼思想家着重关注的是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成为了“资本的囚笼”，因而他们走向了悲观主义。在这一理论主导下，奈格里、哈特走出了一条相反的理论路径，他们将目光投向主体反抗的道路。奈格里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在巴黎高师时对《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当时，奈格里与阿尔都塞相遇，而奈格里认为，阿尔都塞等人严重低估了《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价值。奈格里当时在巴黎高师的讲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这本书。

奈格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这本书中指出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一本开放性的著作：“《大纲》的这种原创性、令人兴奋的感觉和新鲜感完全在于它那难以置信的开放性。这种科学所具有的矛盾的非决定性的特征必然是从这样的事实中派生出来的，即其中包含着主体的决断。为什么我们要在解读《大纲》的过程中如此胆怯呢？有关革命可能性和革命意志的指导线索在运动中被发现，从剩余价值到社会资本、危机、主体性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结合，再到对抗在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这个运动就在其中展开。”[1](27)倘若我们沿着奈格里的思路，承认《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具有令人兴奋的开放性，还愿意赞同奈格里从中探索其中包含的主体性，那么，我们打开他的这本书，从货币到剩余价值到危机等等，主体的气息无处不在。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奈格里的分析从货币开始。“货币，即价值的形式，是不平等的关系——财产关系的一般代表，权力关系的实质性代表。”[1](53)在奈格里这里，货币不再是货币，货币成了权力的代表，或者说货币就是权力。人与人的权力关系通过商品和货币曲折地反映出来。货币意味着一种什么权力呢？奈格里说：“这里，货币可以被表述为拥有一种强大的权力，一种拥有强大能动性和对抗性倾向的权力。”[1](63)对抗性展示了阶级之间的财产占有状况及其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奈格里从货币开始，用权力来表征货币，政治性的解读征程从这里开始。将货币看做是一种权力，这一思想受到了福柯的影响，并且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延续。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论述到，“说帝国是‘自在的善’并非等同于说它是‘自为的善’。尽管帝国在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野蛮。现代性辩证法的终结并未带来剥削辩证法的终结。”[2]货币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剥削方式。

接着，从货币进入到生产过程。奈格里在这里试图揭开马克思所讨论的剩余价值的面纱。与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切入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不同，奈格里侧重的是政治性，也就说，上层建筑分析成为奈格里解读马克思的主线。换句话说，奈格里沿着普兰查斯、葛兰西、拉克劳-墨菲的路子，也就是更多地强调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地位，偏移马克思的先验决定论。如果这一主张能够得到证明，那么，奈格里就更加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掘“主体性”。“因此，从货币到剩余价值——这就是提供阶级武器的政治学途径。”[1](85)与马克思相同的是，奈格里从剩余价值走向了对利润的分析。剩余价值转化成利润，“剩余价值社会化后成为利润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一个将剩余价值的矛盾社会化地扩展开来的过程：一个类似在自然界的矛盾，但是更广，更深，也更加具有对抗性。”[1](115)在奈格里这里，剩余价值转化成利润的过程也是对抗不断展开的过程。

在分析的过程中，奈格里牢牢地抓住了马克思分析的重点——资本。在资本的身上，奈格里看到的是资本作为主体的力量：“但是考虑生产过程的统一还不够。阶级斗争不知道调和，它只知道胜利和失败。这是一个英雄的历史。很显然，任何关于抗争的学说都与资本的历史密不可分。当对抗被制服的时候，资本不是只简单地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是自身表现为一个主体。”[1](104)资本一边制造对抗，一边又消弭着对抗，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主体化。所谓资本主体化，就是从作为价值存在的形态，转化为驱动性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商品化让劳动力的占有者——工业无产者——失去了作为主体的意志。资本原初的形态价值却改变了自己的被动地位，作为“‘价值作为主体出现’。资本已经是自我增殖的，它将自我保存的社会代价视为自己应得的主体化因素。资本表现为扩张的力量，表现为生产和再生产，并且总是控制的力量。增殖是一个连续的和整体的过程。它既不知道限度也不知道休息。劳动在增殖的过程中被控制以至于其自治性在很多情况下都被极大程度地削减，几乎削减到不存在。当然，剩余价值理论在对增殖过程的方式和动态进行定义的同时，也定义了必要劳动的空间(可以是与相对完全不同的东西)，起码是在被神秘化了的工资形式之下。但是在这里，强调的是过程的统一性和资本的主体性。在增殖过程中，资本具有了控制的主体性。”[1](104)资本在运转的过程中具有了主体性，也就是说，资本本身的运作过程是作为一个客体在运作的，但正是因为这个客体本身不断自我发展，因而具有了主体的特征。奈格里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在马克思的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生活过程的描述，资本自我矛盾不断展开的过程，确实具有主体一样的特征。

在看到资本作为主体的同时，奈格里也在寻找另外一个主体，那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奈格里同时将资本和工人阶级都看作是主体，两者却是对立的主体。奈格里论证道：“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中看到对立的主体形式，对立的意志和理智，对立的增殖过程；总之，我们已经在这里考虑到的条件的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对抗的力学结构。关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以及无产阶级的理论既是利润理论的前提，又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与所有的剩余劳动被勒索、对象化和社会化，以及与此同时资本作为一个阶级和对剥削的控制实现了自身的统一这一事实相对抗。《大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出一个与资本的主体性的利润理论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理论。”[1](124 125)为了发展出作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在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似乎又看不到马克思所关注的作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于是奈格里将眼光投向了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关注的活劳动，奈格里由此将马克思的活劳动打造成了对抗的主体。“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探讨是奈格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他将革命主体的自我生产内在于资本的矛盾发展过程之中，从而高扬工人阶级的主体性。”[3](124)

活劳动成了奈格里关注的中心，活劳动的力量是双向的。一方面，活劳动成为了被压制的对象。另一方面，被压制的对象产生了自主的意志。奈格里这样阐述这一双向构造的运动：“这一以利润规律为承载、既前进又具毁灭性的特征，是被其与活劳动的关系决定的。一方面，利润的发展趋势是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生产性，这就意味着对活劳动的使用将会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一层面上，利润是与其自身的生产条件以及自身的凶猛的和极端的趋向于征服的趋势和趋向于对活劳动的征服的扩展和增加相冲突的。这些趋势都是被活劳动所支配的：利润扩展的趋势与被直接剥削的但仍然是生产性的活劳动相关；利润率下降趋势预定了活劳动对利润的力量及其分离的结构的反抗；对盗窃及其对生产力的固定的对抗，资本家与工人生产力的对立，社会资本的力量与社会劳动生命力的对立：因为活劳动显示出自身是毁灭性的。”[1](121)另一方面，承担对抗的主体的，推翻的主体的，也是活劳动。“活劳动的主体性以一种十分对抗的方式反对从死劳动到剥削力量的强化，以至于它否定自身作为价值，作为剥削的本质，因此将自己视为对价值和剥削的否定。”[1](130)在奈格里的视域中，活劳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他将承担历史的使命。

在分析的过程中，奈格里将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过程称为必然趋势理论。“趋势性方法以决定性的方式成为贯穿于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系统性方法，这是很清晰的。”[1](74)正是因为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建立在趋势性理论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义往前发展，共产主义到来，是一种趋势，既然是一种趋势，当然不需要主体，因此，主体在趋势中缺失了。这似乎可以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证据：“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4](93)如果说，在马克思思想早期，共产主义作为必然环节必定实现自己，这是一种客体运动。在《大纲》中马克思似乎继续遵循着这种客观运动的逻辑：“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5]马克思似乎忽视了主体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那么，在奈格里那里，主体如何彰显为主体呢？在这个问题上，奈格里提出了一个工人自治理论，“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得出了这一规律的第一个公式，即理性的外化，即工人阶级从资本中发展出工人自治。”[1](133)通过工人自治的方式，发展出工人的主体性。工人如何能够实现自治呢，那就是认知：“主体就开始建构自身，就是为了去除它自身及其全部对抗性和霸权，但它只缺少一种要素：认识。”[1](204)也就是说工人要通过觉悟来取得对革命的热情，承担起革命的责任。

奈格里从政治性角度来解读《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目的是为了走出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主体性就是他的共产主义道路的承载者。“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1](196)其实，奈格里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主体性，是建立在他的一个预设的基础上，这个预设就是存在一个后期马克思主体的缺失。但是，后期马克思真的忽视了“主体”？还是因为奈格里看不到马克思叙述主体的独特形式？

二、马克思主体性的“没落”？

乍看上去，奈格里的思路严密完整，天衣无缝叙述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浅薄理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奈格里的论述。

奈格里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下要求：“让我们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已经超越了马克思。这关系到一个问题，即大量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马克思。这些理论问题至少使我们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客观主义(经济)立场与主观主义(政治)立场的分裂感到遗憾，之后也使我们的批评缺少一个适当的足够政治的角度。马克思被视为客观主义者和经济学者，并被解释成消解革命行为的思想家。因此，必须用马克思的整体性精神超越马克思，超越令人窒息的传统正统性。”[1](176)对于那些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奈格里的批评是深刻的，切中要害的。确实，在不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他们没有能够理解马克思，而且经常用主观与客观的简单分割来理解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对经济的过度分析使得马克思的目光停留在资本运动的客观层面。非常明显，这是一种误解。“奈格里对马克思的解读的特点是通过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颠倒，在人们认为是纯粹的经济变量的因素中发现政治的影响，在人们以为是纯粹客观因素中发现主体性的力量。”[6]但是，奈格里看到了问题，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奈格里试图通过张扬主体的政治性来消解主客的分割是无力的，因为他没能看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之处。

问题源自于对马克思客体主义的批评，既然问题出在这里，那我们就回到这里去寻找答案。沿着马克思的足迹来看一下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走向所谓的客体主义。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简称《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就开始强调人的主体性。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来张扬人的主体性。接着，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对人在关怀。这个时候马克思的思路是外在的设立一个自由自觉的劳动来批判现有的异化劳动。在该书中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是：“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4](56)这就是阿尔都塞们所说的“人本主义”的思路。这一思想延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7]此时马克思的关注点转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但是马克思此时的视域中还是离不开人，只不过这个时候批判的思路不再讲异化，而是从分工入手，分析分工导致了人的片面化。人本主义的线索还没有完全消失，马克思的关注点还是主体的革命。

1848 年革命之后，工人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却在得到资本家的小恩小惠之后寂静了。这引起了马克思深深的思考。马克思 1848 年之后的文本紧紧盯住经济学，深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经济科学似乎成了马克思关注的焦点，科学主义的分析似乎让马克思看不到主体性的重要。这一阶段马克思的著述集中的话题是商品、货币、资本、生产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看起来，工人阶级这种所谓的“主体性”似乎消退了。其实不然，这其中蕴含了马克思对工人主体地位更加准确的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经典地阐述了经济生活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性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

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革命的主体意识的形成不是空洞地在上层建筑中自由发展，只有真正弄清楚手工业资本主义与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差别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才勘称透彻，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工人作为解放主体的意义方能清晰地凸显出来。

在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的内部分工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工作不再是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他的活动仅仅是总劳动中的一个部分，工人因为分工而成为被肢解的器官。这些器官在资本的统治下组合成为一个整体的人。工场手工业时期，虽然人被肢解，但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依然需要技术及其熟练程度，虽然工人是片面的，但是结合起来的人依然是生产的中心，工场手工业中的人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到了机器大工业社会，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取代工人、占据主导地位。人已经不是总体的一部分，机器是主体，人游离于机器之外。在机器大工业中，机器具有了“主人”的权力，而这种“主人”的权力，正是资本的权力，资本以更强健的霸权统治着工人。如果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还有局部技术作为“资本”与资本家的“资本”相对抗，那么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工人仅有的这点“资本”也被全部剥夺。

马克思对客观必然性和主体的理解是同步进行的，并没有奈格里所谓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一般而言，对主体的理解必须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进行。[9]资本主义萌芽还停留在工场手工业时，工人在生产中拥有自主性，而机器大工业日益推进时，工人蜕变为“螺丝钉”。马克思在这里看到的是，工人是无法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即使有时候起来反抗，也是打砸机器这样的反抗，无法主动承担历史的责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换，在马克思看来，那是由于生产力的改进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迁。而这种变迁产生了异化劳动，那么消除异化劳动、恢复工人阶级的人本地位就体现在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因而可以说，1848 年之前阶级革命的话语直接体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工人的“主体性”时时刻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1848 年之后，工人运动遭受重大而连续的失败，反思中的马克思试图换一种方式谈论主体性。

通过对资本的科学分析，看到工人一步步被边缘化而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能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只讲客观历史规律，不讲人的主体解放？奈格里等人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在笔者看来，奈格里等人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主体”分析与政治经济科学剖析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大量论作中，着力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展开分析。此时资本的运作过程就像一个主体在运作。奈格里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再可能区分出劳动和资本，无论理由是如何的明显。另一个主体即工人阶级主体一定会涌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征服没有抹去他的身份，只是控制了他的行为；这一主体一定会在过程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总体力量的水平上涌现。如果一方面资本是主体，那么在另一方面，劳动一定也是主体。”[1](161)

奈格里将资本的运作看做是主体的运动，这确实是有道理的。在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生活过程中，资本自身不断运动，资本决定着资本生活本身。因此，资本就像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一样。奈格里这个认知是深刻的。但是奈格里只看到了资本作为主体的力量，他没有看到资本作为主体的力量从何而来，那就是资本自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而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矛盾，使得资本自身不断向前发展，这并不是奈格里所说的“趋势”，而是因为内在矛盾中本身蕴含着主体的力量。

实际上，一直关注主体并不代表能解决主体的解放问题，不谈论工人这个主体不代表就不关注主体的解放。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早期一直在分析人的解放问题，但他并没有能够驾驭这个问题。他只通过抽象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去解放被束缚、不自由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主体的解放其实并不一定要主体的切入和在场。有时候看似不在谈人，但围绕人的状况做总体性分析恰恰是在为人的解放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分析现实的客观的内在矛盾并非放逐工人的主体性，并非就是纯粹客观的历史。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主体并未缺位，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叙述方式存在。事实上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及其手稿揭示的内在逻辑层面，为主体的解放提供了科学依据。从手工业资本主义到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工人不断被统治，因此，呼唤工人起来反抗那只能是伦理层面的召唤。而此时，主体的力量蕴藏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充分发展，主体作为主体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主客体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不是外在的统一，而是统一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奈格里为了谈论主体的解放，革命的线索，批判的线索，解放的潜能的线索，简单地解读马克思的著作，试图从主体的角度解读一切，认为马克思后期存在主体性的缺失。归根结底，这是奈格里不懂得主客体统一性的辩证法所致。但这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即奈格里的伦理呼唤和政治诉求变成浮在水面的浮萍，从这里出发讨论主体，其实是缘木求鱼的做法。我们再来看看奈格里对活劳动的分析，是不是可以纠偏这一后果。

三、一个主体性概念：雇佣劳动

奈格里关注马克思的“活劳动”概念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实大量使用了活劳动这个概念，但是，在《资本论》中，活劳动却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雇佣劳动。当然，奈格里是不会看到这一层的，因为他认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理论的顶峰，而《资本论》是往后的一种倒退。那么，活劳动与雇佣劳动有什么区别呢？

回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考察一下马克思对活劳动的解释。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说：“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是通过简单生产过程并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是靠活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但是，只要活劳动进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而存在；活劳动本身已经是资本的要素。”[10](333)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里呈现。在这里，活劳动是资本的要素，确实，没有活劳动，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同时，活劳动都是与死劳动并存的。机器、生产资料等等就是死劳动，其实死劳动就是资本。活劳动与死劳动并存，活劳动才成为活劳动。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使用活劳动这个词，只是用形象的说法来说明工人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所以，活劳动是一个对工人的“活”的生动形象的说明，而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的雇佣劳动对资本家才有意义。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呢？“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10](456)

在这里，马克思对雇佣劳动进行了定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要与普通的劳动概念区分开的，包括跟活劳动区分开。雇佣二字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才叫雇佣工人。这里要区别的是，并非工人为资本家服务就是雇佣工人。在奴隶社会，奴隶也是为奴隶主服务的，在封建社会，农民也是为地主服务的。不同的是，工人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雇佣”二字表达了雇佣工人体现出来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而这个阶级是受资本家的统治的，为所有的资本家所有，本质上也就是为资本所有。作为某一个雇佣工人，可以今天为这个资本家干活，明天为那个资本家干活，但是他总是无法挣脱为资本家干活的命运。对资本家来说，他所面对的不是工人的个体，而是作为阶级整体的工人。他可以雇佣这个工人，也可以雇佣那个工人。只要雇佣就可以，雇佣谁是无所谓的。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马克思的活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区别。虽然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了活劳动，但是在《资本论》中却很少使用活劳动，其中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使用了活劳动这个概念。活劳动蕴含的是人作为主体的劳动的特性，活劳动本身是劳动。仅仅是活劳动这个概念还是不够的，当劳动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时，活劳动被资本征用就变成了雇佣劳动。因此，雇佣劳动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工人的劳动，它蕴含的是社会关系，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对马克思来说，判断劳动的标准是劳动的社会形式。通过不同的劳动的不同社会形式之间的差别，分析出具体的资本主义劳动的特点。根据这一标准，可以说，活劳动不是马克思的根本概念，根本概念是雇佣劳动。当然，马克思研究雇佣劳动并非仅仅就雇佣劳动谈雇佣劳动，马克思是要从思考雇佣劳动如何消除，分析出作为主体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潜能。

再来看奈格里的分析。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奈格里从劳动的物质形式角度理解活劳动。那么，这样的活劳动到底是厂房中像机器一样的劳动，还是创造性的劳动？当奈格里从劳动的物质形式来理解活劳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活劳动代表人的活动能力。其实，奈格里就是想要去张扬劳动者的解放潜能。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10](329)奈格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也引用了这段话。细细品味这段话，恰恰就在于马克思说劳动是塑形的火，塑形也就是改变物质的形式变换，劳动是可以改变物质的形状的。而奈格里从这里引出了劳动的主体性。一旦更多从主体政治角度研究，一定会抓住活劳动不放。奈格里认为，从这个概念出发，可以看出活劳动身上的主体性，可以作为主体的力量反抗资本的统治。活劳动是可以解放自身的。“解放的劳动是从劳动中的解放。共产主义劳动的创造性与资本主义劳动力的组织方式无关。活劳动通过解放自身，重新从交换价值中夺回其使用价值，这使我们走向那个最终把劳动作为一种需要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劳动作为本质的、共同的、非神话化的共产主义劳动的问题，而不是说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颠覆是彻底的，绝不允许任何妥协。这是个新主体，丰富而且充实的新主体。”[1](208)

奈格里的主体是阶级斗争上的主体。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纯粹主体政治解读思路，实际上没有读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奈格里认为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活劳动发展出了他的新的形态，劳动已经成为了非物质劳动。在《大众》一书中他更为清晰地阐述了非物质劳动概念：“这是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通常使用那些术语，譬如服务性劳动、智力劳动、认识劳动等，都只谈到了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没能抓住其一般性。初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以下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指涉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譬如解决问题、符号的和分析的工作以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景像及其他产品。另一种主要的非物质劳动形式是‘情感劳动’。与作为精神现象的情绪不同，情感既指涉肉体，也指涉精神。事实上，像快乐和悲伤这样的情感所揭示的，是整个人体组织中的生命现状，它既表征了肉体的某种状态，也表征了思维的某种模式。”[11]

奈格里试图通过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找出主体解放的潜能，但是，由于孤立地夸大主体的力量，无视物质生产过程中“雇佣”这个牢笼，奈格里的建言的解放之路似乎困难不少。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分析在奈格里所谓的非物质劳动中扮演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夸大了非物质劳动对于主体革命，乃至无产阶级解放的意义。

诚如上文引述，马克思的“劳动”是塑形的火，正说明了活劳动的中性地位，仅仅是一个改变物质的劳动的概念，劳动最本质的内涵在于，劳动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关系中的雇佣劳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的深刻本质不在于能够改变物质存在的形态，而在于能够增值。雇佣劳动的概念本质上并不是表现劳动的物质形式，而是劳动的社会形式，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奈格里没有深刻认识这一点，导致他的“活劳动”概念实际上只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肤浅理解，没有社会历史感。奈格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用激进的主体政治的线索取代了马克思深刻的历史观，最后走向空洞无力的伦理诉求。

当我们在《资本论》中“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主体性反抗的时候，那么工人如何作为一个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剥削—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自身会走向灭亡。因此，资本主义最后的灭亡最根本的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限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1.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2.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扩大到在另一个前提下还显得远为不足的程度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12](16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其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这种内在矛盾本身是自我走向灭亡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马克思讲主体，实际上在讲历史辩证法的同时已经讲了主体。因为，马克思的主体是历史观上的主体，主体与辩证法是融合在一起的。由此可见，奈格里用主-客分离的方法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一种错误的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对资本主义在客体维度上的危机的理解，并不是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那样，从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的角度入手来揭示其危机的必然性，而是从非物质劳动的自主合作性的角度来凸显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危机的。因此，他们实际上并不看重由客观历史过程所发展出来的内在矛盾，而是更看重由活劳动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维度上的变化。”[1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灭亡，不在于工人作为主体意识到自己的被压迫而起来反抗，当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工人无法像哈特、奈格里所说的那样成为主体力量。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成熟的时候，雇佣工人会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入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内含的经济矛盾爆发即经济危机等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其实就是这么论述的，在他看来，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工人的确可能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泥潭’，但这并不表明雇佣工人这一历史主体就完全‘沦陷’了。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社会实践将迫使工人起来既反对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也反对拜物教的观念形式。”[13]这也是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劳动”作为主体的力量，而这恰恰是奈格里们没能理解的秘密。

参考文献：

[1] 奈格里. 《大纲》: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哈特, 奈格里. 帝国[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47.

[3] 张梧, 王巍. 重建主体: 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的政治解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5): 180 184.

[4]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 钱疏影. 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综合——奈格里的主体思想探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2): 121 126.

[7]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8.

[9] 吴巨培, 陈伟. 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 马克思生态思想中国化的三重难度[J].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4):122 12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1]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108.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3] 唐正东. 出离: 生命政治生产中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 2014(1):30 36.

(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