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1年苏联集团崩溃之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或者哪怕是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在东欧国家变成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在这些国家威信扫地，然而在西欧及北美的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社会学教育的最重要内容，而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也继续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国家，受1968～1974年诸多事件(越南战争、法国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智利革命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右翼专制体制的垮台等)影响而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持者曾经发动了一场反扑。与20世纪70年代主流自由主义思想及实践相伴而生的是经济困境，并让西方所谓的消费社会大吃苦头；然而这种困境并没有在左翼人士极力争取的反资本主义改革或新的社会改革中得到解决，而是通过采用体现凯恩斯思想的混合经济，一步步拆解社会国家和实行私有化政策，解除对金融资本的调节并赋予其各种特惠得到了解决。换言之，主流思想已经极大地右倾化，严厉的现代新自由主义原则代替了进步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与左翼思想的危机
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左翼思想不但未能提供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答案，反而分化成了同样持非建设性立场的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流派无视所发生的一切，并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另外一派则完全相反，“神话式地”对待所发生的变化——对执政阶级思想家提出的任何解释与理念都信以为真。于是，苏联解体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反击的信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在思想与文化霸权层面进一步巩固了在政治及经济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此外，遭受打击的不仅是代表共产主义传统以及与苏联模式相关联的政党和理论家，也包括西方的左翼人士，虽然他们从1968年起就不止一次地公开对苏联提出批评，但这丝毫没有缓和他们在20世纪末思想斗争中的艰难境地。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苏联制度的崩溃证明，根本不可能成功构建某种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以“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发挥作用为基础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政策显然注定会失败。由此一来，不仅依靠苏联经验主张中央指令性计划的人士，就连其他所有左翼人士(从主张谨慎调节市场的温和社会民主党人到支持工人自治及无政府主义网络组织的激进)，都被排除在了“严肃讨论”的场合之外，并被认作是无可救药的空想家。
在遭受一连串的挫折之后，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无条件投降”，并竭力融入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承认新共识的逻辑。很多共产党正式停止了自己的存在，社会民主党即使延续了其存在，也更多地像是一个选举团体，而不是一个即使不主张改革资本主义，也应要求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完全另外一种政策的社会力量。
一些小的左翼团体则在纯粹的教条主义层面寻求“生路”，逐渐变成了独具特色的“火种保存者”，其全部的任务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以比较完整的形式或多或少地传递给未来几代人。最后，失去了政治支持的知识分子则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各种范式。他们批评马克思不够激进，并试图证明其过于依赖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不能割断与欧洲文艺复兴传统、进步思想以及科学信仰之间的联系，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里，在责备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与“资产阶级性”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既忘记了自身的文化局限性，也忘记了自己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融合的一面。
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案无论是其革命范式还是改革模式，都因其“不完备”而遭到了人们的否定，因此，应当以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基础进行更加彻底的批判、而并不要求采取什么实际行动的理论取而代之。这种立场可以让理性激进主义的要求同原则性地彻底抛弃改变社会的企图有机结合起来，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一书即是该趋势的最鲜明体现。如果剔除书中的激进言辞，那么该书算是证明作为共产主义前夜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进步性的一个尝试。这两人都是欧盟的热忱支持者，都参与了欧洲宪法的制定，并且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欧洲市场一体化方针，虽然这一方针遭到了西欧大多数公民的激烈抵制。
事实上，正是这种抵制变成了苏联解体后欧洲与北美精英面临的主要问题，墨西哥作家、政治运动活动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情况进行过颇具讽刺性的描写。他就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人的起义问题指出，这一遥远地区的居民，无论是对柏林墙的倒塌还是苏联的垮台，都一无所知，因而依然只是像以往一样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就像任何思想变革都没有发生似的。实际上，1994年萨帕塔主义者在恰帕斯的起义是一场新的全球性抵制运动启动的信号。1999年发生在西雅图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是另一个转折性事件，当时，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打断了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日程。
反全球化运动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自发抵制开始具有组织形式。这类运动被人们称为“反全球化运动”，虽然运动参与者自己起初并不接受这一标签，而更喜欢自称为“争取社会公正全球运动”。新的大规模运动建立了广泛的民主联盟，并试图制定共同的议事日程；其后出现的是“世界社会论坛”，该论坛后来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联合与辩论平台；2002年又诞生了“欧洲社会论坛”；最后，也就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登台亮相的则是诸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等政党。
应该指出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且也未推动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情况恰恰相反，“欧洲社会论坛”在2008年之后逐渐衰落，其后则完全停止了活动；“世界社会论坛”虽然继续召集活动，但人们对它的兴趣也明显下降。各种社会运动都把精力集中于解决地区及国家任务，在法国，我们先是目睹了反对《初次就业法案》有关限制青年劳动权利的抗议活动，其后则是一次更不成功的抗议活动——反对退休金改革；在希腊和西班牙，大规模的动员活动是对两国在欧盟及世界银行压力下实施严厉经济政策的回应；在纽约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行动成为这类活动的高潮，从媒体宣传效应讲，该行动如此成功，以至于变成了全世界的抗议组织者竞相模仿的样板，尽管议事日程与纽约“占领者”毫无共同之处——不论是在要求上，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然而，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与1999年成功阻止世贸组织框架内决策的西雅图抗议活动不同，类似“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既未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也没有迫使掌权者改变什么。
其实，正是大规模动员的无效性才迫使活动的参与者(准确点说，是其中特定的一部分)提出，必须从抗议手段转向组织策略。于是，这里实际迫切需要的就不仅是作为伟大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遗产，而且也是作为政治行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此外，这里并非是要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去重复几百年前马克思的“咒语”，而是要形成新的议事日程，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制定新的政治方案。
变化的社会与阶级分析方法
现在的社会阶级结构不仅与马克思时代相比，而且同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达到鼎盛的20世纪相比，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世纪之交，发生了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的两种全球性社会发展进程。
一方面，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市民无产阶级化现象。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被卷入到现代经济与工业生产当中；在欧洲发达国家，“自由职业者”代表、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创新阶层”代表都彻底沦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阶级结构变得愈发模糊，人们习以为常的团结合作与集体协作机制不再发挥作用。
新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远不像20世纪的工人那样紧密；企业本身的数量不断减少，劳动集体的规模变得更小，结构区分更加精细。老工业地区，无论是西欧、前苏联集团国家还是美国，都失去了相当部分的生产而将其转移到了拉丁美洲、东亚和中国；取代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是服务领域的雇员职工、教育与医疗系统的职员以及学者等；而就新的工人阶级本身来说，他们又是在缺乏社会主义运动传统、不具备自由工会及左翼政党发展条件的国家形成的；不同类型雇佣工人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从而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工人之间的团结能有多么牢固？
换言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虽然一点也没有消除，但是，雇佣劳动领域本身却已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讲，物化、阶级属性的丧失以及新社会分层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化并行不悖的发展进程，这不可能不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前景产生影响。
在新的形势下，惯常的组织方法、口号和政治经验即使不是完全不适用，至少也需要做深刻的调整，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指导社会革新的理论价值。陷入绝境的只是那些固守教条不愿意对正在发生变化的历史环境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与此同时，也正是社会的变革，才让这种分析变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新的社会国家？
一些左翼政党或者继续固守教条，或者屈从于自由主义思想，这些政党都逐渐或快速地走向了衰落。取代它们的是一个重新形成的共同行动概念——平民主义运动。
此处的悖论在于，雇佣劳动领域的成分越复杂，异质性越强，赖以建立联盟和一致行动的任务与口号就愈广泛和更具综合性。过去，在同一类工厂从事同一类劳动的工人利益的一致性是阶级一致性的基础，阶级的一致性逐渐衍生出对建立统一工会和政治组织的需求。但这种情况正在不可避免地让位于新的形势。围绕公共社会与经济问题建立联盟变成了不同社会力量联合的起点，这些社会力量在实际协作进程中不断加深他们的一致性。必须保持、维护或争取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及21世纪初失去或受到损害的基本社会权利，以及所有构成社会国家实际内涵的东西(免费医疗和教育、买得起的住房、公共交通、确保社会上下流动的制度等等)，就变成了他们的共同关切。换言之，如果说过去的一致性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的，那么现在这种一致性的进程却是“自上而下”的——从广泛的社会运动联合与联盟走向地区层面的联合与互助。此外，争取基本社会保障并非左翼政策的最终目标与唯一目的，它仍和以前一样致力于社会结构的变革。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的资本》一书中指出，有关社会国家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似乎已经消失的不平等，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不仅达到了过去的历史最高点，而且正在超越这一高点”。20世纪不平等的缩小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相反，它是在战争与革命的作用下违背这一逻辑的结果。然而，在描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衰退的灰暗图景时，皮凯蒂却把自己局限在了温和的“处方”上，他提出的“灵丹妙药”并不是结构改革，而是巩固与革新西方延续下来的、以资本累进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扶持机制。
显然，社会国家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菲律宾社会活动家蒂娜·埃布洛(Tina Ebro)提到了“改造社会的社会议事日程”问题。与此相似，俄罗斯社会学家安娜·奥契金娜也强调指出，这里所言已经不仅仅是保持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毋宁说是建立新的、受社会监督的社会与经济再生产机制的问题。
平民主义与政治
这类运动的政治组织形式通常已经不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类型的集权主义政党，而像是平民主义的广泛联盟。不过，这里并不是指一些社会力量围绕一个有威望的领袖人物的偶然联合，而是指各种社会运动围绕切实改造本国与世界的共同任务而进行的联合，在传统左翼政党衰落背景下迅速崛起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即是如此。
如果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是基于对传统左翼政党多年积累的经验的批判性再认识的话，那么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则从一开始就公开宣布了自己与传统左翼政党的决裂，因为后者没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然而，这种决裂决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放弃。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主席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Pablo Iglesias)坚称，他所领导的政党的斗争不应归结为传统的阶级对抗，“无论是在寡头势力与民主力量之间，还是在社会多数与特权少数之间，都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鸿沟”。
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样的表述似乎是一种“异端”，然而要知道，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成功领导革命的“异端另类”——从提出工农阶级联盟思想的列宁，到依靠农村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卡斯特罗和切·其实，将无产阶级描写为渴望战胜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历史性力量的马克思，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革命性改造是产业工人及其政党的特权；而且，正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立广泛社会联盟并争取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问题在于，类似的思想几十年来或者被传统政党的官僚所忽视，或者被他们用作了与上层执政集团进行无原则的共谋的论据。与此相反，诸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或西班牙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政党所代表的新平民主义，目标是要在群众性社会运动平等联合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下层”联盟。
不过，构成新平民主义基础的政治联盟的彻底性、有效性、连贯性以及成功的胜算如何，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不论是运动的规模还是大众化程度本身，都不能代替政治战略，政治战略的制定不仅需要组织与宣传，而且需要精神上的付出。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一次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最终也是不可替代的。
在欧洲，逐渐兴起的左翼(某些国家也存在右翼)平民主义相当程度上是指一种新的政治现象，但在拉丁美洲以及前亚洲殖民地国家，这样的运动却已经拥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平民主义联盟是在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今天其矛头则指向了反对政治腐败和权力垄断，几十年来，无论政治“色彩”如何，传统精英一直保持着权力垄断。
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平民党在2015年2月新德里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堪称一个颇具教益的范例。该党不仅获得了首都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最终取得了95％的议会席位(甚至印度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党也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它捍卫的是最贫困阶层、少数民族及宗教的利益，因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力量之一。
金砖国家
全球社会形势的变化与亚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前苏联集团国家逐渐融入世界市场，提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问题。1990～2010年的20年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先是向拉丁美洲，其后则是向东亚及中国持续转移。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是想利用更加廉价的劳动力，避免高额税收和生态环境的约束，而且完全是有意削弱中心国家的工会与工人运动。然而，上述进程的最终结果却是：不仅主要边缘国家的工业实力急剧增强，而且新兴工业大国及其精英人士的抱负不断膨胀，他们觉得需要并且有可能去改变世界秩序。由此一来，虽然解决了内部威胁问题(来自本国工人运动)，但西方资本主义却遇到了外部威胁。
这种威胁的体现即是金砖国家联盟——一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组成，南非也很快加入的集团。俄罗斯的加入让这一集团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地缘政治力量。作为该集团成员中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唯一一个“老”工业大国，同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一部分，俄罗斯实际上是不同世界之间的独特桥梁，是历史、精神、军事和生产传统的一个载体，不拥有这些传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与西方发生冲突时只能捍卫自己的利益。从相当程度上讲，这一点正是西方世界的反俄情绪在金砖国家集团变成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国际实体后急剧增强的原因。
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早在与莫斯科的对抗因乌克兰危机而变成现实的几年前，西方的反俄方针就已经开始形成。问题其实不在于俄罗斯的具体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在21世纪头10年极其保守和温和；问题更不在于俄罗斯的经济路线，这种路线完全被纳入到新自由主义一般原则的框架中，而俄罗斯在世界体系重组中能够扮演的潜在角色，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社会冲突与全球对抗
对于那些试图克服对西方依赖以及边缘发展逻辑的国家来说，事件的自然发展进程让金砖国家变成了一个“引力中心”，然而，要想变成一个能够改变世界体系的集体性主体，这些国家应当自己克服内部危机并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化。经济的增长，以及在21世纪头10年经济增长背景下所有这些国家出现的中产阶级地位的不断巩固，证明的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而是其矛盾的日益加剧，因为出现了诸多在现有体系框架内无法得到满足的新需求。瓦西里·科塔绍夫指出：“金砖国家中间阶层的问题非常具体，其中一个问题是中产阶级要求提高社会自由度，另外一个是其代表们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在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居住环境带来的，当然，国家的社会政策也在这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金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它在全球层面创造了对这些国家产品与资源的巨大需求。然而，一方面，这种需求不可能在现有体系中永远保持下去，现有体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和现有消费模式潜力的枯竭；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都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机遇和需求。昨天还处在体系边缘的国家，今天则可能占据另外一个位置，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变化的不仅是这些国家本身，而且是其周围的世界。而指望平稳地、无冲突地发生这种变化，是没有根据的。
现代世界体系是这样一种架构，其根本性的变革依靠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个政党在其国家层面的胜利未必能够实现。希腊左翼政府在其选举一个月后遇到的困难很好地说明了现代政治进程的矛盾，这种进程既是国家性的，同时又是全球性的。
一方面，希腊人合法自主地选举了政府，政府获得了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要求彻底调整经济政策和放弃欧盟强加的严厉经济措施的权利；另一方面，并非选举产生、同时也不拥有民主授权的欧盟及其金融机构代表却可以强制雅典签署一个明显有悖于绝大多数希腊人意志以及激进左翼联盟纲领的协议。政府的让步不仅激起了本国选民和激进分子的激烈批评，而且遭到了国际左翼运动的激烈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指出，上台执政的左翼政治家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他们不够激进”。
当然，可以责备激进左翼联盟不够果断和缺乏明确的战略，但也不应忽视国际力量对比这一因素。很难想象希腊、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新平民主义运动在面对欧盟的寡头时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金砖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在西方世界找到积极而忠实的盟友，它们同样未必能够指望在与西方对抗的情况下取得绝对胜利。然而，正在形成的全球力量架构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欧洲社会的抗议运动与边缘地带正在发生的变革浪潮遥相呼应，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环境，并开辟建立全球联盟的前景。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边缘国家(首先是金砖国家)自身的深刻变革，要想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变革的需求
马克思有关世界革命的观点今天正在获得其现实意义。这种社会变革虽然不是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但也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甚至某一个地区内部，而是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将不同的社会力量与地域卷入到自己的漩涡当中。正在到来的变革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仅仅创造了一种克服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代之以新的社会国家的可能？——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事件参与者自身，取决于最终出现什么样的力量结构与力量对比，以及变革的惯性会走多远。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逐渐自我毁灭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苏联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计划经济的成果甚至连西方分析家都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虽然这种成功因其巨大的损失与牺牲而令人无法释怀。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模式却成了一个注定没有前途的设计。在当前形势下，愈发清楚的一点是，恰恰是对该经验的批判性反思与重估(连同凯恩斯的追随者所积累的市场调节经验)，为形成新的立场和找到危机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可能。
安娜·奥契金娜断言：“苏联公民未充分珍视并被政府改革者毁坏了的苏维埃社会国家正在经历二次诞生过程，这并不是要有意识地回到苏维埃制度，也不是要提出政治或社会纲领，它只是试图找到证据证明：现在政府通过改革要提供给人们享受的各种服务，作为社会权利从前就存在。对教育、保健、文化及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权利的认识，正是苏联过去的遗产。”
新的发展战略
新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已经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呈现了出来。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实现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建立新的政权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不是为了早已蜕变为政治寡头一部分的“市民社会”的少数职业代表，而是为了大多数普通公民。在经济政策方面，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部门并融合成统一的系统(不仅是经济系统，而且还有社会及制度系统)，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还需要建立战略计划与调节机制，坚定不移地努力发展面向大众需求的国内市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通过有计划的、以民主方式进行调节的各国经济合作来改造世界市场。最后，将社会发展变成经济扩张的手段，并通过社会政策形成需求，依然是最重要的任务。优先发展科学、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实现居住环境的人性化，为了社会而不是生态学家的利益解决生态问题，应当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
没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这些任务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只有进行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会产生促进而不是阻碍发展的各种机制与社会关系。这里的问题并非是用一种精英取代另一种精英，而是要对社会再生产机制本身进行彻底改造，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不仅希望发展民主，而且有能力成为民主的主体。
从诸多渴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显得过于“温和”，过于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但也只有它能够动员起实现深刻社会经济改革的社会热情，推动形成希望改革并准备实施改革的广泛联盟。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永远在于其最具洞察力的追随者毫不妥协地分析现实以及彻底洞察社会关系本质的能力，他们认为，与其喋喋不休地抱怨社会的不公正，不如去清醒地分析产生这种不公正的政权与统治结构。
2008年开始的这场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但却绝不标志着与其相伴而生的进程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这个时代应该算是“后全球化”时代。认识不到正在发生的变革的不可逆性，不明白这些变革并非最终的变革，要想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后果是不可能的。回头路是没有的，无论19世纪和20世纪的成就与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多么重要、多么富有吸引力，都不会阻碍我们向前走，我们可以依靠这些经验，也可以利用文艺复兴时期伟大思想家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家留给我们的理论知识，而在这些思想家当中，最伟大、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家依然是马克思。
（作者简介：鲍里斯·卡戈尔里茨基(Борис Кагарлицкий)，俄罗斯全球化与社会运动研究所。译者：黄登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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