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1．越南

越共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越南，除了特指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具体观点外，一般都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是一个整体而不被割裂开来；而胡志明思想则是越共七大上首次正式提出的。

在越南共产党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属性有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越南共产党的一面旗帜，具有标志性意义。越南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它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思想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组织原则。”可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表明了越南共产党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越南共产党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进行越南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活的科学思想，它可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并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胡志明思想。然而，自胡志明以后，越南领导班子经历了多轮更换，尽管每届中央领导班子成员都会发表一些理论文章，但越南共产党始终未突出某位领导人的理论地位，没有采取类似中国的做法，由每届领导班子形成一个时期的新思想，而是不断对胡志明思想加以补充和发展。对此，有人认为越南共产党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越南共产党理论创新能力不足，越共前总书记农德孟也曾表示，越南的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但实际上，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以及关于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独特认识。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革命性，尤其是关于落后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学说。越南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从封建主义模式到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救国方式，甚至当时最有活力的越南国民党的救国道路，最后都遭到失败，只有胡志明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最终使越南获得了独立。胡志明说：“要想救国和民族解放，别无他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胡志明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获得解放的道路以及十月革命道路。胡志明从1920年列宁发表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中找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锦囊法宝”。根据列宁的思想，胡志明总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爱国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相结合、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在胡志明革命道路思想指导下，越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者，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革命成功的经验，为世界上很多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树立了榜样。

第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实践性。这不仅表现在胡志明从列宁的思想中吸取了落后民族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启示并成功运用于越南的实践，而且，自1954年开始在北方效仿苏联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模式。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一方面开始挖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运用于指导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继续挖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执政党的建设、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观点，用于指导越南的革新实践，并在每次党代会的文件中加以总结和发展。

第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提交越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越南理论家、《共产主义杂志》主编左玉晋指出：“过去8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并且将继续作为越南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作为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主说’的基础和根基。我们党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根基和革命行动的指南。”越南共产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五个阶段前进，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人类进入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王国。

经过近30年的革新探索，越南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胡志明思想，二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观点，四是把越南当前的发展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此外，越南共产党还在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及关于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观点。

2．古巴

作为古巴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古巴思想界重要的精神内核和研究方向。由于古巴革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古巴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古巴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全球化、反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理论与现实问题上。尽管深受苏联哲学的影响，但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不乏民族性反思，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古巴民族精神和思想传统的结合上。

由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威胁和封锁延续至今，古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逻辑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的线性延续，严峻的现实把古巴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推向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沿阵地。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1年，古巴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1991年，古巴共产党四大通过的党章决议中规定，古巴共产党是何塞·马蒂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党。1992年通过的《古巴共和国宪法》规定，古巴公民的指导思想是“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政治社会思想”。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的中心文件指出，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何塞·马蒂学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的党。

马蒂谙熟马克思著作，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骨干的重要性，但其思想也具有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性。马蒂不接受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倡导平等和所有阶层合作的代议制民主，信奉私有财产和不剥削穷人的资本主义，反对阶级或政党的政治支配，其制定的古巴社会政治纲领缺乏经济基础和科学严密性。马蒂倡导的共和政体，政治上是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因而马蒂并非马克思主义者。马蒂认为，马克思应该受到尊敬，因为马克思支持弱者，赞成反抗和斗争，但马蒂误认为马克思是没有变革纲领的批评家，也曾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为国家效劳的对人的奴役制。古巴官方也并没有设法把马蒂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古巴革命者却力图阐明马蒂的激进思想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间的联系。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指出，马蒂是作为思想家的玻利瓦尔，七二六运动受惠于马蒂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但这位19世纪的战士没有认识到，必须消灭这个国家丑恶的资本主义，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古巴革命而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需要与古巴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唯一真正革命的政治科学，而且是自人拥有自我意识以来唯一正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和辩证的学说，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思想，而不是教条。菲德尔强调，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实践加以丰富的科学，是极其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必须根据革命标准，辩证地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现实之中，如果马列主义原则得到正确地和创造性地运用，革命将不会发生倒退。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成形于卡斯特罗早年的革命生涯，其完善与成熟同古巴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密不可分。尽管国外多用“卡斯特罗主义”或“菲德尔主义”来概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思想体系，但古巴国内却鲜有这样的表述，直到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才在古共“五大”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中第一次提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表述，并首次将其同马列主义、马蒂学说一齐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卡斯特罗思想主要体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生涯中数以千计的讲话中。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罗的思想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实践性与科学性。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主要思想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倡导社会公正、主张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辩证看待全球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及社会主义宗教思想。由于宗教在拉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卡斯特罗认为基督教徒的伦理目标、道德规范和历史境遇都同马克思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当代拉美的天主教出现了进步思潮；革命政权应吸收拉美解放神学的进步之处，同宗教团体建立战略性联盟；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是由于菲德尔将马蒂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才成就了古巴革命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道路。

3．朝鲜

朝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首先，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朝鲜充分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功绩，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带来了根本性转变。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功绩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劳动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理论，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和阶级利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其内容包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阐明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原理、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必然性和共产主义胜利必然性的理论。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具独立性，但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科学世界观，揭示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由于阶级矛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实现阶级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光明前景。

其次，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局限性，朝鲜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条件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朝鲜批判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强调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前滚动了很远，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的学说由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继承并付诸实践，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列宁根据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朝鲜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扬主体精神，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各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朝鲜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朝鲜的国情结合起来，根据革命发展的新要求发展革命理论，从而创立了主体思想。

再次，认为主体思想是朝鲜劳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主体哲学是朝鲜的独创性哲学。朝鲜把主体思想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标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是由金日成创立、金正日加以进一步阐述的。根据金正日的阐述，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根据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出现的新时代的要求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的。主体思想也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主体哲学（其基本原理是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主体史观（其基本原理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自主的思想意识）、主体思想的指导原则（指坚持自主立场和创造性立场、加强思想意识的作用，来有效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

关于主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方面，朝鲜表明主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金日成指出，“主体思想……绝不是我们首次发现的，只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都这样认为，只是我特别强调这种思想”。金正日认为，主体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财富，继承了贯穿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原理和科学的理论，主体哲学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朝鲜又特别强调主体哲学阐明了新的哲学原理，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创性哲学，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主要体现在：（1）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主体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证的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存在的第一性原理，在此基础上阐明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依靠物质运动而变化发展；主体哲学阐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样一个哲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开拓人的命运的最正确的道路。（3）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是阐明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主体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则是阐明人的本质特点和人的运动即社会运动的固有规律。（4）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没有正确地阐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因而只能以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运动，以致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自然史过程；主体哲学则科学地阐明了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这一人的本质特点，从而崭新地阐明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人地位和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并发展历史的社会历史原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阐明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主体哲学阐明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和社会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

二、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首先，列宁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和完整的阐述。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其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分为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几部分内容。在1913年的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科学体系和学科本质，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世界观，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在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包括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此外，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已有的理论成果上，要根据不同时代和国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实践性和时代性。

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亲自撰写的结束语第一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在此基础上，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在很长时期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有着较大争论，认为其优点是从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着眼，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判断并没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世界观的整体性，没能指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除了基本定义外，斯大林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实践性、阶级性和时代性。

2．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斯大林思想及其关系的认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陷入困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遭受到全面而严厉的批判。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失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俄罗斯被重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组织重拾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当代俄罗斯、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

一是关于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当代俄罗斯学者探讨的重要话题。有的学者对列宁持明确和尖锐批评态度，认为列宁过分重视马恩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主要阐释为暴力革命学说。大多数俄罗斯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从整体上肯定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并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思想区别开来（例如布兹加林）。梅茹耶夫对列宁的评价较为客观，从俄国当时面临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考察，认为列宁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具有客观历史原因。

二是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道路的认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党纲中宣称，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根据劳动的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用品的没有人剥削人的自由社会。这是在科学计划和管理、采用知识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工艺基础上实现高度劳动生产率和高度生产效率的社会。这是真正人民政权和发达精神文明的、激励个人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的社会。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因素。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人类的历史未来——共产主义确立的必要前提正在形成和成熟。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其公有化程度要比社会主义条件下高得多，它是一个无阶级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虽然俄共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俄共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就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说的，当局应当关心人民的需要，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采取反对暴政和压迫的最后手段”。

三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实践的评价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主要强调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对丑化和妖魔化斯大林的做法予以反击，并肯定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另一些学者则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的角度，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并把苏联看作是突变的社会主义和畸形的社会主义。

四是关于全球化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认识。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一书中全面阐释了全球化和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久加诺夫认为，全球化这一进程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就产生了。全球化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原始社会，原始部落分别在全球定居；第二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快速发展，全球各地间建立起联系；第三个阶段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发展为垄断，金融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形成，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开始斗争；第四个阶段就是当前的阶段，即“全球主义”阶段，其特点突出表现为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性及矛盾斗争的尖锐化上。在对全球化的几个阶段进行历史划分之后，久加诺夫还进一步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加以剖析，他指出：当今全球化时代是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变得更善良，因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特点方面，当代俄罗斯学者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实质进行挖掘。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一书中，梅茹耶夫明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强调，对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实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的建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布兹加林在《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俄罗斯的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等著作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阐释为“人道主义历史哲学”。

而在方法论方面，在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鲜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著述，只有少数学者对辩证法在学术中的基础地位予以重视。布兹加林明确宣称，要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并认为理论研究是以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为基础的。辩证法不仅不应当放弃，还应积极利用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客观辩证的研究。布兹加林认为，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立统一原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

可见，苏联时期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所区别。与苏联时期不同，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不再具有官方意识形态身份，而是成为各种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俄罗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受到苏联领导人以及党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虽然发挥了诠释作用，但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和教条化，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和教条性。有学者指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当中，列宁的解释是最好的，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对实践活动的指导”。在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的同时，俄罗斯当代学者重点探讨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哪些是后人对他们的歪曲等问题。

当代俄罗斯学者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宏观研究，转向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当代意义等问题；重新研究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提出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

日本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名家辈出的国度，其研究更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1．  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整体性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跨学术、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注重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努力促进其与自然科学的交流和融合的研究。如二战前，由户坂润等学者组织的“唯物论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6年（1932－1938年），但该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从最初开始就是跨学科、跨学术的，其出版的《唯物论研究》杂志、《唯物论全书》著作等研究成果无不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入。

二战后，天皇制的意识形态被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合法化。在当时的劳动运动、左翼运动、共产党的运动中，谋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并展开活动的是集结在“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简称民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主要包括当时日本进步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研究者。该学会是当时有名的左翼学会，提出的宗旨是发展民主主义科学。此外，另外一些有些人道主义色彩的、温和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季刊理论》杂志为平台展开研究，被称为“季刊理论派”。该学派中的武谷三男等人合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现代交流：针对社会科学者的现代物理学解说》一书的出版，显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个领域具有高度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于将两者整合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不懈追求。

最后一位试图在整体性方面进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哲学家岩崎允胤，除了他的研究业绩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宫原将平合著的《现代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一书。岩崎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去世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单纯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只是成为一些大学、教授开展的学术活动。

2．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发生变化

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7月建党以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不曾更改名称、坚守自身信念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该党至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主张“二阶段革命论”，即将现阶段反对美国和大企业控制、争取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成功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截至2012年5月，日本共产党有党员31.8万人（其中交党费人数约为24.4万人），有国会议员19名，其中众议院8名、参议员11名，并有7名党员出任地方政府首脑。

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日本共产党分离后，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1976年党的第3次临时代表大会上，时任日共中央书记局局长的不破哲三提出以“科学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写入党纲。不破对这一修改给出的理由是：“我们认为，将理论与个人的名字相连，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合适。这也体现了我们不是将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绝对化或是作为金科玉律的立场。”从此，日本共产党将党的基础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二是1994年将1961年以来党纲里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改为“社会主义变革”。三是认为虽然一直以来将“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的二阶段发展理论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论，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不曾做过这样的区分，因此党在2004年修改党纲时，不再分别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二阶段理论，而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3．二战前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1945年战败后到50年代初期，由于从战前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权威以及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形成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信、以及日本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巨大影响力的局面，那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世界冷战的开始，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来自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残酷排挤和打压，被称为“red purge”（清洗赤色分子）的行动，使得超过1万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失去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遭受重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日本共产党的方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显刻板、教条且公式化的倾向，党在实践中的失败、犯错，使得不少人对党的路线斗争感到失望，一些有良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开始产生质疑、担忧，他们认为自己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种为党的公式化的见解“辩护”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随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共20大的“斯大林批判”等事件的发生日益加深。6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又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的立场，促使更多的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市场上充斥的耐用消费品提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赖，而知识界则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怀疑。70年代，阶级斗争已无人论及，相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劳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是环境、生活等新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日本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批判现实的思想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到了80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想从国外蜂拥而至，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老旧过时的理论，越发无人问津。全球化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近年，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才逐渐开始显现重新振作之势。

在现今的日本大学里，并没有专门称为马克思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讲座或课程，因为以这样的名称设置课程的话不会得到教育部门的允许。但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名称下的讲座或课程中，学生们却可以听到马克思理论，这主要是因为教授该课程的教师的思想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即如果这位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深厚，并致力于马克思理论研究，则他所教授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或其他课程的教师也就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位教师的立场。虽然与社会上一样，多遭歧视或排挤，但仍有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坚守着讲坛。不过，随着这批学者的退休、辞世，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明显的后继乏人的状况。

4．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的非阶级修正趋势，导致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困境

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学者对于资本家阶级研究的不足。日本阶级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是轻易地倾向于得出日本不是阶级社会的结论。日本学者认为，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日本的劳动者阶级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意识，劳动者与资本之间也并非“分立”关系，而是“融合”关系。因此，现今的日本学者大多只从劳动者阶级一个方面去探讨阶级问题，而不去研究更具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阶级。

其次，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对经济上不平等状况的探讨。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也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工会、农民阶层的分化等问题上，而对于劳动者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平等状况等问题分析得很少。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与“增长”“发展”等问题相比，人们不再将“不平等”视为主要问题，学界的研究也呈现这种趋势，如村上泰亮就提出“中间大众”社会论。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学研究者受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 M. Blau）和邓肯（O. D. Duncan）的关于“地位获得”研究的影响，日益回避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着力研究地位获得、社会流动等问题的倾向越发明显，安田三郎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此，能力主义（meritocracy）和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成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式，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再以阶级为分析的主要概念，去阶级概念的研究成为日本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要特征。

再次，淡化阶级对立，主张“阶级调和”。表现在经济学方面，是以盛山和夫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从市场不存在“利害对立”的观点出发，即认为：“市场上的经济交易关系原本并非零和博弈关系，而是正和博弈关系”，因此“以前所认为的在‘根本上’存在的‘客观的’利害对立的东西并不存在”。盛山之所以不顾基本共识提出上述观点，其目的在于其“阶级调和”的主张。

此外，还有通过制作“阶级构成表”，达到“脱阶级”的目的。战后日本阶级论的研究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制作“阶级构成表”。其中以京都大学的社会统计学者大桥隆宪为代表，1971年大桥编著的《日本的阶级构成》一书，书中以日本政府发表的“国情调查”为依据首次制成了日本“阶级构成表”。大桥之后，日本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首先是批判第一种“大桥方式”的研究，以社会学者们的SSN调查（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全国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建立自己的阶级构成表，以社会学者桥本健二为代表。这一流派的特点是，不仅加入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而且在这两个阶级中加入新、旧两个“中间阶级”，组成四阶级图式。此外，在各种企业社会论、市民社会论、福利国家论、性别理论等诸多理论中，已经没有了阶级关系及其相关的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是一种“脱”阶级理论的研究。而社会学者渡边雅男从马克思与韦伯的阶级论中找出二者的契合点，将阶级构成扩展到整个社会中把握，他对制作阶级构成表不感兴趣，反映出部分坚持马克思阶级理论学者的主张。

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欧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英、美、加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开始走向繁荣，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种地域上的转换实际上对应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主题的转换。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背景主要是俄国胜利而欧洲失败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而当前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背景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急剧扩张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80—90年代以来活跃在欧美的一些主要马克思主义派别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英美一些知名大学的教授，如牛津大学的科亨、加州大学的罗默、威斯康星大学的赖特等。他们的基本共识是：从19世纪继承来的马克思主义应该重新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关照自身，要通过“分析”的方法剔除不科学的、粗糙的、“死的”方面，使之重构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科学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经验；研究公正和伦理，如异化和剥削等问题的规范理论或道德理论；阐述功能论、博弈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论问题等。具体来讲：科亨主要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重新界定，重提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或首要性；罗默则是运用经济分析和博弈论的方法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的概念，并从如何最终消灭剥削形式上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赖特重点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同时期出现的另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布伦纳和艾伦·伍德。他们反对科亨等人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辩护，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是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布伦纳虽然承认经济领域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基础性地位，但反对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伍德也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唯意志论，而是对一种机械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克服。他们试图提出一种对现代世界的复杂分析，不仅要超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法，也要避免落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革命论。他们坚持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非边缘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主张放弃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等解释模型，回到对于资本主义过度竞争和无计划性的分析上。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也被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烈·弗兰克、萨米尔·阿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不能从个别国家内部的生产、分配和分工关系上来理解资本主义，而要从世界分工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其次，不仅要在空间上以整个世界体系作为资本的分析单位，在时间上也要以一个较长时段考察资本主义的兴衰。弗兰克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在全球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生产和交换紧密相连，外围对于中心的依附并不是一种外部关系，边缘国家的欠发展状态应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必然产物之一。而阿明的主要贡献在于进一步指出了：由于欠发达是中心资本在扩张的要求下对边缘的持续性调整的结果，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逻辑体系内的任何发展尝试都是对全球体系的延续，因此只有和这一体系“脱钩”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观点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模式”，进入80年代之后，一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基础之上，重新讨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美国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教授戴维·施韦卡特认为，在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市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即便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没有达到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程度，因此只能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而市场社会主义以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因此工人的劳动也就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机制的存在又使得竞争、不平等和失业等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但它克服了资本主义弊端并保留了其成就，因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方案。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主席詹姆斯·劳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过渡阶段仍然存在市场机制，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革命后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社会，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市场社会主义者。

随着90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一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如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戴维·佩柏认为，技术中心论者认为人类应该控制自然，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的限制是第一位的，而马克思主义则表明，自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中相互作用。他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就要转向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美国学者奥康纳则提出要把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自然界，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态社会主义还要关注第二种矛盾，即生产和外部自然、空间等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是80年代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衰交替进行制度性考察的理论架构。其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总是对应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积累结构，即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等制度在内的统一体；社会积累结构的基本功能就是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提供制度性支持；社会积累结构最终将走向衰落，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危机和动荡，直到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建立为止。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承接了西方左翼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讨论，另外也受到长波理论、阶段论、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影响。1982年高登、爱德华和里奇合著的《分割的劳动和分裂的工人》一书首次对社会积累结构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界定，他们认为，社会积累结构一方面“把资本积累过程自身和它的制度背景区分开”，另一方面又“把和积累过程直接相关的制度背景和其他制度背景区分开”，也就是说，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所关切的既不是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也不是整个的外部环境，而是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制度体系。1994年科兹、麦克唐纳和里奇合编的《社会积累结构》一书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进行了总结，并把这一理论定位为“当代资本主义增长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和阶段论、长波理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具体的考证。

2．欧美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认识

第一，作为一种辩证方法的整体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总体性”（tot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这一范畴因和黑格尔的观念总体的牵连，最终滑向了一种片面强调主体意志的“抽象总体”。但“总体性”最初是作为一种总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的，用卢卡奇话来讲，总体性是“马克思全部著作中间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而所谓“总体性”方法，指的主要就是在认识和研究事物中要坚持“总体对于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以及“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强调整体优于部分的研究方法的对立物就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即一种孤立的、分离的、抽象的研究方法。

从“总体性”原则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反对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分科式研究。卢卡奇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葛兰西也认为：“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作为统一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它们的理论原则中必然包括有一种变为另一种的能力，包括有彼此转译为每一个组成部分的自己专有的语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包括在另一个之中”。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就体现在它是一种统摄整个视域的“总问题”（problematic）。所谓“总问题”，就是一种隐藏并贯穿在整个思想和文本当中的“问题架构”。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问题架构，“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因此，阿尔都塞主张用“症候阅读法”去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即深究其“内在整体性和思想的内在本质”。这也是他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整体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即不能从历史创生论或编年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一个思想的萌生和演化，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总问题”去构建；或者说，在阿尔都塞的理解中，只有历史上的断裂性才赋予了理论在结构上的整体性。

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伯特尔·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辩证的和唯物的整体观具有“内在性”，即整体并不独立于部分，整体和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换言之，马克思的整体性方法不仅主张整体对于部分的统摄，也主张部分对于整体的塑造；不仅主张通过整体来认识部分，而且也主张透过部分来思考整体；整体和部分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内在性关系。

第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整体性”。欧美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和“大厦结构”的隐喻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一环。他们反对一种自第二国际以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即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一种简单的还原和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是经济基础的“副现象”或消极反映。他们也反对任何把社会结构作二元“刚性”划分（社会—国家、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研究方法，主张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整体上来研究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从根基处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解读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反对经济决定论走向了片面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决定论。

在卢卡奇等人看来，由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不能把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是把经济基础甚至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唯一根本的决定因素，从而割裂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从而陷入了机械的决定论，最终走向了宿命论：一味等待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而在革命上无所作为。但令人遗憾的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一脉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又片面夸大了主体能动性，总体革命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最后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

葛兰西早期提出的一种“国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公式，可以视为一种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进行弥合的初步尝试，他试图用意识形态和文化作为“社会水泥”来弥合由政治和经济构成的“社会钢构”。他认为，国家的概念中应该有属于市民社会的成分，而市民社会也不是纯粹的乌托邦，而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栖身之地，二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革命性体现在他是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复杂结构内部相对独立的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新关系，以代替原来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社会整体”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以现象归结为本质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而是通过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和交互性构建起来的。他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一元论，但同时也反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界分。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隐喻具有一定的刻板性，但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同时强调了“经济是基础”和“社会是一座不可拆解的大厦”，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旧式术语在此已经被弃之不用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总问题”即生产方式概念突出的是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的“接合”（articulation），生产方式作为构成要素之间接合的特殊方式，是一个社会的原则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对应着结构各个层面的特殊的接合关系。他认为，马克思试图用“大厦隐喻”来表述社会结构，但它的“最大的不足显然在于它是隐喻性的：即它仍然是描述性的”。在阿尔都塞那里，生产方式和结构成了同义语，也就是用这种结构来说明社会整体，用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来说明结构内部层级之间的具体关系，并用生产方式（结构）来统摄真实的历史领域即社会形态领域。当代著名的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伍德认为，阿尔都塞虽然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的讨论又总是指向各个要素的异质性和相对封闭性，这种认识最终会导向政治和经济的彻底分离。伍德认为，要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论划清界限，就要回到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上，即回到马克思用社会因素来定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本身的革命上。在她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毋宁是：虽然某些法律和政治机构存在于生产关系之外，但是生产关系本身也采取了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强制形式、产权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内在于生产关系本身。伍德进而指出，所谓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整体内部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即原来较为集中的政治功能现在分给了不同的领域：私人经济领域和国家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她甚至反对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说法，她指出：“在任何运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强调它们各自的分离与封闭时，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坚持二者的联系，都重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因为它没有把生产领域本身看作是由它的社会规定来界定的，而是在实际上把社会看作是抽象的东西。”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成员有：潘金娥、范春燕、谭晓军、贺  钦、康晏如、荀寿潇）

来源：《党政研究》2015年第6期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