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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丽：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分工：历史唯物主义的性别维度
一、劳动的性别分工：源起与本质
关于性别分工的起源问题，可追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表述：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ZW(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这种劳动分工的形成，仅仅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如此古老、如此“前历史”，因而才如此“自然”。所谓“自然地形成”，其实质是“历史地形成”(D.N.andG.K,SexualDivisionofLabour,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Vol.24,No.34,1989,p.1949.)。
因此，首先，劳动的性别分工本质上不是一种纯粹中立性的技术上的劳动分工，而是不可避免地与特定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分工。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既包含劳动力的控制和配置，也包含劳动资源、劳动产品的分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归类为最初的所有权：“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其次，等级制不是在劳动性别分工之后才建立的，也不是独立地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劳动性别分工形成的过程之中以及由这个过程本身所建立的。与其说等级制是由劳动分工确立的，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不如说等级制和劳动分工是一体的两面，是同一种生产关系的不同表达，因而也是同一种所有权形式的表现。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出发点是劳动分工的确立，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创造了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D.N.andG.K,SexualDivisionofLabour,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Vol.24,No.34,1989,p.1950.)。
在两种不同活动领域中活动的人们构成作为整体社会劳动的两个部分，两种性别之间也同时与彼此、与产品及其伴随物，如消费之间发生关联。然而，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163页。)，而如此分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人的片面化发展以及一部分人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得不到发展为代价。“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已经对劳动的性别分工进行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将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王国区分开来的恰恰是劳动（对自然有意识地改造），因此人类社会中的任何秩序或劳动分工从根本上说，都不仅仅是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植根于社会关系中的变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劳动分工也不例外。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对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何时出现”作出精准的说明，而是要探究这种劳动分工如何成为一种支配和剥削关系，以及为什么这种关系变为不对称的关系、等级制的关系。正如美国社会学教授马莎·E·希门尼斯指出的：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洞见要求我们必须在其历史背景中来观察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对起源的探寻，或者是有关劳动分工、性别分层、意识形态如何建构性别等问题的一种编年记录，而是将某一现象以及我们试图用来描述该现象特征的各种范畴置于其历史背景中，意味着我们首先要说明其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在某一既定方式（如资本主义）中其所得到的支持，其次要探究导致其资本主义形式的各种历史过程(〔美〕马莎.E.希门尼斯：《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女性主义》，周守吾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0期。)。
西方女性主义流派众多，但较多涉及劳动分工以及妇女解放议题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她们大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更是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的剥削和奴役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观点，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坚持和信奉。在这种认识框架下，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不仅对女性受压迫的经济根源进行探究，而且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对家务劳动进行分析，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而无偿的家务劳动则是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然而，这场由家务劳动的争论所引发的“家务劳动工资化”运动或被指责为是强化了女性工作的性别隔离，落入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进一步固化了社会性别分工；或被认为是最终滑向了“经济主义”。究其根源，在于这场争论未能触及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以及与阶级之间复杂的动态关联。家务劳动的争论就此陷入一种吊诡和僵局：如果说消除社会性别分工（其中重要的途径就是女性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最终的目标之一，那么家务劳动工资化的运动结果不仅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忽视了资本也需要女性成为劳动力的事实(戴雪红：《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36-246页。)。
伴随家务劳动的争论陷入僵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者逐渐放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姻而转向身份政治、话语政治，文化批判代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然而，正当此时，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劳动力女性化以及女性的贫困化却渐成事实，劳动分工如何成为一种支配和剥削关系，以及为什么这种关系变为不对称的关系、等级制的关系，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因而没有能够深入到阶级关系当中去探究性别分工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女性受薪劳动基础之上的新资本积累模式之间的动态关联。正如美国政治哲学教授南茜·弗雷泽所言：当全球化的现实需要加强对女性全球贫困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加以关注时，女性主义者却正在退回到文化身份的批判，并以话语的批判代替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女性主义正在从资本主义的天然批判者和抵抗力量变为新自由主义的同盟。这一后果直接与女性主义关于正义社会的想象背道而驰(〔美〕南茜·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世界哲学》2009年第2期。)。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理论始终要求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深入到阶级关系当中去探究性别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也唯有如此，才能深刻洞察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恶化的女性劳动条件和女性贫困化的事实，进而为劳动女性的解放提供一条现世的路径。
二、全球化：进一步恶化的女性劳动条件
在过去几十年，跨越全球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快速形成，劳动力女性化是与以下历史变迁联结在一起而出现的。
1.全球化强化了劳动的非正式化和女性对非正式雇佣劳动的依赖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劳动力的跨国移动、跨地区移动日益频繁。玻利维亚社会学家加西亚·利内拉称这种劳动力的跨国移动、跨地区移动为“流动劳动”（nomadlabor），意指这是一种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或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流动迁移的生存策略。家庭生存性策略包括与劳动力市场、组合性的工资劳动、自我雇佣（往往是在短期之内）以及临时性迁移（国内和国际）等的非常不稳定的联系，而且生存性劳动往往代表最为危险的自我雇佣形式，这种形式与更为正式的生产过程有着脆弱的联系或者没有联系，没有任何程度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些劳动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最为常见。在2010年出版的《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劳动、资本和国家》一书中，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洛德斯·贝内丽亚指出，在有关拉丁美洲贫穷的恶性循环现象的相关研究中，已经使用“劳动力排斥”的概念来指跨国贫穷的恶性循环，这种贫穷的恶性循环来自于居高不下的失业、非充分就业以及游离于有规律的收入来源之外的边缘性(LourdesBenería,GlobalizationandGender:WomensLaborintheGlobalEconomy,inBerchBerberoglu(ed.),Globalizationinthe21stCentury:Labor,Capital,andtheStateonaWorldScal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p.163.)。
全球资本在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在剥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资源的同时，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作为补偿的相应的工作机会，他们以当地人不能胜任为由，自己带来熟练工人，最多留一些临时性工作和非正式工作给当地人，稀少的工作机会甚至诱发了为争抢工作机会的当地人之间的恶斗和冲突。在当地男性被排除在正式劳动体系之外的同时，许多来自贫穷家庭的女性进入到非正式劳动中，去赚取她们可能赚取的任何一种收入。正是由于女性被从正式雇佣选择中排除，她们才不得不选择非正式雇佣。资本在贬低女性所从事的非正式劳动的同时，又为世界市场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此过程中，当地女性的从属地位丝毫未受到触动。
研究表明，围绕生存策略，出现了从与出口导向型工业相连的分包（包括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作），到街头小贩以及其他贸易和服务，并形成两种类型的基于家庭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home-basedworkers），即“独立自营的生产者”和“依赖性的分包工人”，其中女性的比例在一些国家中甚至超过了80%。特别是已婚妇女往往更受到外包公司的青睐，原因就在于她们的流动性有限，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范围狭窄，能为公司提供更容易获得的劳动力。一份对五个亚洲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的分包工作的研究表明：与正式部门相比，非正式雇佣劳动普遍具有挣钱少、没有一贯的工作契约、艰难的工作条件、长的劳动时间以及工人维权困难等特点 (LourdesBenería,GlobalizationandGender:WomensLaborintheGlobalEconomy,inBerchBerberoglu(ed.),Globalizationinthe21stCentury:Labor,Capital,andtheStateonaWorldScal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p.163.)。
2.全球化加深了女性劳动力之间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剥削”
全球以及地方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劳动力的再贫困化，都使得以接受高水平教育、不断改善的工作条件、较好的社会流动性为特点的少数女性群体，与以低收入水平，不安全、不稳定的工作条件，社会阶层固化为特点的多数女性群体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女性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或者如洛德斯·贝内丽亚在“全球化和性别：全球经济中的女性劳动”一文中所提到的“不断增长的女性之间的阶级分化”(LourdesBenería,GlobalizationandGender:WomensLaborintheGlobalEconomy,inBerchBerberoglu(ed.),Globalizationinthe21stCentury:Labor,Capital,andtheStateonaWorldScal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p.168.)，正日益成为女性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家庭能够依赖贫穷女性来完成家务劳动和照看儿童的工作，并因此有利于职业女性在市场工作中发挥作用。在北半球发达国家，富裕家庭的家庭照料、看护等工作往往通过雇佣来自南半球的移民妇女来解决，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对移民留守家庭而言的关怀缺失(LourdesBenería,GlobalizationandGender:WomensLaborintheGlobalEconomy,inBerchBerberoglu(ed.),Globalizationinthe21stCentury:Labor,Capital,andtheStateonaWorldScal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p.165.)。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女性必须面对的是工业化方式的冲击，即由于雇佣男性劳动力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工业取代了手工工业，从而造成女性的边缘化，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已经见证了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新的偏好，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而这也促成了劳动力的女性化，并由此颠覆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关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想象。正如美国政治哲学教授南茜·弗雷泽所言：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劳动力女性化的事实已经使得资本主义对于劳动性别分工所呈现的意义发生了同样是双重的、但已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需要比例超高的妇女……女性已经涌入了全球各地的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从根本上断然切除了“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家庭收入理想。在无序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该理想已被两个人挣钱的更新、更“现代的”家庭规范所取代，却无人在意在这一新理想下面的现实是：降低的工资水平、减少的工作保障和衰退的生活标准，每个家庭为工资而劳动的小时数的急剧攀升，双份工作、甚至现在往往是三份或四份工作的剧增，以及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数量的上升。无序的资本主义通过精心阐述女性进步和性别正义的一个新的虚构命题，把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美化成女性解放的光明大道(〔美〕南茜·弗雷泽：《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周穗明译，《世界哲学》2009年第2期。)。在弗雷泽看来，妇女解放的梦想已经被利用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引擎。现在的资本主义更愿意面对超越再分配的种种承认诉求，因为它在妇女受薪劳动的基石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积累体制，并且为了在全球层面上更自由地操控一切而寻求使市场摆脱社会管制。
深入探究全球资本主义劳动性别分工的现实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像其他任何资本主义政策一样，从来就不是为了开创一个公正与性别平等的社会，也从来不是为了广大穷苦妇女的利益而制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向第三世界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和选择，但是这些机会本身并不是为了妇女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妇女的平等、自由和解放，相反，她们的“机会”与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有关，与第三世界经济调整所造成的男性失业率高有关(王丽华主编：《全球化语境中的异音：女性主义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页。)。在此，劳动的性别分工与资本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次呈现出来，而这必然要求我们将女性劳动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之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即如果说女性主义曾是资本主义天然的批判者，那么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批判性何在？如果说女性是重要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力量，那么当代女性主义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应该是如何重新链接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全球劳动性别分工与妇女解放
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女性化已凸显出性别、阶级、种族的多重复杂特点，因此，全球劳动性别分工体制下的妇女解放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出发点，才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寻找到更为根本的妇女解放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植根于人类需要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之中，劳动性别分工以及两性的最终解放也是如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出妇女解放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依靠现代大工业、家务劳动社会化。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女性化和女性贫困化的事实来看，妇女解放的这三大先决条件准备得尚不充分。女性虽然进入有偿劳动大军，但大多从事低报酬、低身份、非技术、无创造性的服务性工作；工业化程度还不足以支持女性普遍意义上的解放；家务劳动没有完全社会化，家庭责任与工作压力使女性负担过重而处于两难境地。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的劳动性别分工体制下，第三世界的底层妇女走出家庭，但却没有为她们带来预期的解放，相反，她们一方面成为劳动力市场上非正式的、低薪的被雇佣者而遭受全球资本的剥削，另一方面也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无酬家务劳动承担者的命运。因此，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工人阶级解放密切相关，因而劳动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仍然是消灭私有制，通过变革系统的剥削关系从而产生非剥削的社会安排。脱离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妇女解放，必然无法真正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按照恩格斯的设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供克服所有压迫的物质基础。
阶级、劳动、分工等问题一直位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链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婚姻(这一说法出自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一文。在文中，哈特曼指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妇女的困境，就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以及女性主义的分析，特别是把父权制定义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结构。参见HeidiHartmann,TheUnhappyMarriageofMarxismandFeminism:TowardsaMoreProgressiveUnion,inJohnF.Sitton（ed.），MarxToday:SelectedWorksandRecentDebates,US:PalgraveMacmillan,2010,pp.201-228.)尽管依然存在，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都受到来自现实世界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文化的批判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女性内部文化差异性身份的强调压过了对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女性群体”可能性的寻求。在这种背景下，两者之间又怎能实现新的、更有活力的联合呢？如果说资本主义工厂中工作时间的延长、工作条件的恶劣都是可见的话，如马克思所说，也更容易在工厂中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的话，那么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结盟后，则营造了更为弹性的吸纳女性劳动力的方式。由于劳动时间、劳动地点更加弹性化、分散化，工作条件的恶化、事实上的劳动时间“自愿的”无限制的延长，都不再被视为问题，甚至被视为是工人的私事，是工人的自主选择，是自愿的。分散的场所、分散的利益、变更了的更加隐蔽的剥削方式，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阶级因素、种族因素掺杂其中所形成的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使得女性工人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完全抛弃阶级的视角，抛弃政治经济学批判，单纯从多元文化身份视角的批判必然无法解释女性劳动的新特点，也无法给出女性解放的前景和方向。全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劳动力女性化的事实再一次表明：阶级、性别以及民族、种族等各种视角和差异需要被重新一起加以考虑。我们需要重新将女性主义批判链接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需要重新建立阶级与性别、种族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种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对性别劳动分工的考察，将可以跳脱经济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的两难吊诡，跳脱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跳脱生产和再生产的冲突，从而实现男人和女人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一起努力去建立一种新的、真正的人类关系的目标。
基于这一思考，笔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仍然应该是面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仍然应该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社会生活的基本出发点。毕竟，历史植根于人类需要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之中，劳动性别分工以及两性的最终解放也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映衬的背景下，才可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和说明。为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重新恢复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魅力，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若干对立的概念之间（如自然与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阶级与性别等）的辩证关系，从而在一种动态、多维的视角下审视历史和现实中的劳动性别分工。
1.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理解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
关于困扰女性主义的自然/文化以及生产/再生产的二元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然和文化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反，劳动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活动，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介着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生产和再生产对于人类而言都是必要的，只不过两者都将基于特定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采取不同的形式。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因素，都不能孤立来看，也不能抛开特定社会的社会关系来看。把握好这些观点，将有助于避免那些将“女性的生物学特质”本质化的激进生物主义观点和决定论观点。与此同时，也将有助于避免完全抹杀生物学差别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主张，从而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生产方式变迁中理解劳动以及劳动的性别分工。毋宁说，当在一个社会中介的框架中审视劳动的性别分工时，自然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变量，同样，当在人类活动整体视域中考察劳动的性别分工时，生产和再生产就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相反，女性的再生产、儿童抚养等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都是极为必要的因素和组成部分(HeatherBrown,MarxonGenderandtheFamily:ACriticalStudy,Chicago:HaymarketBooks,2013,p.219.)。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性劳动”主要是指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而一切具体的“生产性劳动本身”则是指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即劳动只要是生产出某种能够被个人或社会所使用的东西，就是生产性的，有价值的。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本性：即劳动被指定为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所要求的品质完全与劳动的特殊内容无关，与在其中得以具体化的特殊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无关。因此，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就可能和真正的社会需要背道而驰。这种区分至少为重新评价传统的女性劳动提供了某种基础，尽管马克思对此讨论不多(HeatherBrown,MarxonGenderandtheFamily:ACriticalStudy,Chicago:HaymarketBooks,2013,p.216.)。
2.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
马克思的理论尽管没有提供一种明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理解性别问题的主张，但它的范畴会导向一种对父权制的系统化批判，因为它能够将历史上特定的父权制因素从一种更为一般的妇女压迫形式中分离出来。正如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中指出的，经济的、特别是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形式相互作用共同压迫妇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范畴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资源，或至少是提供了新的对话空间，特别是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当今重新受到关注之际。可见，马克思的著作中至少是已经开始讨论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了，而且在其分析中，没有根本地对任何一种给出优先性解释。对马克思而言，性别是理解劳动分工、生产以及总体上的社会的一个本质范畴，而且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可以变化和发展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HeatherBrown,MarxonGenderandtheFamily:ACriticalStudy,Chicago:HaymarketBooks,2013,pp.219-220.)。重读马克思关于劳动性别分工的理论可以发现，尽管马克思没有发展出一种认真考虑女性压迫的所有方面的理论，但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无疑有很多地方可以提供某种可能性。尽管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将女性主义的洞察整合到马克思主义当中，从而建立一套统一的性别和阶级压迫的理论，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劳动的性别分工，重新恢复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根本性的任务在于指出如何链接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由阶级结构及其变迁而产生的功能性压迫，另一种解释是支撑性别的、种族的不平等和压迫的自发性机制。这里的问题不是阶级对种族或性别的影响，而是性别、种族、阶级及其他相关因素对不同个体和社会过程所产生的共同、联合的影响。在其中，这些因果过程的每一种都被视为产生了独立的影响，这些独立的影响累积在一起影响最后的结果。(Erik Olin Wright , “Reflections on Marxism, Class and Politics” ,interview by Chronis Polychroniou, February 2001, p.16. 参见http://www.ssc.wisc.edu/~wright/Polyc-int.PDF.)也就是说，在审视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劳动的性别分工时，阶级绝不是和性别、种族处于同等地位，可以等量齐观的概念，因为如果说性别、种族问题可以通过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变革而得到改善的话，那么阶级问题的解决则必须通过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来实现。而且事实上，性别问题、种族问题之所以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含义，也恰恰是由于它们与一个人在劳动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紧密相连，因而具有了随社会关系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深刻的历史性内涵和现实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全球化和劳动过程重组的影响在一国之内以及跨国之间，在不同的女性中间，都是非常不平衡的，由此社会在呼唤一种更为动态的审视劳动性别分工的方式，以期能够反映其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内涵，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笼统地将父权制视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事实上，伴随工业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私人性父权制已经退出历史主流并让位于一种公共性的父权制。所谓公共性的父权制，是指以女性永久地进入到工资劳动力的体系之中为标志，但却是进入到隔离性的付薪较少的工作之中的社会体制。公共性父权制主要通过性别、阶级、种族的分层而发挥作用：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工作，基于性别、阶级、种族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工作机会对不同的人体现出巨大的等级制意味和差异，从事不同的工作意味着不同的工作补偿、工作条件以及人身安全或风险。这种公共性父权制正在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全部受压迫和剥削的主因，这同时也为男女两性走向联合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和可能性。因此，男性和女性必须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一起努力去除资本逻辑的支配，去除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恢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形式，使再生产过程不再伴随劳动者的痛苦与无奈，从而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种新的、真正平等的劳动关系。为此，一种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新的联合已经势在必行。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必然无法在全球不平衡发展的背景下把握劳动性别分工随时代变迁而呈现的动态特征及复杂性内涵，反过来，脱离性别分析的视角，则无助于认清全球资本主义剥削的新特点。因此，一种全球化背景下阶级和性别的双重理论视域，将有利于我们透视置身于特定的劳动性别分工体系之中的现实的“人”的生存现状及其解放诉求，也只有在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视域中，女性主义关于正义社会的想象才能真正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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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谭晓军）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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