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基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回答“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即树立和坚持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之答案。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整体性地介绍进入我国并引发关注，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式成为一个全新的二级学科以来，怎样正确地认识与对待这一思潮，学界大体上形成了理论共识，但也尚存一定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先生是最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介绍到国内并展开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可以说，在中国研究“西马”的同志，大抵上都是从阅读徐崇温先生那本著名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的。日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徐著》）一书，收录了徐崇温先生近二三十年来评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十余篇学术文章、彰显了他作为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风范，是一部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之作。

　　除去一篇序言外，这部56万字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分别以“基本情况”、“讨论与争鸣”和“具体分析”这三个部分全面反映了徐崇温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丰硕成果。本书的特点基于这三大篇目的划分，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抽丝剥茧”中展现理论自觉

　　《徐著》的第一部分，收录了徐崇温先生这些年来对“西马”这一理论的概括性介绍、其发展史以及在我国传播和研究史的一些文章。值得重视的是，徐崇温先生不仅是把“西马”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而且从一开始他就强调应当正确地看待和剖析“西马”。《徐著》这一部分的文章里始终贯穿了这一线索。

　　周新城（2011）指出，“历史表明,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周新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澄清的几个认识问题》[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同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因而我们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我国以来，学界出现了认为“西马”是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某些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可以等同视之，一并作为指导思想的声音，即“西马亦马”论。面对这样一种新情况、新诘问，徐崇温先生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结合”——在他看来，“西马”的结合，很多情况下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的“结合”，其本质是搞真理多元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左翼思潮，对我们而言更多是一种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西马”更多地抽丝剥茧而不是囫囵吞枣，才应当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它的科学与开放的态度。

　　阅读《徐著》的这一部分，让笔者不由地缅怀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先生。同徐崇温先生一样，高鸿业先生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到国内来，并时刻提醒学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必须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我所用”的前提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展现理论自觉，徐先生、高先生等一批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个方面为我们后学做出了榜样。

　　二、在“观点交锋”中划清正误界限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在谈到他的学术人生时曾经说过，“真理的火花，始终来自于它和谬误的碰撞”（刘思华编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第17页）。由于我国学者接触“西马”的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各种观点的交锋一直不断，这其中既有立场问题、也有认识问题。《徐著》的一大特点，正是在于其通过与不同观点的交锋，从中发现并捍卫真理，达到厘清谬误、正本清源的目的。

　　在“讨论与争鸣”这一篇目中，作者收录了他近年来与“西马”研究领域若干位学者的学术商榷与反商榷文章，商榷的内容包含了“西马”概念的存废、“西马”同列宁主义、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关系、“西马”是否“姓马”等问题。其中，在同王雨辰先生、段忠桥先生进行学术商榷的文章里,徐崇温先生敏锐而深刻地抓住了“西马”同列宁主义对立这一实质，从而在理论上讲清楚了为什么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西马”从源头上就与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走的不是一条路，其主要理论观点往往与后者相矛盾、相对立——这也无怪乎“西马”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袖马尔库塞要专门著书，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分析”。此外，“西马”重要学术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将传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制度一道列为了其批判的矛头（参见张剑：《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研究》[A].冯颜利 郑一明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C].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第219页）。《徐著》指出，“西马”责难列宁只是表象，其实质是责难列宁所表述、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旦透彻地看到这一点，“西马亦马”的理论大厦无论看上去多么精致完美，也便轰然倒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说得好，“要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下工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扎实的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才能打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魅力，让真理的力量战胜谬误”（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徐崇温先生作为学界敬仰的大师，通过这一系列旨在恢复“西马”本来面目的学术交锋中，展现了他几十年积累的深厚的学术功底。

　　三、在“解剖麻雀”中体察事物本质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同志最为欣赏并终身践行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解剖”的哲学意义就在于由个别推及一般，从而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在《徐著》的第三篇“具体分析”中，作者收录了十七篇有针对性的研究“西马”各代表人物的研究文章。与国内影响力很大的一本教材《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陈学明、王凤才先生编著）采用问题、专题式研究方法不同，《徐著》通过“解剖麻雀”式的研究方法，叙议结合地评介了卢卡奇、葛兰西、萨特、高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西马”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在这一部分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在于《徐著》把握了卢卡奇晚年的思想转向，即“老年卢卡奇”深刻地反思了“青年卢卡奇”的理论谬误。本来在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绕不开躲不过研究卢卡奇这位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学界一时洛阳纸贵也可以理解。然而，正如徐崇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一些人“失足”了，他们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著名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错误地把“青年卢卡奇”抽象的、唯心主义实践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得出了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之路”的谬论。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在笔者看来，实践虽然不能取代物质成为第一性的东西（这样就会走向“唯实践主义”，从而否定马克思主张确立“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0页）），但实践的观点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一言以蔽之，鲜明的实践性是马克思所称的他的“新唯物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徐崇温先生的理论贡献，正是通过对青年卢卡奇唯心主义实践观的个案分析，一方面指出“改革不能是搞反向歪曲”，不能把唯心主义实践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另一方面坚持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倡导“物质—实践本体论”，从而坚持了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捍卫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在《徐著》的封底印着这样两句话——“探赜索隐析源流、披沙沥金见真谛”。正如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人物费希特所言，“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哲学体系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放下或拿起的一种死板用具，而是由掌握这种体系的人的灵魂赋予生命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徐崇温先生，选择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拳拳忠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审视之、对待之。学习徐崇温先生这种精神，即是我们读这样一本厚重、严肃的学术著作的意义。

　　（本文的一个简要版本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