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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到葛兰西”

　　托马斯·曼在 《论席勒》一文中曾指出: 正如一种生物可能因缺少某种化学成分或某种元素而患病或枯萎一样，我们这个社会如果缺少 “席勒元素”也会衰落和枯萎。 ( 参见叶隽，第 413 － 414页) 实际上，人类任何一个思想传统的发展也是通过类似于 “席勒元素”的 “x 元素”而获得发展的。在笔者看来，葛兰西的 “实践哲学”方案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席勒元素”之一。

　　葛兰西是欧洲共产主义传统的开创者，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奠基者。上个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陷入了危机: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化、实证化的社会学和抽象的历史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恢复马克思思想原有的批判性和整体性理解就成为克服马克思主义衰落的条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任务。与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不是对马克思研究的结果的无批判接受，而是恢复其辩证方法 ( 卢卡奇，第 47 － 48 页) 一样，葛兰西也认为，“‘正统的’观念需要加以更新并把它带回到它的真正根源上去”( 葛兰西，第158 页) ，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基础和本质特征。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哲学; 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找到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源头，并理解它的革命性意义。

　　葛兰西把马克思哲学称为 “实践哲学” ( philosophy of praxis) ，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概念是葛兰西在监禁条件下对自己哲学的语言伪装。其实，“实践哲学”概念的意义远不只如此，它更多地代表着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理解。

　　意大利文化有着浓厚的实践哲学传统，不仅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克罗齐和金蒂雷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拉布里奥拉也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实践哲学。拉布里奥拉曾明确说:

　　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哲学作为统一的社会的、历史的人类存在的解释，终结了把经验的实际存在作为预先设定的思想的反射、复制、模仿、例证、影响 ( 或其它东西) 的一切唯心主义形式。……同时它也终结了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这一思想革命———它把人类史过程理解为绝对客观的事物——同时伴随着其它的思想革命，它成功地把物理的自然历史化。对任何思考着的人来说，后者不再是外在于变化过程的事物。( Labriola，p. 205)

　　从上引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是同一个事物。拉布里奥拉的上述观点表明，实践哲学既区别于把现实的经验存在贬低为预先设定的思想或精神的反射或副作用的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对现实进行非历史的自然主义理解的唯物主义。他的思想对葛兰西提出 “实践哲学”概念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实，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并不奇怪，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 “新的世界观的天才大纲”中，实践概念就已经成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核心了。

　　据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者考证，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密集思考集中在 1932 年前后，此时他完全被这个概念所吸引，而且把它作为 “马克思思维的阿基米德点”( Archimedean point) 。( Haug，p. 206)关于实践哲学的本质和核心观点，葛兰西有两段核心论述: 其一，就实践哲学的核心意义而言，葛兰西说: “在理论层面上，实践哲学是不能混淆于或还原于任何其他哲学的。它的原创性不仅在于它超越了以前的哲学，而且也在于它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从头到脚 ( from head to toe) 改变了人们思考哲学本身的方式。”( Gramsci，1971，p. 464) 其二，就实践哲学的根本特征和核心要素而言，葛兰西说: “人们忘记了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 ( 历史唯物主义) 的场合，人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第一个词汇—— ‘历史的’之上，而不是放在具有形而上学起源的第二个词汇之上。实践哲学是绝对的 ‘历史主义’、绝对的世俗化和思想尘世性，一种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只有沿着这个线索人们才能溯源到新的世界观的源头。”( ibid，p. 465)

　　在笔者看来，实践哲学正是葛兰西思想贡献给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核心要素: 它的意义不仅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 不仅在当时对破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 “葛兰西元素”这一概念的理解，笔者受到彼特·D. 托马斯的启发。对葛兰西来说，实践哲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粹理论的重构，而是在特定时刻 ( moment) 以特定的思想元素( moment) 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介入。托马斯说: “在那个时期 ( 指 1932 年——引注) ，葛兰西——推进和加强了他的跨学科的和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计划——以绝对 ‘历史主义’、绝对内在性和绝对人道主义概念，构勒了 ‘实践哲学’的 ‘三个组成部分’。”实践哲学不是与其它哲学并列的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思考哲学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的新的方式。“今天，新一代的活动家和研究者发现构成最广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丰富性，以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 ‘葛兰西元素’( Gramscian moment) ，成为最紧迫的理论和政治任务。”( Thomas，p. XIX )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有特殊的理解: 哲学不是对现实的沉思，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对现实的历史和政治的特殊介入形式，是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思想启蒙和政治自觉的思想形式。“正如葛兰西所主张的，政治实践的自主形式的发展是社会阶级从隶属状态中脱颖而出的必要因素，因而哲学的变革和独立的世界概念的阐述可以看作塑造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其行动能力的不可回避的因素。”( ibid，p. XXV)

　　何谓 “葛兰西元素”? 在葛兰西那里，它表达为实践哲学的三个根本原则: 绝对历史主义，绝对内在性 ( 又称 “绝对世俗化”) ，和绝对人道主义。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而是从根本上改写它的根本的思考方式。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或人类认识的一般过程，而是哲学与常识、思想与政治、知识分子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里的思想领导权的建构问题。哲学不是独立于政治实践之外的思想活动，它一方面必须进入到历史的深处，另一方面又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建立有机的联系。这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史中的革命性意义，同时也赋予它特殊的革命的政治责任。

　　反观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研究往往表现为无问题意识、无思想深度、无道德责任感; 理论的研究经常既游离于思想史之外，也游离于政治之外。然而，在葛兰西看来，真正的哲学既是对大众的思想启蒙，也是无产阶级阶级解放的民主事业的核心要素; 只有沿着这个线索才能找到新的世界观的源头。所以，“回到葛兰西”不失为我们重新获得思想的滋养，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的重要举措。

　　二、超越 “常识哲学”与 “哲学家的哲学”

　　葛兰西的 《实践哲学》一书的编者指出，即使马克思主义把自己规定为批判的活动的话，这种批判活动也不是传统哲学家的思想和理智活动，而是特殊的集体的政治的批判活动。思想的革命“并不是由仅仅把一种哲学与另一种哲学对立起来完成的。要对照的不只是思想，而且有思想背后的社会力量，更加直接的，还有这些力量所产生、并且变成葛兰西称之为 ‘常识’的东西的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 见葛兰西，第 2 页) 其实，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一条是批判 “常识哲学”，另一条是批判 “哲学家的哲学”; 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获得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的必要工作。

　　历史地看，对 “常识哲学”的批判和对 “哲学家的哲学”的批判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任务。1845 年前后，马克思所面对的 “常识哲学”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而 “哲学家的哲学”则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拉布里奥拉面对的 “常识哲学”是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哲学”则是把一切现实存在理解为精神的产物的各种唯心主义。对葛兰西来说，其所面对的 “常识哲学”是以布哈林的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而 “哲学家的哲学”则是自称为新的实践哲学的克罗齐的历史唯心论。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 “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作战”。( Haug，p. 205)

　　布哈林的错误正如其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他不是把 “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是理解为由哲学的唯物主义原则派生出来的 “社会学”，按此理解，“马克思的精神不见了。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反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展开的政治的 － 认识论的与政治的 － 伦理的障碍。在其哲学本质上，它代表着一种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偏离与向马克思已经拒绝了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唯物主义的返回”。( ibid，p. 206)

　　与布哈林相反，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的整体，它就是实践哲学。葛兰西说: “对于实践哲学的系统论述，一刻也不能忘记它的创始人 ( 马克思) 学说的任何组成部分。……它涉及所有的一般哲学部分，接着是应当以首尾一贯的方式展开历史与政治，还有艺术、经济学和伦理的方法论的一切一般概念，并在全面结构中为自然理论找到位置。”( 葛兰西，第123 页) 因此，不存在先于历史的一般的唯物主义，然后是它在各个领域的运用; 哲学原则本身就体现在它对社会生活的事物的具体理解之中。不幸的是，在布哈林体系中，实践哲学的统一体被割裂了，“实践哲学被分裂为两个因素，一方面是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历史和政治理论——即一种能够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加以构造的( 在最粗俗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实验的) 要素; 另一方面是哲学本身，这就是哲学的唯物主义别名形而上学的或机械的 ( 庸俗的) 唯物主义。”( 同上，第 127 页) 对常识哲学的批判首先必须纠正这种对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革命，它在赋予历史以同一性的同时，自己也被历史赋予了统一性。哲学与历史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没有外在于历史的哲学，也没有完全与哲学和意识形态无关的历史。实践哲学既不是布哈林所说的社会学，也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与实证社会科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只有当着把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开辟了历史的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完整的和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而实践哲学则在其超越作为过去社会的表现的传统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而又保持其重要要素的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 ( 葛兰西，第 128 页) 概而言之，葛兰西把布哈林思想和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理解为向常识哲学的倒退，因而对常识哲学的批判，其实就是对人民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启蒙。

　　实践哲学在另一条战线上面对的是 “哲学家的哲学”，对葛兰西来说，就是对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唯心论的批判。克罗齐是拉布里奥拉的学生，他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葛兰西是克罗齐的学生，受到他的哲学很大影响。在葛兰西的一生中，克罗齐是他无法摆脱又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对手。他甚至提出，今天我们应该像恩格斯当年写 《反杜林论》一样写一本《反克罗齐论》( Anti-Croce) 。( 同上，第 57 页) 克罗齐是意大利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头面人物，在当时的意大利克罗齐主义不仅是 “一种”哲学，而且是整个资产阶级的 “道德和思想改革运动”的象征，不仅被看作意大利思想传统的精华，而且被视为欧洲中产阶级文化教养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Thomas，pp. 255 －259) 因而，对它的批判就成了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任务。克罗齐是从马克思主义营垒中走出来的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在拉布里奥拉之后，他接过“实践哲学”的口号，于 1908 年出版了 《实践活动的哲学》，为实践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起到重要作用。关于克罗齐在意大利思想史上的作用，葛兰西是充分肯定的: “正如黑格尔主义在 19 世纪，在今天的文明发端之初，为实践哲学提供了前提，同样，克罗齐哲学也为实践哲学在我们时代、我们这一代中的复兴提供了前提。”( Gramsci，1995，p. 355) 但正因为如此，对克罗齐的批判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葛兰西说: “发生在黑格尔主义身上的撕裂再次出现在实践哲学。这就是说，辩证的同一体已经退步到一方面是哲学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现代唯心主义高级文化……” ( ibid，p. 390) 如果不清除克罗齐主义的影响，就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权。

　　总之，对布哈林的批判与对克罗齐的批判，对葛兰西来说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两条战线。如果不批判布哈林的庸俗唯物主义，就不能超越常识哲学，不能把人民群众从消极被动的历史宿命论中解放出来; 如果不克服克罗齐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在文化领域真正获得领导权。在马克思哲学的核心精神已经被教条主义抛弃，而实践哲学又被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哲学家所挪用的特殊时刻，需要以特殊的思想要素来拯救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用以完成这一任务的核心思想要素就是他的实践哲学三原则，即绝对历史主义、绝对内在性和绝对人道主义。对这些原则的内涵和意义的阐述构成了本文的核心任务。

　　三、“绝对历史主义”原则及其意义

　　“绝对历史主义”( absolute historicism) 这一概念是克罗齐最先提出的，他受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影响，提出了一套涵盖人类思想中逻辑、审美、经济和道德等所有领域的 “精神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被他称为 “绝对历史主义”和 “绝对唯心主义”。葛兰西从克罗齐那里批判地接受了这一概念: 他一方面清除了克罗齐赋予这个概念的唯心主义内涵，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它所坚持的历史与哲学有内在关系的观念。关于绝对历史主义概念的具体内涵，我们可以大致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绝对历史主义是恢复实践哲学本质特征的必要前提。如前所述，葛兰西认为，任何哲学如果与历史和政治分离，它最终不过是另一种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重心应该是 “历史的”这一形容词，而不是根源于形而上学的 “唯物主义”这一名词。在他看来，唯物主义概念指向的不是外在于、并先于历史的物质和存在，而是历史运动中的人民大众力量。只有当人民大众经历了革命阶段，并从自己的文化中粹取出新的阶级意识时，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才会出现。脱离了历史和政治来理解唯物主义概念不过是向形而上学的倒退。( 葛兰西，第 58 页)

　　其次，除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外，绝对历史主义也是理解实践哲学自身产生的条件。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本身就是整个西方政治和历史发展的结果。“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德国哲学——法国革命——自由放任主义——现代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一整个思想和道德变革运动的辉煌顶点。”( Gramsci，1995，p. 390，396)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过是历史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人民大众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时才会出现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 ‘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与哲学不可分割: 它们形成一个集团。”( 同上，第 27 页)

　　最后，不仅实践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的条件是历史的，而且它的思想本身的真理性也是历史的。葛兰西明确指出: “实践哲学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它自身，把它自己看作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 同上，第 93 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把握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过程中历史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因此一旦历史本身的矛盾消失了，实践哲学的任务也就终结了。“如果实践哲学从理论上断言每一个被相信是永恒的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根源，而且代表着一种 ‘暂时的’价值……这样一种解释对实践哲学本身也是有效的……。”( 同上，第 95 －96 页) 绝对历史主义原则的所谓绝对性正在于实践本身也是历史的。所以，如果仅仅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而没有认识到实践本身的历史性，那么实践哲学无非是一种抽象地谈论 “实践”的坏的意识形态，一种与其它哲学一样的抽象讨论实践概念的思辨哲学。

　　今天哲学家喜欢谈论 “形而上学的终结”，其实葛兰西的 “绝对历史主义”已经先行地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在笔者看来，绝对历史主义的概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形而上学性，有着如下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它打开了思考哲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论视域，终结了对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解释的合法性。历史主义原则的核心特征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方面。在葛兰西看来，不论是辩证法概念还是唯物主义概念，离开了历史原则就会堕落到传统的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的理论放在当代所谓 “哲学终结”的论域中来考察，这一原则就呈现出特殊重要的意义。今天中外许多思想家都把马克思的 “你们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8 页) 这一名言，当作 “哲学终结论”来解读。然而，按照葛兰西的观点，马克思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改变哲学自身的存在方式，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 “解释世界”与 “改变世界”不是两个不相关的过程，而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解释历史不是独立于改造世界之外的思想活动，改造世界也不是独立于历史活动中的集体意志和思想表达的纯粹的物质活动。哲学的解释活动与政治的改造实践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并相互交织在一起。

　　其次，绝对历史主义概念赋予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以新的方向。在葛兰西那里，对历史的强调与对政治的强调是联系在一起的。绝对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哲学概念都翻译成历史的和政治的概念，在这里所谓唯物主义不是别的，不过是人民大众自身力量和作用在思想中的表达。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葛兰西把实践哲学表述为 ‘绝对历史主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不仅历史地研究其他的思想形式，而且研究它自身的历史构成以及可能的复兴的性质的能力。这里提出了一种哲学实践的可能性，这种实践就是把哲学的和观念的看法翻译为社会关系的领导权组织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必须依据大众阶级的领导权方案的发展，根据其成功、失败和新的开始来承受这样的翻译。”( Thomas，pp. 448 －449) 也就是说，实践哲学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它在人民大众的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和效果来检验。实践哲学不是对现实的沉思，而是一种穿梭于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翻译实践。“葛兰西对克罗齐的思辨倾向与布哈林向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倒退的双重批判提醒我们，必须对以另一种哲学语法的形式对概念自身领域进行历史化……绝对的历史主义视角必须坚持思想一贯的实践性质，必须把它理解为积极地尝试构成和改变社会活动总体的因素; 换言之，是一种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互译性关系，是对同一个历史过程的辩证性质的把握。”( ibid，p. 449)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政治的哲学，又是一种哲学的政治”。( 葛兰西，第 83 页)

　　四、“绝对内在性”原则及其意义

　　“绝对内在性” ( absolute immanence) 即绝对的世俗化或绝对的尘世性，它突出的是实践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的思想此岸性 ( Diesseitigkeit) 。在葛兰西看来，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冲突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布鲁诺、斯宾诺莎等人提出了内在性原则，他们从世界本身出发来解释世界，把世界看作是自因的整体。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也是一种内在性理论，它把知识的目光从超验世界转向经验现象，并从主体思维本身寻找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黑格尔在对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进一步发展了内在性原则。然而，哲学的绝对内在性或世俗化在人类思想史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在黑格尔那里还保留了绝对精神这个超越的概念，在后来的唯物主义那里也同样保留了超验的物质或存在概念。在葛兰西看来，“似乎只有实践哲学才是唯一首尾一贯的 ‘内在论’概念”。( 同上，第 57 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不仅完全超越了超越性的宗教，而且超越了一切超越性的哲学，完成了思想的世俗化和尘世化。“马克思继承了内在性哲学，但是从中清除了它的形而上学装置并把它引入到具体的历史领域。”( Gramsci，Notebook 4， § 17. 转引自 Thomas，p. 323)

　　实践哲学可以理解为彻底的内在性哲学或绝对的内在论。绝对内在性原则的含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它是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在谈到实践哲学的诞生时，通常的看法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分别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前提。这一观点从列宁开始一直流行到现在。然而，葛兰西认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纯粹是一种外在论:“在我看来，……思辨形式的内在性概念，是由德国古典哲学提出来的，借助于法国政治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它被译成历史主义形式的内在性概念。”( 葛兰西，第 88 页) 换言之，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的内在性概念，就不可能形成历史的内在性视野。因此，不能把马克思思想的三个来源并列起来，相反，应该强调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内在性原则对马克思创建自己理论的首要性。

　　第二，绝对内在性或内在主义强调人类生活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全面性和具体性。在这里，现实不能理解为静态的事物，而要理解为由内在矛盾和动力生成的过程，理解为各种因素和力量的相互作用。葛兰西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停留在抽象原则之上，它必须结合编年史的方法，沉浸到历史之中，对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文学、宗教、语言和文化等所有方面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历史的神秘性，通达思想的此岸性。( Gramsci，1971，p. 450)

　　第三，绝对内在性原则不仅是对一切思想的此岸性的强调，也是对一切政治目的论和浪漫主义的批判，在这里绝对内在性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实主义。葛兰西的哲学往往被人们误解为政治实用主义，但是，葛兰西所强调的哲学与政治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有中介的，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因素是历史本身的内在性。在这里内在性原则是对黑格尔神秘主义地表述的 “中介”原则的唯物主义化，而不是抽象原则在政治中的机械运用。( Thomas，p. 449) 正确理解的绝对内在性原则既是对思想的彼岸性的拒斥，也是对思想的直接此岸性的拒斥; 它要求的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权出发，对人类历史活动中各种因素的内在统一性和过程性进行现实把握，从而找到理解历史和改变现实的真正基础。

　　绝对内在性原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义? 托马斯认为，该原则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哲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介入提供了有价值的视点。具体来说，首先，这一原则意味着彻底世俗化和思想的此岸性，主张一切思想都必须依据历史过程及其各种因素的变化来解释，因而指认在思想中引入任何形式的超验物都是不合法。其次，这一概念也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致性要求，理论的作用在于为大众阶级提高其自主性的行为能力提供方向。“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绝对内在性的坚持意味着理论与实践同一的可能的生产，其目的是要依据它们的一致性的构成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关系。”( ibid) 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自觉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中介来实现: 实践哲学代表着一种理论生产的方式，一切理论都必须从现实本身出发才能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形式才能维持。在这个意义上，内在性原则意味着理论本身的实践性和历史性。

　　五、“绝对人道主义”原则及其启示

　　自从阿尔都塞提出 “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概念以来，人道主义原则被理解为马克思思想中前科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道德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但是，葛兰西的绝对人道主义并非是阿尔都塞批判的道德主义或文化主义，它是由绝对历史主义和绝对内在性原则发展而来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立场。在葛兰西那里，绝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出发点是马克思的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 人的本质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一切存在都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 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相互竞争的阶级之间的领导权斗争的战场。具体来说，绝对人道主义原则本身的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绝对人道主义是对割裂自然与人类实践联系的 “客观主义”的批判。在这方面，葛兰西有很多著名论述。“看起来似乎可能存在一个在历史之外和在人类之外的客观性。但是，谁是判断这种客观性的法官呢? 谁能使自己采取这种 ‘宇宙本身的观点’，而且这样一种观点又意味着什么呢?的确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所涉及的是上帝观念的残余。”( 葛兰西，第139 页) 在葛兰西看来，真正的实在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现代社会，科学家的实验活动是人与自然辩证中介的第一个模型，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客观性的中介，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的生活来讨论客观性概念是无意义的。因此，“物质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社会历史地组织起来，而自然科学则应当相应地被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一种人类关系。”( 同上，第 162 页) 在这个意义上，绝对人道主义并非指一种道德立场或伦理态度，而是对一切实在概念的实践本质的揭示。

　　其次，绝对人道主义也是对割裂人的本质与实践之间联系的主体概念的批判。葛兰西指出，马克思的著名论断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绝对人道主义概念的出发点。绝对人道主义不是一种道德立场，而是对人的本质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解。它不是从抽象的本质出发来看待人，而是把人理解为一切激情、欲望、利益和行动的产物。在意大利哲学传统中，这一绝对人道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他的思想 “表达了对世界的创造性看法，它可以称为 ‘实践哲学’或 ‘新人道主义’，就其不承认超越的或内在的 ( 形而上学意义的) 因素，而是把自身完全建立在人的具体活动的基础上而言，人是被历史必然性、工作和改变现实的活动推动的。”( Gramsci，1971，pp. 248 － 249) 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并不排斥人道主义概念，他只是排斥费尔巴哈式的以抽象类本质为基础的人类学人道主义和 “真正社会主义”的道德人道主义。为了区别于上述立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 《神圣家族》中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 ( real humanism) 。

　　在这里，“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是 “我们是否真是——如果是的话，又在什么程度上——‘我们自己的锻造者’，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命运的锻造者。”( 葛兰西，第 34 页) 也就是说，人道主义关心的是人的自主性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问题。对这个问题来说，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最令人满意的答案。他认为马克思的论断包含着丰富的意义: ( 1) 人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人的本质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 2) 不存在一般的抽象的人，只存在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具体的人; ( 3)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般与个别的抽象关系，而是以社会集团为中介的有机的辩证关系。“因此之故，‘人的本性’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人身上，而是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 同上，第 40 页)

　　最后，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是绝对人道主义的最终落脚点，在这里，实践哲学的人道主义原则是与领导权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葛兰西则更进一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相互竞争的领导权关系的战场和改变领导权关系的实践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而环境则被理解为我们每个人都参加的关系的总和。要是人们自己的个性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创造人们的个性就意味着对于这些关系的意识，而改变人们自己的个性，则意味着改变这些关系的总和。”( 同上，第 36 页) 葛兰西关心的问题不是人性或人的本质的哲学定义，而是哲学在广义的人的教育和社会关系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葛兰西的 “绝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意义呢?

　　首先，葛兰西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为我们超越今天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对立提供了启示。众所周知，阿尔都塞在 《读 〈资本论〉》中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和绝对人道主义原则做了系统的批判，认为他的思想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文化人道主义。( 参见阿尔都塞，第143 － 165页) 其实，阿尔都塞的批评是片面的。正如托马斯所说: “通过个人 ( la persona) 构成性的政治和社会多元决定的反主观主义的观念，葛兰西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重估 ‘主体的回归’以及当今哲学辩论中的 ‘个体化’的各种形式的讨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支点。绝对 ‘人道主义’概念不仅包含对狭义的政治哲学的批判，也包含对哲学作为领导权的工具的自身政治功能的批判。( Thomas，p. 450) 葛兰西的人道主义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哲学，也不是当今盛行的反主体主义，而是以实践为中心的新人道主义。

　　其次，葛兰西不是书斋中的哲学家，而是服务于大众阶级的民主哲学家，他的绝对人道主义不是要确立抽象的道德立场，而是要理解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及其影响。绝对人道主义是世俗化时代知识分子的核心信念，这一思潮的核心冲动不是单纯地思考人的本质问题，而是通过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赋予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一体化国家中的领导权地位。与此相应，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核心任务是 “阐述知识分子的功能以及充分满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构要求的特定知识实践类型”( ibid，p. 406) 。

　　在葛兰西看来，人民不可能在与知识分子之间没有思想和情绪共鸣的情况下创造历史，同样，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在与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知识分子和人民 － 民族、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机的融贯——在其中，感情 － 热情变成理解和从而变成知识 ( 不是机械地而是以一种能动的方式) 为特征的，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才是一种代表的关系。只有在那时，才会发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个别要素的交流，才能实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并创造出 ‘历史的集团’。”( 葛兰西，第 109 页) 显然，在这里，葛兰西的绝对人道主义不是表达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立场，也不是像存在主义那样的追求本真生活的态度，而是一种自觉地把政治启蒙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的民主哲学家或人民哲学家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对 ‘民主哲学家’的刻画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方案的纲领，即哲学是一种领导权的辩证的教育关系; 换言之，一种作为新的哲学形式的概念，即哲学作为另一种无产阶级民主的领导权工具的因素。”( Thomas，p. 450) 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的 “绝对人道主义”指涉的不是对人的本性的哲学思考，而是对哲学本身的政治性自觉意识。

　　以上讨论了 “葛兰西元素”的主要内容和它的当代意义，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本文的核心观点。绝对历史主义、绝对内在性和绝对人道主义作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核心要素，不仅是葛兰西与马克思之间思想对话的结果，也是他与意大利文化和政治现实之间批判性对话的结果。葛兰西在这里以特殊的概念和思想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仅是要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扬弃，也是为了纠正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中的错误和片面性。从本质上说，葛兰西的哲学不是 “超然的” ( detached) 哲学，而是 “介入的”( engaged) 哲学。哲学不是在历史和政治之外，而是在历史与政治之中。真正的哲学是政治的哲学，真正的政治是哲学的政治，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构成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式研究的核心。“今天恢复 ‘葛兰西元素’，最终体现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活力的批判介入，它必须努力成为 ‘世界的另一种看法’，一种有能力使新的、‘完整的文明’充满活力的自我反思的动态运动。”( ibid，p. 453) 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建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语法。

　　参考文献

　　阿尔都塞，2001 年: 《读 〈资本论〉》，李其庆、冯光文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葛兰西，1990 年: 《实践哲学》，徐崇温 译，重庆出版社。

　　卢卡奇，2004 年: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 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 年，人民出版社。

　　叶隽，2007 年: 《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同济大学出版社。

　　Gramsci，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 by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95，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 and tran. by D. Boothman，London: Lawrence ＆ Wishart.Haug，W. F. ，2011，“From Marx to Gramsci，from Gramsci to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in M. E. Green ( ed. ) ，Rethinking Gramsci，Routledge.

　　Labriola，A. ，2011，“Socialism and philosophy”，in M. E. Green ( ed. ) ，Rethinking Gramsci，Routledge.

　　Thomas，P. D. ，2009，Gramscian Moment : Philosophy，Hegemony，and Marxism，Linden and Boston: Brill.

　　(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