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既有的研究中，阿尔都塞的辩证法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承担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方法论纲领的使命，面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低潮、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以及斯大林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逻辑。尤其是在 1968 年 “五月风暴”之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革命主体、革命纲领等问题更是激起了阿尔都塞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兴趣。阿尔都塞认为，必须强化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以此对抗黑格尔强调历史性辩证法的时间逻辑所造成的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曲解，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历史决定论的阐释。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借助于辩证法结构性逻辑，提出偶然唯物论，通过论述 “相遇”、“事件”以及 “形势”等概念，在结构性逻辑的引导下，论述无产阶级在新形势下展开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阿尔都塞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所蕴涵着的空间逻辑，也影响了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两者共同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按照苏贾在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中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重构发生于法国伟大的解构活动期间。这一活动是继1968 年发生于巴黎南泰儿大学的风暴以后展开的。”［1］而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无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转折点，虽然阿尔都塞本人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有关空间问题的论述，但是苏贾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和历史决定论的拒斥，构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化的前奏。

　　一 阿尔都塞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版的 “跋”中指出: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诸多见解认为，只要把黑格尔辩证法 “颠倒”过来，以物质代替意识，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成型了。这种误读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斯大林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但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 “神秘外壳”本身是与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相连的。阿尔都塞指出，“不能想象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自己身上没有传染给辩证法的本质，同样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 ‘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3］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法应该有着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的逻辑与结构。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主导逻辑还是其历史哲学的逻辑即时间逻辑。这种所谓的时间逻辑，是通过自我意识在时间逻辑的演绎中来达到自我意识有内容的复归，这是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历史哲学的本质秘密所在。“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性’来源于黑格尔的 ‘世界观’，特别是来源于在世界观中得到反映的历史观。”［4］所以，任何一种 “剥去外壳”和 “颠倒”说的理解都是一种片面的知性理解，其本身仍然逃脱不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单一本质框架。试图用物质性和经济性来代替黑格尔自我意识的阐释，表面上是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实质上却是将马克思重新拉回到了黑格尔的逻辑中。

　　由此可见，只要辩证法没有脱离开黑格尔哲学时间逻辑的阴霾，任何 “颠倒”、 “剥去神秘外壳”都无济于事。所以，阿尔都塞认为，“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 ‘在本质上’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合乎理性的而不是神秘的，这种根本的不同应该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在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5］阿尔都塞对结构很重视，结构更多具有空间的意味。

　　马克思辩证法的 “规定性”与 “特殊结构”并不是一种理论诉求，而是一种导向革命的方法论纲领。这在马克思对辩证法阐释的名言中可见一斑: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一种追求事物本质的理论，而是一种依据 “暂时性”，进而展开实践的方法论。而 “暂时性”所暗示的则是一种结构性变异，而不是时间逻辑的产物，因为时间逻辑的本质是内在的单一本质的演绎，而结构性逻辑的本质则是外在的多元的合力，其重点不再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发展，而倚重于事件、形势的不平衡发展与差异。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展开的典型形式，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结构地形学。马克思通过地形学来对抗黑格尔辩证法的 “圆圈”结构，因为地形学所表明的是各个因素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及其不平衡与差异。马克思指出，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及相对自主性。这种地形学所标识的是社会结构因素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而非时间内在性的发展关系。阿尔都塞借用恩格斯 “归根到底”的名言来言说这些因素的关系。在面对经济决定论的质疑时，恩格斯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

　　阿尔都塞认为，“归根到底”本身就道出了地形学结构中各因素的不平衡及其差异。“因此，提出决定作用里的这个 ‘归根到底’就起了双重的作用: 它把马克思从一切机械论的解释里截然地分离出来，同时又在决定作用内部揭示了由一些不同诉求所发挥的功能，即由辩证法所勾画的那样一种现实差异所发挥的功能。”［8］一方面，“归根到底”所揭示的是地形学结构中各因素之间的博弈，有效地排除了机械论的片面绝对阐释及其引发的经济决定论; 另一方面也昭示了结构内部各因素的差异化存在。这是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差异之所在，而这涉及马克思整体概念与黑格尔总体概念的区别。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总体概念是表现性的，而马克思辩证法的整体概念则是结构性的。在阿尔都塞看来，表现性的总体概念具有 “双重诱惑”: “一方面使我们把它看作一种将一切表现形式包揽无余的、无所不在的本质，另一方面 ( 其实是一回事) 又使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圆圈或者球体 ( 这个隐喻使我们再次想起黑格尔) ，并在那里面发现一个可以作为它的本质的中心”。［9］而在这 “总体”概念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辩证法，它通过一种 “圆圈或球体”的方式，不断地制造了 “复归”与 “平衡”，使之成为一个本质单一的稳定结构。马克思辩证法正是要破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话，代之以 “整体”概念的解构特征，进一步彰显马克思辩证法中的 “不平衡”与 “差异化”因素。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总体意味着本质、中心，同时也意味着结构的稳定; 整体意味着要素、差异，同时意味着结构的偶然。［10］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概念的结构性就表现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不平衡，并且通过自身的关系不断地制造着新的结构关系，不断地制造着现实的偶然性现象，而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必须加以把握和促成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偶然性”才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现实才是可以理解的，通过各要素之间的不平衡差异关系，诱发整个社会结构的紊乱，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就应该由此展开。

　　二 辩证法与偶然唯物论

　　如前所述，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环节在于马克思辩证法的“规定性”与 “特殊结构”，即用结构性逻辑取代时间逻辑。纵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我们可以明确地观察到，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的阐释是有着真切的现实关怀。不仅是后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形成了理论自觉。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屡遭失败之后，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这种 “转向”不仅是地理上的空间转换，更是理论与实践上的空间逻辑转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构想，欧洲将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这种理论构想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时间逻辑的演进而必然遭受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无产阶级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内爆”中实现自身。现实的背道而驰以及理论的变异 ( 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 使得这种时间逻辑主导的理论构想遭到巨大的挑战。列宁的理论阐释为马克思主义寻找到新的理论和时间突破口。在阿尔都塞看来，列宁著名的 “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 “最薄弱环节”的理论，都是马克思辩证法结构性逻辑所标识的 “不平衡”与 “差异化”的具体表现。

　　阿尔都塞进而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对不平衡及差异的描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则表现为对事件及形势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辩证法为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晚期阿尔都塞为了现实的政治实践而寻求理论突破，提出了偶然唯物论。借助于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的讨论，阿尔都塞指出，“世界的起源以及随之而起的所有现实和意义都源于一种偏斜; 不是理性或者原因，而正是那种偏斜是世界的起源”。［11］而 “偏斜”在阿尔都塞看来是一种偶然事件，是原子平行下降运动中不平衡及差异化的结果。同时，在论述 “偏斜”与 “事件”时，阿尔都塞借助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资源。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任务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理论要求是一致的，都是要首先通过理论的努力来清除当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而且马基雅维利为追求一个新的 “开始”而对 “偶然性”与 “偏斜”的阐释，并非是笛卡尔式的寻求一种哲学式的 “起点”，而是依傍 “新君主”的政治实践展开的。这在阿尔都塞看来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所要开创的新形势亦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同时展开的，并非纯粹理论式的说教。在这个意义上，要探究阿尔都塞偶然唯物论对 “偶然性”的阐释，还应回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视域。

　　偶然唯物论，其 “偶然”并非与 “必然”相对，而是源自于马基雅维利视域中的 “偶然”: “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智识界，accidente 这个术语的使用既是中世纪经院思想的残余，又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当代复活的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托马斯主义的思想中，‘偶然的’所表示的意思与 ‘实体的’所表示的意思相对”。［12］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实体”是指不依靠他物而自身存在，是一种自我圆满的存在。而在阿尔都塞看来，“实体”概念所表征的是一种本质的、固定的存在方式，这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实践而言，都是必须清除的路障，所以，“偶然性”便成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武器，以此来击碎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的巨大意识形态障碍。同理，阿尔都塞借用马基雅维利的 “偶然性”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服务，因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首要任务是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这就需要一种 “偶然性”因素来扰乱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和社会结构的秩序，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则顺势展开。由此，偶然唯物论便与马克思辩证法异曲同工，都反对一种本质的、实体的历史解释模式，通过借助于不平衡、差异化、相遇、事件等概念，在结构性逻辑的主导下展开政治实践。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依傍马基雅维利对 “新君主的诞生”等政治实践的阐释而展开。马基雅维利 “君主实践”的关键词是相遇与形势，通过对现实条件与政治形势的把握，促成政治实践的成功。晚期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及俄国革命的关注，表现了马克思对政治实践的重新思考。当然，这种思考还直接涉及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以及对俄国公社的分析。如前所述，俄国作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及 “最薄弱环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的异质性存在，这在列宁看来，正是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效途径。而这在偶然唯物论的视域中则是对 “相遇”与 “形势”的把握，阿尔都塞认为 “这种薄弱状况是以下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即当时可能产生的各种历史矛盾在一个国家中得到了积聚和激化”。［13］当各种历史矛盾相遇，政治实践的条件便具备，使无产阶级把握这种 “形势”并实现 “无产阶级”与 “各种矛盾”的 “相遇”。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 “相遇”便是辩证法结构性逻辑所呈现出来的。按照黑格尔辩证法时间逻辑，不同的 “历史矛盾”是不可能会 “积聚”在同一个时期而是历史阶段性地产生的，所以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时间线性发展的; 而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则必须避免这种时间线性发展的辩证法，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便是犯了此等错误。阿尔都塞认为，世界历史进程自身带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则是要善于把捉和利用 “偶然性”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虚空状况，从而力促社会结构的重构。其实，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7 日致库格曼的信中便论述过: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14］在马克思看来，“偶然性”其实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 “症候”，恰好反映出了整个社会现实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列宁在 《远方来信》( 第一封) 中亦论述过这种社会现实: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15］列宁认为，这些 “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并不是社会历史与现实中的 “奇迹”，而是社会历史与现实内部各种力量因素相互 “配合”与“斗争”的结果，它们实实在在地是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内容，只是其出场方式的独特而已，而任何独特方式无非都是一种依赖形式。

　　这些都是晚期阿尔都塞提倡偶然唯物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在阿尔都塞看来，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条件只能靠阶级自身去发掘和实现，任何依靠历史进程而自身具备政治实践条件的设想，不是神秘主义便是历史决定论，这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而言，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阿尔都塞深谙其理，只有将政治实践的辩证法由时间转向结构，在社会同一空间的多元因素的相遇下，洞察到政治实践的有效形势，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襁褓。因为 “相遇”与 “形势”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不仅思考历史的现实，而且首先思考政治的现实; 不仅思考现实的本质，而且首先思考实践的本质。”［16］所谓 “政治的现实”与 “实践的本质”，列宁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得尤其典型。列宁正是在思考了当时俄国的具体现实之后，在各种 “事件”与 “形势”相遇之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才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胜利。［17］

　　为此，阿尔都塞认为，“相遇”是社会结构理论和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唯物辩证法的独特形式。这种独特形式表现在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无产阶级与 “哲学”的 “相遇”。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时指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所在，这种 “分离”使得工人彼此分工、互不关联且处于异化状态。马克思的分析在于揭露，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中制造一种相遇，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相遇，使得工人能够消除异化，所以马克思力主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的努力在于，使得处于相互分离的工人能够发生真实的联系，打破僵硬的社会分工，形成阶级意识，形成无产阶级，从而创造一个新世界。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早期的 《巴黎手稿》还是晚期的 《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其目的都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制造一种 “偏斜”、一种 “相遇”，从而打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

　　可见，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的理论与实践旨趣都在于避免对社会历史进程做历史决定论的解释，避免辩证法的时间逻辑对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误导。在阿尔都塞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是多元结构决定的，这些因素在结构性逻辑的支配下实现相遇，从而进行有效的政治实践。马克思的理论正如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一样，即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任何导向革命的偶然性现实因素都应该纳入社会的总进程中，并且通过这种 “异质”因素的介入而促成形势的转变。这是辩证法与阿尔都塞偶然唯物论的关联所在。

　　三 辩证法的重思与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思想

　　在阿尔都塞看来，辩证法的意义在于实践，“对辩证法做确切的理论阐述，首先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些实践，因为这些实践 ( 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和政治) 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都需要有关于它们的实践的概念 ( 辩证法的概念) ，以免在这一发展的质的新形式 ( 新的形势、新的“问题”) 面前陷入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为了避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落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泥坑中去”。［18］辩证法的实践导向使得阿尔都塞思考如何使马克思的辩证法脱离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泥淖。而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逻辑，由此，阿尔都塞以 “地形学”为隐喻，力倡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在宏观层面，阿尔都塞以 “地形学”的隐喻来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在一种 “差异化”、“不平衡”的辩证法中阐释社会历史现实; 在微观层面，这种 “不平衡”、 “差异化”的辩证法表现在 “相遇”与 “事件”。阿尔都塞借助马基雅维利对 “新君主”的阐释来揭示 “相遇”与 “事件”在无产阶级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解释模式的本质是辩证法结构性逻辑即将社会历史发展 “事件化”。晚年恩格斯也对 “事件”关注有加，在关于合力论的论述中，他认为合力不再是经济的决定因素，而是 “历史事件”。

　　阿尔都塞倚重 “差异化”、“不平衡”、“相遇”与 “事件”来论述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理论模式，为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暗示。齐泽克在论述辩证法时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从 “差异”入手的，虽然此观点与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解释相左，但仍然能看出齐泽克受阿尔都塞思考方式的影响。而巴迪欧的 “事件政治学”则无疑承袭了阿尔都塞的思想。巴迪欧认为世界或者存在是以事件来标识的，并且通过 “事件”致使社会系统功能性紊乱，从而改变社会结构，以致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时展开。而所有这些理论的内在逻辑亦不再是时间逻辑 ( 即通过一种均质的、渐进的过程而达到目的) ，而是一种结构性逻辑 ( 即通过一种差异的、偶然相遇的事件而达到目的) 。

　　毋庸置疑，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结构性逻辑的提倡及其对 “相遇”、“事件”的阐释，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列斐伏尔等对 “空间”问题的关注。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结构性逻辑展示的是社会结构及形态的横向关系，是多元因素在空间内的相遇与结合，同时这些因素的结合又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社会空间，也正是这些新的社会空间，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现实的舞台。

　　由此可见，阿尔都塞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结构性逻辑以及空间逻辑的倡导，其目的仍在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传统，为无产阶级制造一种导向革命的方法论纲领。而这便涉及到新的政治逻辑如何展开的问题。

　　辩证法结构性逻辑以及空间逻辑的展开为新的政治逻辑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引导。这种展开的路径仍然需要 “回到列宁”。如前所述，在欧洲工人运动接连失势之后，革命的条件问题便重新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主要内容。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转向东方社会，对东方社会 ( 尤其是俄国和印度) 的分析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的公社模式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甚至认为，这种社会结构如果能与西欧的工人阶级发生 “相遇”的话，那么革命将是呼之欲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列宁后来概述为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的 “最薄弱环节”，而这则是辩证法结构逻辑以及空间逻辑的有效展开。因为它关注的不再是纵向的时间历史发展为政治实践提供的可能性条件，而是横向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为政治实践提供的现实条件。而俄国的一国胜利便是最好的例证，而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事件”便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这种 “薄弱”状况进一步加剧、俄国农奴受政教的双重压迫而倾向于革命、俄国的革命先进分子流亡国外并接受了西欧工人阶级的全部经验。［19］这些事件的“相遇”便引发了俄国革命并取得胜利，后期阿尔都塞提倡偶然唯物论的目的亦在于此。

　　辩证法的复兴之所以要 “回到列宁”，原因在于辩证法的功效要在政治实践中才能获得，而且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理论的辩证法，但以实践状态存在的辩证法则充斥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行动中，尤其表现在 《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指出，“1917 年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列宁的思想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具有特殊性的、但以实践状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20］也正是这种以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道出了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 “颠倒”的真实内容。马克思对政治实践主导下的辩证法所做出的精辟论述，即“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1］，仍然是当代激进政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其中的 “暂时性”方面，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 “事件”与 “形势”，马克思认为，作为现实世界异质性的 “暂时性方面”可以成为撬动整个社会结构的楔子。当代激进政治应该积极利用由于 “事件”与 “形势”而使社会结构紊乱甚至虚空时所敞开的状态。阿尔都塞认为，“事件”、“形势”以及 “相遇”等可以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的因素，是因为它们都是社会矛盾的 “症候”。因为 “症候”所显示的重要内容不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而在于其所昭示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内在不自洽，而这恰是社会危机的前兆。在此意义上，“偶然性”、“事件”等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现实，而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其的寻求仍然必须回到社会现实中去。

　　辩证法逻辑的转换即由时间逻辑转向结构性逻辑以及空间逻辑，使得当代激进左翼政治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原先对运动的关注转向对事件的关注。这种后现代的语境同时也暗示着革命形势发生的了实质性的变化，革命运动的主题已渐行渐远，对偶然事件的关注已成为理论的焦点。同时，这也是当代激进政治 “回到列宁”、“复兴辩证法”的原因所在。“回到列宁”不仅是对 “事件的关注”，更是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如何突破外围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在现实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寻求革命的 “阿基米德点”; 而 “复兴辩证法”则在于重新回归革命的主题与热情。

　　注 释

　　［1］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 65 页。

　　［2］［6］［21］《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22 页; 第 22 页; 第 22 页。

　　［3］［4］［5］［13］［17］［18］［19］［20］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 79 页; 第 95 页;第 81 页; 第 83 页; 第 170 －171 页; 第 160 页; 第 84 页; 第 167 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695 －696 页。

　　［8］［9］［10］阿尔都塞: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转引自陈越编: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 186 页; 第 191 页; 第 193 页。

　　［11］［16］Louis Althusser，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edited by Franc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M. Goshgarian，Verso，2006，p. 169，p. 188．

　　［12］韩潮编: 《谁是马基雅维利: 思想史研究》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 198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 210 页。

　　［15］《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1 页。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