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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辩证法》( 以下简称《启蒙》) 提供了后启蒙时代重新理解并获得解放的线索，《启蒙》的思想遗产的第一个层面即对启蒙的批判，它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但并非《启蒙》的精髓。《启蒙》的第二个层面即对主体真相的揭示，这一层面属于思想深处的潜流，要透过字里行间，从主客体辩证法的高度来解读，否则只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启蒙》对主体真相的揭示并没有否定人类解放的可能，相反，它为解放开启了一条非同寻常的路径，走上这条路径首先要从传统的“解放”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思考解放，这也正是《启蒙》的思想遗产的第三个层面，这一层面是“无言之言”，需要读者接过它的智力棒，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空对接处用心去思考和感悟，从而把《启蒙》作者未竞的事业推向前进。

　　一、批判启蒙

　　《启蒙》开宗明义地指出: 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事实上，启蒙走在不断自我毁灭的路上，并最终倒退成了神话。对启蒙痛下针砭是从苦难犹存的社会现实出发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两人认识到要揭露启蒙的神话属性就要从思想史与现实相互作用的角度，昭示启蒙不被人知的另一面，即作为压迫人、奴役人的“力量”的一面。他们强调思想观念的同时也是现实存在的，而现实存在的同时也是思想观念的，他们始终着眼于主客体辩证法的相互作用来揭露和批判启蒙。一方面，观念表现为现实，它作用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制度。被现代文明塑造出来的人们没有认识到，事实在被觉察到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科学、商业以及政治中的惯例的严格规整。阿多诺强调各个领域都被同一性概念所渗透，同一性概念是思维深入的霸权，它否定异质和多元，它用无形的力量把人们的精神控制住。最真诚的改革家虽然主张社会的革新，但他们所接受的思想范畴本身就是被科学、商业所渗透的，这种情况强化了现存制度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他们想要打破的。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堕落看起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无足轻重。社会对自然的征服、对个体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这一点表现为精神的不断媚俗化。

　　另一方面，现实表现为观念，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运动都表现为观念，语言和思想中的同一性概念也受制于社会生活中的惯例。如果说精神的真正作用在于对物化的否定，那么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确信息的泛滥和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科学在遗忘自我和工具化过程中迫使思想成为商品，而语言则成了对商品的颂扬。《启蒙》指出，技术造就起来的大众时刻准备着投身到任意一种暴政当中，他们天生就有种族的偏执狂基因，尽管这种偏执十分危险，也毫无意义。面对强大的现实，思想如果试图摆脱批判使命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转化。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最终成为和它格格不入的百科全书派的追随者，向先前所有反对它的人都伸出了友善之手。总体来看，幸福的因素本身就变成了不幸的源泉，井然有序的工厂、大众汽车和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都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帷幕，遮蔽了对现实的反抗和拯救。这种状况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再袖手旁观，这也正是《启蒙》这一哲学断片的写作缘由。

　　二、揭露主体的真相

　　《启蒙》的作者在序言承认他们本来打算要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的原因，但是他们低估了探讨这一问题的难度，原因在于他们受到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而要真正地揭示这一问题必须超越一般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传统价值观的束缚，重新审视人自身。人是什么? 或者说人作为主体意味着什么?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启蒙》思想深入的潜流。

　　根据《启蒙》的论述，人并非是有着自由意志的理性而神圣的主体，他是来源大自然，又被不由自主的“力”( force，或 power，权力) 所驱动的存在物，取消了利弊相随的“力”也就取消了人的存在，不完美的存在状况是人注定要承担的命运。《启蒙》的这一非凡思路并非没有思想来源，它可以上溯到尼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书中指出:“尼采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权力’( power) 之间的关联。”如果说人是“力”的载体，那么他所承载的“力”有哪些特征和表现方式? 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启蒙》的相关论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1. 经验世界中自我持存的“力”: 作为征服自然和他者的主体

　　《启蒙》的深刻之处在于它透过概念的迷雾而抵达了概念之外的经验领域，把人放置在经验领域加以描述。“阿多诺体认到的经验领域是物理的、非概念的，是不可化约的非同一性时空，是无论如何不能从主体自身产生的，相反，主体来源于经验领域，他是一个物理的存在，直接与物质现实打交道。”

　　《启蒙》指出，斯宾诺莎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这句话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自我持存( self － perseverance)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特性，在人的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人不仅要存在还要比存在更多—发展或进步。正如人无法选择他的存在，他也无法选择他的自我持存倾向，因为人无法对抗自然。人的行为的目的，都引发于他的需要和欲望，而他的一切需要与欲望又都是生理需要与欲望相对满足的产物，一个人对于他的生理需要与欲望是满足还是压抑，从较长时间段来看，并不是自由的、任意的，如果不想死亡，人注定只可能选择生存与发展而不可能选择相反的路径。征服性实践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线索。《启蒙》引用了物种选择学说( Selektionstheorie) 的观点，认为在人类感觉器官的形成阶段，只有那些反应机制的功能作用极其发达，并且能把这种机制扩展为逻辑基本能力的个体，才能够存活下来。康德称之为所有逻辑必须依据的最高原则，实际上是人适应物质环境的产物和条件。与此同时，自我持存也成为科学的原则和范畴的灵魂。按照《启蒙》的思路，人类独有的道德也是自我持存机制的产物。它们要么是古代人类对其赖以进化的那个环境的直接适应，要么至多就是由更深层的、肉眼看不见的活动所酿就的结构，而这些活动在较为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具有适应性。

　　人是自我持存的“力”的载体，这一点使神话与启蒙区别只是时间上的不同，本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服从于人与其环境交互作用的机制，人总要借此把自己提升为征服自然与他者的主体，结果也总是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最后都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启蒙》对自我持存的关注把一度被忽视的自然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启蒙绝不仅仅是启蒙，在其异化形式中，自然得到了清楚的呈现。精神作为与自身分裂的自然，在其自我认识中，就像在史前时期一样，自然呼唤着自我，但是不再直接用它的全能之名，把自己唤作曼纳，而只是把自己叫做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

　　《启蒙》指出，《奥德赛》整部史诗可以说都是启蒙辩证法的见证。启蒙的本质是一种行动力，是在臣服自然与支配自然这两者之间做出的抉择，由于臣服自然对人来说意味着消亡，征服自然便成为唯一的选择。被自我持存的力所驱使的人类主体一方面要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也必然要征服“他者”，主体之间的权力等级从来都是存在的。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自然力的作用下，使这种不平等永存。在市民社会中，国王作为武装贵族的首领，控制着被征服者和土地，而医生、算命先生、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交往。

　　由力推动，以等级为特征的社会分工使一切被统治者得以自我持存。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分工，是生命为维持生存而付出的代价，这是自然的强制力在社会中的反映，而这种强制力量正是个体自我持存的保证。被统治者的自我持存使集权的合理性得以增长。少数人对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呈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支配，社会压迫总是表现出集体压迫的特征。这便是集体和统治的统一。自我持存的力使人天然地追逐权力，并以权力的占有为乐，“没有权力的幸福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奥德修斯之所以喜欢劳作，是因为他可以在剩余产品中获得自由，而且通过这种自由，他可以得到用来支配那些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权力。

　　根据《启蒙》自我持存的“自然力”体现在人类社会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既有自由精神的普遍运动，也有破坏生命的“虚无主义”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破坏性的欲念在每个人心中潜存，所谓的好人心中也同样有阴深的地方，有邪恶的念头，之所以没有越界，常常是由于某些幸运的机缘凑巧。权力既是人的意志、欲望、需求、冲动本身，又是人对种种“本能活动力”的抑制力量，在个人生活中，每种作用力都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应的反作用力，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心灵与肉体、思维与情感、理解与直观乃至进步与倒退等，人们只能在诸种力之间寻求一种均衡，当然，均衡不可能是绝对的，一旦人的心理能量达到了一种绝对均衡状态，他的精神生活就会走向沉寂和死亡。总之人在权力的支配下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驯服自然中的外在能量，同时又要驯服内在的生命能量，而这两者始终也不会完全屈服于人，因为恰恰又是它们推动和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及文明。

　　2. 观念世界中自我确证的“力”: 作为追求同一性逻辑的主体

　　观念世界中的自我确证与经验世界中的自我持存是二位一体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都受自然力的驱动，是广义的“力”的体现。在从混沌到文明的进程中，自然条件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人类意识这个中介。只有通过有意识、有计划地适应自然，弱小的人类才能把自然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自我确证( self confirmation) 虽然发生在思想领域，根基却在自然界。一方面，自然在思想中反映出来，并保存下来。另一方面，自然的强制力也必然体现在思想中。《启蒙》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观念只是作用于自然的一件工具。为了自我确证，人们首先要思想中与自然保持距离，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来掌握自然。自然界中的物质及操作工具具有同一性，它把世界划分为复杂与熟悉、多元与统一，以及差异与一致，思想世界中的概念也一样地具有同一性要求，它作为思想工具，适用于人所能及的一切事物。可以说，同一性逻辑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自我确证”的必然要求。变化着的事物本质上万变不离其宗，永远都体现着强力、权力。同一性逻辑与自然的统一性不过是“力”的两个方面。《启蒙》指出，关于同一性逻辑，有一种错误想法，“即像黑格尔那样，试图用诸如自由、公正这样的范畴来构建世界历史。其实，这些范畴都是从孤立的个体中产生出来的，与整个动态的存在相比，这些范畴是微不足道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也为构造当前的社会出了一份力，它们有助于制造出大量的机器和化学品，既使人类变得强大起来，又为他们征服他者提供了武器。就这一交互过程来说，所有的观念、禁律、宗教和政治信仰，都只是因为它们推进或延缓了地球上或宇宙间的人类的自然历程，才变得有意义”。无论如何，同一性逻辑产生并从属于自然历程而不是相反。即便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也有与其相联的特定客观世界，主体内在的洞察力，只能存活于精致和丰富的外在感觉世界之中，如果这一联系被割断了，作为主体的自我也就僵化掉了，主体除了拥有那个永远相同的我思以外，便一无所有。

　　主体的自我确证既是人觉醒的过程也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过程。借助早期的人类生理肌体的力量所开拓的历史进程，自我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同时也是分散的功能性主体。许多神话人物的共同特征是被还原为人类主体。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是，“这就是人”。主体人的确立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不管它面临的是一种客观意义，还是一种主观秩序，是对邪恶势力的恐惧，还是对拯救的希望。《启蒙》的作者认为，主客体的交织互动过程是辩证的运动过程，以是其所非，非其所非是为特征，但是由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由于人类只能假想其无所不知，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因此，同一性逻辑便占了上风，存在的辩证运动也变得片面残缺，成为主观意志的玩偶，成为形式逻辑和概念的牺牲品。《启蒙》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峙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与其占有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为基础的。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隐秘的原则，不断地摧毁多样与多质。同一性逻辑在偏执狂那里得到了极端化应用，而在深层发挥作用的，仍然是自我持存和自我确证的“自然力”。

　　三、重新思考“ 解放”

　　启蒙倒退成为神话，真正的人道主义与自由精神仍然遥遥无期，更为严峻的是，人作为主体不是自足的，他产生于自然界并受制于自然界的运动( 广义的“自然力”) ，从《启蒙》字里行间所透露的信息看，这一事实是导致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深层原因。如此一来，人类解放的希望似乎破灭了，《启蒙》的深刻也似乎注定了悲观的结局，一旦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处境被扩大到包括早期神话时代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那也就实际地放弃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因为人怎么能够变革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呢? 这一推论符合逻辑，只是它的依据欠推敲，其一，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是解放的唯一手段;其二，承认人的真实处境是否意味着没有谋划未来的可能?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暴露出传统意义上的解放理论本身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像哈贝马斯所说的，解放只是一种未完成的计划，那么人们只需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往前走，无论路途多么曲折，最终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但如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解放的观念本身存在误区，那么，从一种本身有问题的理论出发，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当一种观念只是迎合了人们的尊严需求，却无力面对现实，指引未来的时候，虚无主义就会成填充物，在消解虚假的崇高的同时也消解人们前进的信念。

　　有学者认为，“由于远远超出了传统哲学对启蒙理性的讨论方式，阿多诺对启蒙的批判成为20 世纪最不平凡、最复杂的问题。”的确，《启蒙》是深刻的，但不是悲观的，《启蒙》明确提出，关键不在于维持过去，而是保持历史的开放性，要让过去的合理希望有一个释放的空间。“如果深植于文明的苦难还没有被明确地诊断出来，那么，个人即使是毅然决然地作出牺牲，也无法根除这种苦难。所有理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及其反证——尽管它们总是正确的——并不能提供一种诊断，因为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和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

　　《启蒙》揭示了主体的真相，但它并没有否定主体在构造经验世界中的作用。阿多诺强调自然客体以人的意识为中介，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意识是一种容器，恰恰相反，意识提供了选择性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来源和受制于客体。进而言之，意识是转变观念的能力: 如果价值观念不再与客观现实一致，价值观念是应该被改变的。

　　关于人类解放，《启蒙》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它只是告诉人们解放之可能的前提条件: 重新思考解放，使解放这一观念获得解放。

　　1. 重新思考“解放”: 摆脱主体形而上学的束缚

　　传统解放观念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与主体形而上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多诺批评前苏联的意识形态，认为其没有摆脱主体形而上学的束缚，不自觉地夸大主体地位，并导致压制人的极权的产生。“社会主义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所谓必然性抬高到决定一切的基础地位，并且把精神贬损到最低地位，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紧紧抓住了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遗产。这样，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便只有量化意义和机械意义，而完全被置于异化境地的自然，就像早期的神话一样，不仅具有了极权性质，而且把自由和社会主义一并吞噬掉了。”主体形而上学观念中的自然并非真正的自然，而是被异化了的自然，是错误的主体投射的产物，是施展主观意志的虚幻场所。主体形而上学无论以怎样客观的语言论述自身，在处理主客体关系上总是以主体优先而告终。在阿多诺看来，客体才是第一性的，“我思”必须有“思想者”，这是一个客体条件，另外，主体性是以反思活动为前提的，在反思活动之前，必须有活动得以产生的实践，这又是一个客体条件。客体优先意味着主体形而上学的虚假性，也意味着奠基于主体形而上学之上的解放的虚幻。一次又一次的解放尝试正如波普尔所概括的: 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美好愿望，最终只是制造了人间地狱。也正如《启蒙》所揭示的，本来是为了追求解放，可结果导致了新的奴役。

　　人始终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他不是随心所欲的世界的建造者和行为主体。任何忽视这一点的形而上学的解放逻辑都注定要落空。卢卡奇把变革现实的法宝押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成为“站在超越的位置上掌握绝对真理的社会力量”。当实践被归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实践的主体性原则也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哈贝马斯则认为通过交往理论，能够完成启蒙的大业，解决理性的危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而又经不起推敲的解决办法，它将理性设定在封闭的交往中，不但理性是干瘪的，交往也是既无自然基础，又无历史的来龙去脉。它所依赖的作为普遍现象的“语言”也不过是抽象概念的替身。而且交往理论的合理性建立在这一假设上: 在一个具体的交流行为中，取得优先地位的既不是自我，也不是他人，通过协商，人和人之间建立美好的情感。但这是不可能的。交互主体始终存在着不对称性，自我和他人是被言说意愿结合在一起的。而言说意愿来源于前伦理的实践要求，前伦理的实践要求来源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从根源上是自然力驱使的产物。与传统解放逻辑相对立的是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表面看来，它们似乎突破了主体形而上学，其实不然，它只不过是主体形而上学的另一面，因为它是因循守旧的，它的信条是由形而上学的肯定的价值之否定构成的，也就是说它仍然紧密地联系于这些形而上学的价值。

　　人类的解放是一个价值诉求，但它依托于事实判断，人对自身的理解和定位决定着追求解放的目标和路径。人是谁? 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拉长思想的视野，从前、后两个方向上还人类解放以自然基础，不难发现，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人类虽然是其中的珍贵存在物，但他不是自然界的最终目的，大自然不会产生出人就是再向前发展。大自然的时空进化以时间为主导而向前，以空间为辅助而在错综复杂的整体化中向前，进化在时间上不是直线式的，在空间上也不是平面式的，它呈现的是时空交织的拓扑结构。宇宙系统——物质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信息系统，这是迄今为止时空进化的大致图景。对人在宇宙中的重新定位将触及整个传统人文价值的根基，实际上，真正的辩证法运动过程也不会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路径，即原始的完整的人—人的异化—人的解放，从广阔的时空结构上看，辩证运动的路径还包括无人的存在——有人的存在——无人的存在，这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路径，后一种路径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有所体现。从否定的辩证法看，首先是没有一个静态的时空供人类建立平等、自由的人间天堂，只要在运动就有矛盾，就会给人带来不自由、不平等的感觉。其次，人虽然有思想和意志，但也不过是时空进化过程的要素，在大自然的舞台上他同样有被动的一面，是过客。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人渴望自由和解放，也是因为这种渴望是内置于人的自然机制，就像吃喝不是人类自己决定的一样，这是大自然的程序在人身上的体现。只是文化一旦成为人生存于其中的第二自然，人就很容易忘掉自己所从属的第一自然。恩斯特·布洛赫说得好: 人同样是概念的神话，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神话。无论如何，摆脱主体形而上学的束缚，不被自己扬起的灰尘迷住双眼，这是人类获得真正解放的一个前提条件。

　　2. 重新思考“解放”: 面向开放的历史与实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后来考虑撰写一部续集《拯救启蒙》，但一直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布隆纳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统治理性，将主体等同于“力”的承载者的结果。但这一评价并不确切，阿多诺强调他之所以不轻言启蒙，因为“解放”仍然笼罩在层层迷雾中。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坦承痛苦是真实的条件。揭穿工具理性与主体性中的“力”及其悖论性结局并不是要否定主体的能动性，陷入消极无为的境地，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投入生生不息的“力”之洪流，面向开放的历史与实践，从中显示出具有美感的人生意义。

　　出于学者的本能和批判现实的目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露了启蒙的阴暗面，这并不表示他们认识不到启蒙的光明面，在宇宙规律( 如时间之矢与自然之力) 的作用下，启蒙与神话一样具有压迫人的一面，同时，启蒙也与神话一样具有成就人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哪一个都不是可以从历史中剥离的副产品。启蒙思想家无疑有“一种对世事的更强烈的兴趣，一种对人及其实践和理性的更强大的信心，一种不断增长的好奇心、永不知足的思想冲动，启蒙思想不仅仅是学说，而是形成了一种向上的精神”。只是天下事无全美，类似于发展就要付出代价的“交换规律”总是使人的愿望显得幼稚，趋于破灭。在《启蒙》的笔记部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证了“矛盾”。“倘若你认为现存的统治权力是非正义的，难道你想要用一种混乱的局面来替代权力吗? 如果你想批判单调乏味而又有副效应的进步，难道你想像中世纪那样，让我们晚上熬油秉烛，让我们的城市肮脏破败吗? 如果你谴责屠宰场，难道社会从今往后就要吃素食吗?”关键的问题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完美，而是要对未来持开放态度，在实践中开拓出新的生存境界。人只能在不完美的运动中生存，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神性到理性到感性，人类历史就是突破一个一个狭隘目的论的历史。人类解放的幻象被揭穿后，坍塌的是它在目标和道路上的局限性，而不是对解放的精神追求本身。在宇宙洪流中，人承载着大自然赋予的激情和动力，走在超越自我、超越现在的征途中，从各种各样的对象化活动中找到做人的尊严和快乐。新的解放追求承认人是权力( 本体论意义上的) 的载体，自由是命定的，恶是自由的代价，人间天堂是虚幻的，但开放性的未来却始终停留在前方的地平线上，这是《启蒙》的未言之言。说到底，主体的现状是从原始到文明这一历史进程的非闭合状态的结果，他不能用过去的价值衡量新出现的事物，而要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创新出新的价值。

　　面向开放的历史与实践，《启蒙》也就人类的未来展开了某些设想，“在人类之后，是否会出现一种‘更高等’的物种，这是不能下定论来否定的。非人类中心说到底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自然界并非专门为人类而设。如果人类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的破坏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继而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人们要么相互摧残，使自己粉身碎骨，要么把地球上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毁灭掉，假如地球还很年轻的话，那么，万事万物就必须从更低的阶段重新开始”。在《启蒙》的时代，科学技术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设想还有一定的局限。如果人是力的承载者，那么他不会满足于对自然界的物质性改造，他还要把自身的意志、意识等类似信息的本质赋予世界。从当今高科技的前景看，实践的开放性不只表现为物的千变万化的可能，而且表现为肉体的人被改变的可能。在 21 世纪，由于计算机与基因的密切结合，人本身同样面临被改变的可能。在智能时代，人类或许将由认识客体、改造客体的时代转入认识主体、改造主体的新时代。这或许是从《启蒙》我们所得到的有益启示。（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