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技术官僚全面拆解知识分子总体性①而零散化为专业知识分子的情势下，我们应执著于恢复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批判维度。“9·11 事件”之后，齐泽克诠释了新千年知识分子政治的重新概念化，他强调一个学者的独立思想。在大量的政治文本中，他越来越关注对左翼政治的梳理、反省和规划，奋勇展开与各种左翼政治话语权的争夺，站在左翼政治的前沿和内部讨论建设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工程的通路。

　　一、个性斗争

　　齐泽克不能接受当代左派所谓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个性斗争:同性恋者的权利、少数民族的需求、宽容政治、反对父权制的运动等等。不难理解它们为何是中上层阶级的现象，而不是左派的现实斗争领域。试想一下，这些“受害者学”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疾苦可以放在同一张圆桌上来平等商议吗? 不能，他们不可能连接，所以这些恰恰是反团结，甚至制造鸿沟的话语。齐泽克警告我们不应该被蛊惑而成为中上阶层受害内容的胁迫者，它们不是当代的中心问题，不应当成“大”问题来考量——即使被批评为种族歧视者、沙文主义者。齐泽克在这类问题上旗帜鲜明地“顽固”、“教条”、“恐怖”: “今天，面对新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出现，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使他们根本就不可说，即便是影射也不行，任何人依赖他们就立刻自动出局。”［1］

　　齐泽克对黑格尔在《权利的哲学》中市民社会的权利生态进行了解析。他否认现代市民社会中“乌合之众”这个不断增长的阶级是错误管理、政府不力、经济不幸导致的偶然。黑格尔哲学社会学的基本主张是:市民社会内在结构性动荡力必然导致这个“例外的”阶级的悲惨景况——利益、尊严、人权的沦丧。霍奈特在其研究中表明，黑格尔把“伦理共同体”的破产归咎于最极端的匮乏，“非伦理的冲动”成为否定普遍原则的因素——理性本身固有的非理性。［2］当今资本主义的主流代际转移模式让“底层人不能说话”(斯皮瓦克语)②。追随黑格尔，齐泽克指出，例外的阶级——这个恒久标志——表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运作，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认为，通过合适手段③，“例外”可以在未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症状得以治愈。类似的乌托邦认为，个性斗争可以被统一到“平等之链”。但齐泽克却予以反驳，失败是结构意义上的，这个链条的结构原则本身充满各种持续不断的、置换的和凝缩的各种特定斗争的领域，它们因经济斗争的关键作用遭到的“压制”而得以维持。各种追寻平等之链的政治与弃绝将资本主义当做一种全球经济体系进行分析的做法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自由—民主政治默认为我们社会生活毋庸置疑的框架。所谓后现代的个性斗争实质上恒定了资本主义的自然合理性，一系列身份斗争的平等之链注定从来无法完成。所以，齐泽克的评价是:承认一件事情，再试图改变是无意义的，改变些微的地方，而不全面拆解系统是无意义的。后现代左翼政治的微小碎片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

　　二、纯粹政治

　　从《独自在理性范围内享乐》开始，齐泽克反拨了早期对拉克劳和墨菲霸权理论的依赖，清晰地转向了马克思的思考方式。齐泽克认为，“纯粹政治”对社会的再缝合的前提是不充分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具体的普遍性”，他们所提出的社会目标的激进性难道不值得怀疑吗?④“反本质主义”设想的先天缺陷是排除了这样一类人——真正的激进者——在多元竞逐中，他们被视为不合法。

　　是什么敞开了其内部发生替代的结构? 沿着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两条分析路经，拉克劳和墨菲的《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强调意义的开放性和偶然性，但是与拉米斯等极力鼓吹激进民主的学者一样，根本的社会矛盾从未得到解决。正如A·甘布尔所言，“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谴责和非难是多么严厉，而且，他们所提出的激进的民主政治是多么浅薄和盲目”［3］。所以，齐泽克指责他们的预期只能是空妄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反思性的，而不是政治行为的替代，在提供了某种先验形式的社会空间母体的含义上，他们无法逃脱形式主义的诟病。即使墨菲不断强调: “依照激进民主的思想方式，对民主规划的重新构设要求放弃对人类本性不加区分的抽象的启蒙普遍主义。”［4］本人排斥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反本质主义的政治倾向总是看起来韵味十足，其实深陷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之中。比如德勒兹和伽塔里认为革命是“无政治躯体”的，如果福柯还是对“启蒙”有所留恋的话，他们则说，“欲望”并不需要革命，而其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又比如鲍德里亚的“超政治”模型，他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事物的后纵欲状态”，我们能做的只是拼贴和装置零碎的政治碎片。再比如利奥塔直接将政治视为“游戏”，他对差异的拜物教般虔敬只能推导出更多晦涩的行业术语。我们看到，这些后现代理论家的共通之处在于反对宏大叙事的基础主义立场，“阅读”多过“解答”，他们对社会政治构造的分析都以文化或美学的抽象而告终，遗憾的是，“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5］后现代“咒符”无法还原到真正的社会斗争中去。

　　齐泽克反对巴迪欧和巴里巴尔阐述的纯粹解放政治，他们虽然说是马克思派的，但是弃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另外，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也不触及经济的根本性，所以在齐泽克眼中属于雅各宾派纯粹的平等主义民主逻辑。这种法国大革命中倡导的无条件的人类自由平等概念是对一切差别的仇恨:“嫉妒、诽谤、好斗、嘲讽、迫害、愤世嫉俗以及对正直、无私和知识的不信任。”［6］齐泽克解释道，经济因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争取利益，而是更根本的东西。这里运用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型——“经济效率论”［7］。笔者赞同这种理解方式，用 H·P·克鲁格的话来讲就是，“假若人们不是把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归结为劳动与价值理论，那么，跨学科的交往研究恰恰能从劳动与价值理论的定向框架中得到普遍的解释”［3］。法兰克福学派强调: 经济不简单的是所有社会诸领域中的一种现象。他们的这种观点比任何时候都反映了当今的真实情况。当然，齐泽克并不是说抹除后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本性⑤，而重蹈“经济决定论”幼稚病的覆辙。齐泽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 商品) 的盲目崇拜等评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的士绅化掩藏了建立它的必然的政治暴力，经济占有某种先验的社会地位，为那些在第一层面上看上去与经济无关的现象提供了生成母体。物化等现象在形式这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普遍的范围。所以，要探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结构纬度是如何进行的，这不只是所有领域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和革命形势观即是，不解决那个体现为社会整体中的对抗物的基本问题，某一特定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可以看出，齐泽克不遗余力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理论进行重构，这是完成他左翼政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以经济为基础的批判路径，与他反资本主义的大量革命主张产生了联谊关系——不解决全部问题就不能解决某一特定问题。

　　三、托洛茨基主义

　　齐泽克对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从不抱有任何幻想。托派分子迷信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团体，幻想工人罢工、暴乱、革命，兀自盘算工人革命时机的临近，认为唯独缺少一个正确的、具有先锋作用的政党领导，他们还墨守苏联必须被维持等观念。托派的立场总是要以悲剧收场的——没有尽头的等待。齐泽克的观点是，虽然托派的盲目斗争是需要摒弃的，但是不对阶级结构的当代特征进行考查，是不能解决幻想和实践的任何一个问题的。关于阶级结构，当权阶级把资本主义统治美化为“经理革命”，西方“后福特制”的无人化厂房预示了工人阶级队伍的结构性转移，不仅是蓝领工人的大面积萎缩，甚至也包括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同化”、“联合”。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他们甚至直接参与了资本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沃勒斯坦强调的霍布森—列宁范式⑥。哈耶克在《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中指出了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布坎南断言，“在提供转移支付的福利国家中，城市下层阶级只是作为一种消费者参与经济生活”［8］( 58)。言下之意，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发生了“奇妙”的倒置。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的说法更骇人: 无产阶级的堕落! 在各种工会那里，已经看到一种自主管理的普遍化方案对危机的形式超越。不再有授权，所有人都是享有全权的负责人。就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都不无慨叹地呼号:再见，无产阶级。当代西方国家对工人的关切实际正是建立在工人阶级消失论基础上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德国的土耳其人，美国的墨西哥人……跨国移民工人的生存状态被弱化为民族权利的论争，而“剥削”早就在政治学辞典里销声匿迹了。但实际情况是，这只是地理—历史学的误认。在回答“左派在未来的日子里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时，卡尔·波普尔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应当环顾四周，看看真正不幸的人在哪里。”［9］“令人不安的贫困和不平等”( 罗伯特·亨特·韦德语) 在攀升，吉布森·格雷汉姆评论说，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年代，或者以马克思正走进我们时代的视角，“( 资产阶级) 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马克思的名言正是要求我们的视线更加广阔。德里克认为，资本从地域中解放出来形成的全球性，阶级将比以往都更真实的是跨国的。我们确实很难在西方富裕社会寻找到被剥夺了一切物质联系的无产阶级，但是第三世界国家血汗工厂其实完成了剥削的“无名化”。工人的操控者当然是闲适的，在大落地玻璃的办公室里用“看不见”的手在电脑屏幕前精确计算生产过程，而肮脏的生产被排放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这里，“无名化”的逻辑就是赤贫的双重隐形/压迫:一方面，他们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主体，因而不被全球资本主义划入经济逻辑; 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好像是一种“包容”，却使得他们再次消失——资本家毫不关心“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10］。对工人阶级现状的分析，其实是齐泽克试图厘清全球资本主义本质上的暴力，唤起人们的道德—政治责任。

　　四、第三条道路

　　从20 世纪30 年代起，“超越左与右”的萦绕就挥之不去:麦克米兰的资本主义“人道化”，拉斯基“新工业化”，人道社会主义，绿党，社会民主党等诸多尝试都寄希望于突破二元对立⑦。直至20 世纪80 年代末历史社会学的复兴⑧才使他们的政治设想被冠之以学名——“第三条道路”。齐泽克的论著中时时充斥了对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极度不满。他罗列了以下事实以标志出他们在近几十年里调停对立面以期达成和解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第一，它代表社会主义，但是能够化身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形象代言人。第二，它代表科学，却能够全力支持意见多元的原则。政治权力的变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被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形式替代——无原则的机会实用主义当道等等。第三，它代表真正的大众民主，却又可以将政治游戏当做场面表演和选举伎俩来玩弄。第四，它代表出版自由，却可以讨好默多克并谋求他的支持。这全然篡改了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的政治设计。国家无视社会责任，“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成为空谈，所谓“后政治”⑨只不过把政府政治的全部实践功能都简约成了管理维度。

　　齐泽克对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选择大加鞭笞，“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之所以敢于宣称自己为当代左派话语的官方版本，其实是成为了第二条道路被封闭后“没有选择”的选择。他们走上了“无情地追寻屈从退让之路、自我调节之路、向公开的敌人做‘必要妥协’之路”［11］。“第三条道路”公开投靠全球资本主义，为经济保守主义自由派卖命。他们觉得，在“权衡”交换和机会的代价之后应该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甚至不惜将私有化推向其逻辑结果，魔鬼条约的悲剧性震惊效果有目共睹。齐泽克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伪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嘲弄，这个备受称道的第三条道路将我们带回到了第一也即唯一的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戴着人类面具的全球资本主义，即把全球资本主义机器——其功能尚未被干扰——的人类成本最小化⑩的企图”［12］。现在的情景是，全球资本主义既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也得到了新型的道德多数和民族结构的补充，就连“改革还是革命”［13］的论题本身都已被束之高阁。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政治行动的热情相结合要求把左翼政治斗争理论付诸实践。当代的左翼政治斗争类型繁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政治努力使左翼斗争实践形式多元化，但遭到了齐泽克的激烈反对。他总结出上述四者的共通之处在于或者支持资本主义，或者没有把反对它当做中心议题。我以为，所有这些政治论争的出发点都是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力驳斥，而且呼唤左翼学者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政治遗产，全面思考新时期左翼政治规划的可行通路。齐泽克深入左派内部的呼号在两方面都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也许，他的观点甚至是最新颖的，我们没有从其他论者那里得到过相同的教益。

　　一方面，齐泽克的政治洞察力挣脱了烦扰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这看起来根本不新鲜，可以用一连串的学术领袖的名字来进行反驳。但就大家熟识的理论家来看，只要仔细辨别和祛魅，当代欧洲前沿话语的残缺性就暴露出来:所谓“反基础主义”、“反语音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等大多预设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隐性逻辑。欧洲“超级民族主义”（11）播撒范围是: 广泛地区的文化差异问题，边缘群体的利益问题，泛欧洲的伦理冲突问题等等。但是，在越来越全球化的语境中，经济转轨造成的实际不平等被炫目的理论话语忽视/排斥了。当我们在“后”学的迷宫中享受着第一世界学术盛宴的饕餮时，齐泽克却悄悄抽身离开了，他以人文知识分子最大的诚意提醒第三世界渴望着想象力复归的学者们:知识分子被授予的权威远远超越了其专业所赋予的指派的学院化权威。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内部，齐泽克也解构了一些以往被视为“禁地”的思维定势。比如他在分析了“后财产”社会的模型后指出，当代的解放政治不再追问老式马克思主义所谓赞成或反对私有财产，而将避开财富机制，围绕新的社会等级形式的直接统治问题展开。这种解套也许会遭到很多正统学究的非议，但是绝不能抹杀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尊敬。新的历史境遇给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敞开了更多政治想象的空间，对于“不是封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老调重提总也不过分。

　　注释:

　　①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维度被不断消解，对知识分子群体最流行的见解大致以波斯纳的“衰落论”和雅各比的“消失论”为代表，甚至出现了知识分子已死的论断。参见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②美国学者萨缪·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在《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代际转移模式延续了财富和社会地位通过亲缘关系遗传的生成机制。③齐泽克对“例外的”阶级的界定是: 长期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少数民族。而乌托邦式的构想包括: 自由进步人士反歧视、国家干涉、保守派自我照顾、家庭观念回归等等。

　　④拉克劳和墨菲的《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是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反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纲领。他们主张一种所谓“纯粹政治”，其要旨是由对抗转向竞逐，由经济的反资本主义规划导向“多元决定”。

　　⑤后现代社会的根本构型虽然学者众说纷纭，但20 世纪70 年代以降，社会理论家基本确定了分布式的、自组织的、联结论的后现代社会性质。参见西里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第7 章。

　　⑥沃勒斯坦的帝国主义范式理论分析了霍布森—列宁范式和熊彼特范式。其中，霍布森—列宁范式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帝国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相对的。而熊彼特范式否认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关。

　　⑦所谓社会变革模式的对立主要是指斯宾塞和马克思的社会变革范型冲突。参见彼得·柏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及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⑧安东尼·吉登斯、迈克尔·曼、查尔斯·梯利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命名了“第三条道路”并使其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之一。参见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⑨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政治的社会基础》的主要观点是，在后政治时代，主要以消弭分歧为政党政治的优先考量目标。

　　⑩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宾厄姆·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对政治生产力的当代形式进行了论证。首先，政治生产力是政治产品间的交换关系; 其次，要把生产一种政治产品而相应丧失的对其他政治产品的生产计算在内;再次，某些类型的政治产品，如果没有预先的生产设施建设投资的话，根本无法生产。参考他们的结论，笔者认为，政治生产的成本“外化”，转嫁给了底层阶级，资本主义及其支持者则仍不断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11）英国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分析了民族主义的传统并展望了民族主义的未来。但从他对所谓“超级民族主义”的表述中不难发现，“欧洲认同”是当今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根基。

　　参考文献:

　　［1］〔斯〕斯拉沃热·齐泽克． 幻想的瘟疫［M］． 胡雨谭，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德〕阿尔塞克·霍奈特． 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苏国勋，等． 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Ⅳ——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美〕查特尔·墨菲． 政治的回归［M］． 王恒，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5］〔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6］〔法〕古斯塔夫·庞勒．革命心理学［M］．佟德志，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7］〔英〕彼得·卡尔佛特． 革命与反革命［M］． 张长东，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8］〔美〕布坎南．财产与自由［M］．韩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英〕戴维·米勒． 开放的思想和社会: 波普尔思想精粹［M］．张之沧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1］〔斯〕斯拉沃热·齐泽克． 伊拉克: 借来的壶［M］．涂险峰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2］〔斯〕斯拉沃热·齐泽克． 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M］． 蒋桂琴，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3］〔英〕阿列克斯·卡利尼克斯． 反资本主义宣言［M］． 罗汉，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