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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杉：金融危机以来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
2008 年的金融海啸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学，并从学科内外两个方面冲击了紧跟经济学的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与现实世界发展的鸿沟问题开始更为学界内外人士关注。近 20 多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对现实世界一系列的失察和失误，受到公众和政府官员更多的诟病。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 (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领域是近年来饱受学界内外批评的领域。过去 20 多年来，西方学界以唱衰中国为基调，给西方各界描绘的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政治制度专制、经济制度缺乏西方式自由、政治体制也不昌明的中国，甚至是一个“即将崩溃”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使西方研究者对中国的预言破产，使得很多对中国的权威性分析完全不符合中国后来的实际。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各国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困境所形成的对照，使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评愈加激烈。这次金融危机使西方社会科学内部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激化。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为代表的一些过去长期被西方社会科学主流体制和规范边缘化的学术领域，过去几年来开始反思自身的特性，探寻未来的发展空间。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学科发展状况。
一、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依然受主流学术体制的掣肘
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制和主流规范的制约，长期以来严重压缩了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空间，是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偏离中国实际发展的体制性原因。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看，当代中国研究是以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为主，既包括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也包括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各主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门类，具有多学科整合的特性。当代中国研究的这种学术特性与西方现行学科体制强调细化研究、研究内容碎片化的现状是背道而驰的。现在的欧美社会科学大都按照学科设置，其学科划分的一个发展趋势是： 学科内分支学科数量的剧增和研究内容的高度细化( hyperspecialization) 。学科的分化和细化必然产生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地，发展出本学科领域的一套语言符号体系，在学者中形成往往具有很强排他性的学术山头。具有跨学科合作甚至多学科整合特性的当代中国研究，在很多方面与这种学术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同时，多数当代中国研究者也无法像一些学者心目中“荒江野老屋中”的“素心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虽然当代中国研究必须立足于深厚的人文历史知识基础，但很多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却具有政策研究特性，注重对热点问题的研究和跟踪。而西方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高尚的学术是远离现代热点问题的，研究是否具有政策的适用性则不是学者应该考虑的。现行社会科学学科体制使多数学者拘泥于狭小的研究专业领域的理论发展，不是以公共关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而且，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很多方面要依赖政府和政府引导的社会资金的资助，常常与国际政治斗争相联系，因而在很多时候是与崇尚清高、独立和正直的知识分子主流品性不相容的。当代中国研究在很多人眼里不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术正途，而是朝市之俗学。
从理论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科学追求普适性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结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却没有重大的、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理论贡献给西方学界。这与拉丁美洲研究、非洲研究、苏联东欧乃至对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区域研究都曾经有重大理论发展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来看，理性选择理论特别是形式模型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发展，给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也对大学的学术标准提出了更高的“科学性”要求。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主流强调理性研究方法，讲求研究模型的简洁精致( parsimonious)和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常用的，以表意性、描述性为主的传统规范性研究持排斥态度。
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是努力在学科规范和研究组织方面融入主流学科的同时保持自身特色的历史，是一个努力摆脱边缘化地位的过程。很多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努力按照主流的偏好来选择中国研究的具体课题，运用主流喜好的研究方法和熟悉的概念、模式和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但由于当代中国研究本身的特性，这一努力不仅使得当代中国研究有陷入知识碎片化和孤岛化的危险，而且融入主流的成效十分有限。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玛丽亚 － 依芙•芮妮( Marie-Eve Reny) 2011 年的研究，当代中国研究被排除在主流学科之外的状况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二、当代中国的发展凸显西方主流理论和方法的困境
西方的常规学术理论和分析逻辑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失灵，不仅有学科体制掣肘的原因，也是很多学者在理论、方法和立场上沉湎于西方刻板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思维习惯的结果。
首先，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无法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
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体系，学科复杂、理论繁杂且体系完整，但其理论体系的主体基本上是建立在对西方世界各个方面历史发展的总结基础之上的，并没有在非西方国家获得足够的验证，甚至通常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无关。当把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用来解释甚至指导很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时候，它必然显露出固有的局限性。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西方学术界，包括一些权威性学者的理论分析，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基础有很多错误看法。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就断言： 以儒教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传统是东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虽然这个论断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市场了，但新的权威性教条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西方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看法。西方权威的经济发展理论学者往往立足于西方经验和理性分析而坚持“制度优先论”。多年来，现代西方主流学者，以及世界银行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指导思想，对中国发展有相当经典性的误判，如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改革不应该走渐进改革的道路，而需要通过激进的全方位、休克疗法式转型，认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不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等。实际上，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中国在诸如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平等市场参与等关键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方面一直就没有正确过，中国也缺乏公平有效的司法制度，因此理论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不可能的。
从政治学理论来看，西方比较政治学家们迷恋的民主化进程也没有在中国得到系统的验证，包括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从而导致公民社会发展，并进而产生制衡政府的民主化发展的理论。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治理体制、市场体制、法治、自由民主体制和金融体制等多方面违背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取得的。实际上，西方的主流理论往往是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相符的。实证证据表明： 在北美和西欧以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式制度很少是按照设计的方式运行的。
其次，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无法适应当代中国研究的需要。
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发展研究经常出现误判，除了西方的常规学术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以外，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经常性的失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学者认为： 现代美国经济学和政治学主流所偏重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稳定系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很多假设可以进行科学论证。但是，在分析不具有稳定特性的系统时，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效能极为有限，而且基本上没有预测系统的突变和发展的能力。今天的中国就正是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之内的很多制度结构处于转型之中，不具有稳定性，对今天中国的研究实际上不应该照搬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管官员在总结世界各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发展的时候指出：对很多国家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人文研究或文化分析比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更符合实际。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社会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对研究对象的理性考据，以统计分析和博弈论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确是社会科学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需。但至少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所研究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对当地社会与制度现实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对中国研究这一类的区域研究来看，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深入认识乃至亲身体验，可能是减少误解和误判，准确认识中国发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内在动因所必不可少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发展的一些成功经验，包括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苏联和日本情况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就是因为重视被研究国家本地语言和文化因素的缘故。
再次，当代中国研究的基本研究立场存在问题。
虽然中国的发展历程充满各种矛盾和谜团，研究上的不足是无法避免的，但西方学者对中国分析的一些失误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很多学者在基本研究立场方面无法客观地观察中国的实际发展。一些人还是保有某种挥之不去的冷战情结，以一种揭露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敌人的心态来研究中国。与此相应的是，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西方社会体制和道德优势抱持着自信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很多学者就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非正常国家。甚至西方社会的主流民意都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守规矩、制造混乱、不成熟的国家。一些人的研究习惯性地站在道德和制度高地俯瞰中国。多数对中国的研究是立足于一种新“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立场之上的，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看成是中国力图变成像西方国家一样自由、民主的过程。这突出表现在他们把中国各种大型的社会动荡都解释成中国人民对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努力追求。西方金融海啸之后，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优越心态有减弱之势，但由于中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存在，西方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认为西方社会体制和道德优于中国的基本立场还是没有根本改变。
三、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积极应对危机，努力把握发展机遇
2001 年的 9. 11 事件，使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开始理解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重要性。金融海啸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反思使得当代中国研究在与主流学科的矛盾和冲突中获得了更多的宽容，学科的体制矛盾得到缓解。当代中国研究不再被认为是对社会科学发展无足轻重的研究领域。面对来自学科内外的挑战和给予的机遇，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从多方面入手，积极应对，并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 重视政策性研究，努力贴近中国的实际
很多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加强了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在 2011 年最后一期的西方中国研究旗舰期刊———英国的《中国季刊》上，新一届的编辑班子阐述了《中国季刊》的新编辑理念，认为在今天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对中国的文学、媒体方面的兴趣在减小新的《中国季刊》将吸引与政策相关的文章，并列出了从 2006 年到 2011 年五年期间《中国季刊》发表文章中下载次数最多的六篇作为学者投稿的参考。
实际上，李侃如等学者已经把工作的重点放到智库的政策研究之中。很多学者也积极在《外交事务》，在包括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和胡佛研究所在内的智库主办的政策研究期刊上撰文分析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和问题。一些带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书籍则通过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出版。
全球化信息时代研究技术手段的改进，也使当代中国研究有了一些技术方面的新特性。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一类交流工具的普及，给以政策研究为主的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很多学者对用专业期刊以外的渠道来研讨学术问题重视不够，或无法迅速反映当代中国的相关问题。而现实是研究成果的发表渠道已多元化，观点和看法已能够实时交流。这些渠道包括网络文摘、电子邮件论坛、博客、播客( podcasts) 和推特( twitter) 等。这方面较为著名的例子，包括电子邮件讨论群“中国政极”( Chinapol) 和“穿山甲政极”( Pangolin-Pol) ，以及彭慕兰和华志坚在 2008年初建立的“中国节拍”( China Beat) 博客等。不过，已有一些学者广泛运用 MSN 和 Skype等即时沟通工具，实时交流研究成果和个人观点。
2． 加强与中国元素的正面互动
加强与中国元素的互动，缩短与中国实际的距离，也是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努力贴近中国现实的一种发展。近十年来，华人学者在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中的角色越来越彰显。这在中国经济研究方面表现为与华人学者合作的主流学者增多，华人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华人学者数量增多和研究质量提高的情况也很显著。在国际学术会议和《中国季刊》、《中国研究》和《近代中国》等主要学术期刊上，常常出现华人学者的论文占多数的情况。很多用英文发表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章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甚至有时是中英文版本同步面世。大陆学者也积极在西文的当代中国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外交事务》、《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在主流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
近几年来，中外学者的交流和互动日趋频繁，在国际关系研究和比较政治领域尤为引人注目。2012 年，被外界称为中美两国政府重要“智囊”人士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联合署名发表了《中美战略互疑： 解析与应对》，互动性地探讨了中美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与美国的中国问题智囊沈大伟和法国的欧洲议会中国问题智囊顾德明，在意大利的《国际观察家》期刊上就中国的改革发展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公开表达了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包括沈大伟在内的一些著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不顾“政治正确”的学界潜规则，公开对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表示了赞赏。李侃如的《应对中国的挑战》一书则从正面描述了中国的民意。傅高义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更是给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些艰难决策以相当的理解。当然，对中国的负面观点还是能够在西方朝野和学界内外继续赢得很多掌声。一些人迎合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心理呼吁对抗中国； 另一些人和国际机构则从负面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崩溃在即。
3． 努力弥补与主流学科规范的鸿沟
还有一些学者则立足于当代中国研究深厚的人文基础，努力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拓展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研究领域。如德国的韩博天与美国的裴宜理就力图从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和建设年代建立和发展的制度传统来理解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体制和政策。
年轻一代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凭借他们在新的学术规范下所受教育的优势，努力把理性选择、统计分析、博弈论、现代社会调查方法更好地融入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之中，力图从学术规范方面弥补当代中国研究与主流学科的鸿沟。墨宁( Melanie F． Manion) 、贺斌( William Hurst) 和社会学界一些学者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方面积极探索的努力，集中表现在三代当代中国研究学人 2010 年联袂推出的《当代中国政治： 新的资源、方法和学科策略》一书中。此外，甘思德等人则把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与相近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力图从真正的比较研究视角拓展中国研究的广度。
四、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1． 中国的发展使西方各界对中国研究产生浓厚兴趣
虽然关于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还是争论热点，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是很多人认可的现实，而西方多国正身陷衰退泥潭。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各界人士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实际上，不仅中国的发展给人的印象深刻，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矛盾或谜团，也使中国研究更为引人入胜。与西方社会更为相关的问题还包括： 中国的发展对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意义如何？ 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对西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乃至对各个西方国家本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意义何在？ 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体制是否会击垮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自由市场体制？ 中国是否会在将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并用中国的治理方式取代美国的治理方式？ 很多西方人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中国，实际上也是出于一种对西方世界走向衰退的忧患意识。
2． 当代中国研究队伍扩大，人员构成开始发生变化
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是一个开放性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领域，有关当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包括在内。例如，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政府研究是以比较政治学为主要学科领域的，但比较政治学领域的资深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很难像一般的学科门类或学科分支一样主导研究的范围，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研究人员学术地位和研究成果进行具有约束性的权威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可以从事相关的研究。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有原来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半路出家、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治理体系分析的情况。实际上，不仅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很容易把中国研究纳入自己的学术耕耘计划，历史学也成为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力学科。
2010 年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基础性读本《21 世纪的中国》，就是加州大学的尔湾分校历史教授华志坚( Jeffrey Wasserstrom) 撰写的。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专业方向的《近代中国》( ModernChina) 双月刊，近年来也开始注重当代中国的政策研究。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彭慕兰2011 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 AHA) 主席，成为继赖德烈、费正清、魏裴德、史景迁之后第五位出任这一职位的中国研究学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中国研究在历史学领域的地位。除了传统学科以外，很多西方国家在大学的商学院和法学院等职业学院也招聘了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和教师。当代中国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边缘化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
3． 多方面的投入使得学术研究与非学术研究的界限开始被打破
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来看，学术界与非学术界的界限开始模糊。那些对中国有关方面具有体验和感悟的人士，对当代中国各个方面发展有兴趣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员、金融顾问、法律人士、咨询专家和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也纷纷加入当代中国研究的阵营，通过自己对中国的考察和分析，推出有相当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一些很有社会影响力甚至学术影响力的当代中国研究成果是由这些学界外的研究者创造的。如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马利德( Richard McGregor)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研究，以及伦敦《卫报》驻华记者沃茨( Jonathan Watts) 对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分析。当然，由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博大精深，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丰富的体验，对中国的研究是很难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研究科班出身的学者在与社会各界的竞争中，还是具有明显优势的。
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对与当代中国相关的学习和研究制定了更多相应的政策，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美国政府还推出了加速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政策。当代中国研究已经真正成为一个多方积极参与的研究领域。
五、当代中国研究的内容更新拓展步伐加快，影响层面提升
1． 研究课题更新速度加快，跨学科研究受青睐
由于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有关热点研究题目也相应地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从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研究来看，过去几十年西方中国研究的热门课题，包括政府发展与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腐败和关系文化、民族主义、三农问题、公民社会问题、社会抗争问题等，现在都有了很多的成果，不再是学术界众所关注的热点。现在虽然也有国家能力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等研究成果推出，但多数研究是目标较狭窄的论辩性研究。
这种状况，给多学科参与及跨学科交流的研究课题、给其他学科和大学学术圈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以研究历史、文化和语言为内容的传统汉学，到社会科学各个主流学科门类，很多原来不是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也开始从事或努力涉猎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政治和政府的研究。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研究有如此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今天，如果学者们还是拘泥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门类，就很难拿出得到社会认可的研究成果。
2． 研究内容的时效性更显著
由于中国发展和变化很快，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在出版之后往往很快就过时，不再符合中国的实际。同时，有关中国的各种研究越来越向深层发展，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研究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很难像一些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样，有丰厚的老本可吃，而必须坚持不懈地观察、分析中国的发展，甚至要不断反思和批评自己以前的看法和观点，并不断地搜集新的数据，拿出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 2010 年出版了两部当今中国社会分析的著作之后，马上就开展了新的五年期跟踪性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学术写作工作。多年以来，西方学者针对中国基层情况的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也一直在持续不懈。
3． 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影响层面提升
今天，西方各国的中国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对中国研究扩展到了运用中国经验来指导国家发展，探讨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或者以中国研究为基点，探讨人类社会和文化历史发展的宏观研究层面问题。在运用中国经验方面，“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很多西方学者热议的内容。一些研究者开始认为： 中国可能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另一个可行的选择。中国研究的成果也成为一些西方人抨击本国政治经济体制各种问题的武器，如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党争和媒体对舆论的操纵造成的政府软弱和决策不利局面的抨击。一些学者在分析本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时候，也热衷探讨中国发展对当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意义。欧洲有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要引导中国走向西方式“文明”国家的企图，开始承认中国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角色。美国的一些人则把中国研究融入对美国现在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之中。如扎卡利亚 2008 年出版、2012 年修订再版的《后美国的世界》，以及布热津斯基的《战略眼光——美国与全球强国危机》。一些以美国衰退为主题的书籍也用很多篇幅分析中国的崛起，如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乔治•弗里德曼的《下一个十年：一个变化中世界的帝国和共和国》，以及被多位西方著名学者推荐的，宣称包容性制度未来必将带领美国继续走向成功，断言中国发展不可能持续的《国家缘何失败》等。
一些学者从几百年东西方国际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宏观历史发展角度来探讨今天中国发展对全球未来发展、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意义。他们研究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近几百年来西方处于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历史是否会终结？2009年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近一两年来出版的这类书籍，包括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2011年推出的《文明：西方与其他》和斯坦福大学伊恩•莫里斯2010年的《西方为何至今统治世界？》等。这些著作的考察视野涵盖了近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王元刚的《和谐与战争：儒家文化和中国的强权政治》则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角度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的《政治秩序诸起源》一书，也有相当篇幅分析中国治理模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传承。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重大社会理论在社会快速变化的时候往往呈加速发展趋势。从近几十年来的区域国别研究看，重大理论往往大多产生于社会高速变化、经济快速发展之时。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发展和转型，由于包括华人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为世界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片热土。中国研究可能会像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所展望的那样，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逐渐转变为一个社会科学重大的“生产领域”。可以说，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正处于一个前景十分广阔的发展时期。（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