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现象上，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左翼激进主义（下简称WLR）思潮进入了一个无谱系的萌蘖时期[ 在今天全球学术语境中，“左”与“右”的划分已经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或者更严格地说，由于传统含义的丧失，它们实际上已不足以承载原来的政治功能。关于这个问题，重要的评论参阅[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李惠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在本文中，我们仍然用之标识大众式反权力立场，激进主义指彻底改变现状或拒斥它的倾向。本文观察的焦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标准在西方的争论，这使得使用马克思主义标签面临着简单化或适宜性问题。因此，我们使用“左翼激进主义”这种描述方式，算是一种权宜之计。]。层出不穷的新社会问题（生态、性别、种族等问题构成核心）推动了各种在价值上相互抵牾的政治话语的竞争性爆发，在所有话语中，既有那些真正新近诞生的因素（多数是围绕所谓“（后）结构主义”这个中轴线组织起来的同时融合科学和技术发展提出的新观念），又存在大量传统话语的复杂变体（这主要是围绕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组织起来的）。在总体上，一种与传统断裂的意识占据了上风，在“千面式”发展中，激进话语丧失了内在的统一性。这种无谱系的个人政治话语的增殖，给思想史研究和当代政治提出许多问题。对于中国理论界来说，其中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全球的发展，是否进入了基因突变的无序状态，从而丧失其对历史理解、时代的诊断和变革引领的能力？这涉及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观、当代资本主义分析方法和政治纲领的有效性；二是关于中国知识发展，怎样判断和借鉴今天的西方思想才算靠谱？本文试图以西方激进话语从68运动标志的左翼政治困境进行突围为中轴，为其今天的多样性提供一种解说，从而为揭示其暧昧性做一点辅垫工作。具体的工作方案分三步：第一步，以1968年作为分水岭描述构成激进思潮断代的知识环境；第二步，揭示不同知识酵素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酵过程及其演化出来的多重轨迹；最后，通过某些重要例子阐明当前激进政治理论的某些核心特征。

　　一、危机：“乌托邦终结”之后理论和政治难题

　　以1968年法国五月运动为标志对战后西方激进社会运动和理论进行历史分期，是一种方便的做法。在左派历史的自我叙述中，这种做法也很流行，尽管不同的立场对68或整个六十年代的理解有重大差异[ 参阅：王逢振编：《六十年代》，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68确实是道分水岭，它造成了西方战后激进理论和运动（本文统称“政治”）的实质性断裂，在其前后，激进政治的历史叙事、纲领表述和策略选择有着明显的差异。不过，由于其后新社会运动至少在形式上也极大地延续了其某些关键性特征，因此有必要解释68所代表的传统本身的特色。

　　68传统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条件，在其中，战后欧美内部的社会问题、美国越战代表的帝国主义政治、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以及五十年代中期逐步在全球政治中产生影响的“第三世界”自主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战后左派理论人道主义的干预，甚至大学改革，都形成了某种作用。因此，尽管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因偶然而产生，也缺乏实质性纲领和统一的政治组织，在此意义上，很难将之视为革命，但它仍然具有彻底改变世界的乌托邦激情和“人民的嘉年华”（列宁语）这种革命的特点，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生主体的实践实现过瞬间的统一，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问题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象也有过短暂的接合。例如，反殖民主义的法农、作为乌托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等要素都在其中得到反映。

　　作为一个改造社会的失败尝试，68给后来的WLR留下了双重遗产：乌托邦记忆和终结[乌托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两个问题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逝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它既成为左与右两个阵营激进代表对垒的问题，又是左派内部分裂的轴线。因此，马尔库塞在1967年便直接以“乌托邦的终结”为题演讲回应过这个问题，而雅各比则以其为框架来审理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文化。Herbert Marcuse. Fibe 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0.[美]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无论它的失败出于何种原因或见证了左派政治的何种问题，“乌托邦的终结”最终改写了激进政治面貌，它的历史叙述、目标想象、知识分子自我定位及其政治介入方式等等。

　　乌托邦的终结对于激进政治的影响，绝不是一个方面或层次，而是非常复杂的。在过去的左翼激进思想史研究中，总体来说，我们存在着较大的欠缺：要么是就事论事式的介绍加上某种外在评价立场（无论是党派的和还是理论的），要么虽然注意到思想史的逻辑但只限于在不同的人物之间寻找共同点且多数情况下受理论家们自我主张左右。因此，结果要么是不同的片断堆积，要么就是以外在线索强制统一的拼盘。实际上，对于激进思想来说，由于它本身的构成及其与时代之间的绞合关系，一个时代中的不同思想之间以及两个相继时代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结构因果关系——既由于结构而产生某种相关性，但它们各自的位置却又不受某种单一的因素决定。就此而言，激进思想的发展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逻辑。

　　本文无法完整地展开相关论述，我们只是强调其一般构型，即历史叙述、时代测绘和实践纲领三个层次之间的“过度决定”关系塑造了激进思想的基本特征。对于旨在改造世界的激进思想来说，或许个别思想并不严格遵循完整的逻辑，但就整个乌托邦事业来说，如果这个一般构型不能维持某种统一性，事业亦将无从维系。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乌托邦的终结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激进思想本身就缺乏正式政治组织的支撑，在理论上也不受教条束缚，当社会主义替代想象和大众运动流产之后，它不仅在三个层次上都产生了“范式”意义的转向，而且亦破坏了各个理论层次之间的同构性关系。例如，早期乌托邦采取了宿命论-异化论-天定论结构；马克思主义也采取了严格的决定论表述（历史客观规律或必然性），在其中资本主义因为自身的内在矛盾必然向更高级形态转化而与此同体无产阶级革命亦不可避免的客观进程。在新的理论动向中，革命策略可能并不能受到历史叙述的支撑（如哈特的大众理论），或者与对现实的判断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如拉克劳的霸权策略）。在新的理论动向中，理论不同层次的逻辑和历史关系都散裂了，理论与实践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也就成了神话。

　　一般来说，整个左翼激进思潮在上述各层次上产生了如下动向：在历史叙事上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由其代表的整个古典知识型（福柯用语）的怀疑和替代，从而产生了各种后现代的立场；在时代判断方面，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和哈贝马斯等）成为典型之一，与之相伴的是或早或迟产生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后福特制”等等，简言之不同于先前共同假定的作为资本主义一个阶段的帝国主义；在实践纲领（介入方式）上，在文化革命和日常生活革命都已经提出的背景下，出现更微观的层次并不难以理解也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总体来说，是两个重要的动态：一是如吉登斯定义的那样，传统全部革命所代表的解放政治的消解，代之以生活政治； 二是向民主政治的突击，如拉克劳和墨菲的“彻底民主”思路。前者是向前的，它的底蕴是“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个60年代理念的推进和具体化，个人的生活机会成为政治的指挥棒；后者是复归式的，即向早期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斗争复归，复归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它要求重新定义新的政治地形（这是结构主义的政治要求），因此把议会改造成由the social所描述的社会范围，把斗争的目标从直接的利益转到了作为极限的民主和自由话语的定义权。当然，在各层次上，原有的理论并未就此消失。这便进一步造成了理论的复杂性。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激进理论就一步步散裂。加之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结果更加多元、离散、暧昧。出现了华勒斯坦所称“千面马克思主义”现象或者伊格尔顿抱怨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困难。

　　二、突围：四面开花的激进动向

　　我们已经描述乌托邦终结所造成的理论危机及其最终动向，不过，这些动向并不是理论在逻辑上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不同的理论家对之反应的结果。从总的势态来看，危机给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已经清晰地摆在了桌面上：以什么做依据，站在何种立场上，守护什么，反对什么，以及怎样表达。在20世纪七十年代流行起来的许多概念，如the social，the political，ariticulation，representation，hegemony无不是围绕这些问题转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历史叙事的转换。所以，我们从该问题入手。（一）转移历史地平；

　　WLR历史叙事的更新，从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思维》中反驳萨特就已经开始了，由其奠定的结构主义正是后来各种新叙事的核心框架。不过，真正的转换仍然是在68之后。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1979），代表着法国人对事态的一个总结。

　　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并没有直接把WLR的叙事置于结构主义之上，而是宣布取消各种传统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在直接意义上，这一著作的理论成就远小于其宣言意义，但其影响恰恰在于后一方面：它清晰地点明了各种理论表象后面危机的性质，即历史叙事的危机，更简单地说，表达历史的困难。

　　利奥塔引证布洛赫称，“我们无法隐匿这一事实，那就是：批判理论丧失掉存在的依据，并且沦为一种‘乌托邦’或‘希望’的地步”。[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59页。]当然，利奥塔回应问题的方式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取消了问题，宣布现代主义宏大叙述的死亡与后现代的来临。因此，他在直接意义上是一个信号：左派接受了乌托邦死亡的观念。此后，正如“后现代”这个成问题的术语所暗示的那样，WLR的后现代化，也产生了怎样都行的那种散漫式批评。利奥塔、后期鲍德里亚等人都是典型。

　　不过，利奥塔只是代表法国人表达了对问题的终结理解。在法国，更有意义的工作是被称为结构主义者的那群人做出的。结构主义带来了理论形式的更新，它取消了哲学（利奥塔所称的宏大叙事）的合法性而推崇某种具有离散性的社会理论或人类学理论。其理论的人类学特征，乃是因为其主张不受时间限制的某种普遍的结构（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到巴特的符号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再到阿尔都塞主张的理论形态史理论和历史科学主张，无不如此）；其理论形式的离散性特点，乃是因为其在理论介入方面不拘一格（巴特、拉康和福柯都十分突出）。但是，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是其在方法论上主张的分析路径，这解除了理论中的主体价值重负；第二是其强烈的大问题（结构性变迁）意识和精到的材料分析之结合。这两点与68年之后的左派或激进知识诉求一致。所以，尽管结构主义取消了哲学（哲学暗含或者包含着知识之主体性假设，并因此成为价值表达手段），但它后来却成为激进思潮之哲学基础。

　　20世纪六十年代末，结构主义几乎完成了它的全部理论建构。从效果史上讲，结构主义是20世纪思想史上最闪亮的彗星之一。不过，在此时，只是彗核已经形成，尚未成为蔚蔚大观的彗星现象，这要等到它自身在空间运动演化出一些碎片。这件事是稍晚一些时候美国学术界完成的，甚至正是美国学者定义了诸如“结构主义”这样的术语。[学术界常称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等标签，都是盎格鲁-萨克森对法国思想的称法，法国理论界并不认同。对此，库塞特有过专门研究。他强调，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法国理论”是美国人的发明。那本书法文2003年初版时，主标题“法国理论”使用的便是French Theory。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来称呼它们。Franc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在此，我们无法展开这一宏大思潮的评论，我们始终强调的是：无论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理论成果还是它们的传播效果，最深刻的意义都是围绕历史叙事运行的。它在当代左派激进思潮中的拱顶石位置见证了这一思潮历史叙事地平的转移。

　　（二）重新定义社会

　　与法国人主动撕裂理论的同一性不一样，尽管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已经公开地阐明了这个任务，但德国人仍然是坚守同一性来更新自己理论前提的。哈贝马斯是典型，也是真正为WLR的发展注入新资源的少数当代德国思想家。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脉络和哈贝马斯理论轨迹来看，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早期隐于学派之中但始终如一地从进化论角度重新定义社会。因此，六十年代末，当他与学派龃龉之时，直接便亮出了底牌。七直年代初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对早先阶段的一个总结，通过总结他亦把新的方向描述和定义出来。八十年代初，《交往行为理论》发表明，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底蕴的社会进化理论重构，体面地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68激进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不应该在批评的意义上来解释哈贝马斯的转向，因为其代表着对68危机的德国式理论反应。具体的方式是回到韦伯和卢卡奇（不是德国人）这些现代性思想的德国学统的起点重起炉灶，当然这也是古典哲学的风格和做法。其结果是，在同一性问题上再度划出更大的一个圈，从而重新设置共同体的基础。

　　哈贝马斯对结构主义持有内在的敌视，他宣布必须重新从社会理论回到哲学，并非如其表面上表现的那样旨在纠正其先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错失。这一主张，真正对抗的东西便是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全面地质疑权力话语对主体的控制不同，他试图在哲学中重新寻找失去的机会。当然，他也十分清楚，那些被称为“机会”的事态，如果不是一种纯粹虚假的意识，它们必然亦是一种类似于结构主义主张的社会组织原则[哈贝马斯坚持了同一性，并在同一性/危机的对立中引入解释中介，即组织原则。[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三章。]。由此，他在主张哲学时，同时主张哲学自身的变革，即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所以，通过《合法化危机》等著作，我们将看到其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的商谈伦理学与结构主义工作旨趣甚至运行逻辑的一致性，这便是“社会的构成”问题。

　　哈贝马斯实际上用源自现象学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置换了同一性，而同一性则承担着社会构成的含义。借由主体间性，他既解决了传统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如费尔巴哈式的“爱”的呓语），又同时保留了主体的诉求。不过，从功能的角度看，这个主体间性与结构主义之反本质主义操作思路恰恰是一致的，它替代的是“社会”概念。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试图以交往（主体间性）规则重建社会，以期实现现代性之未竟之志（未完成的规划）[ 关于哈贝马斯的这一特征，参阅其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相关解释。[德]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1章。]，这一思路与后结构主义的追随者们试图通过改变词语来改变世界的做法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其把视角转向交往行动时通过主体间性概念挽留了实体性的社会存在，而后者则通过the social替换society这种做法而把社会转换成为无尽的属性之偶然接合。通过哈贝马斯（尽管他不是），我们清晰到了其他WLR理论家重新定义社会的秘密。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多数WLR新锐理论家都喜欢抱怨马克思缺这缺那，其中就包括缺乏政治共同体的理论，例如伯曼。[ [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去散了》，徐大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章。]这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投射到马克思身上去了。即便是按照我们问题的提法，马克思那里也不缺共同体理论。一方面，在他那里，工人阶级作为同质共同体的现实假设和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是非常显著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共同体关注不是落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或可能关系上而是这些关系得以现实化的条件，所以马克思批判现实的货币共同体，而主张消灭阶级及其对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后一方面正是我们回避的。就左翼面临的困境来说，在共同体问题上，雷蒙·威廉斯通过小说和理论文本表达的东西更为真实：谁与我结成共同体？阶级忠诚意味着什么？[ 关于威廉斯的精彩分析，参阅[美]哈维：《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章。]

　　（三）重新理解知识的使命和知识分子

　　尽管美国本土原创性思想并不丰富，但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之后WLR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是说它产生了包括罗默、赖特这些有影响力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或者为哈维、詹姆逊、萨义德等等一大批批判理论家提供了成长和创造的环境，而是说其在经济和文化霸权支持下的学院制度直接推动了WLR的整体发展。“（后）结构主义”的命名和全球传播是重大例子之一[除了这些定义性贡献，许多由国际会议产生的指示性贡献亦是美国学院的特点，因为这些会议一直试图在英语界回答wither Marxism这个问题。例如，源自1983年伊利诺大学暑期班和国际会议，伊格尔顿、斯皮伐克、詹姆逊、勒伏弗尔、巴里巴尔、拉克劳、墨菲、霍尔、佩里·安德森等今天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理论家实际指示了英语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之文化研究的路线。其成果《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解释》具有广泛的影响。Lawrence Grossberg and Cary Nelson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后来，德里达的《马克思幽灵》形成亦是源自1993年加州的某次讨论会。]。

　　在此，我们集中一个重要问题，重新理解知识的使命和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与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谁、如何代表等历史叙事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指向作为政治和理论主体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WLR的进步，尽管问题的回答可能会使其处于更大的困境之中。因为，它见证的不仅是诸如阶级这类传统左派问题（雷蒙德·威廉斯在典型的英国语境中遭遇到了）与肤色、性别和其他少数差异问题之间的复杂纠缠（这是在美国这个资本帝国巨大的堡垒中更为突出的），而且涉及左派改变世界的途径以及理论在政治中的意义这些深层问题。

　　我们以今天学术市场上当红明星齐泽克为例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说。他不是美国学者，而只是在美式化的全球体制中游刃有余的成功人士，但他对哲学的理解以及由产生的作为哲学家的理论实践恰恰代表了后68WLR者的一极，在他看来，哲学只应该完成其先验的质疑任务，这样的哲学实践必须摆脱一切条件的纠缠，由此产生的哲学家则是，套用吉登斯的术语来说，脱域性知识分子，即不对任何组织和团体产生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当然，另一极，则是嵌入性知识分子，即受本土、阶级、种族、民族等等不同规模群体困扰的知识分子。他们在WLR之中已经很少了。

　　按照齐泽克的理解，哲学即是追溯我们关于世界的成见[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英]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如齐泽克强调的那样，这个理解是海德格尔操作的典型方式。当然，它更是西方哲学史传统的最核心东西之一，康德—黑格尔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便是在这一中轴上运行的。其中，康德以回答科学何以可能和道德何以成立而著称，而黑格尔则勾勒出真理构成条件。有趣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核心，这些追寻确定性的大师身上同时也都闪耀着怀疑的光辉。那正是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西方哲学自我主张的基本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做这个自我陈述时，他不是形而上学地解释哲学何为，而是为自己的知识策略进行辩护。这个辩护，如果是狡黠式的，那么在另一个20世纪重要知识分子萨义德那里，则是赎罪式。后者既不盲目追随他的祖国巴勒斯坦，亦不简单地认同他的第二故乡美国，他试图从各种有组织地的收编力量中逃脱出来，从成为独立的主体（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主体）。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反对的精神（ 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因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7页。]萨义德所采取的批判和对抗姿态，实际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德国氛围中崛起时所持有基本精神，霍克海德曾在通过批判理论这个共同纲领清晰而简洁地表达出来，而汇成一句口号便是“对流行的拒斥”。齐泽克称自己的理论成长并没有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而是从海德格尔之问直接跃到结构主义之论的，但是其理论逻辑显著更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早期，这亦是其理论构成中之德国学统的意味。在齐泽克这里，与所有可能的理论先驱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哲学变成了自由的游戏，从而解除了那些先驱们因为自己的忠诚（无论是抽象的全人类、具体的民族国家，还是阶级或集团）而产生的责任重负。这种重负，正如在雷蒙德·威廉斯身上体现的那样，有时正是他们犹豫和和踌躇的原因。也因此，我们总是看到一个自信甚至自大的齐泽克（在这一点上，拉克劳、哈特等这些激进理论新锐是一致），这与其他那些忠诚于某种传统的批判理论家完全不一样。

　　齐泽克与萨义德并不一样，后者表达了哲学的困境，而齐泽克从困境中坚定地走了起来，所以他能够自信地称自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而这一个描述，可以恰当地运用多数谈论性别和种族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他们至关重要地与自己谈论的主体保持着最大的距离，例如斯皮伐克。这个问题的产生，如威廉斯经验表明的那样，是历史条件转移造成的，因此也并非68失败的直接产物。当然，德国的阿多诺以及法国的结构主义诸理论家在那时都曾因为自己不上街而遭到激进学生的嘲弄。在这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已经成为清晰地呈出来。但，即便是一个错误，也不能一味地责备知识分子。因为，整个20世纪，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作为激情象征的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忠诚的事业之间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可以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关于人的那个著名判断来描述：他们最终发现自己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在此背景中，发生鲍曼在20世纪八十年代简洁而生动地概括的那种转型是自然的，即从立法者向解释者的转型。[ [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种转型正是后68知识分子的基本变迁之一。

　　就如前面讨论的两个重大变化，重新定位知识的使命和知识分子，无论你喜欢与否，都是一个事实，一个需要我们理解和面对的难题。在此，我们进一步简单地涉及全球/本土、普遍/他者之间的悖论性结构。在更大尺度上，即把美国学院上升到国际水平，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悖论式的动态：一方面，理论在其视野、范围和前提上都全球化了（即吸收了来自全球不同地方和领域的重要立场），另一方面它的性质却愈发地方化（即越来越成为少数和差异团体及立场利益和话语表达的手段而非普遍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中，构成全球流行（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流行而被误识为普遍）话语的许多要素，其意义都发生了至关重要的逆转。后殖民批评对于殖民之问的改写便是典型。本来是全球尺度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压迫和剥削关系，最后转化成西方（诸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内部关系表述，更重要的，经过国际学术市场的洗礼，重新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流行时，又变成它们表述自身历史内部冲突的理论工具。在结构上，许多左派和激进理论需要面对的全球政治问题就这样在西方学术界内部化了，西方理论就这样消化了西方的他者。而对于那些仍然遭遇这些问题的民族来说，他们的难题就二重化了：自身的苦难，不经由国际处理这些苦难的理论中介，就不能得到表达。

　　我们以历史叙事、共同体理解和知识事业及知识分子自我定位三个方面的例子描绘了当代WLR思潮的关键性特征。这些特征，在68失败之后逐步显著化，至20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愈发尖锐。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一问：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失落，本不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但为何实际上却如此？这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即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除了马克思主义，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替代方案。68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一次实践检验，苏联与东欧的全面垮台使早已开始坍蹋的资本主义飞地想象全面瓦解，这使替代想象更加苍白。在这里，理论反思同时出现了逆转，实践上的无能最初归咎为理论。用阿尔都塞等人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说，西方WLR开始考虑定义新的政治地形，政治和理论都转向他处。这个他处有点像福柯所称的异托邦：作为一个其他的地方，在每一个WLR学者那里都是清晰存在的，但它却不在现实的本土、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处存在。拼命在话语上撕裂现实，甚至撕裂话语，成为他们寻求这个他处的手段。那种近乎绝望的状态，西姆在审理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史时已经清晰地点明[ [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章。]。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牺牲掉，完全是能够理解的一种悲剧：马克思正是激进理论无能的替罪羊。

　　三、效应：在理论与政治之间或之外的散裂表象

　　分析效应，并不是全面地和实质性地评估WLR思潮，而是提出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无论如何，激进主义文化底蕴在于提供彻底改造当代社会的想象，对这种想象的误判可能我们改造世界进程至今仍然没有改过的缺失，由此，康德启蒙意义上的自主性仍然是一种理想。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从策略问题入手。

　　在总体上，正如“乌托邦的终结”这个术语暗示着斗争目标的流失，由于失败，特别是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激进理论丧失了具体的目标参照，也就无法建立新的想象从而提出有效的长期目标。因此，我们看到，WLR政治，一方面采取了类似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机会政治，如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和拉克劳的“彻底民主”策略，它们都依赖于当前资本主义的民主；另一方面则诉诸抽象的普世价值，以加强主张的普遍有效性和说服力，如某些生态学、把差异本体论化、主张解构即正义的各种思潮。

　　就代表来说，不同立场之间（无论是否共享着某种前提）似乎都倾向不可通约的特殊性（个性）。例如，拉克劳和墨菲的“彻底民主”，可称为“木马战术”，即在民主内部掏空权力，而它的霸权论证实质上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札记）》之后所有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共享前提。同时，不能回避的是，在理论上的策略多样性并没有掩盖多数激进理论在政治上的单一性，即意识形态批判。从这一角度来说，理论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与政治上的单一性形成一种张力。也在此背景中，那些受到实践支持的理论尤为可贵，例如社会论坛之反全球化实践。

　　通过观察一些典型的代表，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下列问题：

　　（1）缺乏与过量

　　这是齐泽克经常用的拉康精神分析的术语，但我们在这里将之下降到常识意义上来使用，缺失就是指做的不够的或应该做而未做，它们的大量存在，当然见证着理论的不足之处，过量则是做得过多但又不解决问题的，它们的存在同样是表征着理论的错位。就此而言，齐泽克的策略典型地体现了这个问题。他的策略，专业一点讲，是一种“加倍战术”，即不断地重复权力自身的要求，从而迫使权力不能胜任，暴露出它的无能。这与拉克劳的思想很接近，不同的是，他采用的是拉康式精神分析前提。悖论也正是在这里，因为从这个前提来看，过量正是主体之空洞的表征。例如，与人性的发展相比，人创造的身外之物总是太多；与我们实际享有的自由相比，我们关于自由的理解总是太多，即创造了太多的我们达不到的自由理想；与我们的现实相比，今天的理论太多。齐泽克狡黠之处在于，他从不否认自己总是在重复，甚至以坦诚这点为乐[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快感大转移》，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附录。[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英]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于齐泽克来说，或许，享受这种方式，恰恰就是在反对权力。因为权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享受自己，并禁止人以此享受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仍然看到了激进思想的另类遭遇：批判，甚至思想，似乎只有通过娱乐才能实现自己。然而，关于娱乐，今天的文化工业说得清清楚楚，是以他人的表演来获得自己想象性满足的那种策略。精神分析常用的弗洛伊德提炼的那个fort-da 游戏是一种，它反映了孩子在母亲不在场情况下想象性的替代满足。当然，自慰亦是典型形式之一。这也是齐泽克告诉我们的。诚然，齐泽克对社会的批判有时异常尖锐，不过，正是在他最严肃的地方，思想本身的娱乐效果恰恰表现得最充分。当他走到华尔街占领者中间，许多有认为他为左派和激进政治挣回了一些面子，改变大多数理论家之不食人间烟火的做派，但他在演讲中还是在重复他反复讲的猫与老鼠故事，现场通过人群重复来扩音的做法，不正是其经常引证的后现代艺术吗？

　　（2）无尽的反对词语的斗争。

　　几乎不会有人承认自己不是对现实进行批判，但就其实际功能来说，许多理论确实与它们自我主张的批判没有多大关联。在今天的左翼激进理论中，无论是围绕政治主体的热闹争论或者对主体问题的迷恋显然如此（著名的如斯皮伐克之问，“女性能自己说话吗”），还是关于话语的竞争（如鲍德里亚对生产话语的批判），让人最疑惑不解的是：主体、话语究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指什么，尽管用这些概念确实能够清晰地解释政治运行的某种逻辑。在这个问题上，福柯既有功的，也是有罪的。有功的是，他以不同的生活侧面（诸如疯狂、疾病、罪犯等反常现象的社会定义与疯人院、医院和监狱代表的对人身监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总是通过把排他合法化而获得权力的，这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的认知；有罪的是，他把社会存在或结构话语化了，从而让多数人误解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定义要比真实的关系更重要。这使得依赖于福柯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人把矛头引向了不着边际的方面（例如吉布森-格雷汉姆）。在直接的意义上，诸如对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词语用法进行反本质主义的质疑，确实让人看到了前面所说的理论的“过量”。在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争论就解决了问题，又通过新的包装重复起来，还被贴上了“NEW”的标签（这十分像许多商品的包装）。所以，布罗代尔不得不以法国史的基本经验证明，“工业”一词具有复杂的社会史内涵，它只一个词而已。“单词本身不创造历史，但它们显示历史的运动”。[ [法]布罗代尔：《法兰西特性：人与物》（下），顾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2页。]在《大纲》中，马克思关于财富、货币、资本这词历史用法（也即历史地理解的不同形式）之分析，揭示了这些变动的历史性质，从而证明了改变名词历来是诡辩的基本策略。改造世界不是改造术语或其定义，马克思早就批评过青年黑格尔派代表的理论家，说他们误把革命理解改变词句的斗争。遗憾的是，在今天，青年黑格尔派的作风很流行。这也正是左派激进政治的又一成问题方面。

　　（3）虚构的日常生活审美政治

　　日常生活革命和审美批判是68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就突出强调的东西，后68时代，它们借助于微观政治视角转化成文化研究中的政治、生活政治和生命政治等多种形式。在理论上，这并不错，但问题是，在多数左派激进政治学中，这些政治形式得以产生作用的领域恰恰是脱离了政治与经济过程的虚构领域。因此，某些策略，像是对流行商业营销策略的挪用，例如通过创造性地使用商品而摆脱消费过程中的拜物教或获得主体性，而这一点鲍德里亚早就证明，这是虚幻的，因为差异和关系在当代是垄断生产出来的。[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London:Sage,1998.p.89.]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针对空间政治进行提问，空间是列斐伏尔定义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是其日常生活革命思路的落脚点。不过，恰恰在空间上，我们发现日常生活政治仅仅是一种说说而已，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个美学假象。英国一些规划理论学者在1966-1971年间曾做过一个关于规划效果方面的长期调查，其结论是：规划的效果一直是从穷人那里剥夺他们所拥有的少量财产，同时给予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 转引自[英]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白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96页。]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为进一步说清这个难题，我们不妨继续引证法国人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作为背景。二战后，爱德加·莫兰等法国社会学家在逐步把大众文化置于理论关注的重心之一，这与列斐伏尔等哲学家试图从日常生活角度深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逻辑是一致的。与文化工业研究的先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一样，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市场产生，因此是人类精神的“产业化”和心灵的“殖民化”。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只是在实质上定义和驳倒大众文化，而且试图定位形象和现实混合在一起的大众文化之方方面面的实际影响。例如，在莫兰看来，大众文化“提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世性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他将之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讨论，以期揭示它带来了各种难题[ [法]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法]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部分。]。甚至在时代语境中，1968年5月运动都具有大众文化的性质，因为它直接表现为大学生们对革命的真诚模拟。原因就在于，大众文化是一种符号性存在。同一时期，包括情境主义国际、社会主义与野蛮等知名左派团体从不同的侧重点提出了“景观社会”理论，共同指认现代社会生活的表象性质。正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鲍德里亚后来将之推到极致，提出“拟像”理论，并断言现实并不存在。对于WLR来说，悖论也正是在这里，改变这一情况的做法是否仅仅符号就足矣。换句话说，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到底是改变生产制度本身，还是改变作为这种制度后果的生活方式？显然，在缺乏改变生产制度可能性背景下，WLR承担起改造生活方式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了。

　　（4）新与旧

　　新与旧的关系，始终是理论的基本问题。当代，越来越多的新的理论，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还是新瓶装老酒？詹姆逊曾写过一篇题为《后现代性中的形象转变》的论文，在其中，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潮流中，许多古典文本经过专业目光审视后重新成为流行的东西，“就像那些历经磨难的流浪者，新洗了澡，修了面，穿上体面的新衣裳，发现自己重又恢复了往昔的荣耀，无疑也带着一定的疑惑”。[ [美]詹姆逊：《文化转化》，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4页。]本文的旨趣与詹姆逊有点相像，即测绘当代激进主义的各种形象，在这些形象中，有不少可以用詹姆逊的这个对文化形象的评论来描述。只是，它们的现实表现更加复杂，缺乏充分的思想史准备很难识别。因为，经过洗涮和打扮，那些贴了金的老面孔，看起来就是全新的。

　　比如，詹姆逊本人，其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研究，实际上在基本方面只是坚守了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个立场上，如果肯定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自然地也会提出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文化形式问题。由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文化风格的更替得到了解释。詹姆逊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一项具有新颖性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的立场和方法，基于它们亦可以做出有效的研究。但是，为什么在多数激进主义流派中，实际上直接来自传统的研究假设被自身描述得花里胡哨，甚至难以判断呢？在这个问题上，詹姆逊亦是典型。他的许多文本，都在一种东拉西扯中纯文本化和后现代化了。

　　分析的项目可以继续增加，但显然说明问题已经足够。我们看到，当代WLR的许多理论确实拥用华丽的包装，但多数也只是包装而已，它们早已脱离了自己的政治旨趣，而流于知识分子清高式批判和孤芳自赏。从增加理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我们自然可以说它们的好，但如果将之与改造世界的旨趣联系起来，多少应该警觉。

　　四 余韵

　　当代社会，如流行的全球化理论所阐明的那样，散裂构成其基本特征。与这种现实一致，理论也是离散的，甚至程度更加惨烈。在表面上，极度多样化的理论似乎走到了时代的前面，但是仔细观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们恰恰丧失了诊断现实的能力。这一点在当代新激进主义思潮那里尤为明显。本文的任务便是通过其典型形象来诊断理论本身。这种诊断，或者更严格地说，自我诊断，构成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代表着传统所称反思的维度。这一研究本身，当然并不是为了给身上贴满了各种标签的诸多新激进主义再增加几个标签，而是给国内热衷于通过移植西学来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水平的那种含蓄趋势浇浇冷水。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