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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1934一 )于2005年出版了集其乌托邦思想之大成的著作《未来考古学》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这是他在继“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之后的又一宏大工程“社会形态诗学”中的第三部作品，亦是“继《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后最重要的作品”(伊格尔顿语)，被视为“专门针对乌托邦科幻小说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Burling239)。①

　　同黑格尔和卢卡奇一样，詹姆逊倾向于从历史角度审视文学生产，尤其致力于研究乌托邦的文学与政治价值。早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中，他就大力提倡乌托邦梦想;在《政治无意识》(1981)中，他又系统阐述了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辩证法。《未来考古学》延续了詹姆逊的一贯方法，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策略描述社会形态、解读文学文本—作者有意模糊了(作为政治规划的)乌托邦社会与(作为文学体裁的)乌托邦文本之间的界限，系统阐述了这一幻想世界的意识形态内涵，同时运用所谓“认知测绘” (cognitive mapping)的方式“把握跨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再现的各种运转和效果，并将之历史化” (Burling 239)。)。因此，本书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化研究和社会分析—如果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并不是为了发现所谓“历史真相”，而是“对当时的话语体系进行描述”的话，那么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则是试图挖掘乌托邦文学的内在动力和演进过程，以及隐藏于乌托邦叙事中的政治寓意。作者在此承担的是一个“叙事考古学家”的角色—在他看来，当今的历史形态所需要的，主要是“对未来的考古，而非对过去的预测”;②要辨别个人或社会阶层的政治文化身份，应当通过考察其对未来的展望和希冀来进行。

　　一、乌托邦的矛盾张力

　　詹姆逊在全书开篇就明确提出:“乌托邦永远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文学形态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命运。正如该形态的文学价值长期遭受质疑一样，其政治地位在构造上亦是含混不清的”(xi)。的确，“乌托邦”这一概念本身在语义上就是矛盾的:正如莫尔在分析该词的两个希腊语来源时指出，它既表示追求“福地乐土”(outopia)的崇高，又表示寻找“乌有之乡” (eutopia)的徒劳(Mumford 1)。此外，尽管乌托邦被视为一种“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迈斯纳1)，但它的表现形态依然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以致其政治地位和文学价值总是显得颇为晦涩。在马克思的经典分析中，乌托邦更是带上了一定的贬义色彩，“代表着革命能量转入闲散的事事如愿和想象的满足”(詹姆逊92)，所以具有麻痹革命的负面效应，是对政治任务的干扰;“乌托邦主义”则几乎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不少人认为，与其描画空幻的乌托邦蓝图，不如致力于解决当前的实际矛盾，为迎接美好的未来扫清障碍。

　　詹姆逊并不否认乌托邦思想中的逻辑矛盾，但他更看重其积极的一面—乌托邦的意义本就不在于指导具体的政治实践，而是对未来产生一种希冀，为人类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基本前提。事实上，虽然乌托邦关于世界“应该怎样”与现实世界“真正怎样”矛盾不可调和，但正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与激化，才能产生韦伯所谓的“现实存在与理想愿景”之间的紧张感。詹姆逊认为，凭借这种紧张感(或曰张力)，乌托邦可以引发社会批判，并不断产生新的乌托邦视野，从而推动人类对当下社会的改造和修正。这种思路(即不给出具体方案，而是不断延伸视野、拓展思维)颇为契合德里达的“延异”理念，即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它要表达的意义，只能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并不断由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换言之，意义永远只能相互关联，却不可自我完成。作为政治文本的乌托邦即是如此，其内在结构中始终潜藏着某种需要“补余”的契机，存在着因为不可遏止的异化而造成的“形迹”(trace)，这些“形迹”正是“延异”的表现，也是文本意义的真正源泉，其中所隐藏的话语与权力关系，应当成为考古发掘的重点所在。

　　与此对应的是，在具体方法上，詹姆逊祭出其惯用的“元评论”，力图揭示出文本中被压制和掩饰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辩证的批评法“并非正面、直接的解决或消除问题，而是对问题本身的每一个状况进行评论”，因为试图解决问题的想法本身即是错误的，应该“将这些困难转移到新的理论高度上，把它们辩证地转化为进一步思考的手段”(Jorgensen 48)。于是，詹姆逊在本书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后结构主义式的二元对立，包括“乌托邦形态”与“乌托邦愿望”，“存在体验”与“历史时间”，“幻想的飞地”与“真实的社会空间”，“乌托邦科学”与“乌托邦意识形态”，“幻想”与“想象”，“科幻”与“奇幻”，善与恶，熵变与重生，以及对领袖和革新的期待与对独裁者和专制的恐惧等。这些二元对立贯穿全书，推动读者运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思考作为政治构想和文学体裁的乌托邦世界。

　　事实上，这些对立的存在，源于乌托邦自身所固有的时空矛盾—它具有时间上的两栖性(即存在于当下，却指涉未来)和空间上的矛盾性(即兼具“存在”与“非存在”两种样态)。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时空矛盾的存在，才有了乌托邦内在的转化势能(詹姆逊称之为“断裂”)，而乌托邦政治的根本动力就在于这种“认同”与“差异”之间的张力，即人类可以藉由它来想象(甚至企图实现)一个跟当前社会截然不同的制度，以此来更好地审视当下、思考未来。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假如人的欲望总能在此时此刻得到满足，就不会有对艺术的需要、对乌托邦和科幻小说的需要、对外星人的需要，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在世界以内或以外什么都不缺，或许缺的只是需要本身”(Ducommun 44)。简言之，对当下的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乌托邦的动力来源。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布洛赫的思想来理解这种张力:布洛赫曾提出一个重要的哲学理念—“尚未” (not yet)，即“现在不存在而将来可能存在的东西”，以及“现在部分存在将来可能比较完整地存在的东西”(转引自马驰114)。这一理念颠覆了原先静态、稳定的世界观，鼓励人们用动态、敞开的方式看待世界。同理，处于世界中的个人“在本质上不是生活在过去或现在，而是生活在将来”。因此，要建立或辨别一个人的政治文化身份，不能仅依靠其过去的历史和当下的情形，还要依据其对未来的希冀。

　　詹姆逊进一步延伸了这种“透过未来回看当下”的思路—他利用历史“行迹”的内在矛盾类比乌托邦:前者的难题在于，它在同一时间既属于过去亦属于当前;与之类似，乌托邦则是结合了“未来的尚未发生”与“当前的文本存在”这对矛盾，其中的变化行迹同样值得关注和发掘。换言之，乌托邦文本虽然在表面上指涉未来，其意却仍在当下—在心理层面上，“哪怕最狂野的想象，也都是经验的拼贴，是由此时此刻的各种碎片形成的构想”;在社会层面上，人类的想象空间亦“受制于我们自身的生产方式(及其所保留的一切旧日遗存)”(xiii)。既然如此，作为想象产物的乌托邦，自然只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社会困境的历史文化回应。当然，这种回应常常是从反面发挥作用—乌托邦作品中的未来世界，要么无比美好，以体现作者对当下社会的失望，要么可怖异常，以影射现实中的体制。因此，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面乌托邦(dystopia)作品，目的都在于“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被囚;所以最好的乌托邦也就是失败最为全面的”(xiii)。

　　同这一悖论相对应的是，詹姆逊认为，乌托邦叙事中“最发人深省的，并不是言说的部分，而是不能言说的部分，也就是在叙事机器上不留名的部分”(xiii)。这里的“叙事机器”一词，使人想起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并非偶然，说明两者都具有内在的压制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根本功能就是“确保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使用权力的局面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眼里是无比自然的，或者根本就不让他们意识到”(Eagletons 5);与之相似，乌托邦叙事则意图将意识形态的冲突掩盖在其语言之下。由于詹姆逊将压制等同于暴力，而乌托邦又被定义为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Roberts，Routledge 108)，所以文学批评的一大任务就是对乌托邦叙事采取“除暴”措施，即去除话语压制，对隐含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策略进行“去神秘化”处理—那些“不能言说的部分”，或存在于突然中断的叙事“行迹”中，或被埋没在历史现实的表象下，它们往往最能体现权力关系的运作方式，所以值得重点进行考古性的发掘，将这些潜文本中的政治信息揭示出来。

　　二、乌托邦的精神欲望

　　与以往专注于社会文化批评不同，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表现出一定的形式主义回归:他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乌托邦这一体裁的形式特点，告诫读者既要关注“乌托邦构想的社会与历史素材”，还应关注“形成于其间的再现关系”(xiii)。在这当中，詹姆逊重点论述了乌托邦体裁的互文性和空间性。就互文性而言，“极少有哪种文学形态如此明目张胆地展现自身的正论与反论。也极少有谁在每一个新的异体中如此公开地要求交叉参照和彼此论辩”(2)。就空间性而言，他认为任何乌托邦工程都难免涉及空间上的封闭与隔离，正如罗兰·巴特在评价萨德的乌托邦思想时所说的:“此处同别处一样，正是有了隔离，才能有这种制度的存在，或者说，才能有想象的存在”(Barthes23)。其实，乌托邦体裁的上述两种特性本就是密不可分的—在阅读乌托邦文学时，读者手中的文本(即书中所描述的未来世界)同其内心预设的潜文本(即已知的当下现状)之间难免会发生微妙的对照与互动，，如此两个世界同时共存的现象，使得叙事结构和阅读体验具有了一定的空间性，读者的主动性随之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不再被束缚在由纸页上记录下来的事件的时间连续之中”，而是“从作品本身的对象中得出他自己的联系结果”(柯蒂斯64)。

　　当然，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绝不会孤立地思考“再现关系”本身，而是将之同特定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审美标准始终是政治和经济的表现(例如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是同资本主义结构的历史变化密不可分的)，乌托邦文学亦不例外，它需要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不断创新。然而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具体是何表现形式，乌托邦的精神和欲望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詹姆逊在书中亦是不断呼吁乌托邦冲动在当代的回归。事实上，面对“乌有之乡”内在的不可实现性，许多思想家都不愿放弃这种冲动，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迈斯纳2)。正像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 (Mannheim235)。韦伯则通过悖论的方式指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 (qtd.inGerth236)。

　　詹姆逊在早年曾提出“政治无意识”的重要概念，指的是文本(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所投射的社会阶级的集体愿望或政治幻想。这些“愿望和幻想”，其实就是乌托邦冲动，由于这一冲动常常“被社会的超我所压制—我们得以看到为什么压制同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如此的不容”(RobertS，Routledge 110)。因此，詹姆逊认为，人们应当努力解除制度和话语中的压制，将这种欲望释放出来，以推动社会批判和改造。

　　由是观之，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远非对未来世界的简单预测，也不单单是对当前意识形态的被动反映，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造力，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未来的走向。这种立足当下、强调能动性的未来观，并非詹姆逊所独有—伊格尔顿在马克思学说的准确性遭受质疑时就曾指出:“相信圣经中的先知企图预测未来，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先知谴责现世的贪婪、腐败和权力欲，并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做出改变，人类将根本没有未来。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不是什么预言家”(Eagleton 66一67)。也就是说，无论是先知对现世的批判，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都是为了警告世人、捍卫未来，而不是简单的预言和论断。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阐述乌托邦与未来政治之间的关系时，也像伊格尔顿一样流露出对“失去未来”的忧虑—“也许我们确实需要培养一种失去未来的焦虑感，这就跟奥威尔对失去过去、记忆、童年的焦虑是一样的”(233)。尤其在富裕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俄狄浦斯情节被冲淡，阶级斗争消失，叛逆与颠覆精神被娱乐型的价值观所同化，此时的哲学家格外需要复活乌托邦冲动。

　　为此，詹姆逊特意采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方式，将自己的基本立场定义为“反反乌托邦主义”(anti一anti一utopianism)，并将体现全书思想的第一部分直接命名为“名叫乌托邦的欲望”—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这种欲望可以“使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有可能富于生气，它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92);在《未来考古学》中，这一欲望则能够将人类的想象力从当下释放出来，推动我们思考那些并未发生的或然历史，从而打破原本理所当然的线性历史观，引发人们对当下的深刻反思。

　　三、乌托邦的众声喧哗

　　在谈及乌托邦精神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与《未来考古学》都辅之以大量的文本分析作为例证，但两者之间亦有差别:前者将考察重点放在西方文学与哲学经典上(黑格尔、马克思、席勒、卢卡奇、萨特等)，而后者则将重点转移到了当代流行文化上，尤其是科幻小说(奥尔迪斯、迪克、蒯因、罗宾森等)。詹姆逊之所以选择这一体裁来阐发自己的乌托邦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体裁特点土，詹姆逊一直认定，“在神话和童话里，表达愿望的行动是乌托邦冲动最可靠的戏剧化，它构成寓言本身的故事线索”(《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22)，而科幻小说无疑是后工业社会中最富有神话特性和寓意的文体，这类作品常常在各种新奇的社会结构和发明创造的伪装下，暗藏着大量后冷战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所以非常适合进行“未来考古”的发掘。

　　其次，在分析方法上，詹姆逊惯用正反两面辩证地看待乌托邦构想，而科幻小说恰好能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对乌托邦世界中的相异性(alterity)和他者性(otherness)进行最有效的探索。正如罗伯茨所说，“它们(科幻小说)可以提供一种象征性的文法，以表达那些通常遭受边缘化的话语视角，如种族、性别、非主流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科幻小说的进步或激进的潜能”(Roberts， Science Fiction28)。

　　最后(亦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詹姆逊发现:乌托邦世界具有巴赫金所言的复调性，④而这一属性同以科幻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流行文化(即倡导多元性与特殊性，反对整体性和均一性)不谋而合。如前所述，乌托邦体裁的固有特点就是其内在的各种矛盾对立，这些此起彼伏、相互碰撞的声音，使得读者可以在乌托邦文本中听到“不同立场之间，为了争取绝对地位而进行的巴赫金式的对话或争论”(143)。面对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詹姆逊声称:“假如乌托邦能够对应这种多样性的话，那么它们必将是酒神式的，是狂放不羁的巴赫金复调”(214)。

　　基于此，詹姆逊在乌托邦研究中很自然地钟情于科幻小说。这类作品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的众声喧哗，亦有后现代元小说里的自我指涉—就前者(复调性)而言，“乌托邦如今开始包含所有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关乎社会苦难的不同诊断和克服这些苦难的解决方案”(216);就后者(自我指涉性)而言，“乌托邦不再是创造出某个平面图或为之辩护，而首先是围绕乌托邦应当如何建构起来的种种争论的故事。它不再是展现某个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构想，而是其生产及构建过程本身的故事”(217)。以罗宾森 (Kim Stanley Robinson)的科幻代表作“火星三部曲”为例，詹姆逊在分析其表现形式时就明确指出，这三部小说“并非乌托邦的再现，而是所有可能的乌托邦之间的冲突，以及有关乌托邦自身的性质和欲求的争论，这些都成了关注的中心所在”(216)。

　　出于同样原因，詹姆逊在政治构想上十分青睐政治哲学家诺奇克 (Robert Nozick)的“乌托邦多元化”的观点一洽如新历史主义将原本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诸多复数、小写的历史(histories)一样，诺奇克也提出了复数乌托邦的概念。詹姆逊对此深以为然，他在总结自己的乌托邦思想时成段引用诺奇克的话语，并称之为“考虑周详的评价” (217):

　　在乌托邦中，并非仅有一个社会存在和一种生活方式。乌托邦是由许多个乌托邦、许多彼此不同和分歧的社会所组成，身处其中的人们在不同的体制下过着不同的生活……乌托邦就是许多个乌托邦的框架，在这个地方，人们享有自由，可以自愿结合，在理想的社会中追逐和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愿景，但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的乌托邦愿景强加到别人头上。乌托邦社会就是乌托邦主义的社会……乌托邦就是元乌托邦…… (Nozick 311一312)

　　诺奇克此言在政治构想的层面上道出了乌托邦社会的多元性及自我指涉性，表明历史是开放的，未来亦是不确定的。其实，这也代表了詹姆逊本人在阐述乌托邦时所流露出的政治观，即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未来世界的唯一可能，人类有义务积极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创造更好(抑或避免更糟)的未来世界。

　　事实上，在对乌托邦的多元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表示认可的同时，詹姆逊依然笃定地相信:无论乌托邦构想如何的天马行空、形态各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在本质上仍将是“反资本主义”的—“要设想未来的乌托邦如何能够(在其反资本主义的更大意义上)绝对游离于社会主义之外，这无论如何还是很难的;也就是说，游离于社会与经济公平以及人人都有食物、住所、医疗、教育与工作的权利这些价值观之外……没有哪个像模像样的乌托邦(以及其他相关构想)不是针对由工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问题的”(196一197)。由此可见，在其乌托邦研究中，詹姆逊秉持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视角，即立足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深入剖析与批判资本主义运作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进而对整个后工业社会进行总体性的观察和分析。(参考文献略)

　　注解

　　①《未来考古学》共分为两大部分，其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第一部分“名叫乌托邦的欲望”中，而第二部分“思想所及之处”是作者之前相关文学评论的案例合集。

　　②詹姆逊在这里所说的“对过去的预测”，明显是针对当时在学界颇为流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做法。

　　③更有部分作品(如涉及时间穿梭的科幻小说和或然历史小说)直接将未来世界与当下世界同时并置于一个文本中。

　　④事实上，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数次借用巴赫金的理论来抒发自己的乌托邦观。例如，他曾运用“狂欢节”中庶民对权威的颠覆来类比革命的乌托邦精神(197)。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