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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是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与革命意义，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系统地考察了《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进而提出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主题与对象问题，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定启发。本文试图从阿尔都塞对《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分入手，对阿尔都塞所论述的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主题、对象与边界作一个批判性的考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主题

　　阿尔都塞首先指出，马克思《资本论》中展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因而绝不能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长线上来理解它。在阿尔都塞看来，以斯密与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两个特点:首先，其对象是一个同质连续的空间，“这个同质的领域是一定的空间，其不同的规定即经济事实和现象，由于它们的存在领域的同质性，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很精确地计量的，因而是可以表现为量的东西。”［1］186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原则。其次，“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将对象视为同质的空间，在于其隐含着一个人本学的前提，即经济人或者理性人假设:“古典经济学只能在‘天真的人本学’的条件下认为经济事实属于同质空间，即这些经济事实的实证性和可计量性的空间，因为这种人本学把经济主体和他们的需要当做经济客体被生产、分配、获取并消费一切行为的基础。”［1］187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结构，就把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1］188黑格尔正是以“需要范围”层次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来表示这种天真的人本学与经济现象的统一的。

　　与之不同，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关于既定经济现象的同质领域的实证观念，同时也抛弃了作为这种观念基础的关于经济人的意识形态人本学，在抛弃这两者的统一的同时也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结构本身。”［1］190马克思《资本论》是“对生产概念的思考，也就是对生产条件的统一即生产方式的概念的思考。对生产方式的思考，不仅是对生产的物质条件，也是对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思考。”［1］209由于生产关系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结构，因此就不能仅以量化的方式把握。虽然平庸的经济学家尽可以很仔细地观察价格、交换、工资、利润、地租等所有可计量的经济事实，但是他们在经济事实的层面上将看不见任何结构，“就正如牛顿以前的物理学家不能在落体中看到引力定律或者拉瓦锡以前的化学家不能在脱燃素的空气中看到氧气一样。”［1］210由此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一些现代经济学家激烈批判马克思的原因。这些经济学家责备马克思的经济学概念，如价值、剩余价值等概念的“非经济学”、“哲学”与“形而上学”性质，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概念是“不可计量的、没有数量的规定”。阿尔都塞认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也恰恰反映了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对象:“由于这种错误的阅读，经济学家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了自己的对象，而不是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对象”［1］87。在阿尔都塞看来，“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同他的批评者以及某些最亲近的拥护者的根本区别。”［1］87

　　基于以上差异，阿尔都塞详尽地考察《资本论》中生产、消费、分配领域的结构，得出的结论是:“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它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的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的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1］209而生产关系不能还原为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关系，因为“生产关系只是在生产客体和生产当事人所占有和承担的关系、地位以及职能的特殊分配结构中把当事人和客体结合起来。”［1］209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的主题关注的是生产关系的结构而不是抽象人本主义所谓的主体间关系，这构成了《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差异。

　　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历史科学”:《资本论》的对象

　　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主题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么，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对象”呢?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的附录中提出了“理想的平均形式”和现实的“过渡形式”的差别，并在此区分中提出了《资本论》对象的特殊性。他说:“马克思的对象不是同现实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也不是由于这种对立而不同于现实对象，就像‘应有’不同于‘现有’、‘规范’不同于‘现实’一样。马克思的理论对象是观念的，也就是，是在概念的抽象中通过认识的术语来说明的。”［1］238阿尔都塞在此特别转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序言”，以强调马克思所分析对象的“理想型”(韦伯语)意义:“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在本书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235－236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特别强调，即使马克思《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例证，但在其理论中已经对此例证作了某种“纯净化”处理:“他的对象只包括两个现实存在的阶级(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市场完全受资本主义生产世界的支配，这同样是现实中所没有的。因此，马克思研究的根本不是典型而又纯净的英国的例证，而是研究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例证。这就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平均形式’。”［1］237这一点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是与“现实”完全相矛盾的，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恰恰是“现实”本身。

　　但“思维的具体”毕竟不是“现实的具体”，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理想的平均形式”与“现实的过渡形式”之间是否存在新的“断裂”，进而导致“二元论”呢?阿尔都塞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回答:

　　第一，就马克思的研究来说，他是从“现实的具体”出发才得出其“思维的具体”的，即“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只是因为他同时研究了其他生产方式;不仅研究了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特殊统一(结合)类型的其他生产方式，而且还研究了不同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1］240即从研究方式来说，马克思遵循的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显然是紧密相关的。

　　第二，作为“非纯净性的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现实的过渡形式”，显然不同于“理想的平均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确实也没有对“现实的过渡形式”提供具体的、详尽的研究。所以，我们应该区分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提供的对象以及马克思没有能力为我们提供、但却使我们能够获得认识的对象:“我们可以说，我们只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生产方式的理论的轮廓，同样我们应该说，马克思没有向我们提供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理论，也就是一种生产方式形成的理论。”［1］240

　　第三，我们不能因此指责马克思没有向我们提供“现实的过渡形式”的相关理论，也不能否认马克思建构起来的“理想的平均形式”的价值。因为“思维的具体”不但没有脱离“现实”，而且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参照，对“现实”起着某种“范导”或者“牵引”的作用:“因为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论述，即使没有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即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理论的轮廓，至少也提供了有关这一理论的材料。”［1］241而作为“思维的具体”的“理想的平均形式”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解决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实际上也已经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我们只有从有关的生产方式的认识出发，才能够提出和解决过渡问题。正因为此，我们才有可能预见未来，并且不仅创造出有关这一未来的理论，而且特别使我们能够提出有关实现这一未来的道路和手段的理论。”［1］241只有在“理想的平均形式”与“现实的过渡形式”、“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的区分下，才能恰当地理解《资本论》中的对象。这里已经明显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历史科学正是奠基于“认识论断裂”之后所开辟的这块“历史的大陆”之上，而“《资本论》这部巨著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史上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即概念体系(因而是科学理论)的发现，由于这一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大陆’的领域向科学知识敞开了大门。”［2］如果说，希腊的数学产生了柏拉图哲学，伽利略的物理学产生了笛卡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奠基于历史科学这块新大陆。“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今天仍然身处在由那场断裂所标志并打开的理论空间中。像开辟了我们知道的其他两块大陆的其他断裂一样，这场断裂开创了一个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历史。”［3］

　　三、马克思历史科学:前提、对象与方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66，但这个表述后来被删除;同时，由于当时理论斗争的需要，他们在其中极力强调与“意识形态”之虚假性与自足性相对的“现实生活”之经验性与实证性，而对于立足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前提、对象、方法却未曾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这就使得学界对于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地位与意义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而如上所论，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集中展开的论点是:在“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之间，在“理想的平均形式”与“现实的过渡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不能将其中一方还原为另一方加以磨平，也不能在“社会历史实践”的名义下加以抹杀，更不能在“现实的历史”名义下通过某种“现实”的语言游戏加以消解。基于此区分，阿尔都塞深刻地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主题只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某种“纯净化处理”之后，提炼出来的一种“理想的平均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是一种“思维的具体”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绝不能混同于“现实的过渡形式”。正由于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而充满风险，任何将两者“短路”的倾向不是陷入经验主义，就是陷入唯心主义，且不论这种经验主义与唯心主义披上了“历史的”、“现实的”、“实践的”还是“辩证的”外衣。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主题与对象的阐释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进而探索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内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正是基于此种参照，我们可以进一步界定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前提、对象及其方法，为推进马克思历史科学提供一个可行性的框架。

　　不难发现，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特别提到“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的区分，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作了详细的交代。如果简单地说，我们认为，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前提是“生产一般”，研究对象是“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而他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其成果的表述方法则是从抽象到具体。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一部分，马克思提出“生产一般”至少具有三点规定性:首先，它不是与分配、交换等并列的那个狭义“生产”，而是一个“抽象”，即一个有机的“生产整体”，其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4］17，马克思以此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生产整体的割裂及其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其次，这个整体不是黑格尔主义的整体，因为其中是“物质生产”而不是“概念”起决定作用，“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4］17第三，“生产一般”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也是一个科学的抽象。“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4］5显然，作为“抽象一般”的生产并不是生产的“一般条件”，因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4］6我们认为，正是“生产一般”的抽象及其规定，使得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区分开来。

　　只有基于“生产一般”的抽象，才能进入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别”。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25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因此，研究“资本”这个“现实”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与表现形式，正是马克思四十年的主要工作方向。反过来，也只有从分析了“资本”这个“人体”之后，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猴子”、“青蛙”等低等动物的身体构造。

　　正如雷蒙•阿隆所言，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他给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上科学课，同时也为革命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的科学成为了革命的科学，在这里，仍然是在这个词语的双重意义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引发了科学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以这种批判本身宣布了革命的必然性。如果资产阶级只能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又有唯一的一种没有剥削的制度出现在前景中，人们怎能不成为革命者?”［5］正是通过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才得以展示其历史科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批判力与号召力。

　　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改头换面的运用又给我们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关于马克思历史科学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进而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又开始“纠缠”我们的头脑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示的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是否如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历史科学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透明性”进而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于抽象与具体及其相互关系有着清晰而严格的区分，并特别强调“思想的具体”不同于“现实的具体”。因为“从抽象上升到(思想)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现实)具体、把它当做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现实)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4］18。由此可见，“表述的方法”不能取代“研究的方法”，“思想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之间也不能“短路”。而黑格尔恰恰在这里陷入了幻觉，他“将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4］18－19也正是由于忽视两个“具体”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错失了马克思论述“资本”这个“思想具体”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或者把马克思哲学拉回到了前康德或者前黑格尔哲学的理解水平，或者继续停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渊薮之中［6］。

　　综上所论，基于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视角，我们考察了《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差异，厘定了《资本论》的主题与对象，进而以之作为参照，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研究前提、对象、方法与边界做了一个简要的描述。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正确理解《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场与路径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主题与对象，进而以真正“科学”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M］．杜章智，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75．

　　［3］阿尔都塞．哲学和政治［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4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45．

　　［6］王时中．实存与共在——萨特历史辩证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