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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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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不仅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国度。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文献。据考证,《资本论》第1卷早在1887年就已传入日本,1907年山川均最早用日文对《资本论》作了介绍,日文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词汇大多由此形成,而我国现在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多是从日文转译而来的。1920年6月-1924年7月,高畠素之翻译的10册的《资本论》出版,成为《资本论》最早的日文版版本,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此全面展开。这不但比中文版早了近20年,也为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曾是我们的“先生”。而长期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理论研究之深入、细致,以及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之强、普及程度之广都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欧美国家所不能及的。然而,纵观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注却远远超过对于日本的关注。

  笔者以为,由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仅在东亚最早、且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而且因为其远离苏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之其成果丰硕,至今拥有一大批坚定地信仰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更难得的是积累了丰富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社会实践、帮助国家成为经济强国的实践经验等诸多特点,因此,了解、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为此,本文将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引入与研究的影响”、“对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拥有丰硕的成果和杰出的学者”三个方面去说明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一、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引入与研究的影响

  知道1938年8-9月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共同翻译,并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三卷本是我国最早的全译本的国人为数不少。然而记得日本曾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入和研究的“启蒙老师”的人,却可能不是很多。

  事实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的引入和传播来看,日本也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中介。我国早期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人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受过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例如,李大钊便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可见,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日本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德国汉学家李博曾明确地提到,“五四”时期,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郭沫若也曾指出,中国民众是从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们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说到他本人也是在读了河上肇的书时才了解了一点关于马克思的思想。

  而第一个出版《资本论》的中文节译本、并早在1920年就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按照《资本论》的体系讲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最早在中国详细地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陈启修先生更是河上肇的学生。中文版《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先生也是中日学术交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交流的开拓者之一。他曾经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东渡日本,在日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他曾经特别提到,他在《中国经济原论》的写作过程中,多少受了日本经济学界、特别是受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劳农派与讲座派展开的关于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论战的影响的。此外,王亚南先生在日本期间和从日本回国以后,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经济学著作《地租思想史》,这也成为他日本之行的第一批丰硕成果,不仅为日后翻译《资本论》作了重要的前期准备,也为他日后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此可见,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早期对我国的影响之深远。就近期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开始将研究的视角更多地转向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正在资本主义化,甚至出版了像东一真的《中国的不可思议的资本主义》一类的著作,但也有许多乐见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政治家和学者。如日本共产党前委员长、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不破哲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曾明确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的尝试,苏联的霸权主义以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失败;中国作为冷战后社会主义大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和尝试能否成功,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将至关重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斥,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消除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影响。此外,大西广、松井晓等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理论的研究,小幡道昭关于非市场因素的研究,森冈孝二关于雇佣关系、劳动时间逆转、劳动过度的研究等诸多探索,或直接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或对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提示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关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研究动向、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将会有很大帮助。

  二、对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研究除上述对中国的早期和近期的影响之外,对于日本本国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宣传上都曾产生、而且至今依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政治层面上看,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及日本共产党的建立及发展都发挥着积极的、巨大的作用。日本共产党中的杰出人物很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专家,而在大学经济学系执教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同时也是日本共产党党员。例如,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堺利彦不仅是第一个翻译并发表《共产党宣言》(1906年,与幸德秋水合作)的人,而且也是组织、创办日本共产党(1922年7月)的人,并曾出任日本共产党第一任委员长。前面提到的不破哲三更是出版了多部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书籍,如《马克思与〈资本论〉》(共3卷)、《恩格斯与〈资本论〉》(上、下)、《列宁与〈资本论〉》(共7卷)以及《通读〈资本论〉三卷》(共7册)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深入。此外,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战,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共产党的路线斗争。

  其次,从经济层面上看,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在深入、扎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有着通过到政府部门任职、参与政府或财团的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以及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多种渠道,推行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现实中得以应用的传统。这都长期从根本上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程恩富、陈士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海派经济学》第6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如“二战”以后,日本经济重建时期,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在经济安定本部任职,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安本三雄”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三本高行、稻叶秀三);有泽广巳提出的工业“倾斜生产方式”为解决煤炭生产与钢铁生产的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田盛太郎、大内兵卫、小仓武一、东佃精一、近藤康男等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曾是日本经济政策的有力参与者。因此,日本经济高速成长阶段所形成的包括有效的产业政策、较小的贫富差距、较少的军费开支、较大的科教投入以及独特的劳资关系和企业管理模式等多方面成果,可以说都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宣传和论战密切相关。

  最后,从宣传层面上看,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学校、社会两个宣传讲坛,这也是身为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的日本极具特色的地方。在日本各大学中,经济学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众多知名大学经济学部(本科)、大学院的经济学科(研究生课程)都设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课程。很多名牌大学,如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法政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等不仅设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主阵地。如被称为“关东学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就是以东京大学的学者为主要代表,而被称为“关西学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就是以京都大学的学者为主要代表的。这也凸显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作为地位巩固的、已经被“制度化”的经济学而存在的重要地位。在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设置中,经济学Ⅰ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Ⅱ就是西方经济学,二者不分伯仲,成为学生自主选择的主要课程。正是得益于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形成了师生传承(如河上肇与栉田民藏、高田保马与柴田敬这样的师生关系)、家族传承(如大内兵卫与大内力这样的父子关系)、甚至翁婿传承(如宇野弘藏就是高野岩三郎的女婿)等良好传统,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得以延续不断、人才辈出。而在社会各地面向普通市民开设《资本论》讲座,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宣传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一传统也是传承至今。主要由一些大学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知名教授,利用周六、周日等节假日在各地开设讲座,内容多是以讲授《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并以此解释现实社会的问题等为主,大多以每月一到两次的频率进行,中间穿插一些到国内外的考察、邀请国内外学者、政要作主题演讲和交流等活动。此外,还经常将教师的讲义以及听讲者的提问与教师的解答等编撰成书予以出版、发行,为在社会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了解与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于本国政治、经济实践发挥的积极作用,学习与借鉴其在育人、宣传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发展确实具有很好的提示作用。

  三、拥有丰硕的成果和杰出的学者

  经过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不仅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学术成果上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日本珍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始资料

  在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典籍的收集和整理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关键的第一步。众多出版社也积极参与出版工作,其中大月书店、有斐阁、新日本出版社、樱井书店等更是成为其主要出版机构。早在20世纪初,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就开始在欧洲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著典籍。1919年创立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现在法政大学校内)的主要成员,如栉田民藏、久留间鲛造、森户辰男、细川嘉六等人,当时就从德国和英国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图书资料,并整理成《日本社会主义文献》、《日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等书籍。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目前日本所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珍贵原始资料,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原苏联。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克思手稿在日本再次掀起出版热潮,特别是1997年11月,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财团阿姆斯特丹理事会(IMES)的帮助下成立了日本新MEGA(Marx Engels Gesammte Ausgabe)编辑委员会,大谷祯之介、大村泉等担任各研究组负责人,现已陆续出版新译本《资本论》,并补充了许多原始珍贵资料。

  此外,日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本众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普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与前民主德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关主编、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不同,日本的全集、选集都是由私人出版机构和从事马克思研究的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进行编辑、发行的,尤显可贵。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久留间鲛造编辑、出版《马克思经济学词典(全16卷)》一事,从中可见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们的执著精神。久留间鲛造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着手准备词典的编辑工作,历时20余年,准备了大量的编辑卡片,却在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中全部毁于一旦。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灰心放弃,而是再次重新开始,又足足花费了20年的时间,于1966年开始了全力编撰、出版工作,直至1983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时尚未完成这部巨著的全部出版工作。可以说他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成就了这部巨著,为后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部《词典》包括德、日对照版(16卷)和日文普及版(8卷),后由大月书店自1968-1985年,历时17年出版完成。该书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久留间按照自己的分类(“竞争”、“方法”、“唯物史观”、“恐慌”、“货币”)重新编辑而成的,并分别于1970年获朝日学术奖励奖、1975年获莫斯科国际图书展银牌奖、1979年获野吕荣太郎奖。可以说,这样的研究精神在世界经济学研究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2.日本拥有享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数理经济学派

  将数学导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边际学派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是“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对抗边际学派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而进行的重大革新。而在日本,将数学手段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在经过柴田敬和越村信三郎的早期研究之后,通过马克思主义数理经济学大师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的成就而名闻全球的。置盐因提出“马克思的基本定理”,即用数学公式证明“剥削率为正的时候利润率才为正值,即正的剩余价值是正的利润存在的条件”的马克思的基本定理以及“置盐定理”,用数学公式证明“当技术变化从初始状态向新的状态变动的时候,在实际工资率不变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会增大”而闻名世界。森岛则因20世纪70年代与萨缪尔森的就转型问题而展开的世界论战而名闻世界,而且两人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研究而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虽因意识形态原因不可能获奖,但却足以说明其研究成果在西方经济学界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3.日本拥有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去“主义”研究的宇野理论

  20世纪5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宗师级的人物——宇野弘藏,其经济学说被称为宇野理论,由此而形成的学派被称为宇野学派。

  宇野将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 两部分内容,作为“消极的意识形态”和“积极的社会科学”来把握。主张把基于《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分为“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确立去掉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谓“原理论”,就是以高度抽象提出“纯粹资本主义”概念,即以“资本定义资本主义”(关根友彦语)为前提的纯理论分析。所谓“阶段论”,是指假定资本主义经过了若干连续的发展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不同。这是作出“一般化”的抽象,并加入某些制度性因素后的分析。所谓“现状分析”,是指将过去和现在的经济体系看作充满无限复杂的矛盾的事物来解释,从而实现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即分析经济社会的现实。三者的关系是前二者是第三者的基础,即只有以“原理论”为基准,以“阶段论”为媒介,才会有科学的“现状分析”。

  宇野学派的主张虽然一直以来受到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可分的正统派的反对及多方批评,而宇野也以称呼正统派经济学者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与自己相区别,但不可否认该学派是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宇野学派弟子众多,名人辈出,至今在学界占据重要的位置,其中大内力、伊藤诚、小幡道昭、山口重克、关根友彦、降旗节雄、樱井毅等人,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极具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关根友彦还将宇野的《经济原论》(即《政治经济学》)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使得宇野理论得以传播世界。

  在此,笔者虽然能够理解宇野欲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单纯的社会科学去研究的基本主张,并认为三阶段论的提出有其独到之处,但还是更加认同正统学派的主张。因为,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掉,将严重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特有的阶级性分析和社会历史性分析的力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损失,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以及对实践的指导也将产生较大的束缚作用。

  4.日本拥有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

  当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伊藤诚是宇野弘藏的学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唯一的院士。他的研究几乎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所有方面,著述丰富。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英文,在国际学术界亦享有很高的地位,现在担任着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顾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一度陷入低谷,也是他率先从中国看到了希望,先后于1995年2月出版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翻译出版了他的包括此书在内的6本著作)、1996年与他人合著出版了《马克思的反攻:政治经济学的复活》等多部著作。并以此为契机,振奋了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研究热情,使之再度呈现生机和活力,伊藤本人也成为当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更为难得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伊藤作为宇野学派的代表人物,还积极致力于与正统派展开共同研究,以消除两派长期以来的对立局面,对于当今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发展可谓贡献卓著。

  综上所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仅曾经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导师,而且其所具有的诸多独有的特点、丰富的研究成果、大批的知名学者(有1000名左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分散在200多所高校,并团结在具有52年历史的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的团体中)等优势,必将有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现在,以程恩富、张忠任(日本岛根大学教授)、丁晓钦等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家们通过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程恩富:《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四届论坛开幕词》,《海派经济学》第25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正在努力加强中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交流,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扩大了两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双方的学术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丛书之一,张忠任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3] 宋涛、胡钧:《〈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理论传播及其运用和发展》,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4] 张琳:《日本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习时报》2009年4月21日。

  [5] 郑萍:《日本共产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访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

  [6]《王亚南对中日经济思想交流和马克思主义学术交流的贡献》,张小金教授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学术研究会上对日本三田刚史特别研究员报告的点评,2006年3月22日。

  [7] 张利军:《2007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载“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9年4月。

  [8] 韩立新:《日本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翻译总序》,“人民网”,2009年12月。

  [9] 关根友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与复兴——以宇野弘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为例》,张利军译,载《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11-12期。

  (编辑:黄华德)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