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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推动科技创新一直是我们国家大力推行的重要方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此均有深刻论述。正是在这一重要方略指引下，尽管我国距离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目标还有较大距离，但举世公认，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开通青藏铁路，到“神七”上天，无一不反映了我国科技水平的飞速进步。对此，日本学者自然会给予关注。

　　改革开放之初，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怎样实现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极大地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他在1988年9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生产力诸因素的首要位置。为全面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期间又重申了这一重大命题，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的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如今，我国回顾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会深刻感受到，这些论断不仅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深邃的历史目光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可以说抓住了世界生产力大发展的根本。

　　江泽民同志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针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他说：“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因此，“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根据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需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并指出这“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胡锦涛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的基本内涵一以贯之，但同时又明显地深化了主题、拓宽了领域。对此，日本学者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2011年4月，在日本社团法人国际善邻协会主办杂志《善邻》第406卷上发表一篇《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及其展望》的文章，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作者伊佐进一时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副大臣秘书，2007年至2009年，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科技随员）。文章大致内容如下：

　　中国的现状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科技发达国家。首先，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三个国家之一，日本目前尚无法独立进行。其次，中国制造出了运算能力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此外，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尽管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不佳，但日本必须冷静地看清中国技术的高端水平在坐标系中所处的位置。

　　中国重视人才引进，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归国，造成了华侨、华人史上的“第四次大移动”，出现了海外中国人的大量回流现象。而本次大移动的关键词是“脑力”。人们常说支撑硅谷的是IC，即Indian and Chinese。中国人开始陆续从硅谷返回中国，甚至使得硅谷出现人才匮乏现象。2007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所谓的“海归”政策，2009年归国留学生突破10万人。这意味着在海外成长起来的人才回到中国，开始支撑中国国内的科技研究和经济建设。美国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约为50000人，外国留学生约占1∕3，中国学生约为5000人。

　　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显著增长，且前景可期待。在研究人员的“量”方面，除美国外，中国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了其他国家。2007年之后如果仍旧持续增长，到目前为止，恐怕已超过美国和EU，成为世界第一。在“质”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上，2008年中国与日本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基本持平。但如果以论文被引用次数前1%的数据衡量“质”当中的尖端人才，中国人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不断在上升。在质、量两方面都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但这个数据是以研究者所属机构所在国来统计的。国际科学奥林匹克上，2004年以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获得的金牌数最多。不难想象，10年、20年后，当这些学生跃居到一线时，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将会呈现什么景象。

　　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增加研究投入，大力进行硬件建设，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基础建设。中国每年GDP增长约为10%，而研究开发投入则平均增加23%。2009年的投入经费相当于7.3兆日元，与2000年相比较，9年之间增加6.5倍。检测癌症、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医疗仪器PET的设施，目前，日本拥有200个，美国为2000个。截止到2002年，中国还仅有2个，到2007年，就已达到100个。

　　国际专利申请量企业排名榜上，2008年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华为技术跃居榜首。2009年日本的松下公司再次夺回冠军位置，但2010年的数据显示，有2个中国企业跻身前5位。在各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榜上，中国位居第4位。专利申请数量呈增长趋势，2010年的增长率为30%，2011年为56%。

　　但是，中国科技开发中也存在不足。第一，中国的软件研究投资力度小，能够操作引进的大型设备、仪器的人员不足。第二，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是基础研究，但中国的投资结构偏向性大，基础研究投入仅仅约为5%。第三，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高科技”的界定为研究开发经费占产值比率8%以上，“高科技”的界定在中国存在被扩大解释的嫌疑。

　　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2007年OECD与中国科技部共同发表的对中国技术创新状况的分析，就着力强调了这一点。在中国企业、政府、海外机构对研究开发经费的负担份额中，企业约承担70%，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技术创新能力仍不足，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商业模式；政府对民间技术力量的培养不足使得最终的技术转移难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不够高。此外，技术开发中常见的政治考量以及存在某些重视面子的开发，也妨碍技术创新能力。

　　伊佐认为，日本必须冷静、客观地看到中国的长处与弱点，与中国建立一种互补双赢的合作关系。很显然，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首先，他的观点反映了日本必须真实面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现实。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面前，日本人只有真实面对并把中国的发展看作自己的机会，才会实现互惠共赢。应该说，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机会的人，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在日本也越来越多。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奇迹不断、不断成功的反映。

　　其次，文章从人才、政府投入、专利申请、论文发表与引用率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科技进步的现实状况，应该说态度诚恳，立论客观。这说明，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确实收获了丰硕的成功，也还将继续收获成果。看不到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盲目悲观，是不应该的。因此，诸如“钱学森之问”一类问题，显然有片面性。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得出正确的结论。

　　再次，文章对中国科技创新所存在问题的指出，也是客观的，值得我们参考与重视。事实上，我们目前最缺乏的是核心技术。在这方面，我们科技创新的道路还很漫长。因此，盲目乐观同样是不正确的。这就启发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两点论，既看到我们的成绩，也看到我们的不足与问题，这样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按照科教兴国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不断开拓进取，从邓小平为我们描绘的依靠科学技术谋发展，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2020年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为此，我们不但需要重视日本学者的意见，而且很有必要研究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