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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想象与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

　　如果说以上所列举的西方学派与思潮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视野中进行一次次的“理论旅行”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出现的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则是一次根本的“越界”。这里的“越界”有两层意义，一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过度解释为一种地理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从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生产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与特征。促成这种理论转向的第一人是法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他首次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历经危机而幸存下来，就在于它本质上不再是一种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而是一种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抽象空间，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同质化、碎片化特征，是一种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正像列宁主义早已经预见到了，它的不平衡发展的原则正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显示出它的威力:某些国家仍然处于空间中的物的(商品的)生产的早期阶段，而只有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国家在由技术与知识所开辟的广阔空间中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利益”［14］65。“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远远没有过时，而正在变得具有世界性的应用价值。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正在主宰着世界市场的全球化”［14］335。但真正推动这种空间化视野中的不平衡发展研究的是戴维•哈维及其弟子尼尔•史密斯，而对这种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的空间化地理学转向作出最为自觉而系统描述与总结的，则是美国的后现代地理学家、加州大学教授爱德华•索亚。按照一种公认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激进的社会思想倾向，其阵地与象征是1969年创刊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的杂志《对立面:激进的地理学杂志》(Antipode: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端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与人的新陈代谢交换过程的自然生产概念的创造性激活，而理论创新更集中于对空间生产问题的思考上。其基本观点是:资本的发展逻辑以一种空间影响方式而存在。“具体内容是:理论的发展是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历史动力的矛盾，到在空间中证明这些矛盾，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空间影响成为在不均衡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观点的主要内容是，区域内部危机的增长通过空间的外部运动表现出来的;地域间的社会关系经理论化，成为更普遍的、符合内外辩证法的空间组成因素”。对这一观点有两种解释，一个是由哈维及其学生查特杰、华尔克与尼尔•斯密斯及其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所作出的，他们的研究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转移与不平衡发展理论。另外一个是以列斐伏尔及其学生索亚等人为代表的，提出了复杂的空间生产理论及社会—空间辩证法［15］112。

　　索亚自从20世纪60年代便致力于激进的政治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关于非洲地理研究的、关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关于洛杉矶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研究的，包括《肯尼亚的现代化地理学》(1968)、《空间的政治组织》(1971)、《现代化的地理学:一种激进的重估》(1979)、《在地理的唯物主义与空间拜物教之间:对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发展的某些观察》(1979)、《后现代地理学》(1988)、《第三空间》(2000)、《后大都市》(1996)等。此处只介绍《后现代地理学》一书的思想。

　　索亚的基本贡献是反思与综合1970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城市地理学(哈维)、区域研究、世界体系论(沃伦斯坦)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曼德尔)中所包含的空间问题框架，将空间问题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与发展的根本，并认为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危机必须实现空间化转向。

　　在索亚看来，实际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预先规定好的、同质化的历史目的与历史必然性自我展开与实现的过程，而是对具体的时间与地理的重构过程。于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可读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地理，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生产的历史地理的条件下创造了历史与地理”［16］196。但我们关心的不是表面上的地理，而是隐藏于其后的资本主义对地理的空间性政治控制与利用。而“对隐藏于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发展背后的各种更一般的更多层的过程进行概念化并在经验上加以检视”，这需要一种后现代的地理学想象才行［16］175。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空间性、资本主义自成一体的空间母体和拓扑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不平衡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一种外部反映，即社会阶级斗争的一面虚幻的镜子［16］248。索亚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的融合始于19世纪末。其思想开端正是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究。列宁、卢森堡、布哈林、托洛茨基和鲍威尔等人的著述“给对地理学以及历史学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但仍然被顽固而狭隘的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决定论所束缚［16］51。“凭借着布哈林、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人的贡献，关于帝国主义及相关的不平衡诸过程的各种概念的理论，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分析的主要语境。”［16］13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地理学融合所导致的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已经引发了‘各种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和革新’”［16］241。而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和哈维的时空压缩与弹性生产理论，是形成后现代地理景观(geographical landscape)理论的重要里程碑。

　　索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空间化转向的第一个决定性人物是曼德尔。他发现:“关键一点是，资本主义……在内在地建基于区域或空间的各种不均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16］162整个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生产能力的等级性结构，而这种等级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由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所造成的。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标志是区域不平衡发展(它始终是超额利润的生成与榨取的重要基础)转变为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经济世界体系与格局，导致新的流动性的国际分工与产业重组。

　　索亚还认为，从哈维的《资本之诸种局限》(1982)一书开始，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广深的发展。哈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终于发现，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人造的自然环境不断建立与转换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历史、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危机与重建的历史，积累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均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的地理景观的历史地理学。哈维模仿马克思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始终不渝地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种社会和物质景观，但由于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到头来只是毫无疑问在日后某一时刻必须亲手毁灭掉这个景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是一曲无休止的地理景观舞蹈。由此新角度看，1980年以来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限制的更加全球化流动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次发生于一系列的边缘性国家和区域，而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动性引起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正相应地发生着剧变。随之导致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这加剧了劳工内部的竞争与矛盾。而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16］280－283。

　　六、戴维•哈维:资本的种种局限与地理的不平衡发展

　　如果说列斐伏尔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提出并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这个重大问题而发明了空间的生产方式理论，那么，戴维•哈维的贡献则在于为了进一步回答这个难题而提出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哈维把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自己关键性理论资源之一。在哈维看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地理扩张和领域统治在全部资本主义的稳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并没有回答。而哈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旨在解释两个对立的问题:一方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什么它在20世纪会时常陷入全球性危机?这两个问题正是困扰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17］

　　事实上，哈维并没有正面与直接讨论不平衡发展理论，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两个基本问题之中，一是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一种地理景观，二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由于过度积累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解决途径。理解哈维关于资本积累与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有三个关键的概念，一是资本主义弹性积累的基本特征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二是作为“时空压缩”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论，三是对“空间修复”作更深入说明的“资本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因素”(capital’s mom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理论。

　　哈维关于资本积累与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用力最多的、也是最早的著作之一，是他写于1982年的《资本的诸种局限》一书。该书围绕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理论分为三个部分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15］114。其中，第一部分讨论过度积累的危机之成因。第二部分考察了在金融资本中生产危机的形式表现。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部分，从地理学角度整合了并集中讨论了不平衡发展问题。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将不平衡地理发展作为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一种空间阀门和常态化机制。但是，正像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任何改良性的调整措施都会在新的基础上积累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样，它在释放过度积累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过度积累或为资本积累自身制造了进一步的障碍，从而在更大空间和时间规模上积累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矛盾后果和界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历时性的或长波性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对下一阶段的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危机;二是共时性的或短波性的:在某一时段之内，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共时性不利后果。哈维在该书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是否能宣布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并且需要一种更合理的更健全的生产方式呢［18］445?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发展是资本积累的外在条件，也是资本主义转移其内部社会危机的一个历史性后果。列宁与卢森堡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积累与发展不平衡理论即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必然导致发展的过程、结构与政治经济地理布局上的不平衡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森堡，她明确指出:不平衡性的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而不是结果。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中。资本积累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19］。哈维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平原上，在那里到处都有取之不尽的原料、有相同的劳动力供应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充足而便利的交通设施，所以自然资源环境、特别是历史条件的差异性与空间的多样性是导致地理不平衡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18］415。但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需要又不断地再生产出了新的地理不平衡的景观。帝国主义是由于资本积累动态扩张所带来的地理必然性，帝国主义的具体经济形式是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是一个需要经验地、历史地进行分析的事物。换言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到和谐的均衡的空间配置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了矛盾与危机所导致了动态变化的地理景观。资本积累的深刻矛盾在于:由于资本主义依赖于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的可变资本，因此对于资本而言，它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求协调的道路:保持过去对建设环境的投资价值如城市面貌;破坏这些投资设施，以便为资本积累创造新的空间。

　　但哈维的精到之处在于，他认为不平衡发展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积累与扩张的自然与历史先决条件，倒不如说资本主义为自己创造出的生产空间的内在必然性。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流通与循环的本质表现是“用时间来消灭空间”;哈维认为，资本有一个天生的本事，即它能够打破资本循环中的一切空间障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于发展自身的需要，将一切地理空间限制都看做是应当被消灭的界限。哈维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将其进一步概括为，资本朝着时间加速与地理空间扩张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他称之为“时空的压缩”。

　　哈维的理论精辟之处还在于:他认为，资本持续快速流动或时空压缩动力是以空间的生产与空间重构为前提的。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消灭或克服空间地理限止的能力是以空间的生产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通过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组织来消灭一切自然地理界限与空间界限的。也就是说，空间组织是征服空间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基本的生产力，而不仅仅是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上层建筑。只有通过建构那些相对稳定与静止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与规范(地域固有的社会结构)才能达到物质在空间中的高速流动。实际上，资本主义只有依靠或者通过历史性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地理基础结构，包括例如城市建设环境、工业的融合兼并、区域生产综合体、集体消费体制、大规模运输网络、长距离交通网格以及国家的调节制度这样一个时空压缩过程才得以形成与体现出来。

　　由此来看，现代性的本质是以时间消灭空间、以历史消灭地理，但同时也是第二自然与空间统治时间的过程。从这个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历史进化过程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结构持续不断地取代它内在地所继承的前资本主义第一自然界意义上的地理景观［20］。资本主义社会与历史内在矛盾过程，从空间地理学角度来看，表现为不断突破传统地理界限与不断形成新的地理界限的地理学舞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一种永无休止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在时间的某个特定时刻建设适宜于自身条件的一种物质景观，通常在发生各种危机的时候，在随后的某一时刻又只得破坏这种物质景观。在人造环境中的这种时间上与地理上的投资的潮起潮落，唯有从这样的过程角度才能得到理解”［16］154－155。为此，哈维引入了“空间的修复”概念。在哈维看来，该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整个资本其中某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取决于其经济与物理寿命)，以某种物理形式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某些社会支出，比如公共教育或医疗保健体系，也通过国家投资而变得地域化，在地理上被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时间空间修复喻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与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21］。后来，哈维的这个概括又被进一步概括为“资本的去地域化因素”［22］35:“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有其固定的本质的内在的空间性结构与动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与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空间在持续不断地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去地域化与重新地域化”［22］35。其表现之一是:全球化就是一个以发达的网络社会为技术基础的、灵活复杂的国际分工过程。一方面是生产过程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即再域化;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权力方面的史无前例的集中化与集权化，即去域化。易言之，全球化导致了以下两种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资本主义特有的时空压缩趋势(或曰“去域化”)与固定空间结构(如城市区域与国家层面的区域设施)不断被创造与调整的趋势(“再域化”)。所以，与早先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地理毁灭与创造过程一样，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重构过程，仍然是以其多领域、多尺度的去域化与再域化的双重辩证互动过程为基础的。

　　哈维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构建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贯穿于整个现代人类历史的长时段过程之中的资本主义空间性生产的一种暂时历史性表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冲突、不平衡与社会空间的辩证变迁过程，而不是“历史终结论式”的或“大一统式”的终点状态，或者平滑扩张之后的临界点状态。正像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所进一步引申的那样: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作为一个去域化与再域化过程，起因于多面象的、多领域的政治经济因素:包括公司合作策略的重组、新自由主义的强化以及金融的放宽政策、技术的高速发展、新的人口运动，地理政治变化以及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转移，而不仅仅是某一个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重构同时表现为多元性互动性的地理尺度:不仅是全球规模与尺度的，而且是以多极化多样性的次全球化空间为平台的生产与重构，诸如超国家的集团、民族国家、城市、地方与邻近地区［22］35－36。

　　七、尼尔•史密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地理辩证法

　　继哈维之后，作为他的学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地理学教授尼尔•史密斯出版了很有影响的《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一书。该书初版于1984年，再版于1990年，三版于2008年。哈维为此书第三版作序，称此书是对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何以幸存下来的历史原因观点的一种深刻的继续。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高度称赞说:此书精彩地阐述了帝国主义怎样在历史上造成了一种特别的自然与空间，一种把贫穷与富裕、工业城市化与农业衰退结合在一起的不平衡发展的地理风景［23］。该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最为系统经典之作。此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视野，同样，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结合也会形成自己的新的批判理论视野——现代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批判。不平衡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地理学的最形象的概括。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地理现实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内在的矛盾，即一方面的差异化和等级化与另一方面的平等化的水平与条件之要求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目前所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差异化给予过多的兴趣，但它并不真正理解差异化与平等化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差异化，而是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现实［24］12。此书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当代地理学中根深蒂固的新康德主义时空观，也就是牛顿机械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同时也把地理学中的那种抽屉套箱式的静止永恒的空间地理观加以历史地消解与重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理论，同样坚持单一的历史性尺度与视野，而忽略了空间地理的客观的存在与本体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最大的问题是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自在地”理解为一个内在统一的历史过程或普遍历史过程，而没有看到这个过程是强制的融合与统一下的碎片与分裂过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走到一起了——这就是将空间从社会历史过程中分离出去。现在的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结合在一起。问题在于揭示与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这个地理学的标志就是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其说是统计学的毋宁说是结构性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对地理作了些什么，而在于地理为资本主义作了些什么。

　　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平衡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的地理的前提，也是其历史后果。本书的基本逻辑结构是:从自然的生产的不平衡到空间的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在不平衡的地理环境中生产，而在于不平衡的地理环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理论既是地理学又是政治学的。马克思、卢森堡与列宁均有空间的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理论。但其始作俑者严格地说并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后发国家革命道路理论。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与自然生产理论不同，尼尔•斯密斯在深刻批判阿尔弗莱德•施米特的自然生产与控制概念基础上，借用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并取而代之。他指出资本主义逻辑是一种空间性的、非均衡发展的逻辑。生产力的发展在矛盾运动中把绝对的自然空间转变成为相对的社会空间。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从趋于平等化的自然空间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仅仅通过将资本投入到特定空间便产生了差异性及相对化的空间。这些矛盾运动决定了作为综合结果的资本主义空间的具体形式。于是，空间既不是客观存在的平等的“同质化状态”，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无限差异化”。它导致的模式是“非均衡的发展模型”:“空间既不是一种平面化的存在物，也不能被无限地差异化，而毋宁说是，它是由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存在物，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不平衡，而是作为引导着的空间生产的动力的矛盾的特殊成果之一。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生产的具体体现。”［24］122－123

　　史密斯认为，尺度(scale)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概念(诸如:城市、国家、区域与全球)。也就是说，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地理学的科学的理论概念不再是传统的阶段与形态，而是空间化的尺度概念。通过将尺度空间概念与节奏、循环及长波等时间概念结合起来，史密斯提出了著名的“跷跷板”(the seesaw of capital)的不平衡发展理论［24］198－209:即资本力图从发达地区跳向不发达地区，然后再从不发达地区跳到原来的发达地区，因为原来发达地区已经变成了不发展地区。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史密斯发现，“跷跷板”更倾向于发生在城市这一层次，在这种空间中可流动资本破坏了城市内部原有的邻里关系，但这种“跷跷板”现象在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是很少发生的。对他而言，解决实现真正的均衡发展的方法是通过全球工人阶级的合作才能实现的［15］115－116。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消除不平衡发展，而实现平衡发展的条件则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抽象平等的交换价值基础。社会主义到来的标志之一是让使用价值从同一的价值暴政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多样性与差异性［24］204－205。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以往解释，存在着只重视历史性而忽略空间性的缺陷，而当代左派地理学与经济学的解释则存在着用空间辩证法否定历史辩证法的偏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基本形态之一是以空间化地解构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为己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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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