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卡尔•马克思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这句马克思名言,后世见仁见智,解释各异,褒贬不一。在此,我们只集中考察和评述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对其基本解读和评估。在《希望的原理》三卷本(1959)第1卷第19章“世界的变化,或者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个命题”（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59, S. 288-344.）中,布洛赫以全新视角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其命题11的路径和新哲学的文化遗产。

　　一、关于分组问题与命题1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成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十一个命题》,其中心命题就是命题1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关于马克思费尔巴哈的11个命题,通常人们试着保持号码顺序,一如《十一个命题》一样,按照严格的顺序归类:把命题1, 2, 3编入思维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中;把命题4, 5编入现实的矛盾之中;把命题6, 7, 8, 9编入现实本身的矛盾之中;把命题10, 11编入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场所和任务之中。这种编排的根据是符号的秩序。虽然这些命题在题目上有不少共同点,但在内容上却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对这种数字编排,布洛赫不无讥讽地说,“就像古罗马十二铜板法和十戒律一样,仿佛所有这种秩序都在处理命题的秩序,以此把它变成某种永恒不变的法则”。(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294.)总之,这种编排有两大缺陷:一方面,依据数字的编排并没有显示出重大主题和内容价值;另一方面,依据数字的编排导致所有命题秩序都十分卑微、拘泥于形式,仿佛它们是供展览用的一套纪念邮票似的。

　　但是,编号并非分类学,至少马克思并不需要这种替代品。因此,布洛赫要求不是从算术上,而是从哲学上划分这些命题,这就是说,排列诸命题的唯一秩序是自身的主题和内容。按照主题和内容重新编排11个命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各命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破解马克思简短而深邃的语句所包含的各种创造性关系。按照新的“主题—内容”原则编排,便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上述数字编排的分组命题:第一,与直观和活动有关的认识论命题(命题5, 1, 3);第二,与自我异化、自身的实际原因和唯物主义有关的人类学、历史学组(命题4, 6, 7, 9, 10);第三,与证明和证实有关的概括组或理论和实践组(命题2,8);第四,最后出现最重要的核心命题:解答(命题11)。

　　按照上述布洛赫的主题—内容编排原则,犹如“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三大命题,即认识论命题、人类学命题和理论—实践命题最后皆归于核心命题:命题11。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述三大命题好比辽阔的大海或新航道,而命题11好比一艘等待出航的航船,三大命题分别从认识论、人类学、理论与实践视域为这艘航船的新大陆出航开路、铺垫、搭桥。

　　二、反对实用主义、事务主义、图式主义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哲学思维的精髓在于它的永不枯竭的创造性和鲜明的党性。马克思命题11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一命题不仅指向未来,描画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新大陆——“自由王国”(Reich der Freiheit)的前景,而且指出了到达这个新大陆的新的哲学思维。

　　马克思哲学思维的党性在于,废除这个世界上一切可诅咒的阶级社会,废除迄今作为人类“丑闻”的人类单纯的“前历史”: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旗帜鲜明的党性原则集中体现在下述命题中:“无产阶级的消灭乃是哲学的实现。”于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哲学思维的最后的、永久的洞察就是:真理不是自为的真理,而是一种解放的真理,一种世界变革的真理,即“以理论为钥匙,以实践为杠杆”,能动地改变世界,把人类千百年的梦想变成美好的现实。

　　从哲学思维的党性原则出发,马克思肯定,未来是最切近的,也是最重要的。哲学思维应该是某种新颖的创造性力量,但是迄今为止的全部哲学总是停留在某个既定事实的眺望处,以至于“毫无创造性”(Sterititat)的经院哲学概念并不产生任何介入性的指示和革命性的力量。因此,马克思确立了简明而著名的反命题,即命题1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动人地标明了不同于迄今每一个思维冲动的特征: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实现“自由王国”这一人类的实践。在此,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了“自由王国”这一人类历史趋势,但是,马克思远离所有经院哲学的“象牙之塔”,摒弃所有抽象的乌托邦的思维,开始立足当下,直面未来,走向“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换言之,在马克思开启的新哲学的引导下,人类将把具体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突变”,以此实现“自由王国”这一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那么,命题11的确切涵义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维的真谛呢?首先,布洛赫把马克思的这个实践命题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us)严格区分开来,强调决不能把这个命题误解为某种实用主义的混合物。因为地理上,“实用主义来源于[美国这个]马克思主义完全陌生的地域,来源于一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上低贱的,尤其是丧尽天良、臭名昭著的地域”。（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320.）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把实用主义誉为美国人“忙碌之躯”(busy bodies),即勤奋的象征,进而把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拉硬扯,荒谬地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文化野蛮性相提并论。美国的实用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见解之上,那就是真理无非是“生意上可利用的观念”。因此,只要这种实用主义思维以某种实际成功为目标,并且事实上为这种成功提供某种适当的方法,那么就存在所谓“啊哈,果真如此”这样一种真理的体验。在詹姆士看来,商人代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一定程度上,也代表普遍人的特征。他把“商人”美化为乐观主义地推进生活的典型。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必要把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尽可能点缀得五彩缤纷,更主要是因为他有必要把一切阶级社会冒充为是全部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特殊的利益趋势。因此,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被视为那个不同的、可替换的逻辑“工具”的施主,借助于此,商人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径直取得了所谓“人的杰出成就”。

　　布洛赫不仅揭露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经济基础,也揭示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政治背景。正如很难发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花花公子一样,也很难发现一个富于人情味的商人。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质就是剥夺每一个真理意志的“终极社会不可知论”。试想,两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是1914—1918年的普遍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是纳粹侵略者的部分帝国主义战争。两次帝国主义战争充分表明了实用主义是“招摇撞骗的马贩子的意识形态”。所谓“人性成就”这一玫瑰包装从一开始就破烂不堪。根据战争局面和经济状况,实用主义的诸理念就像交易所买卖的有价证券一样上下浮动、变幻不定,直到最终发现纳粹这一可耻的实用主义。政治上,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极度膨胀必然为法西斯主义鸣锣开道:“对于德意志民族即对于德国金融资本来说,有用的就是真理。促进生命,即最大限度地促进利润并合乎这个目的的就是真理。”（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321.）因此,当时代条件成熟之后,这种论点便成了实用主义的结论。乍看上去,实用主义完全合乎“理论与实践”,既显得纯朴无害、又显得诱惑人心。但是,实用主义否认有客观真理,主张真理纯粹是主观的、人造的;实用主义认为,真理都是相对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为了生意的缘故,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个人可以不择手段、撒谎欺骗。在此,实用主义抹煞真理的实质,把真理标准完全主观化、个人化。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事务主义者(Praktizist)是实用主义的直接产儿。事务主义者善于玩弄实用主义的“试错法”(trial-and-error-method),从而从方法论上对马克思命题11进行令人可怕的实用主义的伪造。尤其在文化遗产问题上,事务主义者割断历史,扼杀传统,对人类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拒绝对其进行任何批判获取。

　　关于遗产(Erbe)问题的观点是布洛赫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大创新所在。（Vgl. E. Bloch,Erbschaft dieser Zeit, Erweiterte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62.）布洛赫关于遗产问题观点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即使是对垂死的市民阶层文化也要继承某些合理的内核,促其为人类进步事业发光发热。他所关注的遗产继承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和法国大革命的左翼天赋人权理念, B.布莱希特、I.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艺术作品之外,还包括F.尼采、H.柏格森等人的唯意志主义哲学作品、超现实主义艺术、蒙太奇艺术等等。换言之,继承所有那些在沧海桑田的变幻中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尽管有些东西作为假象只具有一束思想灵感的火花也罢。布洛赫从双重意义上理解遗产:“压载”(Ballast)和“存款”(Guthaben),这是我们的时代从父辈们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这份遗产又作为库存(Bestand)转交给了我们这一代儿女们。“库存”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既要保存又要去除。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使命是,对各个时代的文化遗产进行广泛的区别、批判,同时对其进行深思熟虑的鉴别和扬弃。

　　在关于遗产的观点上,与事务主义一样,图式主义(Schematismus)也采取虚无主义立场,为了维护自身疏远文化遗产的立场,事务主义者完全无须任何理论,而只须某种恣意妄为的活动。因为无思想的图式主义也是靠自身特有的、无所事事的反哲学(Antiphilosophie)而生活的。然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为此,布洛赫援引列宁的一段话,重申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09页。)与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的真理观相对立,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是有效的,它才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它才是有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旨在实现人类最进步的思想,而不是旨在把它美国化。

　　换言之,在理论方面,如果没有经济学的、哲学的深入调查,我们在现实实践上就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因为事务主义者恰恰缺乏这种理论远见,缺乏深入调查,所以总是鼠目寸光、得过且过,仅仅满足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至愚蠢地错过尚未把握的、向我们走近的未来。如果说,合理性在人性的返乡路程上醒过来,那么相反,非理性则在毫无概念的实践中显现。因为如果理性的破坏陷入野蛮的非理性,那么对理性的无知就会陷入愚蠢。因此,“陈词滥调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322.)

　　总之,自马克思命题11诞生起,一直面临着来自实用主义、事务主义、图式主义等思潮的捏造、歪曲、阉割、伪造。尽管在理论来源、阶级背景和历史使命上,这些思潮全都与马克思的命题11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们在方法论上却都倾向于篡改乃至伪造马克思的命题11,要么想要与它“套近乎”,要么想要把它降低到“庸俗水平”。因此,布洛赫强烈地意识到,命题11至关重要,如果考虑到“最佳品的腐化乃是最恶劣的腐化”(corruptio optimi pessima)这一格言,那么为这一命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就显得更刻不容缓。因此,他要求对命题11进行更严格的注解和阐明,以便澄清各种误解和曲解,还以命题11以本来面目。

　　三、伟大的航行

　　那么,在命题11中,原文字句的涵义是什么?这一命题中的认识与变化之间的表面对立是什么?布洛赫认为,严格地说来,并不存在任何对立。在马克思的原文中,人们发现不是对立之意而是扩张之意的小品词“但是”(aber)缺失了。然而,在这段原文中,人们同样也没有发现某种“不是—就是”(Entweder-Oder)的选择。全句含义是:马克思责备迄今为止的哲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阶级障碍或局限性,迄今为止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没有从事某种创造性的哲学思维活动。

　　但是,解释与沉思相类似,由此产生基于沉思的解释。因此,在传统哲学中,认识总是与解释和沉思循环地固结在一起的。为了打破“解释—沉思”这一认识的循环怪圈,马克思独树一帜,将非沉思的介入性认识标明为一种新的、真正持有胜利的“旗帜”。不过,作为新的认识的旗帜,作为指向未来的旗帜,马克思——不是通过观察性的休息,而是通过批判性的行动——是在其主要著作中经过精深研究而树起这面旗帜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不是“问答手册”,而是行动的指南,但它不叫“成功的领导者”或“行动的宣传”,而叫“资本论”。换言之,资本论不是先于事物(ante rem)行动的处方,而是在事物之中(inre)行动的指南。面对资本主义这一错综复杂的现实,马克思正是凭借仔细的调查研究,深入探究了哲学的关联性,借助于此,马克思总体上把握了自然和社会之中关于辩证发展法则的必然性及其认识。

　　但是,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命题11中的前半部分除了标明迄今哲学家们的缺陷之外别无其他:即“迄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在命题11的后半部分即“但是,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却指向一个令人回味、催人遐想的地方——人类从未到过的新大陆:“自由王国”。在此,“马克思朝向扬帆起航的‘航船’(Schiffe),开始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航行:这是极其有益而必不可少的航行,其目标在于发现旨在改变世界的某种新的、某种积极的哲学”。(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323.)在此,布洛赫为什么把命题11的后半句:“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比作一艘扬帆起航的航船呢?对此,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有意识地用“舱房”和“地平线”来刻画马克思新哲学的两种目标前景:其一是“期待陆地(目标)、眺望茫茫大海的舱房”;其二是“展望暴风停息后早晨灿烂的地平线”。大意是,作为指向世界变革的新哲学,马克思开启的新哲学犹如一艘航船,扬帆启程,驶向人类梦寐以求的新大陆;马克思开启的新哲学犹如暴风停息后一轮绚丽的太阳,冉冉升起在自由王国的新地平线上。在此,“舱房”和“地平线”意味着“结束”和“开拓”,即结束“象牙之塔”的旧哲学,开拓“改天换地”的新哲学。

　　在《希望的原理》前言中,布洛赫以同样的笔触表达了马克思开启的新哲学所固有的党性、新颖性、未来指向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他这样写道:“哲学将成为明天的良心,代表未来的党性,拥有希望的知识,或者将不再拥有任何知识。马克思开启的新哲学乃是关于新东西的哲学,这新东西就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消灭的或实现的本质一样的东西。哲学意识乃是危险面前的开放状态,并且赢得危险条件下造成的胜利。哲学的场所是过程之内的、对象自身轨道之中的客观的和现实的可能性。人们所激进地意向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实现,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挫败。从主体上看,必须全力加以推进的愿望停留在这真正可希冀的东西之中:我们值得深入研究这一核心事物的功能和内容。”(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5.)

　　这样看来,布洛赫用“扬帆起航”来比喻和烘托马克思命题11的内涵,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寓意深刻:“航船=新大陆=自由王国=共产主义”。这是驶向新大陆的伟大航行,是通达自由王国的伟大航行,是横越历史地平线的伟大航行。在布洛赫看来,这是一次漫长而艰巨的航行,不啻古希腊奥德修斯的远航,其中充满着暗礁险滩、迂回曲折,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荣光并存,人类借助于马克思开启的新哲学的引导,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彼岸。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新大陆航行,它挟着人类超越那些迄今思想和行为有限的圈子,它使人类超然于自身,超然于世界,但人类并不因此陷入无底深渊,而是进入无限的秘密。这是一片自由王国的新大陆,人类一旦到达这个新大陆,也就到达人类的新“家乡”。

　　在此,布洛赫用“家乡”(Heimat)一词进一步解释了马克思“自由王国”的具体内涵:“人到处都还生活在前历史中,所有的一切作为某种完善的东西都还处于创世之前,现实的起源不在于开始而在于结束,而且这种起源始于社会和此在天翻地覆之时,亦即始于根源上把握了社会和此在之时。但是,社会的根源乃是劳动着的、创造的、改造现实的和超越现实的人。当人领会这一根源,同时无放弃、无异化地把存在奠定在真正的民主之上时,世界中就会出现某种只在童年时代出现而尚无人到达过的地方:家乡。”(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1628.)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命题11既意味着对过去旧哲学的告别,又意味着对未来新哲学的展望。回眸2500年的哲学史,哲学家大都与世隔绝,孤芳自赏,仅仅沉湎于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敢为天下先,用“改变世界”一语发动了一次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转变,他要扭转乾坤,力图使所有迄今为止的哲学从所处的解释地位转变为革命性实践,开始其应有的哲学思维活动。布洛赫对马克思这一划时代的革命性转变给予很高评价,在他看来,这是驶向新家乡、新大陆即“自由王国”的航行,堪称一次伟大的航行,其意义一点不亚于哥伦布的美洲新大陆发现之旅:“哦!新大陆,茫茫大海中的一大片绿洲”。然而,与哥伦布的地理新大陆航行不同,马克思的航行毕竟是一次思想的新大陆航行,其形式更像是尼采形而上学的思想之旅:尼采时常意识到自己在一片无限的海洋上漂泊,永久舍弃了大地。尼采坦荡于自身的孤独之中,既没有人匹配,亦没有古老的上帝为伍,他在这种孤寂中沉思永恒地回返,而这一形而上学新大陆之行带给他的惶惑和期待是相等的。(Vgl. F. Nietzsche,Also sprach Zarathustra,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83.)但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思想之旅,尼采的“永恒复归”充其量是英雄的噩梦与孤独反抗,虽给西方哲学史带来恐惧和震颤,但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世界的思想。

　　与此相比,马克思思想中的崭新之处在于对这个世界基础的激进变革,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激进变革。但是,在布洛赫看来,这种崭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个唯一能够具体地改变世界的新哲学不再是哲学。尽管这种新哲学是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但正如命题11后半部分中所表明的,其革命性认识恰恰与这个世界的改变有关。“马克思主义乃是在世界的变化之前或在变化之中出现的真正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乃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世界的思想。”(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326.)作为真正的哲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与各个时代的文化遗产打交道,对其进行批判获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与承载未来的现实性打交道,积极地探索新的出发点。

　　毋庸讳言,作为驶向新大陆自由王国的航船,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命题11致力于盘点过去,展望未来,无疑针对迄今为止的全部哲学发布了一道讨伐檄文。但是,布洛赫强调,在此马克思全然不是针对沉思冥想的哲学(Kontemplative Philosophie)本身,事实上,这种哲学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相反,在此马克思所讨伐的恰恰是特定种类的沉思哲学,即自身时代黑格尔追随者的哲学,这种哲学更多是某种非哲学(Nicht-Philosophie)。正因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把批判的矛头最猛烈、最富于特色地对准这种追随者的哲学:“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年,第262页。)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追随者库尔曼和施蒂纳热衷于“哲学的吹嘘”(die Philosophische Windbeutelei),沉湎于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经院哲学研究。他们的“研究”脱离具体现实,闭门造车,因此只能是没有性伙伴的“手淫”。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与他的追随者相提并论。黑格尔不乏具体的哲学立场,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具有百科全书般丰富知识的人,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同样具有沉思特征,黑格尔缺少“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在黑格尔所谓“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名言中表露无遗。

　　因此,马克思既批判黑格尔的实践概念,也批判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如果说前者属于“隐蔽的实践”,即热衷于保存现存的古董品,后者则属于“胸部的实践”(Pektoral-Praxis),即醉心于多愁善感、顾影自怜。因此,马克思同样抨击费尔巴哈“实践”概念的危险的苍白无力,即某种离群索居、孤芳自赏的爱、某种“胸部的实践”,因为尽管费尔巴哈喋喋不休地宣扬他的利他主义,并以巨大的宇宙之爱为目的,但是,这一切适得其反,只会起到倒行逆施的作用。如果爱之中没有党派分裂,即没有具体的、鲜明的憎恨情绪,就没有真正的爱。如果没有革命阶级的“党性”(Parteilichkeit)这一观点,就不会存在“向前”的实践,而只会存在“向后”的唯心主义。如果始终不重视人脑的优先权,我们就无法解决神秘内容,反倒会把解决办法变成神秘内容。因此,费尔巴哈未来哲学的道德结论既缺乏未来,也缺乏哲学。为了实践的缘故,马克思的理论使哲学与未来一并发挥作用,而伦理学最终具体化,变得有血有肉。那么,对于费尔巴哈的“人类之爱”是否也要批判继承呢?布洛赫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费尔巴哈的]人类之爱明确地被理解为对被剥削者的爱,并且继续发展为对现实的认识,那么这种爱无疑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因。”(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318.)

　　如前所述,布洛赫以全新的视角解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11个命题,其新颖之处在于这种解读不是就《提纲》谈提纲,而是上挂下联,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脉络中破解提纲。按照他的分析,早在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所谓“哲学的变革问题”:即“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第一部分强调实现,这是针对“实践家”而言的:“因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第二部分强调消灭,这是针对“理论家”而言的:“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

　　因此,布洛赫解释说,马克思针对当时两个派别的态度开出了两副解毒药,这是一对互为相反的“心灵治疗药”(Medicina mentis):一方面,马克思要求当时的实践家更多地实现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要求当时的理论家更多地消灭哲学,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变革迄今为止的哲学。然而,在此所谓哲学的“否定”仅仅涉及“迄今为止的哲学”(Seitherige Philosophie),而完全不涉及每一种可能的哲学和未来的哲学。换言之,这种“否定”涉及“为真理而真理”的哲学,涉及自给自足的、沉思冥想的哲学,涉及仅仅以好古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但绝不涉及某种革命性地变革世界的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遗产的观点,布洛赫在“迄今为止的哲学”中,同样注意到了与黑格尔追随者的哲学截然不同的哲学,甚至在沉思冥想的态度中,也不乏“研究现实世界”的哲学,例如,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并非完全与实践无关,正因如此,它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

　　四、哲学的实现或消灭

　　布洛赫从“真实”与“非真实”这两种意义上理解“改变”(Veranderung)一词。在非真实的意义上,所谓“改变”多种多样,并且不具有任何概念。例如,历史上,匈奴人同样改变了世界;在凯撒的疯狂中也存在某种改变世界的意愿;在黑格尔称作“混沌的完整摹写”的那个无政府主义中,在喋喋不休的饶舌者的精神疾病中,同样存在改变世界的意愿。但是,真实意义上的“纯粹的改变”,即朝向新大陆“自由王国”的思想改变只能通过纯粹的认识,并通过经常精确地把握可支配的必然性才能得到实现。在布洛赫看来,这样有意识地、纯粹地改变世界的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哲学家。

　　哲学的变革在于不间断地认识现实的关联性。因为哲学并不是关于其他科学的任何特有科学,所以它也正是所有科学中总体的特有知识和良心。哲学乃是进步性总体的进步性意识,因为这个总体本身不是作为事实存在,而是在巨大的生成关系中与尚未形成的东西打交道。因此,哲学的变革便依据下述诸尺度:即局势分析、辩证趋势、客观法则、现实可能性等。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可以认识的未来视域之中,哲学的变革本质上发生于沉思和解释的完全无能为力。有鉴于此,布洛赫重申马克思关于反命题的交互强调:哲学的实现或消灭,即针对“实践家”强调实现,针对“理论家”强调消灭。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结尾中,马克思把“哲学的实现或消灭”与无产阶级加以辩证的统一,并予以精确的表述:“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一如马克思教导我们,只要无产阶级的消灭不仅仅是被理解为阶级的消灭,而是被理解为人类异化的最显著的症状,那么这种消灭无疑是一种极其漫长的行动。布洛赫认为,这种彻底的消灭与共产主义的最后行动是相重合的,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这一重合做出了展望(Perspektive)性表述:“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122页。)在此,闪现出马克思思想的灿烂光辉,布洛赫把这种世界变革的最后展望恰恰理解为哲学上的最极端的“终末”(Eschaton)。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渗透着知识和良心,从中反映出遥远的自由王国的总体:“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毫无疑问,这种新哲学不仅要求哲学的新颖性、独创性,也要求创造自然的复活行动。

　　行文至此,我们返回到马克思的命题11上,也许人们有理由追问:“哲学能够改变世界吗?”这是一个问号,因为乍看起来,今天哲学的名称本身也变得可疑,因为马克思似乎以其名言表达了哲学的终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回首过去,历史上纳粹曾经把哲学宣布为历史地过时的东西,要求用“人类学”、“种族学”取而代之。即使是今天,人们有时也对哲学之名感到惴惴不安,因为人们从中期待某种全新的东西:“哲学有何用,哲学能带给人们什么?”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迄今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那些大哲学家大都命运多舛,到头来要么枉费心机、无功而返;要么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前者以柏拉图为例:柏拉图28岁至40岁期间都在海外漫游,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公元前388年,他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想说服统治者建立一个由哲学家管理的理想国,但没有达到目的,无功而返。返回途中,他不幸被卖为奴隶,他的朋友花了许多钱才把他赎回来。后者以海德格尔为例: 1933年3月,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率先发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Vgl. M. Heidegger,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aet, Hersg. von H. Heidegger,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83.)宣誓效忠纳粹,他想借此机会,“让哲学变成现实”。海德格尔牢记所谓“存在的命运和结构问题”,有意识地把自己摆进纳粹政治“游戏”之中,他鼓吹所谓新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破晓”,要求把“劳动服务”、“军役服务”与“知识服务”并列为德国大学的三根支柱,以此为纳粹大学的军国主义化提供宣传手段,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但是,他很快对民族社会主义失望,从“民众”政治运动中抽身而退,回到他的书桌旁,回到他的“孤独”之中。但是,政治上的这一姿态并不意味着他的根本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于此,战后海德格尔对其“政治迷误”绝无认真的反省和忏悔,反倒开始怀疑起“哲学的某种社会使命”。

　　那么,布洛赫本人又是怎样看待“哲学及其社会使命”?对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从两方面做出了回应。首先,他强调,哲学并没有也不会“终结”:因为作为对“世界之谜”的描述、对“为何”的追问,哲学本身从未终结,也不会终结。在他看来,“全部哲学依靠持续不断的惊异而生活,哲学思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希望。希望既不同于确信,更不同于绝望,希望不是处在中间,而是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并且不断地碰撞、寻找和发现新的角落和出口”。(E.布洛赫:《体系的时代终止了——与A.赖夫的谈话》,《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自由王国”,这片新大陆正是人类永恒的希望所在。只要人在,就希望在,只要希望在,就自由王国在。人通过希望成为人之为人,世界通过希望成为世界之为人的家乡。

　　其次,布洛赫也像马克思一样确信哲学的革命作用:“但是,一切取决于关乎哪一种哲学。一种哲学,一种跟法西斯主义合作过,并且仍然与之合作的哲学[此处指诸如海德格尔一类的哲学],亦即赞成人的压迫和剥削的哲学永远也起不到革命作用!”(参见E.布洛赫:《乌托邦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范畴》,《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能够起到一种革命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并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为己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向前的唯心主义”,而是“向前的唯物主义、内容充实的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将依靠自己真实地、总体地解释世界,并且将依靠自己确定世界的变化。于是,这个世界将变成人人称心如意的世界,这世界既不是指神话学的天堂,也不是指任何主人或上帝内容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社会不平等源自何处?如何才能废除社会不平等?我们怎样才能驶向自由王国的“新大陆”?我们怎样才能抵达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希望就是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和不自由,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希腊哲学家、罗马革命政治家、早期奴隶起义、犹太预言家、早期基督教教父、最温和的改良主义先驱和代表、最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最激进风暴的代表都以特殊方式即与自身时代、自身社会及其阶级相称的方式一再表达了这些问题。

　　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消灭阶级的美好希望与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这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对整个社会的解放起到一种古老的历史过程的作用。因此,当年马克思用下述一段话结束了他闻名遐迩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当工人阶级的“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E.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 S. 310.)在布洛赫看来,这是一句尚未应验但必将应验的预言,因为这句话关系到攻占世界上所有巴士底狱,关系到废除世界上所有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废除世界上所有异化和非人性的现象,关系到把这个具有人类恒久丑闻的旧世界改变成未来人类的新大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异化的,有人类尊严的自由王国”。因此,他重新援引马克思的警句:“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徒;因此,这不再意味着那个被钉在岩石上、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恰恰相反——需要证明的已证明清楚。”(Vgl. E. Bloch, Marx, aufrechter Gang, konkrete Utopie," in Ernst Bloch,Politische Messungen,Pestzeit, Vormarz,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5, S. 458.)

　　结语

　　马克思不是以解释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为前提;实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命题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祥地”。(参见E.曼德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恩斯特•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贡献》,《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换言之,马克思不仅仅是以现实的可能性或尚未实现的东西为前提,而是以这一现实可能性的实现为前提,即把当下革命主体的精神、意志、情绪的力量的张力用作实现这个尚未存在的东西,从而在现存的现实与应该付诸实现的期望的潜力之间,努力发挥个体的革命能动性。因此,布洛赫再次回溯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命题10:“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且,按照意义,这种形式的世界变化仅仅发生于质的可颠覆性、可改变性本身之中。

　　换言之,这种变化决不发生于纯粹的量的、历史性的徒劳的、机械的“一再”(Immer-Wieder)之中。同样,也不存在本身不包括客观现实可能性视域的可变世界。否则,现实的辩证法本身就会原地踏步不前。正因如此,人类历史不仅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是一部包括希望、计划、预先推定、诗作、教育、哲学论述、政治计划和斗争等的历史。在包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蕴含着多得多的创造性力量,并且获得无穷无尽的科学知识。于是,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生命知识的希望变成某种异乎寻常的希望的知识,从而这种新哲学真正拥有哲学一元论的特征。然而,“世界的变革”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并不是封闭的、孤立的,相反,在可变化的、包含着幸运的世界中,“世界的变革”本身就是朝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向前迈出的坚实步伐。因此,布洛赫最终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11个命题概括如下:“在与一个自身中介了的自然的同盟之中,社会化的人类意味着通向家乡的世界重建。”(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S. 334, 333.)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关于历史的阿基米德点已不是原子论或生物学,而是劳动着的人。人借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方式正是自然本身与社会的交换过程,即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的抽象性,而是由马克思取而代之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切现在都被视为关于历史和文化王国的唯一关系重大的、现实的基础。”(E. Bloch,DasPrinzip Hoffnung, S. 334, 333.)当然,与这种不可视的原子进程相比,同样也存在某种物质基础,作为清楚鲜明地形成的东西,作为历史地刻画的特征,这种物质基础并不把历史现象和特征变成一片漆黑。相反,这种物质基础作为预先推定的存在,第一次带给历史的日光,真正的日光,在这种日光中,同时蕴含着阿基米德点,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概言之,按照布洛赫的解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命题11不仅展望了“自由王国”这一人类美好的新大陆,也指明了借以到达这片新大陆的新的哲学思维。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