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追求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内在地要求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也内在地要求拓展出“第二个 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旨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片面的、肤浅的、僵化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促进根和魂的结合，确立新的文化观和文明观，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基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对于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和破解西方中心论，具有重要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逻辑起点：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彰显出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从破的角度来讲是推翻“三座大山”，从立的角度来讲是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确定一条正确的道路。此时期的中国具体实际使“革命话语”占主导，革命话语需要彰显的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彰显出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他那时读的较多的，是关于阶级斗争及《共产党宣言》方面的书。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是 1953 年提出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在经济领域去除资本主义因素，增强社会主义因素；二是 1956 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集中探寻农民人口占多数的落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历史时期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主导话语都是“社会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被着重强调，并未充分且鲜明地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具体实际”之内涵，一是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富起来。其中，“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话语”占主导。这就内在要求彰显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关于现代化方面的思想资源和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方面的思想资源，甚至对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也予以强调。就是说，这一历史时期主要突出的仍是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这三个历史时期主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充分且鲜明地彰显出来，与这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有直接关系。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三个历史时期不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就国内而言，注重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二是就世界而言，积极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相对丰富，尽管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是也存在物欲横流、精神懈怠等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必然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相对独立并彰显出来。

　　文化关乎国本、关乎国运。文化强则国家强，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力量是最持久的、最基础的、最广泛的、最深层的力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内在要求充分且鲜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积极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因而具有丰富的相关思想资源，用费孝通的话来讲，它强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有助于支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其实质就是要构建新时代中国人内在精神世界的秩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可以为重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秩序提供大量思想资源。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而“现在”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也回答了为什么以前比较凸显且现在依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关切不够的深层问题。所以，充分且鲜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从“第一个结合”中拓展出“第二个结合”，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第二个结合”：从百年奋斗历程

理解“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相关文章中作过阐述，这里再进一步展开。前面所讲的“现在”是历史性概念，需要从历史逻辑来理解，这里的“又一次”也是历史性概念，也需要从历史维度来把握，需要运用历史思维，沿着历史逻辑，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来理解和把握。

　　解放思想的实质，是打破思想僵化和思想禁锢。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小”的思想解放有无数次，相对所谓较“大”的思想解放有多次。

　　一次思想解放，主要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主要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它的对象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是一次较为大的思想解放。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就有类似情况。

　　另一次思想解放，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我们党破除了当时所存在的僵化思想观念，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当时中国的国情。于是，我们党得出一个重大政治判断，即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意味着生产力不发达，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此，当时就强调市场经济可以用，资本运作也可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也可以借鉴。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二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东西。

　　这一次思想解放，就是将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从传统的、片面的、肤浅的认识中解放出来，是“把传统社会主义观从教条化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它的对象是“把传统社会主义观教条化”，凸显的是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当年邓小平强调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作重大时代课题，把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新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次思想解放的对象相对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如何看待“古今中西之争”，即注重将中华传统文化从片面的、肤浅的、僵化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从对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迷思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促进根和魂的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实质是对文化观和文明的重估，是一种文化观和文明观转变这种更为宏大意义上的思想解放。

　　过去我们讲“魂”相对比较多，马克思主义是“魂”，现在我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根”，“魂”和“根”这两个并提 , 有其深意。第一个深意，就是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同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重估并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第二个深意，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上具有高度契合性，在“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等理论特质”上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思维方式即整体思维”上具有高度契合性，在“开放包容的气度”上具有契合性，在“价值主张”上具有高度契合性。第三个深意，魂和根相互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的，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提供了根基。第四个深意，二者的结合产生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在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明体达用。其中，马克思主义是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体；而“用”，既有实践之用，也有理论之用。实践之用，就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供了文化根基；理论之用，就是有助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解构西方中心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权。

新的文化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势在必行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去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有的学者所说，马克思主义是 A，中国具体实际是 B，“第二个结合”提出以后，我们又从 B 里进一步相对独立并提升出一个 C，这个 C，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在，A 和 C 相结合产生了复杂的化学反应，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它反过来又有利于破解 B，即中国具体实际中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有道路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元素，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吸收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中可以进一步提升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哲学来讲，主体性、平等性、普惠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本质的特征。

　　民族是相对人类而言的，中国是相对世界而言的。人类文明是多样的，人类文明有多种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多种形态中的一种新形态。然而，这种新形态相对其他形态而言，更反映了人类文明和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更能为人类文明发展并解决人类问题，提供具有光明前景的新方向、新路径、新选择。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是相对于“原有”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原有”；之“文化”，表明它是有领域和边界的，是“文化领域”；之“生命”，说的是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正在成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能展现光明前景的文化鲜活体；之“体”，既不同于中华传统文化，也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而是把各种合理的文化因素整合在一起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显然，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利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且掌握文化领导权。“古今”是历史时间问题，“中西”是历史空间问题。过去，要么讲“西体中用”，要么讲“中体西用”，现在所讲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整合、扬弃、超越了时间上的“古今”和空间上的“中西”，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综合“体”。

　　西方中心论在整个世界影响比较大。近代以来，西方诸多理论都可以纳入到西方中心论里加以定义和解释，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位置。西方中心论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一个大框架，西方关于现代化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文明冲突、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理性尺度、普世价值、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历史终结等，都可以在西方中心论中加以定义，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基本要素或根本环节。以前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地位，但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和整个世界影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对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便产生了迷思。

　　破解西方中心论，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最好的利器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为解构西方中心论而出场的，是解构西方中心论的一把利剑。要解构必定得先建构，即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之后，在许多重要场合都讲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而言，就是要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

　　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是“主体性”之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文化形态建构起来，积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然后有效解构西方中心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国的文化主体性，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因此，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尤其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一柄利剑，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与本质特征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石，又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还是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构建一种具有光明前景的新形态，因而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