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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二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历史中国的结合，也是其与当代中国的结合，还是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结合。“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代中国史研究尤其是政治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加强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样需要解放思想，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看待历史连续性，需要发掘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中国的“重叠共识”之处，从而赋予当代中国实践以更宝贵的资源和更强大的动能，赋予马克思主义学说以中国意义。“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是一次范式转型。如何更好地推进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深化对当代中国史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历史政治学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路径与方法。

　　一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 100 多年后具有“中国身份”的政治学方法论。中国政治学先后经历来自欧洲大陆的制度主义方法论、苏联的阶级分析方法论和美国的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它们都是各自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产物。政治学学科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有发达的政治学，必须拥有自己的方法论，而且这个方法论一定是生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这个规律或许告诉了我们中国政治学为什么一直处于“待发展”中，就是因为没有源自自己历史文化的方法论。

　　中国最大的资源或者传统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而中国历史的属性主要是政治史或国家史，中国历史必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学原理，因此，“中国身份”的政治学必然是历史政治学。新中国史则更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国史首先是政治史，因为国家是政治产物，国家的历史宜以政治为核心视点看各方面的发展进步，注重国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发展，注重制度对于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基础作用”。

　　历史政治学是探寻重大现实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在研究历史中发现概念和理论。因此，历史政治学不但要研究历史学中的政治史，还要在此基础上提炼概念和理论，以使历史产生超越历史本身的影响。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而是政治学，是高度依赖于历史资源的政治学。就当代中国政治史而言，其更是与政治学紧密相关，具有高度的跨学科属性。

　　历史政治学的关键词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历史本体论是指历史属性，历史具有两个面向——社会的或政治的。政治理论研究离不开历史，各国学者都会谈历史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历史具有连续性，后人会沿袭前人奠基的制度和文化去生活。因为制度和文化都是国家规定属性，更容易传承，所以政治史具有高度的连续性，而且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高级阶段。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都是历史政治学重要的解释性概念，当我们说历史很重要的时候，首先需要厘清历史的属性；当我们说事物的历史渊源时，其实就是在讲历史连续性，但这个连续的时间性、关键点是什么，需要说清楚；当我们说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时，其实是在讲时间空间化，即历史的中国如何演化为当下的中国，或者说当下的中国如何体现了历史面向的中国。这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中很好理解。比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奠基性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很好地反映了制度的历史延续。

　　分析性概念有助于理解历史与当下的关系，这是历史政治学的实践功能。历史本体论（历史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又产生了历史政治理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从古到今，中国“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政治史中的“政治”以“致治”而达民心，从传统的“大一统”“致治”到新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均成为政治理论的关键词，是政治学和历史学都比较关注的核心概念。比如，在当代中国政治史领域，就有研究考察了新时代“政治站位”这一概念的变迁。如果说历史政治学中的关键词有助于解释古今之间的连续性，那么其知识论原理则力图从历史连续性制度变迁中发现理论，这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标的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的巨大成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华文明历史基因的一种传承，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那么，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底具有什么 样的“契合性”？就需要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连续性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笔者看来，“第二个结合”不但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新活力，更要证明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历史合法性。当代中国的各个面向均具有历史连续性，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更是对2000 多年来中国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思想观念的历史确定性。在国家观念上，大一统的国家观是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最确定性的观念与制度，其中“书同文”是维护大一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大一统靠的是“家天下”的王权制度，今天的大一统已经是具有了“人民性”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在政府层面，古代中国发达的官僚制将国家组织起来，并以民本思想实现了政治共同体的聚合，民本政府的历史连续性决定了历代王朝政权能有效实现国家的“致治”，建立了人民政府的新中国更是如此。在社会层面，以“仁爱”为出发点的“差序格局”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写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在对外关系上，源自先秦的天下观一路下来，表现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这也提示我们在开展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时，需要关注中国的特殊性，尤其是其中几千年不变的核心观念及其当代传承。

　　其次，政治制度的连续性。有西方学者按照西方的现代标准，认为秦朝就是第一个现代性国家，因为其拥有发达的官僚制。秦朝继承和完善了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将天子诸侯制改造为天子官僚制以及管理辽阔疆域的郡县制。汉承秦制，中国由此进一步完善了将国家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由此，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开启了“国家史”。在西方历史上，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国家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最高性和最终性，即以国家为单元的制度矩阵永久性地约束着人类的观念和行为。由此也能理解秦汉确立的政治制度的确定性和连续性，如郡县制的千年延续。除国家宏观制度具有历史连续性，微观的制度安排也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延续性，如先秦—秦汉就有的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制度，经历千余年，在新中国表现为“干部”（泛指公职人员）的职级和职位。因此，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史，就需要有“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视野和分析路径，这样才有可能更好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也能更好理解“第二个结合”。

　　最后，内嵌化理性行为（政治机制）的传承性。中国自先秦就是一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世俗化社会，因此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化程度很高，沿袭性很强，一些行为原则即政治运行机制内化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原则，该词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少学派的思想学说中就蕴涵了实事求是思想。其广泛被人知晓则是经毛泽东系统阐释提炼后。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21 年 11 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因此，当我们考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时，需要特别留意这些内嵌化理性行为（政治机制）的传承。

　　可见，从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上，当代中国和历史中国都一脉相承，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笔者曾以“中华文明基体论”来概括这种历史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一个基因共同体，当代中国是近代中国、古代中国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历史连续性不但体现在显性的观念上和制度上，也生动地体现在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中。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并不是说当代中国都是历史中国的镜像，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行为原则上都有着丰富和发展，如民本思想几千年来都是一种政治观念和治理思想，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将作为思想观念的民主主义落地为一套政治实践中的制度安排，“人民”的政治主体性有了实质性地位和内容。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与历史中国的“民本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正是“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内在一致性是当代中国政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第二个结合”、如何实现“第二个结合”，同时也有助于探讨该理论与实践。

　　三

　　如果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是为了论述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合法性。换句话说，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实践模式，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是为了寻找实践模式的价值基础或价值模式。如果实践模式没有自己历史文明的价值基础为依托，实践模式就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民主模式为例，比较政治研究告诉我们，重要的实践模式即某种政治制度（民主模式）的诞生，都是特定历史文明的产物。曾经流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即代议制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最终的政府形式，其实是欧美社会史的产物。事实证明，“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更多是基于西方历史和国情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当我们在考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时，就需要有历史的纵向眼光，换言之，要有“第二个结合”的研究自觉。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这一共同价值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天壤之别的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时如果谈论西方民主则必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这意味西方民主的阶级剥削性，因此是一种被知识界所唾弃的民主。冷战开始后，资本主义民主被改造成基于欧洲文明的多元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形成了与社会主义民主对峙的局面。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实践， 历史上曾走过一段曲折的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因此被西方严重污名化了。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其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关系尚待厘清。从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即民众为“主义”（为本）。以中国为例，很多近代思想家就认为中国的民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笔者以为，社会主义和民本主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通约性，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完全可以被论述为民本主义民主。而且，中国民主是人民民主或者是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人民”还是“社会主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都有对应——民本思想。可见，中国民主模式不但有其共同性的实践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而且这些实践形式还是基于自己悠久历史文明的价值模式即民本主义。在世界政治中，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质疑社会主义，但必须严肃地对待民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民主实践既有现代政治的形式和内涵，更有悠久的历史基因。因此，在观察和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时，既需要有世界眼光，同时也要有历史眼光。

　　再以“社会主义”为例，政治安全包括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最高的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生命线，在国家安全中居于统领地位。维护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而降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胜利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实践的过程。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涌入中国，但社会主义思潮很快赢得人心，这是因为，从中国人接触“社会主义”概念那天起，他们就觉得似曾相识，正如今天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接受“协商民主”概念一样。

　　如前所述，“民本”是古代中国政治理论与政治合法性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最具根本性的实践动因，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在逻辑、价值和事实层面都笼罩在“民本”的约束和规范之下。在几千年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发展出了一系列基于民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并使对民本的关切深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中。因此，当晚清民生凋敝、触目惊心之时，思想家们自然而然地转向一个与传统民本政治极具亲和性的外来概念——社会主义。比如，康有为对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很自然地将“大同”的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这与传统政治理想相连的思路根深蒂固且影响深远，甚至成为民国时期普通乡绅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底色。如 1923 年刊印的河南新乡地方志记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族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即国家主义，天下一家也。”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基因和广大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民本政治与社会主义的深度绑定又影响了现实的政治革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初关心的也是民本，因此他在 1894 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中将“民生”当作国家自强的关键，之后孙中山又将“民生”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直到 1905 年为了“音调的和谐”，才将社会主义改为“民生主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革命者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民本更是一个重要的行动标尺。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指出的：“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理解了中国人眼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500 年”其实是欧洲社会主义史，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史其实是以千年计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具有更为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具有源源不竭的生命力。类似地，当代中国实践和理论上的各个层次上的重大问题与历史中国的历史连续性，都是“第二个结合”要回答的问题，如协商民主与协商政治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观的关系等，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和回答，将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更好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构建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一种重大的范式转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自觉自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主要 是从外源性、世界性那里寻找资源，而主要是从民族性、内生性资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理解耳熟能详的说法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并不是同义反复，而是有着重大区别。“第二个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中国”，转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中国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意味着“中国”是一种试验品，“中国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中国”本身是方法论——以中国为方法。推而广之，在社会科学意义上，中国不再只是理论指导下的试验场，中国已经是理论的发源地。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演变为“中国视野中的世界”，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观认识论值得期待。在此过程中，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种范式转型的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等历史政治学关键词可以用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可以用来建构历史合法性理论。同样，这也能进一步打开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将更加重要、核心的议题纳入研究范畴，以加快构建该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