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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成功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加深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实现“两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互动创新的产物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三个重要历史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个历史决议是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实现“两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互动创新的历史经验，展现了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关于“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两个关键词：一是“必由之路”，二是“成功的最大法宝”（简称“最大法宝”）。所谓“必由之路”，是指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所必须遵循的、必然要走的、独一无二的道路。也就是说，实现“两个结合”是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必然逻辑和根本路径。所谓“最大法宝”，是指实现“两个结合”是我们党百年成功的根本经验，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只有不断实现“两个结合”，才能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最终成功。离开了“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我们党就失去了胜利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党才能取得百年成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两个结合”创立的。因 此，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两个结合”的伟大意义确认为“必由之路”“最大法宝”，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实现“两个结合”的历史，是在“两个结合”的实现进程中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认真回顾和学习三个历史决议，可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的深刻理解。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党在个别时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的“左”倾和右倾错误，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其后非常短暂的“立三路线”。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明确指出：“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但是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实际上就已经清晰地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提法。第一个历史决议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这里也就将毛泽东关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关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明确提法，毛泽东在1930年为批评教条主义而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早就提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形态。

　　毛泽东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里的“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是中国实际，并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毛泽东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式继承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批判性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创新性的转化，进而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来，形成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譬如，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概念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我们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南。

　　第二个历史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这一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将其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掀起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贡献。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定位，作了最明确的高度肯定、最科学的理论概括、最经典的定位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又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物。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三次飞跃”的重大判断，关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定位、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二、全面理解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两个重要提法的科学内涵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怎样深刻把握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判断，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提法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和阐释。具体来讲，可以从“两个方面”“三个层次”“两大坐标”来全面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重要提法。

　　（一）“两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最狭义的内涵和外延的意义上判定，马克思主义特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有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西方学者将这一认识路线称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最广泛的内涵和外延的意义上判定，马克思主义又是泛指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地缘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传播和发展，呈现从西向东逐步发展的态势。从西欧向东到俄国，列宁结合俄国实际情况，领导了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从俄国再向东发展，到了其他东方国家，到了中国、朝鲜、越南、老挝等国，形成了各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所处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对这一历史阶段的重大变化作出了科学的判断，体现在其《帝国主义论》一书中。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最高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他同时判断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决定了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控制和掠夺世界而爆发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爆发并取得成功。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各国的革命形势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判断。他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在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

　　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这里的“新纪元”指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的社会形态。虽然苏东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但是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历史新纪元并没有中断，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并不像福山所讲的“社会主义终结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向东方发展，在比俄国还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实际，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准备、理论前提、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

　　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进程中，邓小平既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邓小平理论体现了中国的理论智慧、中国的哲学精神和中国的特色文化。例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等，都是带有中国话语特色的非常朴实的理论表达。之后，我们党又相继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理论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发展至列宁主义阶段，又发展到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阶段，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在结合本国实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这就是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重要提法的理解就更深透了。

　　（二）“三个层次”

　　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的东西，作为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党的历任领导人都强调学好哲学、用好哲学的极端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我们今天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掌握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共同思想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能违背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和丰富。但是，它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可否定的。比如物质决定精神，物质是第一性的基本原理，历史上不断地有人想否定这个基本原理，但实践证明，这个基本原理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而得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比如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基本矛盾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将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五种社会形态”所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人否定“五种社会形态”，把人类社会历史说成“政权更替史”“文明冲突史”，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也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等等。但就人类社会发展总的一般规律来讲，“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不可否定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个民族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有可能会发生跳跃，或者有可能有一段或几段社会形态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这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所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重大原理，都是不能违背的。

　　第三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它是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认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问题而得出的具体结论。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分析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撰写了《资本论》，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西欧若干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展开才能取得胜利，有些学者称其为“多国同时胜利论”。到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撰写了《帝国主义论》，其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展开并取得胜利，有些学者称其为“一国胜利论”。斯大林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提出“一国可以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是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封闭、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拘泥于具体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不断地立足于新的实际，结合新的实际不断地突破原有的具体结论，不断地向前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精神，实践决定认识。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实践不断发展，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看问题、处理问题，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论的基本观点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就是我们常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精髓。

　　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来看，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再发展到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三个层次”来看，我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继承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条红线。

　　（三）“两个坐标”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两个坐标”来认识。一个坐标为时间坐标。人类社会从古代到现在，大体上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历史阶段。中国划分近代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其前为古代，其后为近代；划分现代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其前为近代，其后为现代；划分当代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其前是现代，其后为当代。

　　国际上一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年作为现代和当代的区分标志。二战终结于1945年，与我国划分的现代也差不了几年。以世纪为标志划分断代，大体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9世纪是近代、20世纪是现代、21世纪是当代。按时间坐标判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自1949年以后发展至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可以称之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之后斯大林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称之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断代时间坐标看，毛泽东思想横跨中国现代与当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既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一道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世纪时间坐标看，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21世纪当代中国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横跨20世纪与21世纪，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应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集中地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坐标就是空间坐标。空间坐标指地理位置。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欧诸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列宁主义产生于欧亚大陆的俄国。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东方亚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占世界1/3人口的中国，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现代和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当代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即当代中国。就中国来说，从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时间坐标划分来看，毛泽东思想既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肯定的判断。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坐标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横跨20世纪、21世纪，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又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理论产物，又是21世纪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思想指南。

三、深刻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及阶段性主题

　　按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精神，我们党已经经历三个历史时期，现在正处在第四个历史时期。可以从“四大历史时期”的历史进程、“四大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和所解决的“阶段性主题”来认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贡献。

　　第一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怎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率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连接进行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即“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伟大斗争实践所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斗争目标，以推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解决中国一穷二白挨打屈辱状况，建立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革命。正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党面对两大问题：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怎样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二是怎样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人说毛泽东只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思想是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个说法是片面的、错误的。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在两个互相联结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的理论反映和概括总结。

　　毛泽东领导全党根据中国国情实际，不间断地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制定和实施了“一化三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充实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有人说毛泽东只知道搞计划经济，不知道搞市场经济，这话也不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向苏联学习，但要汲取苏联的教训，必须以苏为戒、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率先认识到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否定商品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还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基本问题，这既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继续回答，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四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大历史时期”“四大人民伟大斗争实践”回答了每个时期的阶段性主题，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向前推进。

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进行了“两次结合”，实现了“两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两个结合”，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两次“两个结合”。第一次“两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第二次“两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的思想。正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所作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被收录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中国化”被表述为“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结合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两次结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领导全党实现了“第一次结合”，开创了“第二次结合”的开篇。

　　毛泽东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还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在“第二次结合”的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物，而且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来的创新理论，为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

　　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续推进了“第二次结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在实现“第一次结合”、持续推进“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做到了“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总结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两个结合”，包括“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和科学内涵。关于“第二个结合”，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对等关系，而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结合与被结合的关系。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式的继承，鉴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摒弃糟粕、吸收精华、激活精华，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因此，不能错误地用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中华民族先知先觉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在对各种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们党在“两次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两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大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再一次新的飞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离不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作者简介：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