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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反全球化”运动也蓬勃兴起，成为影响世界的另一种全球化，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它代表着世界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的利益，站在世界主流趋势的对立面，以抗争的方式表达了对由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推动的全球化的不满和异议，唤起有良知的人们进一步认清全球化的本质及其进程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强化了人们对全球化加以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促使人们对全球化世界的治理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一、“反全球化”运动无法阻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反全球化”运动并不真正反对全球化。全球化是历史的进步，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反全球化运动不过是小小的支流。从发展前景上说，反全球化运动也不会成为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力量。实际上，反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多数反全球化势力也都不反对全球化本身，而只是反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反全球化的主流并不是要阻止全球化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反全球化运动，减少全球化给世界、给消费者带来的负面效用和消极影响。准确地说，反全球化运动的人士反对的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动力。反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对全球化进行有效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过，只要全球化不停止，反全球化运动也不会绝迹。全球化肯定仍将继续，但那将是经过修正的、与现在不同的全球化。今后反全球化运动可能要此起彼伏地进行下去，在合适的时机可能发生重大事件或出现新的高潮，可能以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方式出现。这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可能发生在国内经济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那些各种紧张关系得不到缓解或更加激化的国家和地区，反全球化力量的发展将更迅猛，但在总体上尚不会形成一股全球性的超出控制的力量。

　　反全球化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从非主流的、边缘的和弱势的角度指出了全球化进程的种种弊端和不足，时常以各种抗议的方式提醒着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更重要的是，反全球化运动提出的利益问题和各种要求，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来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全球化运动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动力。反全球化运动提出的主张和要求，有一部分是合理的。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存在严重缺陷，需要改革和管理。有一部分主张则是不合理的。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不是走向闭关锁国，而是走向开放。这说明反全球化运动并不具备单一的性质，它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性的特点。反全球化运动是全球化进程中矛盾的体现，其出现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绝大多数反全球化者都不否认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并不试图阻挡或逆转这一潮流，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自身利益。

　　“反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延伸。“反全球化”运动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伴生物，其影响与规模已经构成另一种全球化。总体上看，反全球化者的动机多样、言论不一，有的甚至诉诸非理性和极端暴力的手段。但反全球化运动是全球化触角延伸的最好证明。“反全球化”运动是让全球化的脚步走向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方向。“反全球化”浪潮更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呐喊。应该让大多数人民真正参与全球化，只有广大人民对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有了切身感受，全球化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源。就是说，全球化才会有可持续性。世界各国正在探索“全球治理”之道。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为了一个更均衡的、可持续性的全球化，民主、公正与合理的全球治理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只要我们客观正确地对待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必将成为全球化地发展的一块最好的磨刀石。

　　二、“反全球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

　　反全球化运动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出现的一种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特殊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有相容之处。这个运动的锋芒一开始就直接指向以美国为首的主导全球化的七国集团，指向依照七国集团制定的规则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激化，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片反对声浪中屡屡被触及，这说明现阶段反全球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主义有契合之处。反全球化运动的本质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全球化运动中不乏社会主义价值因素。

　　第一，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些主张体现了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主义色彩。反全球化运动揭露了当代世界国际关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强烈抗议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鸿沟，倡导平等理念。反全球化运动批判全球化最大的罪状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经济上贫富悬殊，政治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蕴含着剥削，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意味着压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不平等，使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从而保证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全面的发展，有助于人们看到繁荣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危机。

　　第二，反全球化的一些主张包含着废除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元素。反全球化运动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主张维护民族传统文化，反对西方化、美国化。反全球化运动多次砸毁麦当劳店，反映了他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抗与排斥，抗议全球资本主义以牺牲环境换取利润最大化，强调生态平衡优先于经济的无限扩张，强调要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已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一些反全球化者不知不觉中融入了社会主义因素，他们希望通过反对全球化争取更多的公正、民主、文明与和谐，而这正好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目标不谋而合。

　　第三，“反全球化”运动为社会主义运动召集了庞大的群众队伍。虽然不能把反全球化运动等同于社会主义运动，但从对其深入研究中可以发现它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引起了庞大的反抗大军。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助长了资本毫无节制的剥削，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这就必然引起广大第三世界的反抗 ；全球化加剧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导致污染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和扩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也引起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声讨；全球化动摇了冷战时期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因而也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阶级的不满。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却解决不了国内种种深刻的矛盾。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全球化扩大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浪潮，而在反全球化运动的旗帜下必然聚集着反对资本主义的庞大的群众队伍，这个队伍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

　　三、“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外部压力机制推动资本主义自我修正

　　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全球化实际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地位已经根深蒂固，未来这种西方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步伐也不会停止。“反全球化”运动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种种阴暗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力图寻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改革或替代方案，使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进行关注。尽管作为全球化体系之外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身没有能力改革全球化的机制，也无力改变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但“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向整个世界敲响了警钟，形成一种压力机制。正是在“反全球化”运动的压力之下，全球化的推动者不得不认真面对“反全球化”运动，并进而考虑相关举措，力图改变目前全球化世界与全球治理被扭曲的现状，消除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一，“反全球化”促使各国和地区加强共同合作。在世界面临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挑战下，大国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大国认识到利益争夺不是绝对的和无限度的，在共同面临的挑战面前必须合作。“9·11”后，美俄矛盾和中美矛盾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缓解，美俄关系和中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在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大国的关系也在发展。反全球化运动还为加强南南合作奠定了新基础。东亚、拉美和非洲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再度焕发生机，其根本动因是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东亚 10+3 合作之所以进展迅猛，就是因为各国从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出发，更加重视地区合作，加强抵制发达国家政治干预和应对全球化挑战。

　　第二，“反全球化”运动促使发达国家生产关系做出了一定调整。反全球化运动带来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就是促使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即发达国家进行反省，对国际国内政策，对国内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在未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中，公司利益与民众利益、全球化经济与全球化社会之间将不得不协调其关系。各国政府、地区组织与全球机构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社会与环境问题，制定与贯彻新的社会与环境政策，以缓解反全球化运动所抗议的各种尖锐问题。

　　第三，“反全球化”运动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利益分配将产生一定影响。反全球化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全球化，正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全球化运动提出了改变不合理的政府决策、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口号，促使发达国家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援助。近年来各种国际会议都把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社会鸿沟作为重要的议题，这与反全球化运动的迅猛发展有密切关系。“9·11”事件后发达国家增加了对阿富汗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援助，促进了地区稳定和经济向健康道路发展。美国和东南亚的双边关系状况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再批评该地区的人权记录，也不再要求东南亚国家实施经济改革，并加强了对东南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四、“反全球化”运动作为纠错机制催生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反全球化”运动通过抗议、示威、世界社会论坛、理论抨击等各种方式，使得世界上那些推动全球化的精英们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诉求不再熟视无睹，从而有限纠正“全球化”规则的“扶强抑弱”性，催生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力图建立起全球化的“太空船道德”而非“救生艇道德”。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认为，对全球化的抗议行动反映了现实，即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均匀，而十多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和屈辱之中。人们的愤怒来自这样一种念头，即全球化概念应该受到指责，而责任在于那些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人——正是参加这个论坛的各国领袖们。如果世界精英们不能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来消除贫困和疾病，如果他们不能迅速采取行动来打开富国市场，那么全球化将面临灾难性的反弹。如果不增加对穷国的援助来缓解贫困，那么，一些穷国将分崩离析，陷入国内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之中，并且对世界安全和国际经济构成威胁。[1]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被排除在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权之外，“反全球化”运动从道义上增强了他们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促使了他们认识到联合斗争的必要性，有利于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扶强抑弱”规则的改革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构。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掌握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权的情况下，一个或几个发展中国家很难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起来，以“反全球化”运动的方式向强势的发达国家施压，力图融入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改变不利于自身的全球化规则和被边缘化的状况。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 ：“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叛即将发生，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上的贫困国家首次正告富裕国家，它们不愿意再玩第一世界的游戏了。”[2]

　　在“反全球化”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正在着手推行改革，以更开放、更民主、更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反全球化”运动提出的诉求，争取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正如有学者所言：“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已经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透明度和责任感的增强。”[3]如世界银行在缓解贫困改革方案的决策过程中，开始邀请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弱势群体代表参与讨论，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并发出倡议，全球性行动要在全球或国际论坛上讨论，确保穷国，尤其是穷国的穷人能在这些场合充分地表达意见，有助于保证这些机构关注穷人的需要，同时许诺“与市民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代表穷人的组织进行公开的、常规的对话”，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透明度也在改革进程中大大提高，如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尤其是在 2011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因性丑闻辞职后，在推选新总裁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确实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国际经济组织在“反全球化”运动的压力下推行的一些规则的变革，有利于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使得全球化朝人性的、公正的、平等、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成为“反全球化”运动对全球化产生的积极效应。

　　五、“反全球化”运动有利于遏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

　　所谓“单边主义”，就是指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多边协商，不屑于外交努力，一切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的行为。“单边主义”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的单极统治而出现的。美国认为，没有美国的力量，就不能制止地区冲突、防止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因此，美国我行我素，无视联合国，采取包括先发制人、外科手术式的空袭、占领他国、推翻他国政权等“单边主义”行动。由于世界力量的严重不平衡，导致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一定成功，“单边主义”倾向愈演愈烈，成为当今世界不安定的总根源。全球化使得那些休戚与共的集体原则逐渐失效，而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无节制的竞争却进一步得到强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推动全球化的同时极力倡导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弱化论”、“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等奇谈怪论。在这些谬论的理论支持下，干涉别国内政的事件一浪高于一浪，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就是这种“人道主义”干预的试验场。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野心在模糊不清的“全球主义”幌子下急剧膨胀。不仅如此，美国还把所谓“政治民主论”、“良政”等作为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条件，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主权。而在文化领域，在“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下，全球化成了霸权主义的代名词，而与此相对应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同时带有反霸权主义的内涵。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把“美国第一”提升为一种“单边主义”新方针，从而遭到“反全球化”运动的指责。实际上，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平面，而是由山河与民族情绪组成的“搓板”，全球化并没有消除民族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把坚守固有的民族特性作为应对全球化压力的方法。法国作为国家主义情绪上升的国家总是同美国暗中较劲，看谁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方面更专横。法国人与英国人一样对准联邦欧洲及其公布的欧洲宪法抱怀疑主义态度，希望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民族文化、国家独有的权力和国家受到保护的劳动力市场。伊朗人想拥有自己的核弹，且这种核国家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格鲁吉亚发生的“玫瑰革命”，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2011 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的社会动乱，都是在新国家主义情绪引导下发生的运动。[4]

　　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往往和反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反美国化、反西方化。这对于遏制美国的单极倾向，寻求能协调各方利益的“全球治理”之道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至少可以说达到了有限约束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单边主义行为，改善弱势人群和弱势文化在全球化中的生存与延续状态。

　　参考文献 ：

　　[1] 庞中英 . 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

　　[2]John Vidal.Real Battle for Seattle[EB/OL].The Guardian, 1999.http://www.guardianunlimited.co.

　　[3]Roland Bleiker.Activism after Seattle:Dilemmas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J].PacificaReview,2002,(Volume 14, Number).

　　[4]( 美 ) 戴维·伊格内修斯 . 新国家主义 [N]. 华盛顿邮报 , 2005-4-20.

　　（作者单位 ：曾庆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