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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世界各国政党都在寻求变革，德国社会民主党( 以下简称社民党) 自 1982 年下野后开始集中针对全球化作出调整。1989 年该党制定了“柏林纲领”，该纲领对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进行了细化，对“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原则进行了现实主义的解释;以社会主义“目标观”取代社会主义“过程观”; 对于生态问题，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对技术、进步和增长进行了辩证分析。“柏林纲领”是社民党考虑全球化时代新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的开端。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引发了大多数社会党围绕政党理论的大讨论。德国社民党对苏东的“现实社会主义”持全盘否定态度，决心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倾向于改掉在党纲中一切带有传统社会主义色彩的提法; 对社会政策作出了方针性调整。1998 年重新上台后，在施罗德的带领下，社民党以德国特色的“新中间道路”理论为标志，开始推动该党从政治哲学理论到社会基础、组织机构乃至党内生活一系列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

　　一、全球化推进: “新中间道路”的探索

　　在“第三条道路”改革浪潮中，社民党推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新中间道路”理论。虽然由于党内左派的反对以及在选举中的不佳表现，该党的态度曾经被迫向左反弹，推出了“中间政治”等新概念，但这只是一种策略上的暂时变通，实际上推行的政策并没有重大的变化，仍然是“新中间道路”的延续。

　　( 一) 全球化观: 全球化具有可控性

　　社民党在全球化时代中面临诸多困难，包括社会阶层结构巨变带来的冲击、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等。这些问题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如何对全球化作出评判是社民党理论调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加剧了企业间和国家间的竞争，造成了大规模失业，甚至引发社会危机。面对全球化的猛烈冲击，人们对德国社民党的态度也在急剧分化，比较有代表性的立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派。支持派主要是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组成，他们认为全球化推动市场在全球扩展，可以自发地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不需担忧; 反对派主要是欧美各国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各国农民，他们认为全球化带来了金融危机、就业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对全球化持强烈的抵制态度; 控制派则一方面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对全球化可以控制的一面。社民党的观点基本上属于这一派。社民党前主席拉方丹早在 1998 年出版的《不要恐惧经济全球化——人人富裕和就业》一书中就抨击了在全球化问题上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呼吁对全球化更为客观和谨慎的态度。施罗德也多次发表文章谈论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他还以德国总理的身份发起召开了名为“21 世纪现代国家管理”的首脑会议，试图对全球化的进程进行干预，使之与社会发展相平衡。

　　社民党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该党具有追求社会平等和团结互助的传统，不可能像支持派那样，不顾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而单纯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问题。另外，作为执政党，它也不能像知识分子一样，无视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事实，单纯从学理上批判。而且，对全球化进行积极控制，这也是德国新中间阶层的主流社会意识，德国社民党为了拉拢这一部分选民，也有意识地向这种观点靠拢。

　　( 二) 国家观: 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新国家主义

　　由于德国国家职能在全球化发展的冲击下不断发生改变，因此，对于当代国家理论也与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相对应，大体可以分成三派。极端全球主义者持国家消亡论，他们将全球化等同于世界一体化，认为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孕育发展的产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已经受到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巨大冲击，逐渐走向消亡; 怀疑论者的观点则与国家消亡论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一般是作为国家消亡论者所持理论的批判者而出现的。他们认为极端全球主义者犯了夸大事实的错误，进而提出民族国家不但不会消亡，而且随着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加显现，国家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 社民党则对此持中间立场。他们主张既要看到国家在当前世界负担的不可转移的职能，国家在短时间内不会消亡，同时又要看到随着全球问题的不断涌现，国家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转移和改变。社民党学者梅斯纳指出，鉴于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国家主权”的传统理解和对“民族利益”的过于狭隘的定义会导致走上政治末路和政策失灵。为了加强民族国家行动能力，实行国际合作、有选择地放弃部分主权和国际负担均摊是绝对必要的。

　　在现实政策层面，社民党持实用主义态度。在对外政策上，它宣扬新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积极推广西方价值观，强调人权原则，明确表示人权问题不属于一国内政，并在利益驱使下作为北约成员国于 1998 年出兵科索沃，不惜以军事手段实现“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在国内政策上，社民党一方面迎合新中产阶级，承认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治应在德国发挥更大作用，但为不使自身丧失存在的合理性，该党又强调国家仍然肩负着重要职能，政党也仍然应该在德国社会负担主要责任。施罗德甚至为此亲自在《新社会 /法兰克福杂志》2000 年 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公民社会——论重新确定国家和社会的任务》的文章专门讨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 三) 对待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

　　所谓“新中间道路”自然是相对于以往的道路而言的，即是指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因此，要研究“新中间道路”就必然要考察其对这两者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社民党的态度与其他走上“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基本一致。1999 年施罗德和英国工党领导人布莱尔联合发表了关于“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道路”的声明。社民党认为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而要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必须抛开自近代以来政治思想领域一直存在的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新中间道路”既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所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是一条“非左非右”、“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概念”的道路。该理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资本的自由性，强调起点公平，这虽然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是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破坏社会公平原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团结互助，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过分强调结果公平，其福利国家制度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已经不能良性运转，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所以该理论主张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从以往民主社会主义自身和新自由主义这两大派别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开拓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分配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实现既能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能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目标，以务实性的态度和理论政策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二、执政政策调整: 在执政实践中贯彻变革

　　社民党之所以注重理论探索和自身改革，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获得并保持执政地位，该党 1998 年以来积极作出调整，也无非是出于此种考虑。因此，对社民党执政政策调整进行考察，就更能体察到该党对于新中间道路探索的根本用意和实际效果。

　　( 一) 关注生态问题: 调整选举政策、与绿党结成执政联盟

　　社民党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它的主旨在于保障此种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利益，维持社会公平。它虽然对工业时代是认同的，认为通过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从 20 世纪后半期开始，人类社会的经济图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的负面影响迅速显现，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问题引起了关注。社民党却反应迟钝，逐渐丧失新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1982 年社民党下台后，逐渐认识到必须跟上时代步伐，转变自己的态度，才能在竞争中取胜，要维持民众的信任，获得年轻一代的选票，就必须放弃反生态的工业主义，通过与绿色运动加强合作来获得政治力量。社民党之所以选择和绿党进行合作，一方面是因为绿党总是和社民党在争夺几乎是一个固定比例的选民，随着绿党的扩大，社民党的选民在不断流失; 另一方面，社民党与绿党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的相近性，如它们总体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具有激进性、它们的群众基础具有类同性等，这些相似性为两党合作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绿党的群众基础集中性有余、广泛性不足。它也认识到作为一个小党，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社民党的帮助进入政府。于是绿党也为能够与社民党合作作出了调整，开始融入现存政治体制，这更加推动了两党联盟的形成。

　　1998 年 9 月德国大选后，社民党与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红绿联盟”正式形成。在两党共同制定的联盟协定中，双方都同意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政治管制。在内阁中，任何一方都不会“在对于联盟伙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议题上”以投票方式强行通过决定，双方将为联盟的整个政策承担责任。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联盟协定规定了一个特殊程序: 联盟伙伴将组成一个联盟委员会，包括社民党和绿党代表各八人，双方来讨论需要双方协调的事务并达成冲突情况下的一致意见。

　　“红绿联盟”执政初期，由于缺乏联合行动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但通过事先商议好的争议解决机制能够协商得到解决。总体上看，绿党对于联合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伙伴起到了纠正作用，它始终坚持的公正和经济革新理念为社民党所接受。社民党选择与绿党组成执政联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方面，使政府获得了崇尚生态主义的青年人的支持，巩固了社民党的执政地位; 另一方面，绿党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也为解决德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开拓了思路。“红绿联盟”运转比较顺畅，并在2002 年大选中获得了连续执政的地位。

　　( 二) 关注公平问题: 调整福利政策、改革社会福利体制

　　社会公平是德国社民党自建立以来就致力追求的目标，该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章程》在开篇前言中就写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民主的人民党，它联合具有各种不同信仰和思想倾向的人们，只要他们承认和平、自由、公正和互助。”实行福利制度是社民党实现社会公平的核心政策。社民党参与创建的以福利国家制度为主要特点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历史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成就的取得依赖于经济增长。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开始减缓，大包大揽的高福利政策所导致的高税收和高赤字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福利国家制度面临困境。社民党就此也进行了调整与改革。

　　第一，调整指导思想。社民党认为福利国家制度仍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存在的必要，但在承认接受社会福利帮助是人们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人们为社会尽责任的义务也同时存在，国家不能操办一切，使人们变成“幸福的奴隶”，而应该创造激励机制，使不劳而获者承受压力。新时期的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机会平等和社会责任，公正具有相对性，暂时的“不公正”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和多数人利益的实现。第二，革新制度功能。社民党提出要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强调消极的事后救济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防患于未然，使人们避免陷入贫困的境地。第三，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可供利用的资金。第四，制定具体改革措施。施罗德政府上台初期就积极推动议会通过了一些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法案，对养老保险、不当解雇保护、病假工资以及医疗保险等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

　　社民党致力于创造新的劳动岗位，制定并实行了对高额创新资金进行资助和减税的相关措施以鼓励新生企业的增长。联邦政府还加强教育培训，使职业教育现代化，帮助失业者获得新的工作。社民党第二任期内加大了改革力度，并对很多零碎的改革措施加以系统化，在 2003 年举行的第 54 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2010 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要求德国现有的医疗保险体制逐步向绿党提出的“公民保险”体制过渡，通过降低就业年龄和避免提前退休来延长实际工作年限，以增加养老金的保障。另外，要增加对教育、科研和创新的投入，以推动德国经济增长。争取到 2013 年将大学入学率提高到 40% ，取消首次大学学习的学费。

　　( 三) 关注效率问题: 调整经济纲领、构建新经济

　　在全球化浪潮中，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着该国国际地位的高低。德国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提升其国际地位。同时，社民党要想保住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解决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的困难以及执政期间面临的诸如失业率上升等各种问题，也需要保证德国经济形势健康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德国经济近年来持续低迷。有研究表明，德国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政府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绩，由于社民党政府在这方面的不良表现，目前德国东部居民一如既往地对政府不满，这种情绪也在向西部蔓延。社民党为了扭转经济发展不利的局面，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大量调整。

　　在宏观层面，社民党主张对德国传统的社会市场模式进行改革，发展新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新型的混合经济既不能因循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干预政策，也不能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完全放任，而是要根据形势需要，创造出一种平衡的经济模式。因此在所有制问题上，该党不再提所有制的重要性，主张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以发挥混合经济模式的最佳效益。在市场和国家问题上，该党也主张重新思考国家的职能，提出“那种认为应由国家来解决市场失灵及其危害的观点往往造成与政府的干预范围不相称的扩张”，需要给国家找到适当的位置，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

　　在具体政策层面，社民党进行了大胆的税制改革，加征生态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同时，加强产业结构调整、采取措施重组大企业集团，以提高经济效率。社民党政府还积极进行工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在过去 20 年里，美国的工资体制有了巨大变化，高新技术工人的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对发展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帮助。同一时期，德国在这方面却没有根据时代变化的需要进行相应变革，高新技术人才的工资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美国“低教育水平工人”即接受过 10 至 12 年教育的工人的工资比 20 世纪 70 年代下降了 20% ，数量却上升了 10% 。这种违反现代经济规律的现象使德国逐渐丧失了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德国制度规范性很强的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德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更阻碍了德国经济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美国经济近些年总体上比德国经济表现要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使企业能够雇用到更多技术熟练的自由职业者，而德国在这方面相对逊色。

　　通过对德国近年来的经济指数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德国死板的工资制度与失业率有着密切联系，工资弹性指数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是－ 0. 10。也就是说提升就业市场工资制度的灵活性，就可以降低失业率。社民党意识到这些问题后，开始对呆板的工资制度和就业市场体制进行调整。该党成立了一个由大众汽车人事主管皮特·哈茨领导的专家小组，起草了一份范围广泛的市场改革建议报告，并很快付诸实施。之后，又成立了“吕鲁普委员会”，负责为政府提出关于财政和社会保障的持续发展的建议。2003 年，社民党又提出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该纲领提出以中产阶级为经济和就业的发动机。同年，社民党制定的“2010 规划”则更加系统地阐述了经济改革计划。该计划提出要在公平与效率、平等与自由、国家与市场、劳动与资本之间寻求一条双赢的发展道路。具体措施是降低福利标准、减轻由福利所致的财政负担; 大幅降低税收，以吸引投资; 通过调整解雇保护政策、设立个人服务代办处和职业介绍中心、鼓励自主创业等措施，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这份议程是社民党执政以来动作最大的一次改革，一经公布就在党内引起极大分歧，施罗德以辞职要挟终于促使该方案获得通过。这意味着社民党终于将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统筹起来纳入了改革议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促使德国社民党不断调整自己的执政方略。在政策调整过程中，社民党受到了来自国际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等多方面的影响，从而不得不多方周璇以达成政策一致。作为执政党，社民党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调整过程中，社民党进一步加强了执政能力，进一步实现了政党的现代化; 但与此同时社民党也在政策路线上逐渐偏离了传统的中低层民众的利益，这也为德国社民党之后的竞选构成了威胁。社民党对于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也被很多社民党党内人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化的一个表现。社民党在执政过程中所推进的改革也深刻影响了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从而形成了一套改革的动态机制。（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