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导言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颇受好评，本文却对其持批评态度。不过，本文的重点既不是所谓的“不足”、执行问题，也非查韦斯的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方法，也不是想象中的未向草根、自治机构提供主动权，或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我有意远离“国家与自治机构”之争，并尝试为该争论提供不同的解释。

　　霍洛韦也反对“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的支持者提出的”“彻底的改变同时来自上层与下层”的争论。他指出，任何“上层的推动”都会瓦解来自下层的运动，粉碎“自决”。这无疑过于夸大了上层推动的力量与势力，低估了“下层运动”的影响。我对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详述与解析“下层运动”，尤其是那些提供了行动进程、推动整个社会主义进程向前发展甚至有时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最为活跃与激进的“草根”政治团体。

　　如“委内瑞拉部分地方使社会主义超越查韦斯”一般的报告虽然少，却弥足珍贵，值得重视。该地被称作“一二三教区”，也有人称之为“小越南”。该地有着悠久的左翼激进主义传统，也是查韦斯“暴风突击队”的家乡。“一二三教区及其滋养的运动代表了玻利瓦尔革命的试验田和先锋队……推动玻利瓦尔前进的最激进力量就在该地。”关键问题是: “激进部分”与“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或查韦斯是何种关系? 我们被告知，它们之间“关系紧张”，“激进主义经常成为委内瑞拉领导人的一种政治负担”。“查韦斯依赖于激进部分的支持，但他们彼此并不真正信任对方……如果查韦斯试图破坏激进部分，也将会毁掉自己的根基。”

　　另一份报告也点到了“紧张关系”及“主人翁民主”内部的矛盾与裂痕——“那些被公社委员会和工人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授权的查韦斯的社区支持者们，最终与试图执行上级( 他们接受来自查韦斯的指令) 指令的政府官员之间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

　　这些报告表明，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不能仅仅根据其敌对目标( 如美国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 来理解。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本质上决定社会组织和“革命的实践”本身的内在矛盾和差异。玻利瓦尔革命的成就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给予的( 只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敌”以及美国支持的右翼反对派) 而割裂其内在动力。忽视“革命的实践”的内部矛盾与差异往往与将“敌人”具体化为外来因素、个体寡头等密切相连，进而将注意力从关注更为广阔的资本主义关系上移开。

　　内部矛盾和差异意味着，民众力量或“主人翁民主”不能只支持革命党参与国家政权，还应能挑战资本主义政权形式，资本主义政权不能被视为是给予的，仅仅坐而论道，大谈其革命价值。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政权的强调，不是为了强化资本主义政权，甚至其进步倾向或革命价值，而是为了通过民众或无产阶级政治力量超越资本主义形态。“革命价值”肯定能为赶走资本主义政权并用无产阶级政权取而代之提供给养，但这不是一种两可情境。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所谓的利用既有国家政权去否定资本主义政权形态的可能性，而这是以暗中破坏( 或不顾) 民众力量( 自治机构) 或“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为代价的。

　　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地排斥霍洛韦的“反权力”概念。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悄悄并随意地绕开了“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反对和超越既有国家政权”的思想，当一个革命政党获选或组建政府时更是如此。民众力量或自治机构沦为强化资本主义政权形态的附庸是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与之类似，作为委内瑞拉“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主要舞台的“替代性社会主义经济”也成为占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物。这样的民粹主义之所以反对霍洛韦的反权力立场，只是为了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推行改良主义。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一二三教区或其他实践是代表一种新政治权力形态，还是仅仅尾随革命政党?

　　例如，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有一种观念认为，一旦自治机构被从历史、从总体社会关系和力量平衡中剥离出来，并被孤立地视为“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它可以作为真正脱离于权力以外的纯粹事物。迪佩什·查卡拉帕提采用了这样一种“庶民立场”。他认为，庶民代理机构“经常显示出一种反历史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继承了主体立场和结构记忆”，这“挑战并破坏了假借历史的名义说话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应对实际上并非不加批判地强调国家政权，而是也强调资本主义政权形态以外的政治主体性和力量，并积极对抗宏观社会关系和固化的权力。

　　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有时会在特定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原点。我们会看到，尽管查韦斯以“21 世纪社会主义”为目标，但从独立于表征资本主义巩固程度的宏观指标的角度看，委内瑞拉公社民主实践经常用一套接近“非历史”立场的措辞。在这里，委内瑞拉草根民主或主人翁民主并不是作为一种自给的、内在的、地方性民主实践来加以考察的，而是根据更大的政治因素，即力量平衡，来考察的。尽管有社会主义公社生产的“革命的实践”，力量平衡与整体结构逻辑在经济领域尤为明显。正如图森特指出的，委内瑞拉的整体经济指标表明，在查韦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后，资本主义仍然持续变强。

　　再来看米歇尔·勒博维茨对委内瑞拉现在的革命实践或主人翁民主( 如公社委员会、社会生产等) 的理解。对主人翁民主，勒博维茨持一种明显的空间或地域见解，忽略了差异性及活跃因素的前进运动。他倾向于忽视上述报告所显示的道理，即这些委员会并不是单纯地作为追随领导人或政府进步政策的“社会主义团结”单位或集团而发挥作用的，它们的特点在于其内部张力与差异。正如一些报告所显示的，还存在一种明显的倾向，被动员起来的民众阶级推动形势发展到一种与查韦斯领导的国家结构相对抗的状态。但是，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及其直接民主和主人翁民主似乎被永久限定在对政府及其自由代表机构的补充关系之中，不断参与反对后者的斗争，却从未赶走或替代它们。在此意义上，它们似乎与霍洛韦所谓的反权力自治论立场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非仅仅强调国家政权，也要关注会参与改变现有国家结构的民众主体性( 主人翁民主) 。勒博维茨的观点最终倾向于仅将主人翁民主视为查韦斯主义的长期支持者预备队，以内部民主决策来组织，却拒绝承认内部差异和矛盾，而这或许会为超越查韦斯、超越现国家政权指明一条道路。

　　二、政治主体

　　我们能否认为，委内瑞拉为超越查韦斯社会主义而努力的地区有致力于推动一个政治力量出现的倾向，即在一个查韦斯激进政权以外，与之相对的政治力量。可以确定的是，在今天的委内瑞拉，并没有适当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奉行的是“过时了”的列宁主义的观点。既有社会主义实践中盛行的紧张与矛盾意味着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有关预兆不是毫无道理的。本文将重点关注相关征兆，即从事“解读乌托邦线索的探寻工作及描绘现实的图景”。有人指责我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和先锋队模式教条地应用于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我该如何应答这一指责? 我曾在别处详细阐述过我对先锋队政党的立场。这里，我先声明，我正从事詹姆森( 仿效黑格尔) 所谓的“没有明确术语的思考”。“以明确的术语思考”并不是一个多么棒的建议。因为，这些术语会变成给定的、具体化了的范畴，因而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思考。当被视为既定的并且没有内部矛盾时，主人翁民主被认为在与具体的、外在的“坏因素”( 寡头或美帝国主义) 作斗争。认为两个具体的欠考虑的术语之间斗争的想法，假定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表面的非辩证关系。

　　只有当考虑到内部矛盾——主人翁民主内部出现一种政治主体，同时突出资本主义关系而非外敌时，此处的术语才有其价值。正如奥尔曼所坚持的，两个术语之间的斗争( 例如，主人翁民主或民众力量，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必须从它们的内在关系而非外部关系来审视。关于辩证法和辩证关系的争论，我们将不会涉及。

　　勒博维茨关于主人翁民主的地区性概念为玻利维亚宪法的本质所反映。该宪法设计了大众的、公社的民主作为委内瑞拉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代议制度的补充。勒博维茨从“商品和服务的社会主义共同经营”的角度较好地解读了主人翁民主; 但在不同经济部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等之间的合作问题上，他却跑偏了。不经意间，问题落到宪法为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狭隘范围所限制上。这与从整体上置换资本主义关系及把敌人视为外来的、具体的做法非常一致，查韦斯正是这样做的。它只有当民众主体性被置于斗争中，同具体的敌人斗争中时，才是一个无差异的、团结的集团。人们将会面临的形势是，“阶级斗争”本身成为革命民粹主义的帮凶和主要形式。

　　三、国家政权和自治机构

　　有一种假设，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国家政权，拒绝突破“国家政权与自治机构”二元思维的束缚，并被迫以强调国家政权来为自己辩护，这恰恰被指控为过分迷恋国家政权。这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有必要做些平衡。例如，试图将国家政权与“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主义年鉴》的贡献正是如此。

　　鲁滨逊指出，“民众力量和阶级必须赢得国家政权并用其转换生产关系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却不能因此牺牲自己的自主性和集体机构。”对草根机构的强调是作为保卫社会主义不受查韦斯自上而下的民粹主义伤害的一种革命方式出现的。鲁滨逊先是支持国家政权，即既存的由一个革命党掌控的资本主义政权; 作为一种后备防卫措施，他也强调如何在支持这样一个政权的同时不丧失机构的自主性。鲁滨逊最后形成了如下空洞的结论: 在民众力量和国家结构之间建立对接，或者将国家政权置于民众控制之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突破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形式。对他而言，参与资产阶级政府或既存政权似乎不只是一种策略步骤，而是长期战略规划的必要手段。亲查韦斯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这种改良主义的不满: “如果政权是新自由主义推行其计划的工具，它也能够被用来帮我们免除新自由主义吗? 该政权能让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吗? 或者相反，它是通往社会主义的绊脚石吗?”但是，他们提供的答案并不充分。查韦斯主义及勒博维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们假设阶级斗争能够在不打破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情况下进行，之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因为一个革命政党主导着政权，并且得到“主人翁民主”机构( 公社委员会和社会生产) 的补充。

　　然而，也有一些人恰当地批评到勒博维茨忽视了政治主体性和政党的问题。例如，巴勃罗认为，勒博维茨关于“自我转换的革命的实践”的概念不足以说明革命的主体出现的原因。利奥·帕尼奇、萨姆·金丁认为勒博维茨的主要缺点在于未关注工人阶级的不同特点( 如阶级意识的参差不齐) 及政党问题。他们指出，“未对社会民主的思想、组织和代表性实践进行任何分析，也未给具有列宁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以任何讨论。”

　　四、革命的实践

　　援引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勒博维茨力图提出一种关于“实践中的民主，实践民主，或主人翁民主”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指工作场所的主人翁民主，邻里、社区、公社里的主人翁民主，即正将自身转变成革命的主体的人民的民主。”

　　勒博维茨关于自我转换的革命实践的概念能解决上文所列的阻碍革命的政治主体性出现的问题吗? 勒博维茨如是解释他关于革命的实践的观点: “人们如何发展他们的能力? 如何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答案是一以贯之的——实践，人类活动。这恰是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概念……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活动或人类自身的变化同时发生。”对勒博维茨而言，“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集体而言，参与是实现彻底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他指出，玻利瓦尔宪法第 70 款“自我管理，合作管理，各种形式的合作”，第 102 款对“发展每个人的创造力”、“积极的、有意识的合作参与”的强调，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查韦斯主义指导下的委内瑞拉寻求在经济领域发展一种民主、参与、主人翁社会。虽然勒博维茨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并没有将主人翁民主与更大的政治问题( 即建立工人阶级政权)联系起来。他试图使革命的实践超越地域和部门概念的方式是，将公社委员会与社会生产和经济而非政治联系在一起——今后也有必要引入政治领域。他指出，“在委内瑞拉，经济革命业已开始，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却远远落后。”

　　然而，当他论及政治问题时，却将之简化为“宪法问题”。与对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所期望的不同，他认为，政治问题不在革命的实践、社区委员会等内部出现;相反，它是以“为宪法而战”的形式出现的，并非源于民众主体性和主人翁民主的内部矛盾。主人翁民主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宪法。无怪乎，为阻止革命退回到“支持资本主义的原点”，在讨论完主要问题“和谐的社会主义自我管理”之后，勒博维茨不得不单独谈及“为宪法而战”的必要性。其他时候，他将更为广阔的政治问题视为寻求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与经济领域的自我管理一样，民众必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形成、执行与控制”。由于对政治主体问题预见乏力，却又试图涵盖“更大的政治问题”，勒博维茨的论述存在明显的张力。此处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公共管理”、公社生产等与导向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治主体性之间的距离。

　　勒博维茨并未解答“经济和生产方面的革命实践是否能免于内部矛盾和差异，是否能免于预设政治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勒博维茨超越“为宪法而战”，将政治斗争置于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合作管理”或“和谐的社会自我管理”之中的问题。“没有合作管理，就没有革命”，“没有工人管理，就没有社会主义”。此类社会主义在反对用于交换的“产品”的同时，试图生产用于满足工人阶级( 作为一个整体) 或社区需要的“社会产品”。“将交换重新定位到以公共需要和公共目标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对社会主义( 一种人道主义社会主义，21 世纪社会主义) 至关重要。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此处变为“抛弃资本逻辑，拥抱社会经济”的问题。关于当今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勒博维茨所关心的是: 为提供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基础，控制国有企业; 以及像生产社会产品的企业那样，将其产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这是为了确保“这些生产单位( 国有企业) 不是独立的，而是组成整体的一部分，即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提供特定产品的工人集体的一个子集”。

　　勒博维茨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美好的社会主义愿景——人的发展被置于首位，决策社会化，产品面向整个社会，但问题依然。因此，有必要提到伊斯特万·梅扎罗斯的作品，其思想要比勒博维茨有创意。首先，那些挑战“私有”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体、公社基本上被视为自主、一致的集团，没有内部矛盾——一种在空间上受束缚的集团。在对外关系以及与“寡头权力”作战的过程中，它们跟随查韦斯开展“革命实践”。“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被具体化成个体性的资本主义操控者及外来帝国主义黑手。民众权力或政治主体性也被具体化为一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永久补充性集团。虽然以团结和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丧失了差异性和政治主体性的替代经济和主人翁民主，最终将沦落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补充。“阶级斗争”将会没有革命动力。

　　五、团结和积累

　　由于未关注内部矛盾，革命实践最终只是强调了类似于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而未强调革命的政治主体。在此论断中，差异和内部矛盾被忽视和冷落，让位于对一种泛化、同质化的社会主义团结或主人翁民主的颂扬，而正如一二三社区显示的那样，差异和内部矛盾恰恰是推动斗争向前的最为活跃的因素。另外，勒博维茨对人类团结的坚持及对资本逻辑的反对也适合于过度赞美对“人类大家庭”、“公共目的和需要”等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描述。他还谈到“创建以人民的联合( 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联合是以承认差异为基础的) 意识为基础的新社会关系”的必要。对联合、家庭、公共关系的强调是相当有问题的，他“承认差异”的多元文化企图也一样有问题。

　　考虑到加强这一联合的问题，情况变得更糟。基本原理似乎是，强调“增加人类生产力”和共同发展社会经济并将之作为“主要增长和积累来源”的必要性。剥离掉革命主体性和民众政治权力的问题后，对积累和增长的强调仅仅是社会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补充并使之得到加强的同义语。正如向资本逻辑提供某种外部对抗性支持一样，勒博维茨把社会主义团结、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决策参与等强加于众，在观念上有自相矛盾的倾向。这是资本逻辑如何在其他地区性前资本主义或公社逻辑中运行这一更大问题的变异，就自治机构、反权力或“自治区”等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勒博维茨指向了独立社会经济对于满足民众阶级需要的必要性，其对任何革命进程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事实上，考虑到大公司和寡头对必需品和服务供给的控制( 包括 2002 年 4 月旨在削弱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进程的“罢市”) ，必须发展“亲民”的“替代性”生产和分配系统。因此，玻利瓦尔革命的成功与否将由“社会经济和活动与总体上成为一种自发的积累过程的内源性发展的结合程度”来决定，而这需要“创建一种生成就业机会、刺激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自给进程”。但是，对于“自发的积累过程”的强调，倾向于强化将动员起来的民众视为一个无差异的、自给集团，而非走出自我并置身阶级力量的总体平衡的取向。

　　勒博维茨关于“在委内瑞拉，内源性发展被明确视为人的发展，即源于内部的真正发展”的立论是正确的。他也正确地建议，将人的发展置于自上而下的“国家补贴”模式以及那些限制了民众独立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进而压抑人的发展的措施之上。他对家长式国家补贴模式的不满、对大众阶级独立性的强调也是正确的。但是，正如社会主义团结的案例一样，“源自内部的发展”( 玻利瓦尔宪法中称为“彻底的内源性发展”) 倾向于设定一种杜绝内部矛盾和政治主体性的框架。我们必须找出查韦斯民粹主义的核心: 阶级斗争或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意味着，大众阶级通过主人翁民主形成了无差异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仍为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和资本主义关系所限制，但有功于“积累和增长”。政治主体性被归入“社会主义的美德”。以大众阶级名义开展的“阶级斗争”构成地区性主人翁民主和人类团结的单位，如此，资本主义关系从人们的视野中被屏蔽掉。

　　勒博维茨虽然从社会主义原则着手，寻求一种新的人道社会主义或人道马克思主义，以及克服对家长式政权的任何依赖，展示给我们的却是阶级斗争与民粹主义的不当结合。这并不矛盾。因为，问题源于勒博维茨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自治机构 VS 具体化了的国家”二元结构( 可以说是由自治论者所创) 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兰德提出玻利瓦尔革命中“民众社会组织以异常方式扩张”时，也是依据这种陈旧的框架。他强调，“考虑到这些社会组织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们拥有广阔而多样的经历”。他还抱怨说，即使对民众社会组织而言，既存国家政权也总是不可回避的参考点，他的框架也是一种“国家干预 VS 下层主动性”的模式。

　　鲁滨逊在指出“一些公社委员会服从于国家指令，而另一些则由腐败的领导人或地方官僚指派”时也重复了该框架。在《社会主义年鉴》里，他对“放弃政党和政府的先锋队主义，鼓励、尊重并服从于大众阶级和下属部门自下而上的自发动员”必要性的强调，听起来非常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和政党思想被放在赞同自上而下的层级政权的行列。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建议似乎显得民主、多元并因而更易被接受，却无法想象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它仍受困于资本主义政权形式——以资本主义在赞同自治机构的幌子下继续存在为前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提供的标准程序包括抛弃列宁主义先锋队思想、试图让马克思主义者侧重国家权力民主化和面向基层等，最终会陷入改良主义者的死胡同——在实际上抛弃( 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勒博维茨的作品对玻利瓦尔革命中出现的此类倾向进行了举例说明。

　　六、资产阶级合法性

　　1999 年来，查韦斯主导的、提升了参与度的宪法改革以及以其对自由和代议模式的批评为基础的主人翁民主也出现了类似趋向。据洛佩斯·玛雅所说，“1999 年 12 月的一次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引入了一系列旨在用‘参与和主人翁’式替代‘代议’式民主的机制”。但是，“新政治模式并未代替代议制民主，更像是用不同的参与方式对其做了补充”。另外，虽然宪法引入了有关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创新民主条款，“自由民主分权的传统却得到保留”。当地方政权和工人阶级政权的长期主张和声明与自由代议制及分权原则出现冲突时，会怎样呢? 查韦斯在为民众社会组织提供宪法合法性和正当性方面，无疑作出了贡献。但是，问题在于，此类合法性和正当性是有助于增强民众主体性还是很快成为羁绊? 与智利的阿连德不同，查韦斯似乎并不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合法性。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查韦斯愿意背弃或破坏正式的宪法条款，并接受权力斗争的事实; 但他不能想象民众社会组织和民众主体性背弃他让他们扮演的角色，即作为一个集团团结在他周围并为他投票。

　　在勒博维茨的框架里，那些被动员起来挑战宏观层次的权力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力量从未找到一个巩固自身的新政治形式，因而依然从属并依赖于“掌权者”，最终屈从于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和合法性。掌权的是革命党或者是一个玻利瓦尔领导人并不必然改变情况。尽管他有深刻的洞察力，但勒博维茨似乎验证了“不断斗争，却不敢胜利”的谚语。

　　七、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化

　　在当今的委内瑞拉，人们不得不妥协于民众社会组织的巨大威力和革命潜力。当然，“他们只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补充”的观点似乎还不能言之凿凿，一些问题也未解答。民众组织的战斗精神非常之高。例如，2010 年 11 月激进劳工法的斗争。我对勒博维茨或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批评并非打算降低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斗争的巨大革命意义。正如我们指出的，战斗精神和激进力量是内向型和区域性的; 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事实上的体制性问题被视为一些坏因素，如个体寡头、美国的干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它的方向也是有误的。

　　据报道，“查韦斯说，主教、商业寡头、传媒大亨和外来帝国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正在歪曲公社工程并将其作为颠覆政府的借口”。还有的说，“查韦斯总统痛斥了工商业商会联合会，称之为‘毒蛇窝’、‘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外来异己因素等总是给一种无差异的“人民”、“社会主义”和理想的人民的委内瑞拉带来危害。2010 年 4 月，查韦斯宣称，“美国、委内瑞拉反对派和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一些邻国仍在密谋破坏和攻击委内瑞拉。”

　　尽管对之大加批判，查韦斯宣称，他实际上并未打算去除“毒蛇窝”，“我们没有消除寡头——委内瑞拉资产阶级的计划”，“过去的八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求寡头与“革命的大多数”和平相处、爱国、不为外来帝国主义主子服务，但是，“如果寡头不明白这一点，如果寡头不接受革命的大多数‘和平共处’的号召，如果委内瑞拉资产阶级继续利用其剩余的庇护不顾一切地开展攻击，委内瑞拉资产阶级将不断失去其残留的庇护”。

　　这是将资本主义关系具体化为个体寡头的问题。具体化包括拒绝承认此类关系蔓延的全部范围、交互性和普遍性，因而得以忽视主人翁民主或社会经济可能是资金的部分决定因素的事实。在其名著《休克主义》中，内奥米·克莱因同样具体化了新自由主义——尽管对新自由主义背后的许多关系、交易和勾结进行了揭露，她仍然将之视为一种产生自像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的人的头脑并在许多国家完美的展现的自我封闭的教条。当内奥米试图用这一来自芝加哥经济系的主义识别新自由主义时，她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及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分化。例如，统治阶级甚至引进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左翼的代理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被过度忽略以至于它们似乎成了只是被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看客。

　　同样地，对查韦斯而言，超越个体寡头的资本主义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也看不到大众阶级内部及主人翁民主自身的差异。这与寻求应对寡头攻击的特别而零散的方法是一致的。石油资本对维持革命至关重要。虽然通过 2002 年 4 月的罢市，资产阶级痛下杀手，但“阶级斗争的加剧”并未使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因为问题可以通过一个外部因素即石油资本来解决——通过石油储备尤其是通过紧急进口食品和燃料来规避全国性罢市的危害。虽然因“外部因素”石油资本能“解决问题”，导致资产阶级的公开进攻未能使“革命的实践”的差异和内部矛盾广为人知。石油资本似乎为对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迷恋提供资助，并使社会经济永远感受不到其作为资本主义关系附属和补充的苦恼。

　　八、阿根廷“断路者”

　　必须指出，上述问题并非仅限于委内瑞拉或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实践或勒博维茨式的马克思主义。沃尔夫的一项研究表明，阿根廷“断路者”运动显现出同样的问题。但沃尔夫倾向于批判运动的地区性特征，提供的唯一建议是遵循谋求国家政权的道路。沃尔夫的分析所缺失的，也正是我大力批判的，如果“国家政权”被定义为与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决裂的民众权力，能够由所谓的地方到达“国家政权”。

　　与委内瑞拉民众社会组织亲近政府和社会主义不同，“断路者”及其部分分支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离心的群体。例如，安娜·迪纳斯坦强调，失业人员运动( MTD) 是“反权力”、尊严的源泉，“他们以地方为基础，并试图在每个地方( 街坊) 创建稳固的网络”。委内瑞拉革命的实践确实在特定地方有着与局部的、地区动员、作为资本主义关系和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补充等特点相接近的特征，但这些特征或许在“断路者”的案例上更明显。

　　与主人翁民主和社会经济的补充性类似，“断路者”运动具有被动性。“‘断路者’运动和土著运动更像社会力量对宏观政治变迁和延续性的反应，而非积极主动的变革倡导者。”社会运动及其大规模动员已经让位于“他们各自为战的弱点和侍从主义整合”。该“整合”强化了他们作为资本主义关系和政权补充的特征。

　　沃尔夫列举了“断路者”运动的被动性特征得到关注的四个条件。他指出，直接民主实践和激进动员的地区性更甚于政治性。第一，声明的主旨和运动的政治特征。在形成国家层面的政治选择方面，“断路者”缺乏建设性意见。因此，其“作为政治角色的作用，一方面主要局限于禁止性权力( 否决权) ，另一方面局限于根据自身具体需求( 物质需求) 而形成的强制执行力”。地方层面的“建设性”、对现政权的实用主义主张意味着，它们在宏观层面的建设性意见的匮乏与其对国家的侍从主义依附是相契合的。该特征严重制约了特别的政治主体性的出现。第二，对地域和地方社区的强调。“尽管失业工人运动肯定借鉴了阿根廷劳工运动的经验，具体的动员过程还是出现在被边缘化了的城郊——贫民窟和村落”。最值得注意的是以“集体占有土地并搭建房屋、实现特定公共服务的自我管理、组织托儿所、施粥棚和社区卫生中心等等”为基础的地方团结。这些地方上以社区为中心的活动意味着，“‘断路者’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寻求政府资助的社会救助和与具体的社区项目一道开展的就业计划”。第三，对参与的依赖。“‘横向’的讨论和决策机制( 至少在草根层面) 。”此类横向实践是如此倚重“社区”，以至于它们无法被提升到全国层面，即使它们能在别的地方以同样的形式得到复制，却未出现能挑战既有政权结构和进程的新政治形式。相反，地方社区和草根组织展现出“依赖(魅力型)政治领袖”、“个人或民粹主义统治模式”、“来自‘传统’政党和社会组织的众所周知的侍从主义实践”等特征。第四，抗议的形式如堵塞高速和道路也是地方性的。这些形式的抗议自身能加重现政权的危机，但考虑到其关切仅限于地方社区，它成为一种向政府施压以实现特定地方需求的方法。一旦需求得到满足，此类抗议就会退却，它会不断重复，但每次都具有同样的局限。不过，迪纳斯坦对“断路者”运动有着远为积极的描述，“不但是反抗军警的一个战场，也是表达团结、联系、组织、决策、沟通、协商和身份重构的平台”。

　　上文所及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拉美背景下的工人权力问题。更 为关键的问题是，此类工人权力形式( “断路者”，主人翁民主) 是否能和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决裂，并使工人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冈萨雷斯写道: 20 世纪70 年代的智利，“挫败老板 ”的罢工斗争使智利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角色登上政治舞台。即使“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准备好在革命领袖的带领下获取政权，智利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工人卡登系列非常典型，但阿根廷的‘断路者’和委内瑞拉的公社委员会也同样重要”。

　　诚然，但其结局如何? 在智利，“很可能成为工人阶级政权萌芽形式的合作委员会最终成为社会党的一个政治派别”。此类工人阶级自发运动经常或者成为无法挑战既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孤立的实践，或者被先进阵营或革命政党动员起来，虽然偶尔有些激进改革，最终却强化了资本主义政权。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阿根廷工人合作社及 70 年代智利工人政权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查韦斯愿意用国家政权去保卫革命进程，阿连德却不愿如此。这决定了两者非常不同。但是，今天委内瑞拉的情况似乎与智利的经历非常接近。人们想知道，试图“让社会主义超越查韦斯”的地区会走向何方，他们是否从智利工人的卡登运动中吸取了经验教训。

　　九、结论: 工人的自发运动和国家政权

　　勒博维茨关于革命实践实际上是主人翁民主的实践的概念，涉及直接面向社会的需求并以团结为基础、反对资本主义交换的社会生产。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关于政治问题的内涵丰富的概念，因为它囊括社会和经济的实际具体功能、消费和生产的组织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物的管理”。这一“内嵌式”的或“扎根”的政治概念挑战了由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左翼理论家提出的革命主体性的概念，后者强调“政治”( 纯粹的政治，纯粹的主体性) 不同于对物的管理。他们的立场受到齐泽克的严厉批评: “我们也应当放弃朗西埃提出的适当政治( 由个体上升到一般) 与警察( 社会事务的管理) 之间的区别，或巴迪欧所谓的政治对事件负责与警务为社会服务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当赞同一种它的激进主义无法被现实情况、时间条件削弱的激进主体性时，他们二人有滑入纯粹政治和抽象主体性王国的倾向。

　　勒博维茨的自我转换的革命实践和社会经济思想可以被看做是对此类纯粹政治主体性的矫正。但是，他有其他问题。他虽然赞同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以外活动、生产商品和服务以及满足人类需要，但无法在具体政治领域将社会主义原则应用到政治主体性上。这在他的观察报告中得到部分反映。他认为，经济革命已经在委内瑞拉上演，政治革命却落后于经济革命。也就是说，公社委员会和社会生产并不因为其社会主义团结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机构。他们倾向于工厂车间或邻里社区里的即时性“决策民主化”，而这一进程却并未被提升到在宏观层面组织反对不公的权力和阶级关系。简言之，适当的政治永远不会到来。

　　政治问题还表现为合作生产、确保没有社会生产的公司不危害社会需求的问题。这不亚于试图用技术修复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关的、其最高利益需由作为公共机构的国家维护的政治问题。对“革命的民主”及决策社会化事实的强调，意味着为了弥补实际上的宏观失衡及主人翁民主无法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面临巨大压力。决策民主化、社区集体决定其需求本身没有问题，事实上还是革命的运动必须发展的物的管理艺术。问题是，社区采纳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过度强调在社区内部实现决策民主化，意味着我们不能发现诸如一二三社区等激进因素如何推动整个向着反对不平等、僵化的政权形式的方向发展，尽管它们还处于少数。而且，这还经常发生于没有共识、没有将激进倡议交由多数民主投票的情况下，而结果却往往能为多数民众所接受。这表明，所谓的少数激进立场以一种远为内嵌式的内部矛盾进程和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以至于其可接受性不是取决于正式的民主决策、选举及类似的因素。

　　因此，一种挑战宏观层次的社会母体( 资本逻辑) 的革命主体性不一定是康德式的抽象主体性。革命主体性不一定是从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缝隙中抽象而来。我们认为，当巴特勒屈服于康德式形式主义而反对此类主体性时，她是错的。因为此抽象来自容纳这些斗争的更大的社会关系母体，它只是在运用康德式的方法来强调地方斗争和地区与社区民主——齐泽克亦是如此。勒博维茨在一个宏观层面忽视了资本主义关系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如何削弱主人翁民主和社会经济以至于成为其补充和附属的地步，在此意义上，能否把他看成一个康德主义者?

　　因此，斗争不能被置于地方或地区层面加以理解，而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牢记“整个运动的利益”，并清楚地了解“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刘 玉 靳呈伟 编译）

　　［作者莎洛伊·吉里( Saroj Giri) 系印度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译者刘玉，曲阜师范大学，山东行政学院;靳呈伟，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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