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民主社会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看似一个过时的老问题。 反观现实，目前，欧洲正深陷债务危机，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主社会主义造成的，它表明，民主社会主义连欧洲都救不了。 欧洲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说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似乎是多余的，但实际情况远没有看起来这样简单。 民主社会主义曾经救过欧洲，今天应对危机的无力并不证明它挽救资本主义于危亡的历史功绩不存在，中国当前的问题恰恰酷似当年欧洲的问题。 于是有人会说：既然民主社会主义当年救得了欧洲，凭什么断言它救不了今天的中国？

　　在我们看来， 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和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世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后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哲学上做了论证，需要补充的只是政治学的论证。 对前者，则需要结合国际共运史进行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社会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写信问李大钊：我们的党叫共产党好，还是叫“社会党”好？李大钊毫不犹豫地回答：叫“共产党”！[1](p.44)这表明，陈独秀对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区别不甚了了，李大钊则非常清醒。 很多人不知道，李大钊曾经加入过“中国社会党”，并担任过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干事，但他对社会党及其社会主义非常失望。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迅速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 他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陈独秀直到五四运动前，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同陈独秀不同，李大钊不仅对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区别有清醒的认识， 而且研究过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 这种研究使李大钊的共产主义信仰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另一个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界限有着明确意识的人是孙中山。 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但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与他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 孙中山曾经要求加入第二国际，但没有成功。 孙中山之所以联俄，并非出于赞同苏俄的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它的国际主义。第二国际背叛了国际主义，对于支持中国革命并不热心；而第三国际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把沙皇俄国侵夺的中国权益归还中国，因此苏俄被孙中山认定是第一个“平等待我之民族”。

　　尽管李大钊和孙中山都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但对这种区别对于中国的意义，两人的见解是非常不同的。 孙中山不懂辩证法，他只是从那时的中国国情出发，认定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 李大钊却立足于整个世界历史，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天下”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不能脱离世界，共产主义是拯救世界于危亡的唯一力量，当然也是拯救中国于危亡的唯一力量。 同俄国一样，中国的落后，只不过说明共产主义不适合当时的中国，而不是永久不适合中国。 马克思曾说过，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展示的，不过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p.100)]因此只要适用于世界，必然适用于未来的中国。 中国的落后只是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现出阶段性而已。

　　李大钊的这种认识，既源于他自己的切身经历，又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研究。 他发蒙很早，在私塾中掌握了儒学，以后进入洋务派开办的北洋法政学堂，在学堂中受到一位资产阶级革命派老师白亚雨的影响，以后留学日本，又受到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影响。 因此，他的经历使他熟悉所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派。与一般人不同，李大钊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比较过各派学者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把握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 他不仅研究列宁的观点， 而且研究马克思的原著，包括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 由此，李大钊不仅第一个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而且意识到这种区别的哲学基础和对于中国的意义。 他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阶级竞争”学说，而且是一套全新的生活观、历史观，因此，它并不是一套现成的改造中国的方案，而是一条引导中国走向“大同”的道路。

　　李大钊的理解，恰恰是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的最初形态。中国当时确实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 但中国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难以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重任。 当时的世界已经处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的唯一前途是共产主义。 为此，就必须把中国革命和建设视为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预备阶段。 按照这种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只能由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然后顺次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后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历史的辩证法。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已经不再是空想。 问题只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目标。

　　二、列宁为什么拒绝了“社会党”的名称

　　众所周知，列宁创建的党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党改名为“共产党”，把第三国际称为“共产国际”，恰恰是为了表明同社会党的区别。 列宁认为，社会党的右派和中派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毫不犹豫地同它们划清界限。列宁这样做不仅有他的理论根据，而且有历史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以“共产主义者”自称。 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对他们来说，后来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妥协的称呼。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有着原则的区别。 根据恩格斯的描述，在 18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两种不同的人：“在 1847 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 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 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 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 ……可见，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 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 ”[3]( pp.256-257)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宣言”称为《共产党宣言》而不是《社会党宣言》。 尽管后来的工人运动普遍采用了“社会主义”的称呼，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从没有想到”要把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抛弃掉。 为了妥协，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前面加上“科学”的修饰语，自称“科学社会主义”，以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二国际的社会党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党纷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原则和国际主义原则，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 其中，对共产主义的背离， 以伯恩施坦的 “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最为著名；对国际主义的背离，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社会党纷纷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为标志。

　　“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之所以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口号，原因就在于它完成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切割。这里的“最终目标”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目标，而“运动”指的正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抛弃了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但改良与改良主义是两码事。 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对立关系，而是对立统一关系。

　　理解这种关系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把革命和改良视为改造社会的两种不同手段， 视客观情况决定采取哪一种手段；但即使是改良， 其最终目标也是社会的根本变革。 把革命和改良对立起来，是改良主义的要害所在。 同样，随着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但“修正”并不等于“修正主义”。 只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修正”才是“修正主义”。 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作为其基础的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一样。 所以， 把社会党的右派和中派称为 “修正主义者”，与他们划清界限，是很有必要的。

　　同卢森堡一样， 列宁晚年高度强调辩证法。 他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而且在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落后的东方社会的结合，由此形成了列宁主义。 中国道路的第一阶段，就是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孙中山看重的，是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一面；李大钊看重的，还有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一面。 如果说，连欧洲人都认为共产主义极其遥远，那么，它离俄国和中国就更加遥远了。 但列宁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这条道路首先是新型的民主革命。 众所周知，完成民主革命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使命。 在西欧，资产阶级首先联合国王，推翻了封建主，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后来，在国王专制成为妨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阻力时，又推翻了国王，建立了民主政体。 但俄国资产阶级过于弱小，既完成不了建立统一国内市场的任务，更完成不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任务。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代替资产阶级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这就是列宁的“工农民主革命”理论。 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会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但工人和农民合起来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工农民主革命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 由于这场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 因此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它可以毫不困难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道路。 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列宁的预料，以致俄国迅速完成了由工农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革命者误以为可以借助政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的时候， 列宁果断地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祸害，但相对于小农经济等落后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幸福。 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它只能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以被视为列宁“工农民主革命”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 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俄国人数还要少。 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俄国的资产阶级势力还要小。这决定了甚至连中国的民主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领导；第二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被视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 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应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 遗憾的是毛泽东犯了急性病， 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试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 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结果求快反慢， 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1956 年底，中国在不具备相应物质技术基础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从此， 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此后 20 年，中国走了一条弯路，再次验证了“历史上两点之间直线最远”的辩证法真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向了苏俄“新经济政策”式的发展道路。因此容易理解，在他对“解放思想”的强调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生产力”放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当中。 同以往单纯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状况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同，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到社会主义的首位，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试图使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但是按照生产力水平衡量，那时候的社会主义仍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之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这种社会主义的预备阶段。因此，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是指向这种社会状态的运动。它是一条达到这种状态的道路。 作为一条“道路”，衡量标准同“社会状态”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之所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方面，恰恰是要说明社会主义“道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优越性。这决不意味着邓小平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恰恰相反，邓小平不仅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而且强调这只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征。邓小平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相比之下， 邓小平所论的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我们完成得较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任务完成得不够理想。 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矛盾尚处于从属地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而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 ，矛盾越来越尖锐， 有可能成为中国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构想。

　　四、辩证法与国际共运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辩证地看问题。对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高度肯定它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另一方面指出这种革命作用是以异化的方式实现的，因而，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资产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 对待第二国际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也应当有这种眼光。

　　遗憾的是，没有哲学，身在其中的我们很难客观地看待一切。 中国最初的社会主义来自苏联，这使我们很难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形成清醒的认识，因此借助他者的视野十分必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就提供了这种视野。

　　许多人一直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反列宁主义的。 认真研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之后，我们认为不可一概而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认可罗莎·卢森堡， 对于列宁的态度却有所区别。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反对的是列宁早期的观点，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认可他晚期的辩证法观点。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一般反对他早期对集中制的看法，认可他晚期对民主的论述。 只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就可以看到这种态度是有理由的。 严格说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简称 “唯批”） 不能算是“列宁主义”的著作，而应当视为列宁第二国际时期的著作。 因此，不论“唯批”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反对它与“反对列宁主义”是两码事。至于列宁对集中制的论述，在革命时期的俄国是确有必要的， 考虑到俄国的条件同西欧不同，对列宁的反对大都无效。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列宁对集中制的肯定 ，在理论上为斯大林后来的“左”倾错误埋下了伏笔。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是反斯大林主义的。 列宁的某些观点之所以受到反对， 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从中看到了斯大林后来错误的萌芽。 至于这种归咎是否合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不能把“反对列宁的某些观点”同“反对列宁主义”等同起来。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坚定地反对修正主义。当然，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从经济哲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使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分离开来。 即使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右倾错误仍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

　　这种批判对我们理解民主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从哲学的立场看，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摆脱修正主义的固有缺陷： 不懂辩证法，把革命和改良机械地对立起来，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混同于修正主义。继卢森堡和列宁之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特别指明了修正主义的这一缺点。 柯尔施则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指出，只有哲学即关于辩证法的理论，才能把改造资本主义的行动提升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卢卡奇和柯尔施关于辩证法与实践关系的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本身却是一种脱离实践的理论。 它固然既避免了修正主义的右倾错误，又避免了斯大林的“左”倾错误，但其“独立于任何党派”的政治立场决定了， 它不可能产生应有的实践效果。由此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愈益激进化不仅与它在实践中的保守化相互补充，而且丧失了对自身的辩证态度。

　　这突出地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身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代表人物众多的派别。 霍克海默在20 世纪 30 年代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 “批判理论”，深刻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征。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改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遗憾的是，由于标榜中立于任何党派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主张缺乏实践性，从而失去了辩证法的核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本人和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巨匠阿多诺一方面在理论上走向了片面强调“否定性”的道路；另一方面在行动中日趋保守，最终未能经得住“五月风暴”的检验。同他们相反，哈贝马斯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既是社会批判理论，也是社会发展理论，从而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但同样由于脱离实践，哈贝马斯的学说走向了同资本主义妥协的道路。

　　考虑到无论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整个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在理论上都缺乏建树，法兰克福学派对辩证法的强调使它同葛兰西等思想家一道，继 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和柯尔施对辩证法的强调之后，再次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高潮。 如果这种理论能够贯彻到实践中，它本来是可以结出丰硕果实的。 相反，社会党和共产党虽然在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行动中都有所建树，但由于背离辩证法，缺乏理论指导，其实践并未上升到原则高度。二战以后，社会党转型成功，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其建立“福利社会”的努力，不过是罗斯福新政的翻版和延伸。 它暂时地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制度。 “福利社会”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 “乘数效应”， 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因此，除了滞胀之外，它必然导致债务危机。滞胀有可能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形成的虚拟经济所吸收， 但债务危机却是无法克服的。

　　民主社会主义者无法理解这一点， 是因为它不懂辩证法，不能理解和把握资本的“抽象统治”。 共产主义者也是这样。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拼使用价值的生产， 尤其是比拼粮食和钢的产量，而不是比价值生产，不是比资本扩张，表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样无法理解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是价值增殖甚至是虚拟价值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增殖。 这都说明，在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抓住了辩证法，从而远比同时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高明，但由于其主流派别的基本趋向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哲学批判，因而不能在实践中提出建设性纲领。

　　由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重新阐发历史辩证法，就成为国际共运的根本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

　　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容蜕变为社会党

　　从李大钊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有明确的定位：它是“共产党”，而不是“社会党”。 中共“二大”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 这就把中国共产党与抛弃“最终目标”的第二国际社会党明确区别开来。 李大钊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它大大降低了党的理论水平。 从李大钊牺牲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所走的弯路，固然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有关，但也与党的理论水平的下降密不可分。

　　毛泽东不仅重新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辩证法， 而且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到重要位置。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不懈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内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倾向。其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心目中都把“为共产主义奋斗”作为最终追求。 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我们看到，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样”，邓小平始终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摆在核心位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纲领被当作最低纲领，共产主义仍然被当作最高纲领。 当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妨碍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各种有益手段的运用。 尽管邓小平没有专门研究过“大本子”，但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 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前，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由短缺经济带来的，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治穷。进入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由贫富不均带来的，因此，主要任务是消除两极分化。 “科学发展观”就是党中央交出的对这一阶段问题的完美答卷。

　　遗憾的是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很不到位，甚至一些地方的个别领导干部已经丧失共产主义信仰，做出与科学发展观相悖的行为。 还有些学者从教条主义立场出发，对科学发展观持有种种非议。 在这种情况下，从辩证法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做进一步阐发，实有其必要。

　　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研究， 并由此出发， 研究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发展阶段，即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 私有财产的否定、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 其中，前三个阶段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联系在一起，后两个阶段与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4]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三个阶段，随着私有制被“积极扬弃”，即它的否定之否定的完成， 由私有制带来的一切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与人的矛盾等等，也就获得了解决。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 他不仅揭示了资本的本体论即资本从建构经济的社会形态到建构整个世界现代史的过程，而且揭示了资本的形上学即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抽象劳动的统治及其所蕴含的自我否定因素。 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5](p.241)如果看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在 《 资本论 》 中表现为 “抽象劳动 ”， 那么 ，“手稿”中“人的自我异化”即私有财产的扬弃，在《资本论》中就表现为资本及其扬弃。 因而人与自然的同一、人与人的同一，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阐发了人与自然的同一、人与人的同一。 它同“可持续发展”等西方主流发展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是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着眼的。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不仅让这一代人得到发展，而且也让后代能继续发展。 这仍然是就事论事式的思路，不是李大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根本解决”的思路。 不管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就事论事恰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只要从一系列关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就可以看出。

　　在这种形势下，当代中国仅仅立足解决当前面临的相对过剩的经济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风险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需要利用资本主义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手段， 但到一定时候非消灭资本主义不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会面临的吊诡局面。 不懂辩证法，不能从摆脱“抽象统治”的角度理解世界历史，就不可能把握这一局面。

　　[参考文献]

　　[1]佘光荣编.李大钊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刘珍英.《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辩证逻辑思想及其运用[J].哲学动态，2011，(1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