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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并长期担任“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在政治方面，曼德尔继承并发挥了托洛茨基有关工人国家蜕变的理论，在左翼思想圈中有较大的影响。苏东剧变后不久，曼德尔出版了他的专著《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较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官僚理论，并以其为理论工具对前苏联的官僚制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曼德尔研究官僚理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释苏联社会的性质，探讨苏东剧变的社会根源。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介绍他有关工人官僚的理论。

　　一、作为阶级社会一般存在的官僚现象

　　曼德尔首先将官僚作为阶级社会的一般历史现象进行了考察。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理论，把官僚同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是阶级分化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1]。曼德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权力为统治阶级所垄断，这种垄断以社会分工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与“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的少数人之间的分工。[2]官僚就是通过社会分工垄断社会的公共事务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集团。这样，官僚集团存在的历史基础跟国家是一致的，那就是曼德尔所说的“物质匮乏”。曼德尔赞同黑格尔关于官僚制的观点，即认为“官僚制的物质基础是固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这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各国基本阶级不稳定的收入和不稳定的职位相对照”。[3]官僚制还具有鲜明的等级性质，也就是通过擢升获取更多收入的前景。由此，曼德尔把固定收入、稳定职位和等级特征作为官僚的三个独特的社会支柱，并通过这三点将官僚集团与其他社会阶级相区分。

　　曼德尔认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的蜕化也是遵从上述原理的。但苏联的阶级统治毕竟与以前的阶级社会有所不同，它是第一次由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专政，是新型的专政，那么在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产生官僚集团的统治，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又有什么特性，它的产生过程又有何不同，官僚集团的统治又怎样影响这个社会的发展呢？显然，仅仅根据上述认识来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够的。因此，曼德尔除考察苏联官僚制与阶级社会一般官僚制的共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性质外，还把它放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在曼德尔看来，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后的官僚化只是一般工人运动中官僚化趋势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继续而已，因此对苏联官僚化的理论说明首先要追溯到这种一般趋势。

　　二、工人组织官僚化的趋势及其克服

　　曼德尔认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人组织的壮大和内部机构的复杂化，官僚化的危险也日益加大，因为随着组织的壮大，要处理的事务迅速增多，而且变得更为复杂，所需要的全日制干部会越来越多，由知识分子占领的职位尤其是高级职位的现象就会随之发生，这样就使工人组织的机关具备了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从而出现了一个专业化的知识官僚阶层。曼德尔认为，这个阶层的出现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同时会产生“工人阶级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而“对知识的垄断导致对人的统治”，因此，上述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话，“将会导致出现在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真正的分裂”。[4]

　　曼德尔指出，工人组织内部劳动分工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识形态）的层次导致组织拜物教的现象”[5]。由于组织内分工的固定化，作为工人解放运动手段的组织会从手段变为目的本身。把作为手段的组织视为目的本身，从而使原先的目的从属于手段，这种对组织的近乎崇拜的态度，曼德尔称之为“组织拜物教”。曼德尔认为，在伯恩施坦的名言“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中，这种拜物教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如果说这种拜物教更多地是作为工人组织的全日制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话，那么，它会由于“局部胜利的辩证法”而得到加强。曼德尔认为，自从群众形成自己的组织并利用组织化的斗争争取了一些利益之后，工人群众就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而不再是原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无所有的人。工人会因为害怕失去这种已经争得的利益而变得保守起来，在以后的运动中斤斤计较于得失。“更高水平的斗争被排除，它预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跃进必然会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曼德尔所说的局部胜利的辩证法。曼德尔认为，这是产生官僚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局部胜利的辩证法是在工人运动中必然产生的行会利益与阶级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矛盾的反映，它显示的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工人运动的真实困境。组织拜物教的结果是对最终斗争目标的淡化和抛弃，而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则导致工人斗争激情的淡化，二者充分发展的结果都是指向有意识地与资产阶级社会相结合，以改良代替革命。

　　组织拜物教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最初主要是自我欺骗而非有意识地欺骗工人群众，它真诚地认为捍卫组织就是捍卫社会主义目标。有意识的、自觉的欺骗是后来产生的，它反映的是官僚对权力的篡夺。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必然会反抗上述种种官僚化的、偏离社会主义目标的趋势，因而就会与官僚之间发生争夺权力的斗争。而“对权力的篡夺把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变成了完全成长的官僚，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最终形成了，即工人阶级官僚”[6]。因此，曼德尔对工人官僚集团的定义是：“将原来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7]官僚阶层的出现常常伴随着对进步工人反抗的打击、报复、威胁或者开除以致分裂工人运动，甚至与阶级敌人合作，谋害昔日的同志，促使工人运动失败，等等，其结果是使工人运动跌入低潮。而工人政治上的低落反过来成为官僚垄断权力的借口。因此，曼德尔认为，正是官僚集团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工人消极被动的政治情绪负责。

　　此外，工人官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与特殊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这种利益体现在诸如离开生产岗位成为脱产干部、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等方面。曼德尔写道：“官僚对于现存社会越来越保守主义的思想状态，包含了保全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越来越强的愿望。”“那些占据全日制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继续占据下去，他们力图保卫他们自己的位置，反对那些主张建立轮换制度的人。”[8]

　　对于组织中产生官僚的趋势，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典型的如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中认为，组织会自动产生官僚统治，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斯·韦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认为，官僚化虽然不可避免，但却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教条主义者则把官僚化归结为领导人的背叛和个人罪恶。曼德尔反对这些看法，他认为，尽管萌芽中的官僚倾向于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但他们的形成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工人组织在产生官僚化趋势的同时，也在产生着一些能够遏制官僚化的因素。他综合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的思想指出：“从职业机关的发展产生出来的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倾向，可以通过不断提高普通成员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内部民主得到尊重以及组织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的目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领袖，通过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争取和切实地实施必要的防范，自觉地与刚刚产生的官僚化做斗争。”[9]曼德尔把这些称为防止官僚化的三大保证。他同时认为，由于官僚化是工人运动现实矛盾的深刻表现，因此，对这种趋势的理论认识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这些趋势。这最终要靠工人的实践，靠周期性的运动高涨：“只有经过……根植于经济和社会结构危机的新一轮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循环，才能扬弃官僚篡权和工人消极被动的辩证法。”[10]“工人阶级在早期的官僚化倾向确实不可避免，就像群众运动的周期性衰落那样，周期性高涨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物。”[11]

　　三、执政的工人官僚

　　在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官僚后，曼德尔继续考察工人夺取政权之后的工人官僚现象。他指出，工人组织的官僚化过程在工人掌握政权之后也会发生，甚至会变本加厉：“起初只是特殊的权力和由权力垄断而产生的政治利益，然后是带有物质性和文化性的社会经济特权，最后是完全的蜕变。党—国家的官僚与经济管理官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硬化的、不可变更的社会阶层，它利用它的权力垄断来维持和发展它的物质—社会地位。”[12]他对工人国家的蜕变主要是以苏联为例进行总结的，这也是他的官僚理论的落脚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苏联官僚制的理论研究是曼德尔理论的核心部分。

　　曼德尔首先强调，苏联的官僚统治集团并不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是苏联这个过渡性社会具有双重性质的工人官僚政权。苏联社会的过渡性质是指，在苏联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关系后，私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没有成为商品，资源配置不是按照价格和利润的指导而是按照中央计划指令进行。但是，它也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还存在着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还在一定范围内起着不可取消的作用。它不但没有彻底贯彻按劳分配，反而带来官僚集团和劳动人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极度膨胀的官僚集团的存在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不相容的。因此，它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社会中，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财富的影响。“它无法使自己从权力垄断和货币权力相杂交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13]工人官僚集团的两重性，一方面决定了它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具有积极意义，消除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更大的不平等，保障了工人的就业和福利保障；另一方面，由于这个集团的特殊利益，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和浪费以及在国际上的保守作用等则是“极端反动的”。

　　曼德尔认为，苏联官僚集团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和物质匮乏比资本主义的西欧还要严重；其二是十月革命后人们所期望的西方工人革命并没有成功，俄国处于被帝国主义世界敌视、包围甚至隔绝的状态，无法获得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能力。不过，尽管分析了苏联官僚制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曼德尔仍认为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在老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的错误决策和认识中，比较致命的有：列宁在世后期对党内辩论和批评的压制，因片面强调形势的变化而对工人民主原则的牺牲，以及后来以布哈林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对工人政权官僚化这种新现象的认识太晚，等等。

　　官僚集团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的产生反过来又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曼德尔对苏联官僚制下的社会物质再生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他首先考察了官僚制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和支配情况及其影响。他把社会产品构成分为三部分，即生产性消费基金、积累基金、非生产性消费基金，官僚集团占有消耗的主要是后者。曼德尔批评了官方通过压低生产性消费基金来实现高水平的积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他认为，直接生产者的消费基金也是间接的生产资料基金，压缩直接生产者的基本消费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甚至绝对下降。其次，如果生产者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他们的预期，如果生产者对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满意，他们就会对劳动漠不关心并蓄意怠工。而工人的怠工反过来会成为官方采用行政控制（他们不能采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饥饿法则）、压制和镇压的借口，因而造成官僚主义机构和镇压机关的大大膨胀，原本用以积累的基金很大部分会转为非生产性消费基金，也就是说，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会减少或抵消原以为通过压低生产者消费可以得到的好处。曼德尔强调，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的特权仅仅限于私人消费的范围，因此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就不可能成为这个集团的客观的长期要求，所以，生产的发展、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浪费、挥霍和个人行为的堕落。

　　官僚集团对生产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们对刚建立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上，他们用官僚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来替代旧的阶级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一长制”成为工厂中的铁律，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反抗都被视为破坏而遭到禁止。此外，为了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他们实行“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劳动力非熟练化”，重组职业训练体制，用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狭窄的职业范围代替了通用的技术和文化培养。曼德尔强调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对于工人的重要性，认为官僚制下工人的挫折感一方面带来工人逃避劳动、消极怠工的反抗形式，另一方面又使人转到消费主义中去，后者正是官僚集团有意识地予以鼓励的。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的经济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这只能造成恶性循环，迟早会导致愤怒的爆发。

　　与工人的劳动受支配形成对比的是官僚制度下工厂经理不受利润最大化的制约，他们没有竞争，没有降低生产成本的压力（他们唯一的强制是政治强制）。这样，缺乏责任心和对工厂漠不关心就成为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而在技术领域，由于没有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受到的经常的压力，所以在基础研究和产品试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无法转化为工厂一级的广泛应用。这种应用会受到官僚们的抵制，因为它会打乱计划，不利于完成指标。在这种官僚制生产关系的持续作用下，苏联生产的停滞和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怎样看待苏联工业化取得的成就和计划体制呢？曼德尔认为，官僚主导下的计划经济（包括官僚对资源配置的人为扭曲以及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扼杀）虽然不能等同于科学的计划，但却包含了计划的合理内核，而其改进方向就是由群众进行自由民主的决策。曼德尔指出，在国家掌握大规模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大众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达并得到明确认识的有效机制，那么社会专制主义（即压迫）和经济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14]。

　　任何一种统治制度都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曼德尔认为，官僚集团也不例外。他认为苏联官僚统治的意识形态有两点，即官僚的国家及商品拜物教观念。为了证明庞大的官僚阶层存在的必要性，他们必定要渲染各种危险，为国家的持续存在和膨胀辩护，把自己扮演为工人阶级利益和客观经济规律的执行人。另一方面，曼德尔认为，官僚集团作为工人阶级中“寄生的、浪费的、背叛的、具有压迫性的、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阶层”，无法形成自我意识并公开地自我确认，这与历史上其他统治阶级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这再次证明官僚集团不是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他们改变了马克思、列宁理论的形态，使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被贬低。“官僚集团就这样把科学变成了具体政策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利益的婢女。”[15]而这种意识形态必然导致大量的怀疑和对理性的拒斥，这反过来会引起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这样，官僚制在否认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否认了社会现实本身”，束缚了社会科学的发展。

　　对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构成和规模，曼德尔认为首先要把官僚与普通机关工作人员加以区分，否则就会抹煞官僚集团与普通工人、农民的巨大的社会差别。但是，官僚集团也不局限于上层即特权官僚集团，因为就苏联而言，他们的人数只有几十万，曼德尔认为光靠这几十万人统治不了像苏联这样一个现代化、都市化的社会。它需要一个“中介”手段——中层官僚——的帮助，包括党的中层干部、国家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察中的警官和军队中的军官等等（曼德尔估计约有200万人）承担了这一职能。

　　关于官僚政权的发展走向，曼德尔指出，由于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因此既有可能向前发展到社会主义，也有可能退回到资本主义。而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自然是要追求前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要向前发展，官僚集团的统治就是一个障碍，必须夺回被他们垄断的政治权力，如托洛茨基所说，只有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才能实现（由于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已经被剥夺，所以并不需要一场社会革命），而“如果政治革命失败，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16]。曼德尔承认，工人在官僚集团统治下的原子化，长期以来对政治的淡漠，以及由于宣传和现实的原因而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信任从而受其他社会思潮的影响等等，都使工人在同官僚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曼德尔对这一斗争还是抱有希望，并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

　　四、官僚制消亡的条件

　　曼德尔对工人政权蜕变的思考并没有就此停止。他进一步问道：如果资本主义世界发生革命，出现了包括所有主要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这种理想的局面，那么这些国家能否避免严重的官僚化蜕变呢？为此，曼德尔对官僚制消亡的一般条件进行了探讨。

　　曼德尔认为，官僚的逐渐消亡以及其规模和影响在社会中的显著下降，首先意味着国家在政治上的衰微。而“国家消亡的第一个前提是从根本上扩大政治民主”。也就是说，官僚制的消亡以政治民主的不断加深为前提。曼德尔列举了几个方面：废除大量多余的行政机构、裁减冗员，或者代之以自治机关；从根本上扩大政治民主，包括实行多党制的自由民主的选举以及最大限度的权利与政治自由；在间接的代议制民主以外补充以广泛的直接民主，从而大大限制官僚的规模和影响。曼德尔尤其强调赋予群众以手段，使他们能够切实享有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使这些权利的行使不受财富的限制，他还以新闻和传播自由为例说明怎样通过一种机制保障人们有物质条件（印刷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真正实现新闻自由。

　　要使上述反官僚的设想得到实现，广大群众必须有能力并乐于管理一般社会事务，这就要以大大缩短工作日为前提条件。曼德尔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思想，强调工作日的缩短是国家和官僚制消亡以及群众参与管理的核心问题。只有在工作日足够短之后，人们才能去参加各种会议、讨论决策而不影响休息和娱乐。除了足够的时间外，自治还要求最大限度地获得信息，否则难以进行决策。曼德尔相信以电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出现为信息的公开和广泛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广泛获取信息的重要前提是取消国家机密，否则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真正的自治都是不可能的。此外，还需要普及高等教育，使得群众有能力利用这些信息，等等。[17]

　　所有这些条件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和制度前提。曼德尔指出，这一经济前提就是“丰裕”的出现，只有丰裕出现了，根源于物质匮乏的官僚才会真正消亡。曼德尔的丰裕类似于我们常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但他认为，丰裕不是指“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的产品和服务”。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开始进行理性消费，这将促进精神、文化的发展，这时人们用于产品消费的数量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因此，丰裕应该被界定为“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18]。曼德尔认为，在西欧和北美，大量产品已经可以归入这类范畴。

　　而使丰裕逐步产生、因而使官僚和国家得以消亡的制度前提，是让生产者/消费者/公民能够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进行自由、自觉和事先的选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资本或者国家进行专制的分配。曼德尔并不认为可以一下子根除官僚制，他设想最初某些决策还需要留给市场和专家官僚，但是一些与基本生活需要相联系的产品应由广大人民来决定。随着人民可以决定的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每个人的物质需求都能得到逐步满足，丰裕便成为可能。曼德尔认为，当普通人为了自身利益并依靠自身来进行组织和管理时，官僚就消亡了，因为官僚的存在意味着权力“为一个脱离全社会并职业化了的特殊的（专门化的）职能集团所篡夺”[19]。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6页。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5、82、85、8、88、78、87、117、90、8、61、109、239、246、252、259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