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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28 日，79 岁的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乔·马格里( Lucio Magri) 在瑞士逝世，作为意大利著名左翼团体“宣言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他毕生致力于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对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批判。马格里被视作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新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得到了思想界的高度评价，英国《卫报》称其为真正的革命家，是“没有经历革命的革命者”，他的去世也唤起了理论界对战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欧洲左翼运动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一、“ 宣言派”与 20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

　　1969 年 6 月，一本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同名的刊物《宣言》( Il Manifesto) 在意大利公开出版，它是由几个年轻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罗桑娜·罗桑达( Rossana Rossanda) 、卢乔·马格里、卢西亚娜·卡斯特利娜( Luciana Castellina) 创办的，提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和评价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状况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可能性，并对当时意大利共产党执行的改良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意共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进行评估，以此重建革命政党的政策路线与其群众基础之间的有机联系。

　　作为意共党内的反对派，“宣言派”于 1969 年底被开除出党，据马格里回忆，它的罪状主要有:“首先，《宣言》的存在对民主集中制来说就是一种破坏; 其次，它要求对苏联模式及其政策进行尖锐批判; 再次，它要求意共从新的工人和学生运动中听取建议，调整自身的战略。”在退出意共之后，“宣言派”对 20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认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不是来自党内的反对派，而是来自于意共的政策本身。在风起云涌的工人和学生运动面前，意共不谋求在运动中发挥引领作用，而是置身事外，走议会斗争路线，这一政治上的“转向”才是意共目前危机的根源。也就是说，当意大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时，意共却停留在旧的传统中，没有在理论和政策上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时各种新的左翼思潮就开始兴起，力图填补这一空白，发挥替代性的作用。“当意共仍然停留于对落后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时，新的运动已经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了，已经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典型的新矛盾进行批判分析了，这表明它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一种深刻的系统性危机正在形成。”

　　战后意大利经济飞速发展，南方落后地区所提供的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与北方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高度集中的工业经济的结合催生了经济的腾飞，20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 GDP 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6%—7%左右，成为发展速度仅次于日本的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也逐年增长。与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也就是马格里所说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意共在面对这一新形势时，却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态度，强调“议会斗争”和“人民阵线”的路线方针，强调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意共诉诸传统来为自己的政策路线辩护，它的“议会斗争”和“人民阵线”路线可以追溯到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这也是意共一直引以为傲的革命传统和理论资源，但马格里认为，如果说“人民阵线”理论在当时表达了联合最广泛的人民团体来反对法西斯复辟、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那么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 20 世纪 60 年代，对民族利益和阶级联合的强调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忘记了这一点，不对意大利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展开具体的分析，就只能对过去 20 多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一种教条式的描绘，从而抹杀了其重要的群众基础和国际性，忘记了因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掩盖了在这一国家中发生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当年具有积极意义的路线方针在经济飞速发展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深化的今天已经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的真实愿望了，在传统这一意识形态外衣下掩藏的是意共的改良主义的政策路线。马格里认为，只有通过细致的历史和结构分析，才能辨别意共与共产主义传统之间所具有的继承与断裂关系，才能把握其意识形态历史与当前的现状之间的复杂的统一性，具体地说就是要分析意共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各种关系。始终立足于对当下的现实的分析，这也是“宣言派”一开始就在方法论上追求的鲜明特点。

　　马格里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以说给意共的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机遇，意共如果抓住机遇，对发达资本主义剥削和整合的新形式做出分析，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目标，对群众进行充分的动员以进一步推进斗争形式的发展，对中左翼联盟及其代表的政治体制表面上的公平和自由进行揭露，就能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意共党内在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反应出现了分歧，右翼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上升的空间，希望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而左翼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状提出新斗争策略的要求则处于下风。

　　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这一时期党内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对立的大致反映，这一时期意共本身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苏共 20 大后，意大利共产党是最早对其做出反应，从而对斯大林主义进行理论反思和批判的。随着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中斯大林主义的逐步清除，党内的各种思潮和倾向都活跃起来，党员的组成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加入了党组织; 党的组织日益中产阶级化，工会日益去政治化，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政府的谈判中; 在基层和年轻人中，党的组织日渐衰落; 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的出现和发展，激进的年轻党员也成长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也再度复兴，反抗资本主义成为新的激进分子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苏共 20 大后，意大利共产党既是改良主义的温床，也是激进思想的发源地，改良主义和激进思想之间的斗争和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意共的现实。

　　因此，当 1968 年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爆发时，意共处在一种很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它和这些学生和工人运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一波的斗争很多是在它的直接参与和帮助下爆发的，但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路线又不希望推动运动进一步发展。这也就是马格里所说的: “在欧洲各国共产党中，意共是唯一一个熟悉这一波的新的运动斗争的，它事实上为它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做了很多准备。它甚至与这些斗争中所隐含的政治上的新激进主义一直保持着联系，尽管它拒斥这些激进主义，但至少在某些时刻讨论过它们。之前的这些关系密切的历史使意共无法像法共那样单纯地拒绝这些运动，或简单地对它们加以镇压。”

　　在对待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方面，意共采取的措施是策略性的，力图将群众运动的成果转化为议会斗争的筹码，而不是推动这些运动朝进一步的方向发展。马格里认为，20 多年来，意共第一次明确地使自己置身于运动的末尾，而不是站在运动的前列。也就是说，当劳动阶级与资本的斗争日益普遍化和政治化时，意共对运动的领导却是力图阻碍其发展，清除其“颠覆性”影响。这造成了意共与底层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之间的断裂，在意共政策框架外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对传统的革命政党组织形式构成了挑战，它不仅挑战了传统左翼的政策和结构，而且也对政党和工会概念本身以及传统的自发性和组织概念、领导与群众概念等提出了挑战。同时，由于缺乏党的领导，意大利的群众运动在自发的发展中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趋势，对工作场所发展起来的工人自治的新形式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这成为 20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新左翼中“工人主义运动”和其他激进思想兴起和蓬勃发展的策源地。但缺乏党的领导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也伴随着无法消除的局限性，很容易被各种极端势力和反动势力利用，70 年代“红色旅”的兴起就是一个例子，它一开始也带上了工人运动的假面。

　　“宣言派”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意共已经无法真实地表达工人阶级的真实需求和愿望，党的政策和其群众基础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实质性的矛盾，他们提倡通过群众运动和对革命传统的批判反思来重建革命政党，抵制其当前的改良主义路线，他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在意共之外重组意大利左翼力量。“我们选择在党外创建一个政治和组织中心，是因为党内再也没有容忍反对派的空间了。只有这样一个党外中心的存在，才能对意共当前的改良主义路线提出挑战，并在悲观失望和直接的反抗之外给这一危机带来积极的影响。”

　　那么，重建左翼力量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马格里认为，意共无视这一时期工人运动所出现的新变化和无产阶级提出的新要求，是因为党组织本身的官僚化和僵化，这被认为是党失去活力的重要原因，因此组织问题被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探讨。《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理论问题》一文就是马格里专门探讨党的组织问题的重要理论文章，在《新左翼评论》杂志 1970 年重新发表这篇文章的《后记》中，马格里写道: “组织问题，这个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经典问题，最近已经成为激烈的理论探讨和痛苦的政治斗争的焦点，全世界都是这样。”

　　二、革命政党的理论问题

　　马格里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政党的理论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自发性理论，一种是雅各宾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自发性理论认为，既然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必然会与束缚其全面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推翻这一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表现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之后进入的一个新阶段。马格里认为，这种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缩减为经济过程，忽视了革命进程中革命意识的积极作用，“革命意识只是这一经济发展过程的反应，它在某一阶段不得不采取某种批判形式，批判现有体系的制度基础”。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上完全丧失了辩证法的立场。同时，马格里认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只是推翻了过时的所有制关系，对收入进行了重新分配，对生产过程进行了计划管理，但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雇佣劳动和交换关系——进行批判，“因为作为生产者的工人本身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并没有对自己身上具有的这种局限性进行批判和反思，“因此，革命行动的目标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剩余价值和剥削本身”。这一理论的逻辑发展无疑就是伯恩施坦的渐进主义或“经济主义”的社会主义。

　　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自发性理论的另一个版本是无政府主义，工人阶级在直接的斗争中发展出了对现有秩序和把人的存在缩减为雇佣劳动的生存状况的彻底反抗，马格里认为，这种基于工人阶级直接的异化经验的斗争，只会使工人阶级的反抗从否定现有资产阶级秩序发展到否定一切秩序，从否定异化劳动发展为否定一切劳动形式，从否定压迫人的法律发展到否定各种法律条文，最终在“原始共产主义和个体的各种反抗形式”之间摇摆。也就是说，马格里认为，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自发性理论的这两种形式在革命意识方面都是存在缺陷的，它们都没有发展出一套替代方案，都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和历史概念。

　　列宁对这种自发性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提出: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马格里认为，列宁对自发性理论的批判是与俄国革命的具体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俄国革命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发生，这里的无产阶级还在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成长，自发性理论只会使工人阶级等待资产阶级革命的逐步实现，因为在这样落后的环境中，不成熟的工人阶级似乎无法对生产过程进行重新组织，无法实现对国家的成功管理。马格里认为，在这样的语境中，列宁对自发性的彻底批判是非常必要的，“用这种方式，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原创性，即党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否定，是对无产阶级直接性的超越，从而肯定革命是一种质的飞跃，是路线的激进变革，是人类历史的新开端”。

　　但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这种激进的政党理论，并不是立足于严格的理论分析，而是立足于考茨基的论述，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革命意识的来源问题。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这直接来源于考茨基的论述。考茨基在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说道: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

　　马格里认为，在考茨基的论述中，革命意识被缩减为科学，而科学是关于客观现实( 资本主义社会) 的知识，因而完全是在知识层面产生的;而革命实践被视为这些知识的实现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积累了科学知识和革命意识的党，另一面是作为追随者的无产阶级，这种启蒙式的关于党与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框架是后来革命政党内出现雅各宾主义的根源。在这里，马格里用“雅各宾主义”一词来指称党的官僚化以及与群众相脱离的现象。马格里认为，列宁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政党理论中存在的缺陷，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之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但之后各国共产党中普遍出现的官僚化和宗派主义表明，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马格里虽然对考茨基论述中的雅各宾主义进行了批判，但肯定了革命意识的“外部灌输”论，只是把它与新的理论基础结合了起来。“外部灌输”如何避免启蒙式的框架及其导致的党与群众相脱离的雅各宾主义呢? 马格里在这里求助于唯物主义辩证法，他认为，启蒙式的“外部灌输论”割裂了无产阶级主体与革命意识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革命意识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在接受这一意识的过程中也不断地从自身的斗争出发对这一知识进行批判与反思，以寻求更高的真理。马格里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革命意识不会使自身成为脱离了工人阶级及其实践而构想出来的独立发展的科学知识，“革命的过程和无产阶级把自身构建为一个阶级的过程必须永久性地体现为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是追求真理，另一方面是克服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史的现实发展”。因此，党和革命意识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真理或科学认识，“它们把自身视为一个过程的一部分，而它们自身所代表的真理必须在与阶级生活的有机联系中形成，并不断地受到后者的批判”。

　　马格里把这种革命意识的“外部因素论”及其辩证法追溯到马克思的著作中，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本质和特征的系统论述，但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哲学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提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马格里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要克服的正是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断裂，它的首要特征是“对现实的分析，这一现实没有脱离其形成过程，没有脱离认识这一现实的主体，没有脱离一般语境及其深陷其中的‘总体性’”。

　　马格里认为，这种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辩证分析对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意味着在这一主体中，科学与意识是一致的，而二者的辩证作用促成了知识的实际形成过程，这种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不是说在历史或现实中找到了这一主体，因为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是孤立的，屈从于客观的生产和社会结构，受制于自身的必然性，无法掌握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的“总体性”知识; 马克思发现的是这一主体出现的机制和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他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结构和运行机制，即作为交换和价值的一般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主体，它内在地对现存社会具有一种批判意识，并将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这一主体就是无产阶级。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究竟无产阶级根据它本身的这种存在而不得不在历史上做些什么。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行动已经由它本身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它不仅要消灭剥削阶级，也要消灭自身，因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缩影，本身也体现了劳动的异化。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是，危机越严重，工人就越是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结构，剥削和异化就更严重，也就是说，“在其直接性和纯粹的客观性中，工人阶级似乎是资本主义现实最忠实的表达，是其最具决定意义的表现”，那么工人阶级如何才能从直接的屈从状态中觉醒过来，成为反抗的主体呢? 马格里认为，革命意识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通过革命意识的中介作用，工人阶级本身才能掌握真正的现实”，而缺乏这种革命意识，工人阶级就不过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马格里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在“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中要表达的意思。

　　马克思是在1865 年2 月13 日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的信中提到这句话的，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废除禁止联合法的问题上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警惕对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幻想，“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件事实上: 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 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只是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的手段，也是对工人运动的分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对政府心存幻想，那是非常错误的，因此“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马格里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1871 年伦敦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决议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在以上两段话中，马克思强调的只是无产阶级组织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要抛弃对资产阶级政党和统治阶级的幻想，但马格里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加入了对革命意识的论述，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政党三方面关系的论述，并且把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同起来，认为革命意识的载体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在他看来，这样的党不是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带领某个社会集团走上政治道路的党，而首先是思想上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借以克服自身片段化的、从属的直接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行动工具”，可以被顺手拿过来使用，而是一种中介过程，通过它，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才得以形成，才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历史使命。并且，这一目标和历史使命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而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自身意识发展的产物，因此，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这样的: “一方面，党和革命意识完全是外在于无产阶级的，至少对其社会直接性来说是如此; 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认识，代表了揭露无产阶级神秘性的实践，是无产阶级现实和历史性成熟的归宿。”

　　既然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意识的中介作用，才能超越自身的直接性，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那么，这一革命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是由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由无产阶级基于现存的客观社会因素( 这些因素逐步地战胜了那些使无产阶级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的因素) 自发地形成的呢，还是表现为一种全球性的对无产阶级直接性的超越? 马格里认为，尽管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论述已经涉及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具有倾向性的看法，也就是说，倾向于“外部因素论”而不是强调自发性，但他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清晰的理论阐述，并且，他的某些重要论述似乎又支持相反的观点，这成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导致激烈论争的根源。

　　马格里强调革命意识的“外部因素论”，并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寻找合法性，因此，在批评考茨基的理论会导致党内的“雅各宾主义”的同时，他又高度肯定了考茨基的“外部灌输论”，并且认为考茨基的真正理论成就在于意识到了革命意识这一外部因素只能存在于科学和文化中，“考茨基意识到，帮助无产阶级摆脱自身的直接性、把自身构建为一个革命的阶级的外部因素，只能在科学和文化中产生”。因此，无产阶级把自身构建为一个阶级并获得革命意识的辩证法，必须立足于无产阶级与科学以及无产阶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马格里把革命意识与科学、文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强调科学和文化有关，具体来说，与葛兰西的论述也有很大关系。

　　三、回到葛兰西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意共实现了对葛兰西思想的正统化，但另一方面，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却在非常庸俗的氛围中进行。正统化和庸俗化削弱了葛兰西思想的影响力，用《新左翼评论》编者的话来说，它甚至成为一些进步青年“反感”的对象。对葛兰西的理论遗产的生命力的抹杀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造成了悖论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理论倾向，竟然表现为对于从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这整个哲学渊源的一种反动”。作为这样一种反拨的德拉·沃尔佩学派从发掘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研究《资本论》手稿，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风格，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进行了批判，在当时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一种独立的精神让人耳目一新。在这一氛围中，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格里对葛兰西理论的阐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用安德森的话来说就是，“在当时的意大利，马格里将葛兰西的思想用于对政治的真正的理论分析，也许是唯一的一个”。

　　马格里对葛兰西的政党理论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不同于列宁的政党理论立足于沙皇俄国落后的社会条件，葛兰西的政党理论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的新探讨，其理论分析结合了西欧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它的理论前提是认识到，与沙皇俄国相比，西欧国家表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因此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革命策略”。葛兰西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之前历史上各种进步运动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意大利传统社会中追求进步的各种运动的遗留因素都能成为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养料，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运动直接继承了之前的各种进步运动，而是说，之前遭遇失败的各种进步运动虽然表达了对自由的新社会的向往，但它们往往在理论上表现为前后不一致、不科学甚至是乌托邦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对其积极方面的继承和消极方面的扬弃，而这是通过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实现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最成熟的继承者，在广义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生存的直接性之间起到了一种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表达了阶级社会中被压抑的对普遍性和自由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必须和无产阶级运动结合起来以克服自己的局限性，而无产阶级也必须通过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超越自身生存的直接性，实现对革命运动的更高层面的认识。

　　“革命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党就表现了这一辩证运动的最终成果，运动双方都得到了改变。因此革命的意识形态用更为进步、更为有组织的形式表达并总结了之前的整个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价值观; 对于它所达到的新阶段，现实中的阶级本身也达到了相应的新阶段。用这种方式，无产阶级摆脱了其直接的生存局限，获得了社会解放，它把自身构建为一个阶级，并在这一过程中超越了自身。”

　　这一关于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必然包含了两个结论。首先，党被看成是一种领导性的力量，在各种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中起到一种先锋作用。其次，党不是绝对真理的所有者，它是展示不断地受到自我批评的各种“真理”的手段，也就是对无产阶级斗争所追求的新社会的向往，是对这种向往的表达，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因此，党首先是一种领导性的力量，其次是预言家。马格里认为，这就是葛兰西的政党理论的两大主要特征和创新，它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清除革命政党中存在的“雅各宾主义”、官僚主义局限，也能清除群众运动中的直接性局限。

　　马格里提出，如果革命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之间的辩证运动不断发展的结果，那么党就会成为无产阶级及其现状的表达及其组成部分，它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滋养，表达无产阶级的真实潜能，又不断受到后者的检视。如果党同时用更为清晰、更为进步的形式预示了未来社会，那么它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一种引导和教育的关系，应该不懈地在现存社会中促进矛盾关系的激化和大胆设想重新组织的未来社会。因此，群众的需要不再是外在于党组织的。马格里在这里设想的党与群众的关系当然也是对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意共在工人运动中没有发挥领导作用、脱离群众运动的一种批评，同时对党的先锋性的强调是为了反对意共内部右翼势力要求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的呼声。当时以阿门多拉为首的意共右翼提出，由于意大利社会已经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都遭遇了失败，无法在这样的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这两个运动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政党，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民主变革。

　　马格里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葛兰西的政党理论之所以是对列宁主义政党理论及其历史局限的克服与发展，就在于它与社会民主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在于它坚持了党的先锋性，并且更为严格地发展了这一先锋性，强调党的力量就在于把普遍的价值与各种具体的斗争结合起来，引导它们在全球战略中走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因此，葛兰西的政党理论需要一种先锋党，它既代表了“集体知识分子”，也代表了一种领导性的力量，既是有凝聚力的整体，又具有同一的意志，能够在广泛的群众中起到团结和领导作用，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

　　马格里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政党与群众之间关系的看法，是与对当代意大利社会的批判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他继承了葛兰西关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发达阶段的看法，认为和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列宁所处的落后的俄罗斯社会相比，当代意大利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发生了许多新变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马格里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不再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而是相反，“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朝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无疑会损害强势集团的直接利益，而另一方面，不同的生活方式、工作条件和文化却在无产阶级中造成了分裂”。无产阶级虽然在人数上占大多数，但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由于工作类别、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等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别日益加大。同时，虽然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方式、自动化生产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但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又使工人获得了虚假的自主性和自由，也就是说，通过满足其虚假的需求实现了对工人更深程度的剥削和压迫，在这一条件下，幻想工人在他的需求与雇佣劳动体制之间产生自发性冲突也越来越困难，因此，马格里认为，与过去相比，“在直接的、社会学的层面上来实现阶级的联合越来越困难”，没有政治组织和独立的意识形态的中介，阶级的联合和革命意识也越来越难以实现。

　　在这里，马格里诉诸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来使无产阶级超越自身的直接性，实现阶级意识的觉醒，这是对葛兰西早期理论的直接运用。但后来 60 年代末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应当立足于对当下和未来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立足于生产力发展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新形式，而不是立足于前资本主义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和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为此，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在不停地生产和再生产它的掘墓人，这是革命运动赖以立足的社会力量和实际需要，但这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自发性理论，而是说，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为生产力的各种新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和限制性的条件。通过这些发展，群众及其实际斗争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基础。他也根据意共与工人运动的现实对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修正意见，认为之前提出的党作为阶级意识的中介和代表的框架已经落后于当前的工人运动的现实了，工人委员会即基层工人自身的组织问题被放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他提出了党、工人委员会、群众这一新的理论框架，认为“在党和群众之间必须存在一个第三方因素，那就是工人阶级的自治的统一的政治机构，它在二者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工人委员会必须从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 工厂、办公室、学校) ，带有自身的结构，其中党只是扮演了激励和综合的作用。在这里，马格里诉诸“苏维埃”概念来重新强调“工人委员会”的重要性，提出要激活从列宁、葛兰西以来的这一理论资源。如果说葛兰西从都灵时期的工厂委员会走向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问题，那么马格里则从对党组织本身的官僚主义、改良主义的思考又走回了工人委员会理论，认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自身的自治组织，那么党的机构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集权化和官僚化，这是任何党内的民主化变革都无法改变的趋势。安德森认为，从葛兰西后期关于党的组织理论又回到他早期关于工人委员会的论述，这是马格里在理论上的一种倒退，但我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的，正像马格里所说的那样，是对意共和工人运动现实的分析，而不是立足于抽象的理论逻辑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理论问题》一文的英文版《后记》中，马格里承认: “实际上，本文不仅仅是对斯大林式的政党的集权化、官僚化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批判反思，后者也隐含在列宁的组织理论中。这一批判立足的不是自发性或民主主义，而是试图在社会现实中为工人阶级的具体的辩证运动寻找坚实的基础，使工人阶级能以此超越其直接意识的局限性和矛盾。”立足于对具体现实的分析，一直是“宣言派”的理论分析和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要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物质力量的现实的辩证法进行分析”，革命性的替代方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对于马格里及其领导的“宣言派”与意大利其他新左翼思潮之间的关系，在纪念马格里的一篇文章中，佩里·安德森是这样评价的: “在欧洲左翼中，卢乔·马格里是非常独特的，他的思想从未脱离同时代的群众运动，在此意义上，他是那个时代唯一重要的革命思想家。他的理论反思总是扎根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现实反抗或沉默。这在见证了俄国革命的那一代理论家——葛兰西、早期卢卡奇和柯尔施——那里是常见的，但在冷战时期是不多见的。马格里正是在这一时期介入了政治。这一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阿多诺、萨特、列斐弗尔、阿尔都塞等，都是在与群众政治完全脱节的情况下发展起各自的理论思想的。”

　　安德森的论述当然是延续了他一贯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工人和群众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更多地是在脱离了群众运动的学术圈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 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这当然主要不是个人主观上的选择，而是特定历史际遇的结果，意共作为战后欧洲数一数二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给马格里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广阔空间，不管是 1969 年开除出党，发展自己的左翼组织，还是 1984 年重新回到党内，或者在 1991 年意共解体后组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还是 1995 年退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马格里的政治实践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始终是紧密联系的，而他的理论探讨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正如卡斯特利娜所说的: “我们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左翼团体，我们认为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应当从原有革命政党的危机和背叛中产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仍然是意共的一个分支。关键是在历史性的左翼的传统文化和新出现的运动之间建立和保持各种交流渠道。”脱离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基础，就无法对马格里的理论贡献做出合理的评价，而马格里的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为我们反思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乃至 20 世纪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