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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政策及其启示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政策，启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发展、意识形态控制和文化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其文化管理政策经过战后长时期的变革与调整，已日趋成熟和完善。
（一）由政府控制并资助导向性、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和部门。这一类文化事业和部门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反映着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导引着文化发展的方向，西方各国政府都予以普遍重视。例如对宣传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部门，包括影响较大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国家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进行控制。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亚洲等电台，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的，政府通过对这些部门的资助和控制，反映政府倡导的价值观念，控制意识形态。对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代表国家文化水准的高雅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包括交响乐、芭蕾舞、古典歌剧等，国家都重点扶持。当然，这一类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及产品，不排除他们可根据市场需要，组织一些适令性活动并获取盈利的可能，但从根本上讲，国家的控制与扶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具体的方式除了国家褒扬、给予相应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外，还在经济等政策上实行优惠。一是政府直接进行文化投资。在西方，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因为政府的更迭导致对重点文化投入政策的改变。政府一般都有一笔庞大开支，用于文化投入。例如，美国用于公益性公共图书馆的投资就主要由政府拨款，其中地方政府投资占拨款的78%，其余主要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且逐年增加，即使受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投入也未明显减少。如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和此前一年的政府投入，都比前一年增加了3.7%和5.5%。〔1〕其他像博物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馆等，从建筑到维修、管理大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二是通过税收予以照顾。一般来说，凡属非盈利性的文化事业和组织等，西方国家都以低税或减免税予以扶持。如美国对营利性出版单位没有特殊优惠政策，完全据其利润多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非营利性出版机构，联邦政府不仅不征税，还给予某些资助。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推出了著名的“501（c）（3）”条款，对非营利性艺术团体与机构、艺术产业捐助者实行销售税和财产税的减免优惠，〔2〕美国联邦税务局《免税组织指南》作为免税规范，还具体规定了享受免税的文艺团体、组织必须以服务美国社会为目的，是非营利性的；英国历届政府从未对图书、期刊、报纸征收过任何增值税，图书与其他出版物始终处于零税状态；法国对公益性文化娱乐活动实行免税，对新创作的戏目以及新编的古典作品，在演出140场之内，税收减免70%，对高雅音乐会以及赴国外的艺术演出也给予减税优惠，而对经营色情内容的演出活动则征收70%的高税。〔2〕意大利专门设有对文化团体、组织的五项优惠贷款和减税政策；阿根廷对民族高雅文化团体予以减免税，但对营利性文艺团体实施高额税收，其中摇滚乐团被征税额最高。三是鼓励社会组织、人士对文艺事业予以资助。主要是政府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向社会导向性、非盈利性文化团体捐款或资助，一些国家规定凡进行这种捐助的组织和个人，可减免总额不少于50%的税金。如美国法律有明确的税惠政策鼓励向艺术事业捐赠，凡向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可减少纳税额。一般每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1美元，每1美元收入便可减少28美分~40美分的税。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每减少一美元的税收收入，私营部门的非营利机构便得到90美分至1.4美元的捐赠。〔3〕由此推进了有影响的组织和个人向文化单位的资助，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士的带头捐助，往往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例如，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皇家歌剧院扩建时，查尔斯王子带头捐款1000万英镑，社会其他各界也纷纷解囊；而美国的比尔·盖茨一人1994年以来就向公共图书馆捐了1.5亿美元，用于网络设施建设。〔1〕
（二）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要求管理应用性、实用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和产品。这一类型的文化事业，大都与社会的一般文化生活以及公民一般的文化需求直接相关。例如大学中的一些基础、应用性学科，社会科学中诸如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应用性学科，文艺领域内的消闲作品、通俗歌曲、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播电台中的消闲性节目等。对于这一类文化事业、组织及产品，政府大都不直接干预，其发展一是不得违反法律，在法律规范内调整，二是在市场竞争中，按市场要求发展。西方国家多以“法制社会”自称，在文化管理上也突出依法管理。这种依法管理的政策，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管理原则法律化、制度化。例如对文化事业、单位、团体的分类，都以规范方式加以原则确定。美国有关法律明确把文化事业区分为盈利与非盈利两种。英国则把高雅艺术、公益性文化团体同其他艺术团体区分开（英国将这类团体归为慈善机构，指其不被征税，靠赞助经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文化管理中有明确的法律原则规范可循。二是文化管理方式法律化、制度化。文化管理应当如何进行，法律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税收、政府投入或资助，以及社会团体个人的赞助、捐赠等，都从赞助什么，怎么赞助，捐款数额，以及捐助之后可享受多大程度减免所得税等，有法律的明确规范，由此使文化管理具有可操作性。三是保证法律在文化管理中切实发挥作用。西方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组织，对于文化事业的管理都要依法办事，而大多数的具体管理，又多由法律组织出面，政府不直接插手。
（三）通过法律和税收管理世俗性、商业性的文化组织和产品。这一类型的文化组织及产品，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例如不同时期的畅销书、走红杂志、影像作品，以及宣泄性、病态性文化流派和作品、走红歌星等。对这种利润大，在社会中有一定市场，其持续时间又难以把握的文化组织及其产品，政府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和税收政策进行管理。其方式：一是以重税管理高利润文化产品。国家通过相应的税法、演出法等，通过收缴高额税赋进行管理，盈利越多，税赋也越重。西方多数国家的走红歌星，一般要将其演出收入的50%以上用于纳税。美国包括艺人、明星在内的高收入者每年上交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4〕著名武打影星成龙就表示“我希望少去美国拍戏，那边的税重，收100万要交50万。”这种情况在经济危机时尤其明显，今年5月上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就声明，要对年收入逾100万欧元者征收最高达75%的所得税。〔5〕二是以法律限定特殊性文化产品。对一些宣泄性、刺激性的文化产品，政府主要依靠相应的立法加以管理，如西方国家对主要的电台、电视台，限定在夜间22点之前不得播放刺激性、凶杀性和渲染暴力的节目。在这样的政策下，对于一些激进的文化组织和团体，只要其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没有对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和动荡，一般政府也不加以干预。
此外，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还有包括注重发挥非政府社会组织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管理，文化管理政策根据社会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以及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社会文化组织及产品的兴起和发展等。如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心理咨询、行为科学等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相当程度上都与国家根据社会需求在政策上引导、促进密切相关。
总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可以得出一些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首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善文化管理政策，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西方国家文化管理政策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服从、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国内的文化管理当中，而且突出地体现于对外文化传输的管理上。比如美国的外交部门有一套向海外推广美国文化项目的政策措施，国务院除直接管理像“富布赖特交换计划”和“文化大使”等项目外，还经常派各种形式的文化团体、演艺人员到海外演出，并给予经济赞助。所有这些项目和演出的主旨，虽然常常在西方被披上了跨地域、超政治的外衣，本质上都宣扬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可以说，文化管理传输主流价值，是一个国家实施文化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确定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时，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文化管理承担着的社会功能，努力在促进文化产品生产、文化生活服务和文化需求满足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
其次，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文化管理。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管理中，注重依法治理，国家和政府都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文化管理法规，大至社会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舆论，小至演员、作者、文化单位工作人员的权利、应遵守的原则、相应的义务，以及惩罚要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和社会对文化的管理，一般以颁行的法律为尺度，有了这样的规定和约束，文化事业发展中诸如学校教育如何办，新闻出版如何发展等，就既表现的“自由”，又不违背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发展导向。文化演出团体的演出、收入，文化组织、产品的活动、生产、销售等等，都依据法律的规范，文化管理事实上就成为法律本身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综合运用包括经济、行政等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的管理，其中特别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经济、税收上的倾斜、奖惩等方式调节文化事业的发展，收到了明显成效。而从我国文化管理的实际情况看，无论在相关的法制建设上，还是包括文化组织、税收、基金在内的市场管理上，都有非常大的发展完善的空间，需要逐步改进。
再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直接性管理的比重大为减少，国家和政府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主要不在于行政上允许或不允许，而在于法律上是否限制，经济上使其增加或减少成本。国家对其认可、褒扬的文化组织、事业和产品，鼓励和促进其发展，反之，对于社会不鼓励的文化产品，就相应地增加其成本，由此在行政干预很少的情形下在总体上把握了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同时，对必要的政府管理，西方国家也采用了隐性的和引导性方式。比如美国政府负责文化艺术事务的国家艺术基金组织，每年约有1亿美元左右的预算资助文化事业，这笔资金占不到美国文化事业所需经费的百分之一，其作用本来十分有限。但这一基金采取配套拨款方式，接受政府拨款的文化组织，必须从政府以外的渠道争取7至8倍于拨款的配套资金或捐款，政府拨款才能到位。由此而来，接受拨款的组织既由于政府拨款提高了知名度，也因拨款带来的社会影响扩大了筹款来源，反过来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类似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它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文化管理，完善管理政策，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变无所不管为有的放矢，由直接干预到间接引导，逐步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最后，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扩大文化发展和管理的参与主体。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管理是一种多层面、多途径、多组织的管理网络，这一网络中直接的政府行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直接的行政手段由于一般较少使用，因而表现出了较为宽松、自由的外在形式，也很容易使人们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是一种“无为而治”。但是，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西方国家在文化管理中除却有意识地减少直接的政府行为外，保证文化得到管理的重要方式，是发挥多种多样非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使文化管理在表现为多元化、多途径、多层面管理状况的同时，替代了公开的国家介入，隐藏了内含着的国家意识。如西方国家文化发展中的各种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组织，无论在捐助文化事业发展上，还是在按照法律进行行业自律方面，都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这种“无为而治”式的管理，实际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在文化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类似的情形还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近年来，西方国家文化发展也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程度不同的经费困难，社会捐赠有所减少。针对这样的问题，它们更多地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作用。如美国、法国等国家就通过社会组织的工作，动员义工以义务劳动等办法弥补文化事业经费的不足，事实上等于新增了捐赠。美国和法国等国家拥有数十万人计的全职义工，他们的义务劳动相当于大笔的捐赠，不仅促进了文化发展，还在劳动过程中增强了对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应当说，这些做法启示我们，政府在文化管理中承担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更好地发挥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及社会团体的作用，就能调动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在扩大参与主体的过程中，为文化发展和文化管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石烈娟.近年来美国公共图书馆经费不足问题及对策〔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9，（4）.
〔2〕贾康，马衍伟.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税收政策面面观〔N〕.中国文化报，
〔3〕韩红.美国资助文化事业的运作方式〔N〕.学习时报，
〔4〕聚焦国外个税征收：西方人如何缴个人所得税〔N〕.中国财经报，
〔5〕西方国家向富人“开刀”会有什么效果〔N〕.中国财经报，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