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在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和重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集体学习之后，开始了《列宁全集》第二版全部60卷的集体学习。

该项活动正在进行中，他们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先由报告人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本网将逐年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

《列宁全集》研读会简报

内部交流                 第2期            2016年4月1日

目 录

第二卷研读会概况... 1

刘道一的研读文章... 2

余斌的补充... 8

相关讨论... 11

第二卷研读会概况

2016年3月10日上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第63次暨2016年第2次原著读书研讨会，学习《列宁全集》第2卷。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是刘道一，会议由余斌主持。

刘道一主要就《列宁全集》第二卷中的一篇重要的批判性理论文章《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展开文本分析。刘道一提出，列宁的这一西伯利亚“流放文稿”体现了早期列宁（“列宁研究”中的所谓“列宁主义之前的列宁”）对于俄国社会性质与俄国革命性质的深入思考，这一思考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清晰地展现了列宁的锐意革命的思想路线，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其思想的发展，就是第三卷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宏大视野和革命指向。余斌对这一卷中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

在主题报告后，原理部同仁就《列宁全集》第二卷的著作中涉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困难、自由主义的危机辩护、当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一些同志基于列宁的相关文本、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刘道一的研读文章

危机与革命

——列宁的西斯蒙第主义批判

一、引言

在1897—1900年的三年时间内，列宁同志因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并准备出版相关的秘密报纸《工人事业报》）而被捕，并被沙皇俄国政府流放至西伯利亚“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州的舒申斯克村”[i]。在这三年的流放时期，列宁有机会抓紧时间大量阅读、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著作，细致研究并撰写了从俄国本土视角出发的“描写工农状况的以及工业农业情形的统计的与经济的著作”[ii]（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构成了《列宁全集》第三卷主体内容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同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境相结合，写作了对以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Sismondi）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经济学的浪漫派”）进行深刻批判的理论文章，这也成为早期列宁（“列宁主义之前的列宁”[iii]）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方法之思想理论探索的重要文献。

西斯蒙第作为对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等英法经济学者为代表的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家，其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系统地攻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缺陷，大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是具有其理论倾向上的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其本质立场上的“小资产阶级性”，使得他的理论遇到了内在的困难，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危机与革命”的共构关系，而只能以一种错误的心态来求取“后退”的理论后果。“说他是反动者，不是说他想简单地回复中世纪制度，而是说他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想在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旧的秩序和传统中去寻规范。”[iv]对于旧规范（宗法式的尺度）的思慕和怀念，意味着对“新社会”的无法认同、无法理解，而这也就必然造成西斯蒙第主义的非科学性、非现实性。“浪漫主义的‘计划’看起来是及其容易实现的，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忽视现实的利益。”[v]而西斯蒙第这样的错误思想、错误言论，在19世纪末叶的俄国，却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并且，这种思想对于当时革命的诉求也造成消减的作用，这是列宁即使身处流放之中仍旧不能放松警惕的。因此，当他读到了刊载于1896年的《俄国财富》上的艾弗鲁西的连载文章《西斯蒙第的社会经济观点》时，他很快就作出了反应，给出了全面彻底的理论回击：“《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一开始就说，没有一个作家像西斯蒙第那样‘得到如此不正确的评价，’人们‘不公正地’时而说他是反动者，时而说他是空想家。其实恰好相反。正是对西斯蒙第的这种评价才是完全正确的。”[vi]

深入而论，列宁的这一篇批判文章绝非仅仅基于观点的细微差异从理论上“叙述并分享西斯蒙第的学说，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鲁西的文章”，[vii]而是有其所要回应的思想和政治领域斗争的更深需要的。在列宁1898年从流放地寄给其母亲乌里扬诺夫娜而由其转交给出版界友人的信中，列宁如此表示了他的经济浪漫主义批判的写作意图：“我现在竭力在打算把我的论文集印成书。……在我看来，最好是把那篇关于西斯蒙第的论文跟关于家庭手工业的论文合在一起印行。我可以用这样的题目，‘民粹派的架空的理论之考察’。……在我的这两篇论文中，其实是有着共同之处的：两者都是对于民粹派的经济理论的批判。”[viii]可以说，在列宁的这一思想时期，民粹派所提出和造成的理论问题，是列宁着力研究、思考的“理论对象”，因为“列宁认为民粹派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有害的，它不仅不武装无产阶级反而解除了它的武装，它在革命的队伍里撒播了动摇的心理。”[ix]而列宁必须对其作出专门的评断。

在这里，我正是基于对列宁的三年流放时期经济理论反思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思想趋向的基本把握，着重以列宁1897年发表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为核心文本来展开对俄国民粹派“架空”的经济学说的分析（以成为后续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理论准备），同时结合西斯蒙第本人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相关论断，来呈现列宁对于“危机根源与革命斗争”之理论论域的系统、批判思考的根本性质，以及这种理论的进步特质是如何否弃那种种简单、简化的“对资本主义的伤感主义的批评”[x]的。

二、西斯蒙第的危机论证

在进步的意义上讲，西斯蒙第（Sismondi）以其迥异于“萨伊市场定律”的理论态度，通过直面危机现象的“消费不足论”而开展反对自由放任市场主义的理论努力，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首先指出，“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看作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阐明了，各个阶级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的，如果生产关系没有阐明（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论断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xi]与列宁的“浪漫主义”定名相呼应（也同时是对其思想构成导引）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评断：“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xii]也就是说，“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以其对分配的“公正”性后果的强调而成为传统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的重要批判家（也由此而成为巴斯夏—哈耶克系谱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对象），而其理论重心，就落在危机问题上。“斯密—李嘉图学派认为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因而他们忽视了实现问题；与此相反，西斯蒙第则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和实现问题提到了首位。对李嘉图及其门徒来说，经济过程是一个均衡状态的不中断的链条，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是经由自动‘适应’来实现的；相反地，西斯蒙第则集中注意到这种过渡，即经济危机。”[xiii]

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成因时，西斯蒙第将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平衡关系问题放在首位，并因此而将理论论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萨伊市场定律”（以及在理论承袭上相应的萨伊与李嘉图学派）。“这里有李嘉图和让-巴蒂斯特·萨伊，他们是英国和法国所怀念的人，还有麦克库洛赫、西尼尔。今天，大家常常把他们当做活神仙，向他们请教，这些人一致说，经济学家只要管生产财富就行了，因为各国之所以达到兴旺的顶峰，正是因为不断生产更多的东西的缘故。他们说，在创造交换手段的同时，生产也创造了消费的原因。他们说，不管人类的劳动生产多么大量的财富，都永远不应害怕财富会充斥市场，因为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总是会把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的。”[xiv]而与这些乐观的生产（必然）创造消费的自由主义学者（同时也是“自由”—“市场”论的辩护士与智术师）的观点截然相反，西斯蒙第从综述他的思想渊源（即马尔萨斯）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先生，他具有伟大的思维天赋，如果他最初不是太经常地把他的敌人卷进形而上学的深处和过分地把精密科学的计算方法应用到精神力量上，他本来是可以加速科学的步伐的，因为他已经隐约地看到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差不多准确的平衡。他十分明白消费并不是生产的必然结果。他看到了市场可能发生壅塞，以致使生产活动成为生产者本身破产的一个原因。”[xv]而在题为《关于萨伊先生的<消费与生产的平衡>一文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西斯蒙第在对萨伊主张的回应中进一步展开自己对于“生产者本身”的思考：“我认为，需求、报酬、消费要求增加产品，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好事；需求毫无增加，而生产者完全依靠剥夺竞争对手的产品的消费者，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坏事。我指的是各国走向繁荣的自然发展过程，也就是要按本国对新产品的需求和购买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生产。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一方面剥夺劳动阶级的一切财产和保障，一方面也把他们推到盲目生产中去，这种生产与需求、与购买力都毫不适应，以致使他们更加贫困。”[xvi]在西斯蒙第的理论反思中，萨伊正是作为那导致“剥夺”与“贫困”的“制度和法律”的代言人而出现的，他所提出的那种基于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的前设的理论主张因而对现实的不平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斯蒙第本人因此在一个更为“反讽”（Irony）的意义上向萨伊提出了他的忠告：“像他这样公正无私、毅力坚强的人，如果悉心研究几个强大国家所显示的新现象——物质财富越增加，群众的贫困越严重，生产各种财富的阶级越接近一无所有的穷苦境地，他将获得更显著的进步。”[xvii]或者也可以说，上述说法正是西斯蒙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对于自己的相对于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家的“更显著的进步”的期许所在。“西斯蒙第拒绝亚当·斯密的下述原理：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最自由地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则社会利益将会得到最好的保障。他指出，自由竞争的社会经济后果是灾难性的，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大多数居民贫困化，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xviii]

西斯蒙第就是这样以其不可动摇的学术洞见开启了他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新”意所在：“我坚决要求，我要求大家面对这些至今还使我们很多弟兄遭受极大痛苦的灾难来同意我的意见，因为旧的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期新的灾难。”[xix]进而，西斯蒙第给出了他的对于“新灾难”的洞察所在：“我对于最近几年欧洲遭受的商业危机感到触目惊心；我在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亲眼见到产业工人所遭受的极度痛苦，至少说在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社会情况完全相似。我认为这些国家，这些民族都走错了路，他们虽然努力设法补救，但是灾难愈益严重。”[xx]

对于西斯蒙第来说，真正“走错了路”的，当然首要的是“这些国家/这些民族”所秉持的政治经济思想，而这一点，又以英国的情形最为关键。“我特别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通过英国所遭受的危机，根据全世界各种工业之间的联系，来说明我们目前的灾难的原因；我也指明，如果我们继续奉行它所遵循的原则，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会是怎样的。”[xxi]根据西斯蒙第的考察，“在相距只有几年的期间，就发生两次可怕的危机，它使一部分银行家垮台，使英国的全部工厂都受到灾难；同时，另一个危机摧毁了农场主，从而打击到零售商身上。”[xxii]但是，与通常所期待的状况相反，英国这样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源地，却没有能够切实有效地推出应对危机的关键性思考（这一点同后世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如出一辙），这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可以说是宣告了古典理论的破产。“如果英国下定决心，那么，它的生命力以及它那些政治家的天才，会帮助它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容易回到正路上来的；但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包含偏见，他们的人民有自己的一套习惯，现在呢，处在灾难之中的英国人，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止灾难日益严重的措施。”[xxiii]

受益于“看不见的手”的“不作为”的规范性与对“萨伊市场定律”的本质性信仰的资本主义经济，却在19世纪中叶遭遇“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的连续的危机现状，这一点在西斯蒙第看来，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经济思想所能涵盖的范畴。“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明眼人应该认识那些不应有的灾难是人为的，而被害者还是人。他对于灾难不应漠然视之，置之不理，而不想补救的办法。”[xxiv]对于西斯蒙第来说，他甚至有理由相信，导致灾难的正是“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所在：那种限制政府行为的“有限”话语，其实正是招致“危机”的源头所在；他所谓的“新”式的政治经济学甚至在“道德”或“伦理”的涵义上都是全新的。而在批判旧势力的意义上，西斯蒙第宣称：“我相信我给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因为我确定了全民的收入和研究了收入的分配；收入既然给国家带来莫大的幸福，那么通过研究收入就能够最好的达到这门科学的目的。”[xxv]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的现况出发，从劳动阶级的“真实”利益状况出发，西斯蒙第的反“斯密—萨伊—李嘉图”谱系的“新政治经济学”构想（或对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奠基以及对“另一个开端”的历史性思考），就是以“消费不足”论为批判性、否定性的先导，从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出发，最终试图重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尝试。在这样的理论图景下，西斯蒙第得以重启“政府行为”的合理性维度。“我再一次申请社会力量的干涉，以便使财富的进步正常化，而不使政治经济学遵循一个最简单的、在表面上好像最自由的所谓‘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laisser faire et laisses passer）的方针。”[xxvi]

余斌的补充

列宁在《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指出，“纺纱车间的工人们，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你们的工资稳定而且有所提高……要知道，你们已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兄弟被工厂解雇，你们的较高工资是用你们那些被赶出厂门的纺纱工人的饥饿换来的。这仍然是厂主们的狡猾手腕，这种手腕也不难识破，只要算算整个走锭精纺车间以前挣多少钱和现在挣多少钱就行了。”今天西方经济学认为工会的高工资是工会在垄断，是工会在牺牲被解雇的工人。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没有工会的工厂有无解雇工人，以及有工会的工厂其总工资的水平与以前相比如何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这里，列宁还提到，“罚款法规定，只有因工人工作马虎而使工作受到损失时才能处以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处以罚款后三天内把扣款登记在工资簿的罚款栏里。各项罚款都应有精确的账目，款项不能落入厂主的腰包，而应该用在该厂工人的需要上。”今天中国的企业内部处罚也很多，比如迟到也会扣款等等，这样都是不合法的私自规定。今天中国也应当有明确的罚款法，对企业内的私自规定进行依法治理，同时，为了防止企业乱罚款，和谐劳资关系，应当将这些罚款交给职工代表大会处理，用在该企业工人的需要上，包括培训工人以减少会受处罚的行为。

列宁在《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中指出，“如果工人和厂主真是平等的话，那么对待厂主的法律也应当象对待工人的法律一样。工人停止工作，他就得不到工资而且要付出罚款。那么，厂主任意停工，第一，他就应当付给工人在工厂停工期间的全部工资；第二，他也应当付出罚款。但是这两点在法律中都没有规定。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前面关于罚款所说的那些话：罚款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意味着工人是一个下等的、不自由的阶级，注定终生替资本家工作，给他们创造财富，为此得到的几文钱，还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至于要厂主付出任意停工的罚款，那就更谈不上了。厂主甚至在不是由于工人的过失而停工时都不付给工人工资。这是极为令人愤慨的不公平现象。”列宁所谈的这些问题，在他看来，应当是沙俄时代就应当解决的，今天中国更应当解决这些问题。罚款法除了规定对工人的处罚外，还应当明确对企业主的处罚，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工资的发放间隔不得超过一个月，逾期按信用卡透支利率进行处罚，罚款同样交给职工代表大会处理。企业主拒交罚款的，由职工代表向法院起诉追讨。列宁还提到，“工人运动的加强和波兰的罢工促使罚款法在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罗兹城在彼得库夫省）得到推行。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县赫卢多夫纺织厂的大罢工立刻促使罚款法在梁赞省得到推行。事情很明显，在工人自己没有干预的时候，政府也‘自认无权’剥夺资本家老爷不受限制地（任意地）课处罚款的权利。”这其实就是西方公共经济学掩盖了的政府与市场的真实关系。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应当为工人们尤其是私企工人争取更多利益，而不是等着工人们自己去争取。

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提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提出的十条要求如下：

“1.在一切工业部门中设立工业法庭，从资本家和工人中选出人数相等的审判员。

2.以法律限定一昼夜工作时间为8小时。

3.以法律禁止夜工和夜班，禁止雇用15岁以下的童工。

4.以法律规定节日休假制度。

5.把工厂法和工厂视察制推行到全俄一切工业部门和官办工厂，同样也推行到家庭手工业者。

6.工厂视察员应有独立地位，不受财政部管辖。工业法庭的成员在监督工厂法执行情况方面，享有与工厂视察员同样的权利。

7.无论何处，绝对不得以商品支付工资。

8.工人选出的代表监督工资的合理规定、产品的检验、罚款的用途和工厂工人宿舍的状况。

以法律规定，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一切款项，不论扣除的原因如何（罚款、废品等），其总数不得超过每卢布10戈比。

9.以法律规定，厂主应对工人伤残事故负责，如过失在工人方面，厂主则应对此提出证明。

10.以法律规定，厂主有供给学校经费、给工人以医疗帮助的义务。”

对照这十条，我们还有不少地方做得很不够。如果说这些以前写的东西过时了，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现实反而更过时，更落后，必须迎头赶上，对照落实并超过这些要求，才谈得上与时俱进。这几条中没有涉及拖欠工资问题，可见当时没有这类困扰工人的问题，我们更应当好好反思了。

相关讨论

研读会围绕这部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主要围绕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列宁的危机与革命理论对当前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列宁自身的思想发展线索等问题而展开。与会者还围绕如何更好地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列宁相关思想展开了研讨。

苑秀丽认为，列宁这一时期的以经济理论为主的思考方向，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意义，应当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在1897-1900年的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列宁抓紧时间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同时将这一时期的学习成果应用于对现实问题的批评之中，这样的理论写作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这样的研究，一方面紧紧抓住了当前革命斗争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因现实问题的迫切性而损害到理论阐释、思辨的科学性，这样的卓越工作，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李春华认为，从思想教育的“效果论”视角出发，再思考列宁在当时的斗争实践中的理论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列宁在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同时，也非常细致地分析了他所批判的错误思潮的理论前提、概念框架和论证策略，并对其危险的现实影响，做出了精确的刻画，这在现实的理论论辩中，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任何好的批评文章，都首先要做到对对立观点的深入挖掘，之后才能有到位的批判，也才能使得正确的思想，以使人信服的方式，真正的深入人心。

朱亦一指出，当前的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既有被西斯蒙第所批评的那些根本问题，又同时在其历史发展中部分地汲取了西斯蒙第的观点所指出的经验教训，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和一定方式上的“自我更新”，而这就使得对于市场经济的内在困境的问题，在研究上存在着更大的困难。

杨静提出，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政策的危险后果，在不同程度上都被马尔萨斯、西斯蒙第这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指出了，这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出现的反对声音，这样的理论现象，本身也值得关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会有这样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问题的思考，但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虽然危机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其深重程度、波及范围已经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思想领域，却再也没有真正出现反对的声音。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是如何消灭自己的反对派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这样的手段的“实现”方式，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以保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批判性”面向，并一直保持对于资本主义的“否证”态度。

同志们认为，当前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我们要从理论上做好基础工作。

（执行编辑：刘道一，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