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48卷研读会概况

2013年9月10日上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48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朱亦一和梁海峰，会议由杨静主持。余斌、张建云、刘志明、孙应帅、李春华因公请假。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中，收录了马克思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一部分。全部手稿是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的《资本论》第二稿，共写了二十三个笔记本，统一用罗马数字编号。其中第VI-XIV以及第XV和XVIII本的一部分，是对经济学说史的批判部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标题收入本版第二十六卷第I、II、III册。第I-V、XIX本和第XX本的一部分收入第四十七卷。其余各部分，即第XVI、XVII、XXI-XXIII本，以及第XV和XVIII本的未发表部分包括在本卷中。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央编译局1985年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时，在卷首为读者提供了本卷的内容介绍，也可以说是本卷的著作内容导引，按照这条路线，我们自然能看到编译者希望读者所看到的内容。但是，在此，我们却想向读者展现本卷内容的另外一种读法。这种读法，是建立在我们只能看到第48卷的内容的假定前提上的，即我们不联合已发表的《资本论》的文本内容，即不以《资本论》来勘定《1861-1863政治经济学手稿》的文字。与此同时，由于本卷文字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而展开的，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是如何使用不同的资料、概念来展开对资本、劳动（剩余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分析链条的论证，是我们翻读本卷的初衷，在下文中，我们拟就此点展开讨论。期间，可能会有部分内容会和现实有某种关联性，但这并不是重点，只是某种巧合而已。具体分工是朱亦一整理了“儿童”、“妇女”、“教育”、“农民”概念，梁海峰整理了“中国”、“意识形态”、“哲学”、“自由”概念。

朱亦一的研读笔记

一、儿童和妇女

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儿童和妇女是作为“劳动力”进入经济学的分析视野的，马克思也在关注妇女和儿童，同样，价值与理性的分野与挣扎也体现在马克思的文字中。究竟这种关注的出发点是基于理性的分析还是某种“人道主义”式的关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并不深究。我们想展现给读者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儿童和妇女的关注。在这里，儿童是以“儿童劳动”出现的，妇女是以“妇女劳动”出现的。

关于对儿童劳动的论述，请详见本卷第20—22、467、497—498、517、540—541、551—552、554页。妇女劳动详见第20、467—468、540—541、551、557页。下面摘引的是部分内容：

只有最简单的形式，简单协作的形式，才可能也存在于较早的生产关系下（见早期的埃及等等，在那里这种简单协作不是在修建铁路时使用，而是在建筑金字塔等等时使用），也存在于奴隶制关系下（关于这点参看下文）。在这里通过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从属关系几乎又被贬低到奴隶制关系（参看斯图亚特的著作）。

在1792年，手工劳动主要是由成年人完成的，不吸收儿童；各种工人或劳动者的总数在1792年可能增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时总人口将近1500万。机械动力在这个时期超过手工劳动的价值近2倍。因此，如果手工劳动等于375万人的劳动，那么超过这个数目2倍的机械劳动就等于1125万人的劳动，这一切为总产品提供了1500万人的劳动的价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口和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总量互相一致。但是，采用改进的蒸汽机和机械纺纱机及其他机器，使大不列颠的生产力发生了无数变化。由于几乎不断地吸收妇女和儿童从事工厂的普通劳动，手工劳动增加了。因此，现在手工劳动可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总人口在1817年增长到1800万，可见，在25年内增长了3百万。但是从把阿克莱和瓦特的改进的机器用于生产时起，［生产］财富的生产力的实际增加，相当于2亿强有力的、训练有素的工人的劳动；换句话说，生产财富的手段的这种增长，在今天等于不列颠群岛的人口增加到10倍，或者手工劳动增加到30倍。

在所有者或煤矿主之间，由于向不同的市场供应煤炭而在每个地区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人口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此类劳动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的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采煤的工作面〉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41年4月21日》第102页）{儿童劳动。过度劳动。如果说，儿童在工厂里的劳动妨碍他们的肌肉发育，那么在煤矿则相反。工人，特别是儿童和少年的“过度劳动引起肌肉过份发达、身高受阻、步态畸形、头疼、背疼等等”。（同上，第134页）童年（矿工）肌肉用力过度会引起肌肉反常的发达。“肌肉的发达如此不成比例完全不是机体健壮的标志，相反，是整个机体由于过度供给这些肢体营养而衰竭的证明；肌肉的这种营养过度使整个机体衰弱而不是增强，这种现象可以从现在收集的材料中看到，这些材料无疑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机体一般地停止生长，特别容易害病和早衰早亡……在煤矿中使用儿童劳动，使童年期延长，成年期缩短和过早地衰老和死亡。”（同上）“成年矿工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在天然煤矿‘采’煤；根据天然的矿层及其分布状况，有各种不同的采煤方法。儿童和少年的工作主要或是开关煤斗车必须经过的小门，这些小门必须即时关上，不使通风受影响；或是从掘煤的坑道或工作面把煤沿着地下运输坑道搬运到井筒的基地上；而且，在英国北部大煤矿区中，这段距离从最近的到几英里长的不等，在那里开采的深度要求费用昂贵的同一矿井采掘大面积的矿床。”（同上，第107页）“不管这种事实如何令人吃惊，正是在这种矿井中，儿童健康不遭受巨大的和无可挽救的损害，活就干不完，儿童在最小的年龄就干活，哪怕是把他们当作活的和会动的蜡台〈参看狄奥多洛斯的著作〉，或者为了不让老鼠偷食；恰恰在这样糟糕的矿井下，还使用女孩子。”（同上）反对工业家的强大舆论引起了工业家们的反控诉，而他们感到满意的是，童工调查委员会证明，在其他许多部门中资本也使用儿童劳动，甚至比煤矿中更恶劣。｝

儿童劳动。同德国相比，英国人使用年纪更小的儿童劳动［上述著作，第13页，即《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补充笔记本C，第24页。）

如果习艺所必须有个名称，那它们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如果习艺所的计划应当符合……根除懒惰、放荡不羁、鼓励勤勉精神、压低我们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方面的某种善良目的……那么，这样的习艺所就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第242—243页）这样的“习艺所”，他称之为“理想的习艺所”，并提出，“他〈贫民〉在那里每天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12小时”。（第260页）我们看到，如果他一方面（见同一个波斯耳思威特）证明，每周劳动6天，这对工场手工业工人来说，并不是“奴隶制”，并把荷兰贫民在手工工场中也劳动6天这一事实当作某种不寻常的事情来宣布；如果他另一方面建议，让人们在他的“恐怖之所”，在他的“理想的习艺所”劳动12小时；如果把这种情况同下面两件事对照一下，即同（在1833年？）尤尔及其主子们象反对可怕的侵害行为一样，反对把手工工场的儿童、妇女和少年的劳动限制为12劳动小时这一事实，以及同法国工人把限制劳动时间为12小时看作是［1848年］二月革命的唯一成就这一事实（见《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80页］）对照一下，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制延长劳动时间（工作日）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

关于资本和地租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是怎样增加的；但这种增加的基本原因是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部分地是妇女和儿童，部分地是其他工人的劳动时间的增加。这个地方很重要；应该在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中加以利用。（补充笔记本H，第14页；［《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830年伦敦版，第247—248页］）｝

二、教育

在马克思关于教育的论述中，我们发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属于资本及其增殖的逻辑的，教育并未获得自身的独立性，甚至可以说，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相关，教育的产品及合格的劳动力的概念也只是某种萌芽，教育也仅仅只是意味着劳动技能的最低级的获得。关于教育的详细论述，请见本卷第443、484、567、576、579、626、657页。部分内容如下：

商业工人毕竟也具有与真正的雇佣工人共同之处：支付给他的是价值，即再生产他特有的劳动能力的费用，而他的劳动能力比［真正的］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而且随着文明的进步，［商业工人的劳动能力］将变得日益便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能力的价格将下降，它的再生产费用将日益便宜，这是由于：（1）出现了分工，因而，［XVII—1034］必然产生出更为片面的劳动能力，并且这种劳动能力的部分生产费用不需要资本家担负，而劳动能力——正如工人的技能一样——通过使用本身发展起来，并且它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变得越是片面，它就发展得越迅速。（2）随着科学的进步，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占统治地位，因而科学和教学方法越是面向实际，就越是这样。（3）国民教育普及了，于是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条件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些人的劳动能力会贬值，他们的工资会下降，而他们的劳动能力却提高了，这部分地是由于基本教育的改善，由于分工的扩大和传统的继承而使技能提高了。同样，这种劳动的辅助手段，如商业上所需要的各种账簿等等，簿记学等等也日益完善。

单个劳动能力的价值并没有由于社会劳动能力的这种发展而增加，相反，减少了，绝对减少了。工人照旧把自己个人的劳动能力卖给资本，这种劳动能力是跟他个人的身体长在一起的，但决不是把自己的劳动作为结合劳动的这种社会力量的要素来出卖。我们已经看到，上述劳动的结合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形式，是资本的形式，因此，这种结合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的生产力。只要谈的是决定劳动价值的那种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谈的决定上述价格高于或低于这一价值的那些特殊情况，那些情况总是一种波动），那么，这种价值也和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必然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劳动能力有［更高水平］的教育，在更复杂的劳动使这一劳动能力的更高的个人发展成为必要，以致创造这种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价值（劳动）量增加的情况下，才能提高。这一点不涉及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如说是相反影响的广大工人群众。

《教育》词条，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1832年版）“良好的饮食是良好教育的必要部分……对大部分人民来说，没有良好的饮食，任何教育都无能为力。”

三、农民

农民，在十九世纪中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马克思是如何看待农民的，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相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讲，农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又是如何的？这便是我们将“农民”这个字眼单列出来的初衷。马克思关于农民的论述，详见本卷第6—7、9—10、21、30—33、58—60、106—107、112、138—140、244—245、363—364、418、513—514、536—538、555—556、569—570页。部分内容如下：

农民，有很多种。至少，在本卷中，农民是分类的：自耕农，在只给国家或地主交纳实物地租的一切自给自足的农民，徭役农民，独立农民，小农，小租地农民，租地农民，英国农民，印度农民即莱特，英格兰南部的农民，独立劳动的农民。

什么是农民？马克思这样写道：农民本身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生产方式是自主的独立小农的传统生产方式。他不是在别人的领导下，为某个别人而劳动并且从属于某个别人，所以不是作为雇佣工人从属于生产条件的占有者。因此生产条件不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可见，这里甚至还没有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关系，更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高利贷者不仅依然把农民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即用于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攫为己有，高利贷者还从农民那里夺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结果农民只是过着最可怜的日子。

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工人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可能，这些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不仅再生产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并且，他们的地位容许他们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以税收等形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一定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是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关系都从属于它。例如，在封建社会中，连那些同封建主义的实质相距很远的关系，也具有封建的外貌（这一点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封建制度是现成地从诺曼底移进英国的，而它的形式给英国固有的、许多方面都和它不同的社会制度打上了印记）。例如，同领主和陪臣相互间的亲身服务毫无关系的单纯货币关系，也具有了封建的外貌。关于小农凭封地权占有自己土地的虚构，也是一个例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情况也完全一样。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分裂为两重身分。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因此，他作为资本家，自己给自己支付工资，从自己的资本中取得利润，就是说，剥削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他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向自己支付那应由劳动向资本交付的贡物。同样，也许他还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自己支付第三个部分（地租），就象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工业资本家那样，工业资本家在自己企业中使用自己的［XXI—1329］资本，向自己支付利息，并且把这种利息看成他不是作为工业资本家而是单纯作为资本家所应得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规定性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表现为一定的范畴）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生产资料只有当它独立化，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反对劳动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场合，生产者——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有者。因此，这些生产资料不是资本，而劳动者也不是作为雇佣工人同这些生产资料相对立。然而，这些生产资料被看作资本，而劳动者自己分裂为两重身分，结果就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用他自己这个工人。这种表现方式，初看起来虽然很不合理，可是从下述意义来看，实际上还是表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在我们考察的场合，生产者的确创造他自己的剩余价值｛假定生产者按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品｝，或者说，物化在他的全部产品中的，只是他自己的劳动。但是，他能够自己占有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他的产品价值超过他的譬如一天劳动的平均价格的余额没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这并不是靠他的劳动（就这方面来说，他同其他工人毫无区别），而是仅仅靠他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仅仅由于他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同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发生关系。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分离表现为正常的关系。因此，在实际上没有分离的地方，也假定有分离，并且象刚才已经指出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和例如古罗马、挪威以及美国西北部的社会关系不同）在这里，结合表现为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分离却表现为某种正常的东西，因此，即使在各种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分离还是被作为一定的关系来坚持。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资本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职能。并且这是一条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职能分配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最常见的是后一种情况，即使他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所有者，例如农民在抵押借款的时候就是这样｝，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因为这是原则目标，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达到最高峰｝，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这样一来，生产劳动，除了它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定义，补充的定义。

梁海峰的研读笔记

一、中国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中，马克思很少提及中国。而在中国被提及的文字中，“中国”却处于某种很尴尬的地位，甚至被忘记。“中国”被提及到的仅为三处：即第81、390、517页，具体如下：

我们拿一个英国棉纺织厂中的纺纱工人来看。他的产量比200个印度或中国的用纱锭和纺车工作的纺纱工人的产量还多。我们还假定，他加工的是印度棉花。假定工作日的长度和平均强度［在英国和印度］是一样的——在比较各国不同的工作日时，一般价值规律有所变形，我们不考虑这些，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这样说才正确：200个英国工人并不会比200个印度工人创造、加进更多的价值。

例如，假定商品从曼彻斯特运到中国，发现那里的市场已经充斥，于是又从中国运到澳大利亚，但在澳大利亚又遇到同样的命运，结果最后不得不运到南美洲卖掉。

他们剥夺这些家庭使用他们刨去了树墩的原属森林地段的那片土地的权利；他们象害怕野兽的印地安人对老虎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 他们用人换羊毛或羊胴，甚至更贱…… 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曾经商议要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土地所有者已经在自己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方案。”（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

二、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也仅被使用一次，即“如果有人说，所使用的劳动量取决于现存资本量，那么，这种说法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绝对地说）：这是绝对的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所以不表现为同义反复，只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而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劳动的各要素表现为独立的、异己的和相互独立的要素。这只是表明，从事劳动的人数的增长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至少以这种生产率为界限），即取决于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它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本身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这种能力在现在和过去被运用时所表现的精力、知识和合乎目的的程度。而第二，它表现为它借以发生作用的各种已建立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基础，并且也表现为年再生产的这样一种规模，这种规模应足以满足下一年的原料、生活资料和生产本身的需要。”

三、哲学

“哲学”在这一卷涉及很少，甚至没有被单独提及。

“出来反对普莱斯、阿丁顿等人的是《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一书的作者。这个家伙对他们嗤之以鼻，认为他们的哲学‘除了看到穷人的肚皮以外，别无他物’。当然，不能对现代政治经济学进行这种指责。”

“蒲鲁东在他的《贫困的哲学》中论述了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问题，他把所有权理解为土地所有权。这种神话是在资产阶级以前的（资本主义以前的）［个人］同自己的劳动条件，首先同劳动的天然条件，从而同土地的关系中找到谜底的。他同样也完全可以把资本和雇佣劳动当作所有权形式而归之于非经济的起源。因为工人找到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资本家找到作为丧失所有权的工人即抽象工人的工人，这要以历史过程为前提，尽管［资本和雇佣劳动］会在某一天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再生产这种关系，既在广度上又在深度上发展这种关系，即发展构成资本和雇佣劳动形成史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不外是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而这些形式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获得理论的或观念的表现。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的每一阶段，同样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自身运动的经济基础，不过这种情形实际上可归结为这样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自古以来人的生活［XXIII—1463］就以生产为基础，而人一旦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人的生活就开始以各种社会生产为基础，正是这种社会生产关系，我们也称之为经济关系。”［XXIII—1463］

“认为富人养活他的仆人、商人、承租者和工人，是错误的；他们养活富人才是正确的。”（威·佩利《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1785年伦敦版第1卷第144页）

四、自由

“自由”的概念也涉及不多。

“自由地自己决定自己这种意识，即自由的意识。”

“自由工人通常可以自由地更换自己的主人；这种自由把奴隶和自由工人区别开来，正象把英国军舰上的水手跟商船上的水手区别开来一样……工人的地位高于奴隶的地位，因为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不管这个信念多么错误，它对居民的性格……是有不少影响的。”（托·娄·艾德门兹《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伦敦版第56—57页）“推动自由人去劳动的动机比推动奴隶去劳动的动机要强烈得多：自由人要在沉重的劳动［和饥饿之间，而奴隶要在沉重的劳动］和一顿饱打之间进行选择。”（同上，第56页）“在货币制度下，奴隶的状况和工人的状况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小的；……奴隶的主人很懂得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会用少给奴隶食物的办法来使奴隶衰弱；而自由人的主人则给自由人尽可能少的食物，因为对工人的这种损害不是落在这个主人自己的头上，而是落在整个主人阶级的头上。”（同上）（这是马克思所摘引的话，这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自由”的通常看法。）

“在自由主义的蠢货们的笔下，原始积累被描绘成一幅田园诗般的情景，其实这是一部极其可悲的和极其惨痛的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生产的现存条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以及这些生产条件同直接生产者相分离，而原来这些生产条件曾为直接生产者所有或占有。关于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教会地产的掠夺，可参阅科贝特论述宗教改革史的著作。随着自由主义制度的产生，人们用欺骗的办法攫取王室的地产。”（见弗·纽曼的著作）

自由贸易，如果把废除国际贸易的限制撇在一边，不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这种发展无视生产当事人，无视［XXII—1405］关于资本发展的规律和条件的各种并不隐讳的见解，而不管这种见解是民族的，人道的或其他什么样的。从前的限制只要还是以手工工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本身等等为出发点，这些限制本身从一开始就必然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资本可以把自身当作前提而从中出发。资本只要达到自身发展的一定程度，就不再需要外界的帮助。

［《论手工业和商业》一书的作者］认为，这些公开的强制性法令对英国不适用。应该用不易察觉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结果：“英国的下层居民由于对自由抱有幻想，总是拒绝和反对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虽然在惩罚的威胁下，你可以迫使人们为一定的工资劳动一定的时间，但你不能迫使他们应份地劳动。”（第92页）“虽然贫困本来是任何一种强制人们普遍勤劳的制度的基础，但是，鉴于不列颠平民的心理和性格，不应当那样十足地和直截了当地使这种强制达到议会的某些法令所规定的那种程度，因为这些法令的实施几乎总是引起非法的结社、暴动和骚乱。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当几乎是不被察觉地和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达到这些法令的效力。

关于教育的讨论

针对读书笔记中提到的“教育”一词，联系当今社会现实，朱亦一请大家思考的题目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规模扩大了，教育成本反而上升？彭五堂认为这很明显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以前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相对较高，学生负担小，现在则全面推向市场，以盈利为目的办教育。博士生陈荣荣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不断下滑，大学生的主业变成了娱乐休闲，不读书不思考，已经远离教育的本质。也有人认为是大学的所谓自由精神给了当今大学生堕落的机会，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正面引导和科学管理，有必要对大学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其回归到大学教育的初衷。

（执行编辑：梁海峰，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