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50卷研读会概况

2014年2月25日上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50卷读书研读会暨《马恩全集》读书总结会。会议由余斌主持。会议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的相关要求，调整今后的读书会活动，将原订《列宁全集》读书会改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精读会。杨静和梁海峰在会上报告了《马恩全集》最后一卷即第50卷的读书情况。

第50卷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第II稿；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年到1895年期间写的一些著作；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内写的一些书信。后面这两部分文献大都是本全集以前各卷出版后陆续发现的。

杨静的研读笔记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II稿的意义及目录等的安排

《资本论》第二卷的第II稿，是全集第50卷中的主要内容，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与多少带有片断性的第I稿相比在论述的形式上有了很大不同。马克思在其生前没能写成《资本论》第二卷的最终稿，而是遗留下大量的与之相关的手稿。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到逝世前一共写了带有编号的《资本论》第二册的八个手稿（I-VIII），此外还有各个时期写的一些未编号的零星手稿。这八个手稿的写作阶段又分为两个，一个是1865—1870年期间写了第二卷的四个手稿(编号为I-IV)，另一个是从1877年起直到逝世前，写了四个手稿(编号为V-VIII)。全集50卷中的《资本论》第二卷是马克思写的第II稿，写于1868年底—1870年中，对于这个第II稿，恩格斯评价说：“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马克思说，“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页），由此可见这个手稿对于《资本论》编写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此手稿的基础上，恩格斯编成了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

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资本论》第二卷第II稿目录来看，共分为三大章：第一章论述资本的循环；第二章论述资本的周转；第三章论述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条件。这与第I稿的三章目录相比，即资本流通、资本周转、流通和再生产，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在具体章节展开的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内容也出现了调整，论述更加充实完善。

虽然马克思撰写的第二卷第II稿包括三章内容，但是在全集第50卷只收入了第II稿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正文。这是因为论述资本周转的第二章正文，恩格斯只作少量文字上的修改后，几乎全部编入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二篇《资本周转》。此外，全集第50卷收入第II稿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正文，由于其论述有不少地方与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有关篇章不同，因此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第II稿既能反映出马克思制定资本的流通理论的某些过程，还可以反映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时利用过的重要手稿之一的原有面貌。此外，按照马克思拟定的《目录》，他本打算在第三章的最后分析规模扩大再生产问题，但是在这个第II稿的最后，马克思只是详细的论述了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二、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II稿的主要内容

第II稿的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资本的循环。资本要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增殖，就要不断地运动。资本是如何运动的呢？资本的运动形式就是资本循环。因此，这一章重点考察了单个资本的运动形式，其核心是从资本生产过程与资本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角度，阐释单个资本所经历的不同运动过程及其所采取的相应的具体形式，以及如何保持资本运动的连续性，来说明资本流通过程在实现价值增殖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由此，单个资本在运动中所采取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这三种具体形式及其变化，以及与资本循环速度相关的流通时间、流通费用等的研究就成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这一章的研究表明，保持资本的持续运动实现价值增殖，离不开资本的流通领域，缩短流通时间，减少流通费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动态分析法是这一章方法论的主要特点。

第II稿的第三章主要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这是马克思继《资本论》第二卷第I稿之后，对再生产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部分，马克思研究的不再是单个资本的运动，而是社会总资本或称之为社会资本的运动，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开始阐述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之前，不仅突出强调货币资本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外，还反复考察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在有关再生产理论上的“斯密教条”，并进一步揭示其根本错误之处。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仍把消费资料的生产归为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归为第II部类，而不像《资本论》第二卷中那样把前者算做第II部类，把后者算做第I部类。在这里，马克思主要研究了简单再生产问题，阐释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如何在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上实现补偿的问题。在简单再生产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先把货币流通这一因素抽象掉，分析两个部类之间平衡条件、平衡公式，然后再将货币流通因素加进来，并进一步把第一部类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把第二部类分为生产消费资料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用的生产资料，通过大量计算来阐释简单再生产实现的现实条件。

通过对第II稿的第一章、第三章的学习，需深入认识三个问题：

（一）资本运动的关键在于保持运动的连续性，这就要求资本的三种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统一起来，资本在配置上保持比例，在空间上保持并存，在时间上保持继起。

马克思对资本循环的分析表明，单个资本的运动要经历购买、生产和售卖三个阶段，相应地，资本要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不同的形态，分别执行为剩余价值生产准备条件、生产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职能，每一种资本形态不仅在运动中完成各自的特定职能，还要依次通过上述三个阶段回到原形态。单个资本的循环有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三种不同的循环形式。单个资本要保持其运动的连续性，实现价值增殖，就内在的要求资本的这三种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统一起来，也就意味着要保持资本运动的连续性，资本必须在实现价值增殖后回到出发点，依次经过三个阶段、三种形态变化及三种循环后，从回归点再到原出发点，周而复始地反复进行。

资本循环的这三个阶段、三种形式和三种循环的统一，揭示出单个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指出，“过程中的资本的循环都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本卷第53页），而且“作为三种形态的资本的再生产形式的三种循环，¼¼，总是齐头并进的”，“在这里整个循环是指资本三种形式的实际统一”（本卷第56页）。但是，资本循环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统一，在于资本这三种形式能够在配置上保持比例、在空间上并存和时间上继起。就是说，每个资本首先都要从自身所经营的产品性质、企业规模等等现实条件出发，按一定比例配置到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不同资本形态上，使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互相并存。另一方面，资本的三个职能形式从时间顺序上来说，要依次通过三个循环阶段，不断从一种职能形态转化为另一种职能形态，资本的每一部分在时间上保持继起性。资本这三种形式在配置上保持比例、在空间上并存和时间上继起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只有资本按一定比例配置为三种不同的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互相并存，才能为三种循环在时间上实现继起提供条件。与此同时，三种资本循环在时间上继起的结果是使资本的三种形态实现空间上的互相并存。如果资本的三种形式在配置上无法保持比例，在空间上无法并存，在时间上无法继起，就会出现循环的中断。因此，资本只有作为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才能实现其运动的连续性。“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生产过程的不间断性”（本卷第57页），如果资本运动一旦停止，生产和流通就会中断。

（二）以货币资本循环表现出的“为贵卖而买”造成的假象，使得资本剥削的秘密在流通领域被进一步掩盖起来

马克思在对资本形态变化展开分析的开始，就描述了资本一般会以货币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通过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数量更多的货币，即G-W—G¢的循环，在现实中出现了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去卖而进行买的现象（本卷第7页）。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仿佛通过商品的“贵卖”就能实现价值增殖，马克思认为要揭示这个现象背后的“谜”，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统一的关系中入手。资本主义生产与以往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它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价值增殖的实现离不开资本流通领域。作为流通领域中单个资本循环一般形式的货币资本循环，通过“为了贵卖而买”实现资本价值的增殖和赚钱的表象，掩盖了资本家在生产领域通过剥削产生剩余价值或是实现资本增殖的秘密，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实际上知道剩余价值或资本增值的秘密。这一点可以由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行为，由他疯狂追求剩余劳动得到证明。”但是一旦从生产领域迈入流通领域，资本家就开始过着双重生活，“这种双重生活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产生双重的神经冲动，从而产生双重的意识。他处在生产领域中的时候所懂得的东西，他在流通领域中已经不能懂得了。”（本卷第9页）

为何在流通领域掩盖资本剥削的秘密、掩盖剩余价值的来源的货币资本形式，相较于生产资本形式、商品资本形式来说，能够成为单个资本最一般的表现形式呢？这主要是因为货币资本循环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即G-W—G¢的循环，处于循环两端的都是货币资本，从货币资本到更多的货币资本最能明显的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赚钱。第二，货币资本循环所实现的价值增殖，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混淆性，它“使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它转化为金或银混淆起来，如同使货币贮藏者把商品的价值和价值形式混淆起来的那种错觉一样。”（本卷第9页）第三，货币资本循环只体现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即W的购买，没有表现出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工人的个人消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在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之外。货币资本循环的这些特点显露出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只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动机和结果在货币资本循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作为单个资本循环最一般形式的货币资本循环同时又是单个资本最片面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货币资本循环能够通过“为贵卖而买”造成的假象，将资本剥削的秘密在流通领域进一步掩盖起来，在货币资本循环中，最突出地表现为货币增加了，而货币增加背后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被掩盖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关系被掩盖了。

（三）批驳资产阶级再生产理论上的“斯密教条”与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再生产理论上的“斯密教条”的批驳，是在从个人观点和社会观点看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的分析中进行的。对此，马克思说，“按照亚·斯密的看法，如果从社会的观点而不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考察总商品产品，产品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个价值部分，就象纯主观的幻象一样完全消失了，而且斯密把这个教条遗留给他的所有门徒。”（本卷第111页）马克思这段对斯密有关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的描述表明，在斯密那里，将“对一单个资本来说，产品价值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不变的资本价值+可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而对社会资本来说，总产品价值只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可变的资本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本卷第113页），在此不变资本价值消失了。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李嘉图、穆勒等等的再生产理论基本都延续了斯密的思想，而试图超越斯密思想的巴顿、拉姆塞和舍尔比利埃也没能找到斯密错误的根源。

对于“斯密教条”，马克思给予了深刻的批评，并指出了“斯密教条”的错误根源。斯密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这是正确的，但是同时又认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而不变资本的价值消失了。斯密认为商品价值仅由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v+m）构成，混同了新创造的价值（v+m）和商品的全部价值（c+v+m），不变资本的价值（c）消失了。为何会出现这种认识，是因为斯密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的关系，用收入决定了商品价值，斯密企图借助于某些实际上是荒谬的作法，用“收入”一词来摆脱这种伤脑筋的处境。（本卷第126页）之所以出现这种混淆，是因为斯密被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事物联系所迷惑。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教条”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再生产两大部类开始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先研究消费品生产部类，再研究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的顺序，这与批驳“斯密教条”有着密切的联系。“斯密教条”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对此进行分析并揭示其错误，要先从消费品生产部门入手，然后再涉及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这两大部类的研究顺序最初体现在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如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把消费品生产部类称为A，把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称为B，此后也沿用了两大部类的这种顺序，如《资本论》第I稿中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虽然在《资本论》第II稿中，马克思将消费品生产部类改称为第I部类，将生产资料生产部类改称为第II部类，但是研究仍然是先从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入手的。

在两大部类的顺序上，马克思是先从消费品生产部类的研究入手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揭示“斯密教条”错误之处的重点是要解决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正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即生产资料实现的问题，马克思提出并不断完善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原理，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原理源自于对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的研究，这也可称之为马克思后来为何将两大部类的顺序调整过来的主要原因，即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为第I部类，消费品生产部类为第II部类。

因此，马克思最初以消费资料生产为第I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为第II部类，后来又以生产资料生产为第I部类、消费资料生产为第II部类的顺序，反映出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深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两大部类顺序及其调整都具有合理性。将消费资料生产部类与生产资料生产部类顺序调整过来，更反映出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形成史上所具有的突出地位。

梁海峰的研读笔记

本卷第二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0年到1895年期间所写的28篇著作。其中有的在当时已经发表过，有的则以手稿形式保存到现在。开头几篇发表在报纸上的通讯，同本全集第一卷和第四十一卷中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处于同一时期，即不来梅时期，内容也较近似。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岁前后的恩格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独立的见解，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关心，以及对宗教和教会所持的批判态度。

在《新的通商条约。——军税》这篇通讯中，恩格斯提到，“这里的法律规定男性公民只有在市民自卫军中而没有在常备军中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常备军只好通过招募组成；这样就经常难以保证同盟军的兵额达到满员。为了通过相应的改革以结束这种逐渐养成的玩忽职守的态度，参议会责成市议会作出抉择：要么把不来梅公民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推广到常备军；要么征收军税，以增加常备军的薪饷和按照每年25金塔勒的数额增加他们应得的赏金。议会坚决反对常备军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理由是，在这种不大的邦里，普遍义务制只能采用负担过重从而最终是不合理的形式。当时可以听到不来梅人的有代表性的话：‘我们同意献出自己的金钱，但不献出自己的鲜血。’可是，征收军税同样碰到困难，而且只是现在才经过略加修改后通过了拟订得相当出色的草案。根据这项草案，军税是个人税，向十六岁至二十六岁的所有男青年征收，同时根据财产状况分等征收。”这里想起一个问题，当年抗日战争爆发，多数中国人义无反顾的“献出自己的献血”，那么，从今天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上来看，假如战争再次爆发，此时的我们是“同意献出自己的金钱”还是愿意“献出自己的鲜血”呢？

《关于官方的辟谣》这篇通讯很有意思，恩格斯写到，“我们从来不拒绝接收史实性质的辟谣。然而，我们却极其坚决地拒绝官方的辟谣。但是，我们最后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奥尔良公爵，或者说，茹安维尔在东印度站在英国一方作战，那么法国能说什么呢？英国经营德国和普鲁士的工业。英国工业的支柱是东印度。因此，瓦尔德马尔亲王顶多不过是站在德国工业的死敌一方同德国工业作战。如果恩格斯先生愿意把他的辟谣作为他私人的辟谣发表，那么我们随时都准备照办。”这里的背景，是1849年２月23日《新莱茵报》第229号从政府机关报《普鲁士国家通报》转载的关于普鲁士亲王瓦尔德马尔逝世的报道。《新莱茵报》编辑部在转载表彰亲王在1845—1846年对印度锡克教徒战争的各次战役中所表现的“坚决和勇敢”的悼念文章时，加了一段批评性的按语：“记得当时英国报纸报道说，‘长眠地下的亲王’在索布拉昂战役中是按照下述原则行动的：距离越远，射击越无危险。〔‘如果不能说死者的好话，就最好什么也不说’〕。”报纸的这一按语引起了科伦警备司令恩格斯上校的不满。1849年３月８日他给报纸编辑部发了一封信并附去一份他从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得到的不列颠驻印度军队司令吹捧亲王的报告，要求把这份报告作为官方的辟谣发表。恩格斯就这项所谓“官方的辟谣”写了这篇通讯。现在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官方的辟谣”？目前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谣言满天飞，造谣传谣的成本极低，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例如，现在的微博、微信经常看到有人转发小孩被拐求转发的信息，说的言之灼灼，时间、地点、人物、联系电话一清二楚，这样的信息该不该相信呢？有人说，这样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随意转发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麻烦，而且很多都是骗子骗取手机话费的伎俩，很可惜的是，这样的信息现在还有人在不停地转发。还有一个例子，网上说北京电线杆上的编号可以确定报警人的位置，这个消息在网上也是大量转发，可事实是全国除了济南、石家庄等几个城市市政和公安局联动了这个机制，其他城市都还没有这个功能，外地人来了北京要是照着这个方法报警，估计警察一辈子都不会找到你在哪里。这里面存在哪些问题呢？除了我们的正确信息发布渠道不畅、官方辟谣力度极弱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官方的辟谣经常也被当成谣言。泱泱大国落入了塔西佗陷阱，很可笑吧。推及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当务之急当然是先把政府的诚信度树起来！而要树立这种诚信，官方的信息发布必须权威、可信，而且覆盖面要广，强度要大。不是在所谓的官方微博上发上几百个字，就以为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恩格斯有两篇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次收入本卷。其中《朱利安·哈尼反对菲格斯·奥康瑙尔》一文，为我们了解《新莱茵报》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态度，提供了新的材料。恩格斯认为，宪章运动中的左派领袖哈尼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奥康瑙尔的公开破裂，“对民主派事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见本卷第352页）。恩格斯指出，哈尼的观点代表了宪章派的大多数人，即工人群众。恩格斯摘抄了哈尼的回信，其中有很多精彩的论述，现摘抄下来和大家分享：

有一段是关于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时候，“党和它的著名代表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保证这个党及其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党内发生分歧时，如果双方无拘束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兄弟般气氛中交换意见，那么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当然，政治的或个人的反对者、单独的或众多的反对者，会坚持不同的观点，并互相进行斗争。但是，最好的朋友有时在理论或实践问题上也可能坚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如果双方都能以诚相待，那么这种分歧就不会产生不良后果……”

有一段是关于如何看待“宪章”或者说“宪法”，“我不会谴责那些人：他们认为实现宪章的捷径是向人民解说这项措施的社会意义。去年的事件非常清楚地证明，在群众取得政权之前必须尽可能地教育他们。如果人民能这样认清情况，以致能选出当之无愧的国民议会，那么，与富人的阴谋结合在一起的临时政府的错误，就不会给光荣的二月革命带来这样的损失。但是，不管怎样，1848年法国革命既有肯定的结果，也有否定的结果。我感到遗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称法国宪法是‘装满幻想的口袋’。这部宪法，尽管有种种缺点，而且决不能说这些缺点不多或无关紧要，但仍然是我们的‘宪章’。”

“在美国诚然存在着‘阶级差别’、‘贫困’和‘不满’，但是远未达到许多君主国里的那种程度。宪章的反对者利用奥康瑙尔反宪章的论据来反对共和派。他们叫嚷：‘请看美国：你们在那里将看到普选权的结果；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等！。’但是，用这种论据既驳不倒宪章主义，也驳不倒共和主义。奴隶制、阶级差别等的存在，只是证明少数人的可耻和群众的无知，而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永恒正义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和卓越的。”

有一段是关于宪章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坚信，在群众还没有充分理解到他们有了宪章就能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什么时，宪章是争取不到的。在我看来，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应该研究所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是鼓舞为争取宪章而斗争的千百万群众的最好办法，同时又是训练他们能在宪章成为法律时充分利用宪章的最好办法。”

最后这一段写得最精彩，“有人说过：一个人在马拉松战场上同在普通的地块上，即在未被自由和勇敢的人们的鲜血染红的地块上相比，如果心跳得不是更急，血管里的血不是流得更快，这个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漠不关心地对待自己同时代人的斗争和苦难，对待为争取各民族自由的人们的苦难和斗争，这个人就更不值得羡慕了。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砸碎长期的锁链，精神振奋地从国内异族压迫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摆脱牧师和国王给它戴上的枷锁，从而争取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我看见这样的民族，它被自己领导者所出卖，被自己过去的同盟者抛弃，但它还是满怀坚强的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不久前争取到的自由，而当我随后把视线转向我的祖国时，看到我的同胞麻木不仁、利己主义和奴隶般的思想方式，我感到惊讶和羞愧，他们既缺少勇气去效法意大利人的榜样，又缺少高尚风格赶去向意大利人求援，或者哪怕是向苍天祈求自己的胜利。”这皮鞭抽得好啊。是不是也同样抽在了当今一些只认钱不认人，冷漠无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国人身上呢？想起德国著名神学家、牧师马丁·尼莫拉的一首诗，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另一片关于宪章运动的文章是马克思写的《关于厄内斯特·琼斯》。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琼斯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和宪章运动的革命精神，同时批评了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错误，他写到，“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个人的良好名誉，但是皇家法院的判决归还不了他的政治荣誉。现在他由于自己的轻率的调和企图而自食恶果。但是，错误是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原谅的。”（见本卷第355页）。

马克思关于地租问题的论述，在本卷中占有不少篇幅，其中包括马克思在1853年10月５日和10月18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两封信和1861年底写的关于地租的草稿。在10月５日的信中，马克思批驳了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地租理论，马克思写到，

“（1）如果我们假定——像凯里所希望的那样——，地租只是资本利润，或者更确切地说，利息的另一种形式，那末李嘉图的理论不会被驳倒，而只会被简化。经济对立就其最一般的表现而言简直可以说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利润（和利息）和工资两个方面之间的对立是一回事。即使同财产内部的资本的对立消除了（因为我们先撇开由于分工而形成的各类资本之间的对立，然后撇开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同财产的对立却就会更加普遍。

（2）当然，我知道，好汉凯里为了使理论臻于完善，还把利润（包括利息）归结为工资的另一种形式。但是，譬方说，基督教是否只是与天主教不同的另一种宗教形式呢？它们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否会因为二者都是宗教而消失呢？可见，哪怕就算利润和工资只是劳动收入的两种不同形式，也没有把它们调和起来，而只不过是把它们的不同作了简化的表述而已。他是如何规定它们的异相存在的呢？利润是过去劳动的工资。工资是直接的现在的劳动的利润。看，妙极了！他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呢？当前的、即现实的劳动所希望的正是挣脱被奴役状态，即对过去的、物化的劳动的奴隶般依附状态；劳动希望要摆脱劳动成果强迫它所处的依附状态。封建制度的旧法律也曾经是当时人民活动的反映。我们是否愿意根据这个理由继续服从它们呢？”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凯里把地租说成是资本利润或利息的一种形式，又把利润（利息）归结为工资的一种形式，“只是用‘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的空话代替‘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见本卷第418—419页）。针对凯里把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说成是土地肥力递减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凯里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见本卷第419页）。马克思写到，“正如我在驳蒲鲁东的著作中所指出的，李嘉图把纯工业条件造成的那种土地占有形式当成全部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他就陷入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固有的通病。他的理论只是对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才是正确的。商业形式的地租——他唯一谈到的形式——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了。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耕种的始终是好地而不是坏地这一论断他是丝毫不顾及的。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时期的好地在另一个时期根本不能认为是土地。顺便提一下，李嘉图所谈的不仅是土地的自然状况，而且还有所处位置、社会成果，社会特点。我在驳蒲鲁东的书中还指出过，土地的肥力是一种非常相对的东西。随着化学科学发展和它在农业中的运用方法不断改变，土地肥力和对社会来说的肥沃程度也在发生变化，而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唯一的肥力。”

马克思还扼要地说明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这些论述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是一致的。“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不是地租学说，而是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生产费用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应该理解为个别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应当理解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生产它的必要性是决定于需求——决定所有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需求量很大，以致于生产价格为20先令１夸特的面粉能够在市场售出，那末生产费用为19、18、17、15等等先令的面粉１夸特也都卖20先令。市场价格的这种提高——市场价格是由上市的最贵的１夸特的生产费用和用较低的消耗生产的面粉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来调节的——也调节着地租。那末，地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不是像李嘉图设想的那样从土地产生的，而是从市场价格和调节市场价格的规律中产生的。如果只值15先令（包括利润）的１夸特不卖20先令，而卖15先令，那末它就不可能带来５〔先令〕的地租。它为什么能带来地租呢？因为市场价格由生产费用为20先令的面粉所调节。为了能有面粉供应市场，一般市场价格应当是20先令。可见，为了抛开地租，不应当从人道角度来解释它，而应当抛开市场价格规律，进而抛开一般价格的规律，即抛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马克思最后还批判了凯里关于劳动总产品增长会使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均等地受益这种幼稚的说法，他指出“当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的百分之二”（见本卷第422页）。这充分揭露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10月18日的信里，马克思针对地租，特别是土地的肥力问题继续写到，“我在《贫困》中引过一个例子：英国在一定的科学发展水平上认为是不肥沃的土地在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变为最肥的土地。我可以指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即中世纪在各地，特别是在德国，主要是耕种重壤土土地，因为这些地原来就比较肥沃。但是，最近四、五十年来由于种植马铃薯、养羊并因此而上了肥料等等，轻沙土土地提到了首位，尤其是它们不需要化钱搞排水设施等等；另一方面，化学肥料很容易补充这种土壤所缺少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肥力’，甚至‘天然’肥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凯里先生如果认为人们总是从肥力最差的土地开始，那他是多么不了解情况，甚至在历史方面也是这样。他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从这样的事实：热带沼泽地非常肥沃，而要加以开垦需要文明。但是热带沼泽地本身对杂草来说是肥沃的，而对有益的草类决非如此。文明显然产生在小麦野生的地区，小亚细亚等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历史学家正是把这样的土地，而不是把生长有毒植物和需要化费很大的工夫耕耘才能使之成为对人类来说是肥沃的土地，称为自然沃土。肥力本来只是土地对人类需要而言的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概念。”马克思经过分析指出，地租就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价格的余额”。

本卷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到1895年７月４日恩格斯逝世前一个月这一期间所写的九十一封信。这些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方面的活动和广泛的联系，也包括了对某些理论问题的阐述。1847年９月29日马克思给威·韦尔特海姆的信，说明马克思曾经筹划在原有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之外，在布鲁塞尔再创办一家杂志。他认为，这家杂志应该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从德国实际情况出发，对各种思潮进行批判，信中写到，“德国的刊物现在处于何种状况，您是晓得的。书报检查几乎扼杀了每一个合理的创举。另一方面，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以致好不容易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德国著作界又面临分裂为许多地方著作界——柏林的、萨克森的、莱茵的、巴登的等等——的危险。而从这些四分五裂的著作界中又可以看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的大杂烩。在德国的朋友们提醒我注意，正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出版一种应对所有这些派别和观点采取批判态度的综合性杂志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因此，在这样的杂志上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见本卷第407页）同时，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应当确定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要注重考察思想观念背后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

本卷发表的1872年到1873年马克思给莫里斯·拉沙特尔和茹斯特·韦努伊埃的信，使我们对《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的校订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克思在1874年７月23日告诉拉沙特尔，“问题并不在于作一些修辞和事实上的改动，看来您正是这样看的；我曾经不得不，并且现在还是不得不几乎重新全部改写。既然必须完成这项棘手的工作，那我就在许多地方补充发挥一些新的重要的原理，使得法文版和德文原本一样具有独立的价值。”（见本卷第45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俄的覆没将使欧洲各反动政府失去支柱，给人民革命的胜利造成极有利的条件。本书中收入的恩格斯在1879年12月14日写给托马斯·奥耳索普的信说明，恩格斯十分注意俄国国内的形势，指出“无疑，俄国的破产正在成熟，随时都可能发生。俄国的专制制度的崩溃对德国和奥地利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无疑的。然而，那里是否会马上爆发，而且是否大体上会成功，——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俄国一爆发必定会加速中欧和西欧的运动。维也纳政府和柏林政府失去反动势力——专制的俄国政府——的稳固支柱以后，也就会丧失任何勇气。而俄国成功的革命运动对中欧群众在精神上的影响必定是很大的。如果俄国为了避免革命而投入战争，那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糟糕。但是，只要俄国人还没有与法国缔结同盟，他们未必敢这样做。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当前的俄国危机，是1848年以来最重大的危机，来年春天总会爆发，我希望您恢复体力，能享受到暴风雨时代的乐趣，这个时代，看来就在前面等待着您。”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1893年５月27日给亨·德·芬埃德的信，是极其有意义的。恩格斯当时已经看出，在英国，甚至在法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而美国、俄国这样一些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正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向前发展。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恩格斯写到，“在英国这里，现代资本主义经过一百五十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当初的蛮劲，现在它正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发展。甚至法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只有在一些年轻的工业国家，如美国和俄国，资本任其不可遏止的贪婪本性支配。但可慰的是，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势头驱使这些年轻国家无限的资源得到了开发，从而使更完善的生产制度能够取代旧生产制度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我非常倾向于认为，至少在美国，只要美国本地工人阶级取代了暂时还多半由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1871年９月21日美国报纸《世界报》第368号在《国际》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际的财政状况。——它的成就》，其中援引了马克思在1871年8月25日写给美国的一封信的片断。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下当时共产国际的处境。“我们现在非常需要钱……由于公社事件，我们的开支和义务已经加重了，然而大陆的进款却因公社前的战争而中断。我们现在几乎来不及回答所有的来信，现在从这个国家（英国）各地纷纷来信，有的人希望得到有关国际的消息，有的是外省建立的支部的来信，还成立了一些爱尔兰支部，我们总委员会里现已有爱尔兰书记，由著名的芬尼亚社社员麦克唐奈担任。此外，还有人从印度和新西兰给我们来信。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有了恢复活动的迹象。梯也尔最终只抓到我们人当中的极少数人。在他的所有的俘虏当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协会的著名会员，只有两三个人失踪；他们可能在战斗的最后几天中牺牲了，因为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有人不止一次通知我们说某人被枪杀了，甚至连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然而其中不少人突然重新出现，安然无恙地来了这里或瑞士。公社的流亡者在这里生活非常困难，有五六十人毫无生活来源。钱来的速度非常慢。将向贵国工人发出呼吁，我们期望这个呼吁会得到慷慨的响应。”

本卷第一次收入了我国保存的马克思的两封书信，即1875年７月12日给茹斯特·韦努伊埃和1877年８月25日给尼·德利乌斯的信。这两封信于1983年３月９日第一次发表在我国《人民日报》上。从网上搜索得知，中央编译局最新又购买的两份书信，一份是1876年10月16日马克思写给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信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写给奥尔索普的信，一份是1878年6月25日马克思写给英国周刊《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至此，分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由我国公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已增至五份。

（执行编辑：梁海峰，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