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43卷研读会概况

2013年3月19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43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张建云和彭五堂，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6月至1849年8月发布于《新莱茵报》上面的时事报道和评论。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本卷收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至1849年8月这一时期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和第6卷的重要补充。本卷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及欧洲其他国家革命中的重要事件所作出的新闻报道和实事评论。此外，本卷还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遗稿以及与他们这一时期活动有关的一些文献资料。本卷大部分著作发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主持的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上。《新莱茵报》始终以“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本卷的著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纲领。

本卷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德国革命和德国统一问题；意大利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问题；关于匈牙利革命的问题等等。其中关于匈牙利革命问题是本卷最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报道、评述匈牙利革命，抨击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武装侵略和镇压，揭露俄国沙皇军队作为奥地利帮凶的罪恶行径和反动作用。

一、本卷主要内容

1．德国革命和德国统一问题

打破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实现德国的统一，是德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本卷收录的主要是由恩格斯写的几篇文章指出，普鲁士政府对丹麦的让步是“明目张胆的叛国行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但不敢接管对外政策的大权，反而同意签订“史无前例的最屈辱的条约”。造成这些后果的，除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外，还因为丹麦有英国做后台，特别是有俄国的军事支持。

在《来自德国南部的消息》报道中，恩格斯寄希望于人民革命来实现德国革命胜利和统一。“今天，我们从德国南部各地收到的几封信，全都带来了喜人的消息，说人民到处都焦急地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最后以真正的革命——当然不是三月革命——来反对‘奉天承运’的君主们和他们所嘉许的同谋者的无耻反革命行径，为人民权利长期以来天天遭受暴力和蹂躏而复仇。人民到处都编成连队，选出他们的领导人，筹措武器、弹药等等。而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在那里的大部分军人中充满着一种精神，使士兵不象恶狗和野兽那样被嗾使去迫害自己的弟兄，去摧残自己的骨肉。人民正义的怒火无疑即将燃成漫天大火。但愿这次风暴席卷整个德国，将那一伙奉天承运的军法、强盗骑士和人民叛逆者等匪帮永远地、彻底地从德国土地上扫除净尽。”

2．关于瑞士的文章和通讯

这一时期，恩格斯对瑞士这样一个被标榜为联邦制共和国典范的国家的情况所作的详细报道，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就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南德意志民主派不同意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一心向往瑞士式的联邦制。恩格斯根据瑞士议会的争论，及其对国际事件的态度，对内部斗争的反映，清楚地描绘出瑞士联邦制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彻底清除分裂割据的重大残余，致使各州议员囿于本州和地方的狭隘利益而无视全国的利益。在本卷中，恩格斯在《瑞士两院会议》、《来自瑞士的各种消息》、《国民院的选举结果》、《选举。——济多》等报道中，作了生动而又详细的报道。例如，关于瑞士首都的问题：在《联邦委员会和联邦院的会议》（伯尔尼11月25日）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在国民院昨天的会议上，关于联邦首都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解决，反而离问题的解决更远了。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反，会议决定，联邦首都不是由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来确定，而是由两院分别通过的一项法律来确定。正如我过去的推测，果真这样做，就会发生一场冲突；国民院将选择伯尔尼，联邦院将选择苏黎世。”在接下来《两院的联席会议。——联邦委员会》（伯尔尼11月26日）中，恩格斯写道：“联邦院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前天由国民院通过的一项关于联邦首都的法案。这个已经被国民院弄得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就更加复杂了。日内瓦的法济提议，联邦首都在一年内暂时仍设在伯尔尼，在这期间制定出一项较为详细的法律，其中应当规定这个州在保卫联邦政权方面应尽的义务。这个问题处理得太轻率。事先应当给瑞士人民一个机会，让他们表明自己的意愿。联邦院议长瓦得州的布里亚特也同意这个意见。其他议员提出下列修正案：联邦首都应当在联席会议上投票确定；其次，联邦首都所在地应当象过去的首府州那样，实行轮换，但不得少于六年，至少也要等到联邦大学建立，云云。这一辩论由于到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间而不得不中断，今天将继续进行辩论。”在伯尔尼11月29日报道中，恩格斯写道：“关于联邦首都的决议被列入议事日程。但由于国民院同时也在讨论这项决议，已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主动，会议推迟到四时举行。四时，联邦院进行了表决。第一轮投票结果：伯尔尼得二十一票，苏黎世得十三票，琉森得三票，绝大多数票赞成伯尔尼。因此，伯尔尼最终成了瑞士联邦政府的首都。不消说，伯尔尼人由于自己成为瑞士首都的居民而欢呼。昨晚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火炬游行并伴有小夜曲演奏，此外还有不可缺少的礼炮声。”而后又发生了首都经费问题的讨论（见《对德国流亡者采取的措施。——军队从德森撤回。——贵族公社》伯尔尼12月24日），即谁来负担首都的经费，出现了一些非常纠结的讨论。“几天前，在伯尔尼举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市民大会。居民公社在一起聚会，以便解决他们是否承担联邦首都费用的问题。在最近一次市民公社大会上遭到失败的显贵们预料，在市民公社和居民公社的成员之间确会出现财产纠纷，他们想在这里进行报复。居民公社的财产实际上转交给了城市，从而使城市摆脱了显贵阶层的控制，使显贵们丧失了许多优厚的职位，失去了他们在市议会中具有的优势影响的主要支柱，至于直接的重大经济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们施展各种阴谋以求把首都重新迁出伯尔尼！他们声称，联邦首都的费用规定得如此不明确，以致人们要冒着受到联邦委员会欺骗的危险。此外，他们还说，应当由国家，而不是城市来承担绝大部分开支。在这样一些借口下，他们建议，批准区区三十万法郎，再多就不行了。然而，联邦首都法要求在一个月内无条件地接受各项条件，一个月的期限到28日期满。可见接受显贵们的建议就等于拒绝伯尔尼成为联邦首都。显贵们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提出的关于节约和提供保障的建议得到了伯尔尼小市民的积极响应，以致那些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联邦首都的激进派，对于自己这件事是否能办到这点几乎感到绝望。讨论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激进派才集中了四百一十九票。以四百一十九票对三百一十四票决定无条件接受联邦议会提出的义务。在这里，诸位看到了一个例子：小气的乡下佬甚至敢在瑞士首都发言决定大事！”

3．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大利解放战争不仅能使意大利从奥地利控制下解放出来，达到民族统一、国家独立和推翻封建势力的目的，而且由于牵制了奥地利帝国的很大一部分兵力，从而在实际上能够支持德国和东欧及整个欧洲的革命。在本卷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文章中，恩格斯揭露了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是一贯出卖人民、出卖“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事业”的“卖国贼”。在《查理－阿尔伯特的叛卖》这个评论中，恩格斯指出：“从前只有极少数人说查理－阿尔伯特是卖国贼，现在群众和那些还没有彻底卖身给这个背信弃义的撒丁国王的各家报纸每天都在大声地重复这句话。看透这一点对将来自有好处，然而这一次却是为时过晚了。”“自从戈伊托战役和蒙察姆巴诺战役以来，很多人越来越清楚，这个撒丁人或者是在策划叛卖，或者就是对他所承担的任务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他简直一无作为，而所干的事则全都是不合常识、政治准则和军事艺术准则”。在《米兰公告》这篇报道中，恩格斯深信“意大利在经受许多流血牺牲之后必定会取得胜利，并将表明，它要取得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并不需要撒丁国王这个无能的人物。”在意大利革命被镇压以后，恩格斯仍然坚信，“只要从意大利或法国来一次革命的冲击”，奥地利“就会瓦解”。

4．匈牙利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重视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本卷有四分之三的报道和评论写的都是关于匈牙利革命事件的。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进程中，由于法国六月革命和维也纳十月起义相继失败，反动势力开始对革命人民进攻，革命逐渐转入低潮。正在这个转折关头，匈牙利革命军从1848年底开始抗击奥地利军队的武装镇压，这就使欧洲革命出现了重新进入高潮的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匈牙利事态的发展，赞赏匈牙利人民的每一个进步和每一次胜利。从1849年1月发表《匈牙利的斗争》一文开始，恩格斯几乎每天都在《新莱茵报》上发表关于匈牙利情况的文章，直到报纸停刊为止。当时匈牙利消息被封锁，而奥地利官方军事公报及反匈牙利报刊又肆意制造谎言、歪曲事实。在这种错综复杂情况下，只有凭杰出的政治、军事素养，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才有可能从中鉴别真伪，作出客观的符合实情的报道、恰如其分的评论和惊人准确的预测。恩格斯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些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中，恩格斯对匈牙利人民的英勇行为给以了热情赞扬，对奥地利王朝的外强中干和野蛮侵略行径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如在《战地新闻》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奥地利）已经意识到，没有俄国人，就无法对付马扎尔人。因此，就直接寻求俄国人的援助。可望有三万名俄国人取克拉科夫进入匈牙利。”“但愿俄国人到达任何地方都已为时太晚，并且发现战争大局已定，他们最多只能看一看，英勇的马扎尔人和可能很快就会重上战场的维也纳人如何为‘无尚荣光，无数胜利，悠悠古国奥地利’准备一个非常可耻的下场。”在《战地新闻》（科伦5月3日晚）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如何对错综繁杂的种类信息进行正确分析，恩格斯写道：“帝国军队从匈牙利逃跑得愈是慌乱不堪，马扎尔人的追击愈是冷酷无情，关于战地情况的报道也就愈加混乱和自相矛盾。只有一件事的说法是一致的：帝国军队每天都在遭受新的失败。然而，下列的事情看来是相当确切的：第一：被帝国军队说成是一次胜利的阿奇战役，却是一次失败。这从说施利克在这里打了胜仗却又立即撤向拉布一事就可以看出。石印通讯也报道说，阿奇战役帝国军队失利。札尼尼团，除了少数几名军官，全部投奔匈牙利人。第二：4月28日，在匈牙利古堡地区（在拉布和普勒斯堡之间），奥地利人又一次打了败仗。各种报道对此说法都是一致的。许多伤兵被运过莱塔河，周围地区全都挤满了人。据说29日和30日连维也纳城内也运去了约二千名伤兵。此外，我们所预言的事，现在已得到证实，匈牙利人在科莫恩附近渡过了多瑙河，并在这条河的两岸向维也纳展开向心攻势。关于匈牙利人在斯洛伐克进行清剿一事，现在连《维也纳日报》也加以证实了。”

在《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这就是勇敢的军法骑士，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努根特和施利克这些人的英雄业绩！他们在使用了奥地利的全部力量，并召来土耳其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帮助的情况下，从四面八方入侵一个四百五十万人口的小民族，最后，当这个小民族集合起自己的力量并把叛徒从自己的营垒中清除出去之后，他们最终仍将到处遭到失败。这就是这位不可征服的文迪施格雷茨依靠俄国援军夺得的真正的光荣桂冠！这就是欧洲的全部野蛮势力结成同盟反对欧洲文明的最前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无论如何，没有人能猜到，文迪施格雷茨的宏伟作战计划的最巧妙之点，这位伟大统帅的战略王牌就是召来俄国人！不过，有一点确实是应该知道的：奥地利人何曾用别的方法取得过胜利？”在一篇《战地新闻》报道中，恩格斯极力赞美了匈牙利革命者的英勇和智慧：“《波希米亚立宪报》对匈牙利战争作了如下的叙述，从中可以看出，马扎尔人是以多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战的。马扎尔军队并不是一支正规的、有组织的和受过训练的军队。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枪枝去武装新来的国民军。因此，在马扎尔人每条战线后面，都有成群没有武装和未经训练的人等待在那里，以便拿起阵亡者的火枪，并填补匈牙利队伍被奥地利火炮打开的缺口。就是这些临时集在一起的士兵抵挡住了帝国皇家军队以及同他们联合的俄国人！”再如，在《匈牙利的战争》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奥地利人在缓慢地但决不是信心十足地向前推进，并且显示出战略思想的无比贫乏，而在马扎尔军队的首脑中我们却发现了丰富得惊人的战略天才。整个战局是按统一计划进行的，计划的出色之处日益明显。在这一宏伟计划的各个阶段中间，安排了一系列小规模行动，其中一个比一个构思更精妙，完成得更突然和更灵活。马扎尔人虽然训练不够，武器很差，但各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密，能出色地利用地形，极其准确地判断形势，非常大胆和迅速地执行任务，他们就是这样来迎击那些反应迟钝、没有头脑但却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的密集队形。在这里，天才的优势同数量、装备和军事训练上的优势进行着搏斗。如果注视一下马扎尔部队无畏而迅速的行军，甚至很难理解，一支几乎未经训练、武器低劣又装备短缺的军队怎么能作这样的机动，并且完成得这样圆满。对此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戈尔盖那次出色的行军：他从佩斯穿过斯洛伐克的山城，沿着喀尔巴阡山经齐普斯抵蒂萨河，然后又折回到距佩斯六德里的地方；也可以回忆一下，贝姆数次穿越特兰西瓦尼亚的迅如闪电的胜利进军。”

5．关于沙皇俄国的分析

恩格斯在关于欧洲革命及时局分析中，特别注意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即沙皇俄国的动向。他寄希望于匈牙利革命，期待它将重新燃起欧洲革命的烈火，相信“一次新的革命将要在欧洲做血的巡礼”，他认为，只要法国、意大利（如西西里）能发生革命或者丹麦、土耳其发生“纠纷”，奥地利就会无法应付。“只有俄国的干涉才能拯救它，而俄国的干涉，只要比现在前进一步，就不可避免地等于打一场欧洲战争”。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某一国的具体问题时是从欧洲革命的全局出发来估计沙俄帝国的反动作用的。对沙皇俄国反动作用的估计一直是他们观察、判断欧洲问题的重点和出发点之一。在匈牙利战争期间，恩格斯就以很大的精力密切注视沙皇俄国的动向，1849年2月俄军直接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后，恩格斯一再揭露俄军的暴行，指出俄军入侵对燃起斯拉夫民族中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的影响，认为这对沙皇俄国的扩张阴谋是极为有利的。他非常担心沙皇俄国出兵将使匈牙利革命遭到失败，并号召各国革命者支援匈牙利，反对沙皇俄国。例如，在《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但是，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批坚定不移的战士——马扎尔人，可能会象巴黎的六月英雄或维也纳的十月战士一样倒下去，会在目前从各方面重新包围他们的优势力量的镇压下倒下去。这场对付他们的战争结束得是快是慢，将取决于俄国人参战规模的大小。如果我们西欧人在这种时刻仍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只用消极的对抗和无可奈何的叹息来对待俄国人向我们马扎尔兄弟所发动的那种厚颜无耻、背信弃义的进攻，那么马扎尔人就会失败，而下一次将会轮到我们！”“确实，俄国人入侵特兰西瓦尼亚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历史上最卑鄙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同这种怯懦的、背信弃义的、以真正俄国式的奸诈在背后扼杀一个英雄小国的行为相比，1792年暴君们公开的同盟，德意志各邦在波兰战争中默默地纵容俄国人，以及瓜分波兰本身，又算得了什么！同这种无法形容的卑鄙勾当相比，英国、俄国和奥地利以前推行的政策中的一切丑行又算得了什么！奥地利对马扎尔人发动了一场镇压性的战争，俄国从背后进攻他们，而普鲁士则手持逮捕令站在边界上，以便抓住逃亡者并把他们交给刽子手。欧洲革命一年之后，即1849年2月21日，神圣同盟又重新以军法匪帮的和警察的卑鄙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当着全欧洲面干出来的，而全欧洲却连一个手指头都不敢动。法兰西共和国当局暗自高兴，并且希望同俄国接壤，以便能够更顺利地铲除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希望资产阶级再次抬起头来并把我们出卖掉，不希望那些善于算计的反革命分子把脚踩在我们的脖子上，那我们为什么在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以后要表现得如此宽厚、高尚、大度和仁慈！”

再如，在《俄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的前途》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沙皇通过俄国人入侵特兰西瓦尼亚向实现泛斯拉夫主义跨出了新的一步；他宣布了俄国人同奥地利斯拉夫人的联盟，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奥地利斯拉夫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他的人原来就已隶属于他：波兰人是他的奴仆，土耳其斯拉夫人是他的藩属；现在，他又以奥地利斯拉夫人保护者的身分出现了。只要再走一步，奥地利就会象土耳其一样，完全落入他的控制。‘联合君主国’为了使自己遭受革命毁灭的日期推迟几个月，就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二、几点启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

立场是具体的、现实的，站在不同立场上看待和分析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研读原著，一是要学习理论，特别是其马克思主义精髓部分，二是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分析问题的方法。针对本卷来说，主要就是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实事政治、历史事件等等。这里，立场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离开这一点，就会抓不住头绪，思维混乱。在本卷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篇报道中，感受到他们对无产阶级、农民等劳动人民利益的坚持，对他们的革命力量的相信，对他们的解放和自由的期盼。例如，在《牧师造反》（纽沙特尔1月9日）这篇报道中，恩格斯谈到一起牧师造反事件：因为他们“受到了共和国的沉重打击。这就是：将来牧师先生应该由教区选举产生，而且有一定的任期。……牧师沦为普遍的雇佣工人，愚民则变为世俗的‘雇主’，工人做事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就可以解雇。这个尊贵的社团怒不可遏了。”恩格斯写道：“政府非常宽宏大量，对这种无力的活动暂时置之不理。为了同牧师们的欲望相抗衡，有爱国协会也就够了。这种爱国协会现在到处都在成立。从山区，从拉绍德封、洛克尔、特拉韦尔斯塔尔开始，从我们的革命的故乡开始，爱国协会正向整个州扩展。甚至保皇派的村庄勒庞也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协会。这种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组织将是一种挫败所有‘贝都英人’和牧师的阴谋的最好工具。”在《模范共和国》这篇报道中，恩格斯指出：“如果瑞士无产阶级足够强大，而且受过足够的教育，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反对现存的激进主义，无疑会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同激进党政治家的任何对抗，都是对保守派的让步。”在《匈牙利的战事报道》中，恩格斯写道：“我们终于得到来自喀尔巴阡山的下列一则简讯。它只是证明，帝国军队在那边山上的进展是多么微小，齐普斯的老百姓对那些完全由无赖组成的斯洛伐克的所谓国民军是多么厌恶。我们已多次说过，斯洛伐克的人民群众支持马扎尔人。”正是人民的支持，是匈牙利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在一篇《战地新闻》报道中，恩格斯写道：“农民和犹太人到处都被文迪施格雷茨—施塔迪昂的暴政赶入马扎尔人的怀抱。斯洛伐克的农民感激科苏特把他们从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但文迪施格雷茨又想把旧的劳役重新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倾心于马扎尔人，并到处用通风报信，放火为号等等办法来支持他们。”

再如在《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在德国有这么一批流氓无产者文人，一批软弱无能、孤陋寡闻、善于说谎的记者，他们竟敢把马扎尔人说成是懦夫，而这为数仅几百万的英雄人民使堂堂大奥地利这个高傲的‘联合君主国’完全陷于绝境，以致如果没有俄国人参与，奥地利就会完蛋！”在《科伦日报》关于战况的报道中，恩格斯写道：“《科伦日报》的先生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胆怯到不敢卷入任何一场论战，因为论战必定会彻底暴露他们的空虚、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些文化界的流氓无产者企图把他们由于受到各种打击而产生的怒气，发泄到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斗争的小小的马扎尔人民身上。至于这五百万英勇的人民，他们的军官又全是叛徒，要抵抗整个奥地利和俄国的力量，抵抗各个狂热的民族，他们经历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斗争，与这场斗争相比，法国革命战争只不过是儿戏，——这一切同《科伦日报》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初，它骂马扎尔人是‘懦夫’、‘吹牛大王’等等，但当这些懦夫最终使整个强大的奥地利溃退时候，当他们迫使奥地利象一个六等小国那样卑躬屈膝地向俄国人求援，以对付这几百万马扎尔人的时候，当二万俄国人把他们的砝码放在天平上有利于奥地利的一边的时候，这一家可敬的小报再也抑制不住它的欢呼！即使现在，每当收到那怕是一点点有利于帝国豢养的杀人凶手的消息时，《科伦日报》各个专栏里就充满着欢乐的气氛。他们欢呼占绝对优势一方的胜利，幸灾乐祸地看着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小国同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进行殊死斗争！”。

在《匈牙利人的胜利》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总而言之，马扎尔革命军正向各地胜利进军。一个人口不到五百万的小民族，以其勇敢和热忱挫败了整整三千六百万奥地利人的全部力量，挫败了韦尔登称之为‘使半个欧洲为之惊讶’的常胜军。帝国军队五十年前在热马普和费略留斯得到的教训，现在又在匈牙利重新得到了，这就是：同革命作战并不轻松。”

2．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大战的预测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阅读中可以感觉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信念或说是观点，即世界大战、或者说是至少是欧洲的大战就要发生，并把无产阶级解放和各受压迫民族的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大战上。通过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看，他们的预言不但有道理，而且结果也很符合。两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各受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在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寄希望于匈牙利革命，期待它将重新燃起欧洲革命的烈火，相信“一次新的革命将要在欧洲做血的巡礼”。在《欧洲大战不可避免》这篇评论中，恩格斯写道：“在丹麦的战争，在意大利的战争，以及比过去更频繁的匈牙利战争都是一些纠纷，其中每一个在这个对现存的所有国家来说是如此多灾多难的时期，都足以引起一场欧洲战争。这场战争将会发生，一定会到来。它将把欧洲分成两个武装阵营，不是按照所属的民族，以及种族的共同感情，而是按照文明的程度：一方面是革命，另一方面是一切腐朽阶层和利益的联盟；一方面是文明，另一方面是野蛮。胜利可能经受曲折，但却是勿容置疑的。”

在《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这篇报道中，恩格斯写道：“等着吧！‘革命这个洪水猛兽’尚未铲除——看一看意大利吧——，雇佣军的暴力并不是历史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等着吧！这一天将会到来，马上就会到来，一次新的革命将要在欧洲做血的巡礼，这次革命不会对关于共和国的空话顶礼膜拜，不会为了可怜的‘三月成就’讨价还价，这次革命不报过去九个月所遭受的一切背叛和耻辱之仇就决不收剑入鞘。到那时，我们就要追究所有允许和支持对我们马扎尔战友进行这种可耻叛卖的人。到那时，尽管有俄国人，我们仍将拯救匈牙利和波兰！”

在《匈牙利人的成就。——维也纳的动荡》中，恩格斯写道：“维也纳到处是极度的动荡。大街上人潮滚滚，就象去年革命那几天一样。军人过去何等猖狂，如今又变得小心翼翼了。维也纳等待着匈牙利人渡过莱塔河，以进行他们的第五次革命，这次将不仅是奥地利的革命，而且同时也是欧洲的革命。科苏特万岁！马扎尔人万岁！”在《马扎尔人的成就》中，恩格斯写道：“总而言之：马扎尔人到处都胜利前进。如果没有奇迹出现，奥地利‘联合君主国’这个欧洲反革命的中心，在两星期内就要毁灭。在‘联合君主国’的废墟上欧洲革命则将兴起”。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至1849年8月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主要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些时事评论，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绝大部分都是就事论事，理论分析不多。我从中选择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

在恩格斯1849年3月写的《模范共和国》一文中，谈到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封建地主贵族阶级。其背景是，“3月5日，在申比尔和伯尔尼州举行了一次所谓共产主义者大会，无产者踊跃地参加了这次大会，讨论的题目是济贫事宜和移民问题。演讲者关于瑞士劳动人口的状况的描述，证明有必要更迅速、更彻底地进行救济”。对此，恩格斯评论道：“但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暴露出它是无能为力的，并且表明，即使存在着各种共和主义的制度，无产者对自己的地位和解放的方法却还不很了解。保守派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社会运动。最激烈地谴责伯尔尼的激进政府，特别谴责财政管理部门，现政府的拥护者的申辩只是部分地取得成功。作为救济的方法，是决定修改宪法。”“由于修改宪法是保守派，特别是伯尔尼的显贵企图排斥现政府的工具，因此他们煽动无产者反对政府的这一计划才能暂时得逞。”在恩格斯看来，相比于保守反动的贵族地主阶级，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是先进的，符合历史潮流的。资产阶级政府虽然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无产阶级决不能和贵族地主阶级合作。这既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也不符合无产阶级自身利益。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夺取政权的时候，与资产阶级合作是无产阶级的正确策略。他写道：“瑞士的无产阶级大部分还是所谓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把自己出卖给任何能向他们许以金山的人。僧侣和贵族当然不会使饥饿的人民想起农民曾经不得不向牧师和地主缴纳什一税的年代；他们只过问，‘现政府在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政府的忠实拥护者们却什么也答不上来。如果瑞士无产阶级足够强大，而且受过足够的教育，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反对现存的激进主义，无疑会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同激进党政治家的任何对抗，都是对保守派的让步。”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所谓的“敌人的敌人”结盟，是一种短视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政如此，外交也是如此。

二、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莱茵守卫者》1848年8月23日在报道马克思的一次演讲时写道：“马克思在周密详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说中，根据前几个世纪革命的历史发展所作的分析，力求证明：魏特林所主张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分离，同二者直接对立起来一样，是不可能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应该互相交融在一起。断言社会的发展阻碍了政治的发展，也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在《<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中写道：“虽然祖国的政治体制是德意志民族决心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重大任务，但它决不是最重大的，而且远不是最艰巨的任务。政治民主仅仅是达到彻底改造市民社会的手段。全部希望，全部要求都是为了这个。”这应该也是马恩的观点。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需要认真梳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在马克思的其他论述中，对此问题多有涉及，列举如下：

1846年12月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在1847年写作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写道：“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

马克思在1849年2月发布在《新莱茵报》上的《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一文中写道：“联合议会所代表的首先是大地产。而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与此相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全部生存条件，它依赖于商业和工业。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农业是根据工业原则经营的，而旧的封建主已沦为经营牲畜、羊毛、谷物、甜菜和烧酒等等的工厂主，已沦为像所有商人一样经营这类工业品的人！尽管他们死死抱住自己的旧成见不放，实际上他们正在变成资产者，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来，在价格最昂贵的地方卖出去。所以，这些先生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赢利方式证明，他们那种传统的高傲自大完全是虚伪的。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素是以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前提的。联合议会代表的就是这种早已不存在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早已不复存在，而这种方式的代表人物虽然死死抱住旧的特权不放，但是他们分享新社会的福利并不比别人少些，并且同样地剥削新社会以自肥。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已经改变了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也要取得政权，它要从代表衰亡社会的利益的人物手中夺取这种政权，因为这种政权的全部组织是在完全不同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于是就产生了革命。”

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了经济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影响，他写道：“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的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袒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许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

恩格斯在1885年写作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写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1890年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阐述了政治国家的起源和相对独立性，他写道：“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马恩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原理可以概括如下：

1.经济决定政治

第一，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制度的起源。在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将成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经济统治地位，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他们建立了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机构，于是就产生了政治国家。

第二，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和诉求，通过政治国家，表现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通过政治斗争表现出来。如政党斗争。

第三，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关系产生、发展壮大后，与原有生产关系发生利益冲突，代表新生产关系的新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与自己利益诉求相一致的新的政治制度。

2.政治反作用于经济

第一，特定的政治统治维护特定的经济利益。

第二，在革命时期，政治革命往往先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开辟道路。

3.政治具有相对独立性

政治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它承担公共管理职能，提供公共物品。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它最终受经济关系的影响和支配。

对此，我提出现实社会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疑问：

1.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自发生长，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从哪里来？工业无产阶级？它是新阶级吗？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吗？它有革命的诉求吗？

2.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都不是工业无产阶级。如何解释？

3.如何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能够用改革解释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吗？

4.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以下问题：哪些经济因素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哪个阶级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

据我所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解释如下：

经济与政治是现代社会两种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主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政治主要通过公共选择的方式配置资源。经济提供私人物品，政治提供公共物品。政治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市场条件下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经济和政治具有相互替代性。它们之间的边界也很模糊。比如住房，在很多国家，它既是公共物品，也是私人物品。

相关问题讨论

针对彭五堂提出的问题，余斌作了如下发言：第一，那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观点不符合唯物史观，没有考察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为资产阶级敌人的封建贵族的确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虽然有敌对的一面，他们在压迫人民群众的问题上也有团结即做朋友的一面。无产阶级虽然不应当与封建贵族结为同盟，但不妨利用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利用矛盾的结果。第二，共产主义移民区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妨碍了甚至扼杀了这些新的弱小的因素，因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促进这些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壮大。第三，苏联十月革命中工人阶级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的苏维埃叫做工（人）（士）兵苏维埃，彼得堡工人曾经被大量派遣到农村去征粮和做其他事情以挽救革命。对于这些内容，今后我们会继续阅读《列宁全集》来了解。第四，没有改革前打下的工业基础和扫盲等文化教育的成果，改革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看待改革的成就也必须依照唯物史观。第五，既然当前共存的经济成份中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大大增加，它们当然是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力，“新西山会议”早已表明了这一点。

（执行编辑：张建云、彭五堂，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