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日益深入，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思想文化多样化的态势，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异彩纷呈，一方面显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复杂局面。各种思想文化都对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某些思潮甚至超越思想界限渗透到政治领域，试图干预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在此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理论定力，保持理论上的独立自主和政治上的正确方向，在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影响的同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主性地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的创新性理论，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当此之时，重温毛泽东的理论自主性思想显得十分重要。

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性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独立性在理论上的重要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前提，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包含着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主性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无产阶级已经进行了长期的阶级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存在着严重缺陷:无产阶级尚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只是作为配角依附于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对自身历史使命、奋斗目标、解放条件、斗争形式等的自觉认识，无产阶级的斗争长期处于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斗争阶段，“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①]。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新世界观，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道路、奋斗目标等，是无产阶级意识独立性的科学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无产阶级的武装，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无产阶级由此而摆脱了自在状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②]，其斗争也从自发斗争上升到自觉斗争。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把“正义者同盟”改造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组织，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建立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独立的革命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首要条件和组织保证。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反复强调党的独立性问题:“工人的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捍卫和维护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先进性和领导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制定政策、采取行动，决不能丧失无产阶级“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沦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③]。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是无产阶级意识独立性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建立独立的组织原则，提出独立的政策主张，而这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同其理论上的独立性和先进性是分不开的。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是组织上独立自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前提，丧失了理论上的独立就会在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的攻击或欺骗中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从而丧失了自身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在1848年的革命中，工人阶级表现出依附性、不成熟的缺陷，“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在斗争中也缺乏理论的自觉性。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④]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意识自觉性的理论表达，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必须始终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捍卫自己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和独立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主性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就是指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和各自面临的具体的现实任务，必须牢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和历史文化特点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形成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独立性的理论建构，指导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这种理论自主性包含着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性的国内体现

从国内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性，突出地体现为其在处理国内阶级关系、党际关系方面，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权，不受任何其他阶级集团和个人的理论干扰，坚持自己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独立的理论主张、理论建构，特别是独立的指导思想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独立性在理论上的重要体现。

首先，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⑤]。这就是说，作为共产党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科学总结的先进性理论，同形形色色的各种错误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加强阶级意识的教育，“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⑥]。

其次，必须清算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种错误思想、其他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从思想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同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提供了理论武器。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同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了艰苦斗争，努力排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斗争，批判了俄国党内外不同时期存在的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取消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等错误思想。

再者，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创新性的理论建构，以不断创新的独立性理论引领革命建设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作为教条，而强调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列宁在新的革命实践中，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点，深刻揭示和回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创立列宁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为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理论创新成果，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体系日益丰富和完善。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性的国际体现

从国际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主性，突出地体现在它相对于其他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其他阶级政党，保持自身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不受其他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制约，打破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外组织和政党的理论依附，自主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历史文化特点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同时不断把本国的经验和理论创造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家独立性在理论上的体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合作问题，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⑦]。但是，这种国际间的合作是建立在每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主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每一个民族都获得了独立自主，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平等独立的地位，国际工人阶级的合作、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作才能真正成为现实。1892年，恩格斯指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⑧]这个观点是每一个国家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展开，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性显得愈益重要，这种独立自主性突出地体现于其理论上的独立自主上。

一方面，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临的具体国情不同，面临的现实任务不同，必须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特点，实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发展。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符合本国实际的政策和策略，决不能照搬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决不能在重大理论问题上陷入盲从和依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和理论上的发展，能够给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但也容易造成各国政党之间的不平等。一些党往往以先行者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党指手划脚，后者则往往不自觉地或者被迫地在行动上和理论上依附前者，这实际上就是剥夺其他国家政党的理论自主性。这就是说，强行要求其他国家的政党照搬或服从于某一个国外政党或组织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在这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深有体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曾因为在理论上和组织上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所控制，失去了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挫折。

(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是中国实践成功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从创立那一天起就致力于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取得国家政权，在新政权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遭遇过这样那样的坎坷，这些困难的出现和克服都与她的理论独立性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稚阶段，实际上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赖。在组织上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缺乏独立地位和决策权;在统一战线和政党关系上，虽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同因为缺乏足够的政党活动和武装斗争经验，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独立决策权和政治主张，尤其是缺乏领导权意识。这种组织上的依附性同理论上缺乏独立性密切相关。党在理论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没有对独立性的理论分析和建构，在重大问题上就失去了自主性的话语权。刘少奇曾经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⑩]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走向反革命之际，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法采取有力的抵抗，大革命迅速走向失败。

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重大决策，打破了对国民党的依赖，实现了初步的独立自主。但是，这种独立自主是非常有限的，在打破对国民党的依附之后，对共产国际的依附不仅没有减弱反倒更加严重。共产国际不仅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会议、重要人事变动、路线方针政策，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策略、斗争形式、地方性探索等也进行干预。由此，党的主要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那些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探索则受到压制甚至严厉打击，在不长的时间内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此，毛泽东曾说过:“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11]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的领导核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在党内获得思想共识，开始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实现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转换，党和革命的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反复和曲折。例如，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之间围绕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间的争论，特别是毛泽东同王明之间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问题的争论等，这实际上是大革命时期双重依附性的一种反复。

这些争论说明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在理论上形成独立性的理论建构，在组织上彻底摆脱对外部力量的依附而取得独立自主地位，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性，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统一性和独立性、团结与斗争的关系，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为此，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自主创造性的理论创新，开展了全党范围内的思想整风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打破了对外部力量和国内其他政党的依附，真正走向了独立自主，中国革命也快速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成为多党合作中的独立领导者，不存在对内依附问题，但是也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进行斗争，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在国际上也不断同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制和制裁进行斗争，同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限制进行争论。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打破了敌对势力的限制和对苏联模式的依赖，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外、国内外的各种重大关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适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艰辛曲折的独立探索，开创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立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什么时候获得并真正坚持了独立自主性，什么时候就能够获得顺利发展，否则就会遇到困难甚至遭遇严重的失败。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的总结:“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

二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主性的重大贡献

理论上的自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立自主性的关键性标志。没有独立的理论建构就没有话语权，而没有理论自主就不可能有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它的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严重曲折。出现这些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不成熟，缺乏独立的理论认知和建构。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科学论述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性，着力清除理论依附性的思想根源，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把这种独创性的理论建构深化到道路、制度和政策创新当中，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性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科学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性

青年毛泽东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之际，就已经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这个特征在他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认识上充分体现出来。他虽然高度评价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决不盲目崇拜和遵循俄国革命道路，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思考如何选择走俄国道路。1920年9月，他写道:“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13]就是说，俄国革命非常成功，中国如能像十月革命那样，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缺乏这些条件，因此必须走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这种独立自主地看待俄国革命经验的精神，是他日后阐述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基因。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所做的两个发言，显示出他冲破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双重依赖的愿望和精神，展示了自主性地从中国具体国情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特点。一个发言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特别是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特点，初步提出了一个关于土地革命的方案:根据中国现实情况确定大中地主的标准，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必须根本取消地主制，因为中国的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要解决好;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必须要支持农民对富农的斗争;中国的会党土匪非常多，要有策略地领导和改造他们，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弟兄而不是客人[14]。这个方案同俄国的做法不同，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代表不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而是脱离中国国情地主张“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另一个发言是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批评中央“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而放弃领导权的做法是“一大错误”，突出强调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批评中央忽视甚至压制农民革命的错误，突出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大革命的教训，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论断[15]。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争取革命胜利。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但必须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经验的神秘崇拜、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6]这段经典话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即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于苏联，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方法、道路不可能同苏联完全相同，这就必须依靠中国人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而不能靠外来经验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实际的遥控指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重要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立自主精神，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心和理论自觉。

此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问题，“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左右，中国革命的航船开始驶向正确方向。经过延安整风，独立自主原则真正在全党达成共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本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在阐述独立自主原则的过程中，他充分吸收并发扬光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主性的思想，对党的理论自主性问题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形成了关于理论自主性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主性，就是在摆脱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依赖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理论划清界限，确保党的阶级独立性和理论纯洁性;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形成独创性的理论成果，确保党在理论运用和创新中的独立自主性;独立地把自己的自主性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取得实践上的成功。

(二)破除教条主义错误理论，清除理论依附性的思想根源

因为成立时的理论准备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不充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问题上没有独立的发言权，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没有形成自主性的理论主张，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依赖和膜拜心理，在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主张上，基本上是唯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马首是瞻，并进而对那些在苏联学习回来的人产生依赖和崇拜，形成了严重的教条主义依附思想。

为此，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同“唯上论”、“唯书论”、“唯共产国际论”等理论依附思想，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抵制和斗争。井冈山时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伊始，毛泽东就遭遇了“唯上论”的错误干扰，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来到井冈山，只知道形式主义地执行上级指示，结果带来重大损失。对此，毛泽东批评道:“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17]当时，广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对理论本身产生盲目崇拜，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出现了严重的“唯书论”倾向。对此，毛泽东批评道，这种形式主义的“唯书论”完全脱离实际，根本不考虑“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18]。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思想清理，彻底清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最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内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时，就把批判锋芒直指教条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9]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提出:教条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必须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整风运动中，他系统地揭示了教条主义的实质、表现、危害、原因和克服的办法。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全党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高度统一。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捍卫党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

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近代又遭遇了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限制，中国工人阶级的发育并不完善，五四运动后刚刚踏上政治舞台就投入到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因此，党内外长期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对错误和反动思想进行长期的斗争，维护党在理论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一方面，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清除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保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井冈山的斗争环境极其特殊，家族主义、地方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非常浓厚，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严重影响了党的正常组织活动，限制了党组织的活力。“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20]。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教育，不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就很难取得斗争胜利，“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1]。为此，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多种思想教育活动，如开展井冈山“洗党”活动，开办党团训练班以解决“农民党”问题，就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重要探索。“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意识、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了深刻批评，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必须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和科学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教育党员群众，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地位。此后，在长期领导党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同各种错误和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同其他阶级和政党的思想划清界限，捍卫党在理论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参与了对无政府主义等的批判。大革命时期，他同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斗争。抗战爆发后，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人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进行系统批判，并系统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理论，让人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明确方向，确立信心，找到方法。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人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同国民党开展合作。但是，如何全面理解和真正坚持三民主义，两党之间是不一致的。共产党主张用三民主义作为抗战时期的纲领，统一全国抗战力量，但是也提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决不抛弃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理论独立性，国民党方面则强调:三民主义是中国立国原则，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即三民主义的方向，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39年前后，国共两方面的思想家，围绕着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国民党的理论家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放置一边，只坚持国民党所理解的三民主义，一切党派都必须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国民党是中国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其他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民生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一个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2]。针对这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艾思奇等中共理论家发表了大量文章[23]，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了有力批驳，捍卫党在理论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并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和出路等，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针锋相对地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批判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体现了这个方面的努力。

(四)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形成独立自主性的理论建构

没有独立的理论创造就没有理直气壮的发言权，就只能走理论依附之路。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独立性的理论建构，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创造，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历史文化特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理论家队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24]。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行独立性理论建构。延安时期，他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问题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创造性地、依据中国具体实际创立新的理论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5]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提出要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写出新著作、创立新理论。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为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创造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6]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论述，提出要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一样，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艰苦的斗争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探索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他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性的理论建构，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27]。有了独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拥有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自主发言权，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才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把自主性的理论创造用于实践，实现道路、制度和政策上的创新发展

在道路探索方面，毛泽东领导全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一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中心开花”式的革命道路，也不是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模式，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国历史上武装斗争经验、中国革命实践特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使得曾经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怀疑的斯大林也不能不承认: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二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是流血革命的道路，也不是无偿国有化的道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28]这条道路开创了和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三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明确提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进行，而不应按照一个模式来进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中国不应该照搬苏联经验，而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新的创造性结合。在探索过程中，他创立了十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成为新时期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源头。

在制度创新方面，毛泽东领导全党独立自主地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相结合，创立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同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相结合，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也有所不同，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创立的独特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四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的民族特点创造性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制度安排。

在国际关系、党际关系方面，毛泽东领导全党自主性地决定本国和国际事务，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性的政策主张。在党际关系方面，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不平等关系，抵制和反对“老子党”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干预，强调各国共产党应该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对外方针政策方面，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依附于任何国家和集团，决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创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地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容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损害我国的尊严和主权。在依靠自己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关系方面，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路线，强调要破除迷信，自主发展，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三  毛泽东理论自主性思想的当代启示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的境界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重温毛泽东关于理论自主性的思想，切实坚持和维护党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是确保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断胜利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征程中，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代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受任何外来势力左右，不能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敢于和善于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理论斗争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一些错误思想也乘势蔓延，企图“以异质性”“包容性”的名义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用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以各种各样的声音和主张干扰党的决策，鼓噪所谓的“普世价值论”、“宪政论”等为此，我们必须坚定政治和理论定力，正确处理捍卫基本原理同推动理论创新的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同各种抱有特殊政治动机的反动思想进行理论斗争，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中国化把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探索时代开创时代，当前正在进入发展时代在探索时代，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理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创时代，邓小平牢牢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篇章——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之际，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正在形成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以当代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为背景，以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必须独立自主地创造和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理念

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发展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特色模式照搬是不能成功的，路径依赖是要失败的，中国必须要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29]但是，某些西方国家总是打着“普世价值论”的旗号，强行在世界上推广他们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手划脚国内某些人也跟在西方人的后面鹦鹉学舌，陷入对“洋教条”的膜拜当中，以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为圭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评头论足甚至无端指责对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政治定力和发展信心，既不搞依附发展，更不搞模式崇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发展，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创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必须牢牢坚持，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四)必须理直气壮地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核心利益

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核心利益，是党的独立自主性的重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讲到：“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30]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国家希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中国头上，走依附于他们的发展道路，成为他们的附庸对此，邓小平讲道：“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1]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不断给中国的自主发展制造麻烦，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挑动事端对此，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和平等相待，坚持国际关系中的大道正义，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绝不会牺牲主权独立和核心利益去迎合世界，对于侵害我国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屈辱退让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32]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