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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学分析是认识事物本质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其发生逻辑进行深入探讨，而青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历程很具有代表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①

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深刻反思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完成了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清理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1920年12月到1921年初，毛泽东结合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明确主张把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根本方针和远大目标；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毛泽东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改造中国的根本目标、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具体步骤等问题的看法，标志着他已经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确立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把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紧迫任务，在政治信仰上做出了重大的全新选择。

青年毛泽东完成思想转变的文献标志是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件、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大会的发言、编纂《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等^②，其显在标志是确立了全新的政治信仰，其深层标志则是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正是通过实现自身的完全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真正才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路先锋。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讨论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史过程，而是要讨论影响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多重要素和特色模式，并分析这种模式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启迪。

一、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中的双重要素及其互动影响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共性的因素，也有个性的因素；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也有主观个人的因素；既有思想理论的因素，也有社会实践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地位作用虽有所不同但交互影响，共同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一）客观共性化因素

任何个人都必须生活在客观共性的环境中，因此个人的思想转变不能不受到客观共性因素的影响。就单个思想主体来说，影响其思想发展的客观共性因素，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环境、家庭出身环境等方面。这些客观性的共性化因素制约着人们思想发展的总体状况和基本方向，每一个思想主体思想发展在总体上不可能超出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客观性因素的变化也必然会在个人思想发展的历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社会政治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对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近代以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进程，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面对国家衰败、民族危亡，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深感忧患，形成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和社会理想，直接影响了他思想转变的方向选择。青年毛泽东大量接触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基本思想，并直接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帝制和军阀战争、五四运动等政治活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交织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使他长时间处于思想矛盾状态。随着改造中国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日益激烈，最终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民族文化传统和湖湘地区特有的文化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选择标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从少年时期就通过私塾教育的途径成为毛泽东思想文化的基本因子，在知识结构的深层成为一种知识硬核，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完全抛开这些文化积淀。传统文化既追求“明德、新民、至善”等形而上的终极目标，又重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形而下的务实理性，这对青年毛泽东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传统亚文化中那些挑战权威的造反传统，也深化了他的叛逆性格和超越精神。青年毛泽东一方面追求“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另一方面又高度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并以实践效果作为取舍思想理论的标准，同湖湘文化的深厚影响是分不开的。

思想文化和教育环境的变动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的复杂性。青年毛泽东面临的思想文化和教育环境发生了多次变动，这些变动对他的思想转变颇有影响。毛泽东出生在封闭落后的山村，文化知识信息极其有限，教育方式是传统的私塾教育，这不仅使他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形成了独立自主的自学习惯，而且推进了他独立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反叛精神的养成。进入湖南一师后，这里的教育理念、师资队伍、学生构成等，对毛泽东的个性发展、知识储备、思想结构、初步社会实践等影响深远，特别是他结交了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教师，直接影响了他思想发展方向和思想建构方式。后来他又来到思想文化发达和信息畅通的北京、上海等地，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对于开拓他的理论视野，丰富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内涵，更是影响巨大，当然也增加了其思想转变的复杂性与困难性。

生存和家庭环境潜在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风格特点。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性格特征、行为特点以及思想发展方向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毛泽东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父亲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山村农民，具有父权制社会的独裁性格对家庭进行专制化管理；母亲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家庭妇女，对丈夫逆来顺受，对子女关怀慈爱，对乡邻乐善好施。这样的家庭环境，形成了毛泽东勤劳俭朴务实的生活作风和特殊的性格特点。与毛泽东不同的是，蔡和森出身于大家庭，但自幼随母同大家庭分裂，过着艰辛而独立的生活，因此他的隐忍和果断性格非常鲜明；萧子升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其“绅士”作风和温文尔雅的性格颇有特色。这些不同的性格特征在思想转变时期显示出特有作用，潜在地影响到思想发展的具体方式和特点。

外在环境提供了个人思想发展的条件，上述这些因素除家庭背景外，是毛泽东那个时代或者至少是同他一同求学的青年所共有的，属于共性化的因素，能够影响所有人思想发展的总体状况。但这些共性的东西如何转化为个性的思想积淀及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则同个人的个性特征、学习方式、思想认知、社会实践、理想志向等个性化因素密切相关。

（二）主观个性化因素

单个思想主体思想转变的具体方式、特殊路径和个体风格，是由主观性的个性化因素决定的。这些主观个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一个人的情感、性格、知识、思想、信仰、实践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性格、情感、信仰属于非理性因素，知识、思想属于理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性格影响着获取知识的方式，情感影响着理想信念的确定并进而影响着知识、思想的发展目标，思想结构受到知识结构的影响并反过来也对知识结构的变化有着导向和规范作用，信仰建立在知识和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引领思想知识的发展方向，而实践则是上述诸种因素的综合与外化。

个人情感因素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发挥很大作用。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有一些情感决定论的倾向，往往被感情所左右而超越理性判断，以感情上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他自己曾反思道：“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1］(P120)}情感决定倾向，一方面能够使他对自己坚持的东西相当坚定，当情感上认定某种思想之后，改变和调整起来则相当困难，增加了思想转变的曲折性。例如，对梁启超的个人崇拜导致他长期坚持社会改良主义，对杨昌济的个人感情导致他长期坚持二元论哲学和精神个人主义，对胡适的崇拜导致他对实验主义思想高度赞扬。另一方面，一旦他选择了自己的思想方向之后，就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从而在思想选择、理想信念方面有着超乎他人的坚定性。例如，他从少年时期就对国家民族的衰败感到非常痛心，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情感，此后在救国救民和改造中国的理想信念上毫不动摇；经过实践验证和理论鉴别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在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中的作用极其突出。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塑造了他特殊的性格特点：果敢的叛逆性与策略的妥协性、理想的超越性与现实的务实性、激烈的感性冲动与冷静的理性选择。一方面，果敢的叛逆性与策略的妥协性，看似矛盾的两种性格特征内在地统一于他的性格结构中，成为其独特个性的核心因子：父亲身上的那种强烈的专制性、顽强的奋斗精神和对子女的严酷管理，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强烈的叛逆个性，大胆地挑战权威、挑战约束、挑战现存体制；而母亲身上的那种逆来顺受、柔弱妥协、慈爱善良，又使他对外来的强制性力量有着一种精明的策略性，在外在强制力和自我独立性之间寻找一种妥协方法。另一方面，理想的超越性与现实的务实性又统一于他的性格结构当中：贫穷落后封闭的生存条件，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外在约束，超越环境、超越自我是他始终坚守的心理取向和性格冲动；但是，他的超越从来不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而是不停地走向实践，落实在务实性的行动中。这些矛盾的性格因素，使他把激烈的感性冲动与冷静的理性选择有机结合起来，在思想转变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敢于挑战另一方面又会长期留恋，特定时期内的思想徘徊和内在冲突难以避免；一方面勇于超越另一方面又反复检验，思想转变过程更加曲折，在特定时期内出现反复，在时间上也更长一些。

个人知识结构对于思想转变的影响非常之大。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思想主体必须根据思想发展方向和思想结构建构的需要，对知识要素进行合理调整，使之以思想发展方向为依据，获得重新定位形成有序结构。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并不就是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但是主导性思想要素一方面必须要借助主导性知识要素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则必须排除主导性知识要素中那些与主导性思想要素不协调的内容，实现主导性知识要素与主导性思想要素有机融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形成的国学主导、中西合璧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对其思想转变以及转变之后的思想发展历程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思想鉴别更加复杂，必须对既有的知识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和鉴别，以确定哪些要素符合思想发展的方向，哪些同自己的思想信仰不协调、不一致，需要清理或调整。其次，思想清算更加艰辛，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都包含在他的知识当中，不时浮到思想表层，影响思想发展方向和对重大问题的判断，成为其思想转变的阻碍力量。要彻底完成思想清理，必须花费更长时间和更大精力，因为他不可能简单地把先前的各种知识、思想放在一边，直接接纳一种被认为是合理的思想观点。再次，思想冲突更加激烈，作为主导性知识要素的传统文化，既有优秀合理的内容也有封建主义糟粕，它们同毛泽东在思想转变之时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既有可以融合的因素，也有很多冲突的内容，这就使得他的思想结构中这两种要素之间长期发生冲撞，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日后更好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个人志向和理想信念建立在知识、思想之上，同时也同个人的性格直接相关，是影响个人思想转变的方向性因素。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了解中国近代的衰落之后，就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进一步的知识学习和思想进步之后，确立了救亡图存、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理想。这些理想抱负作为一种意志性因素，超乎知识、思想之外，成为其知识吸收、思想发展和实践行动的根本方向，使他为探索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理论指导而不断吸收更多的知识信息和思想观点，并不断超越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个人的志向抱负和理想信念不同，引领的思想发展方向也不同。毛泽东、蔡和森因为很早就确立了改造中国的理想信念，因而最终选择了能够为改造中国指导方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们最好的朋友如周世钊、陶斯咏等人，从年轻时就选择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为此走上了长期从事教育的道路；个别新民学会会员则致力于谋求个人的飞黄腾达，最终选择了反动思想并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三）两种因素的结合与互动

个人的思想变化离不开客观的、共性化因素的总体性影响，任何脱离社会历史背景来讨论个人思想变化的做法，最终都难免会陷入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的窠臼。但是，单纯的环境决定论，又无法弄清楚个体思想发展的具体状况。因此，分析个人思想转变的历程，必须把客观共性的要素同主观个性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分析，并要特别留意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对思想主体的影响。

首先，客观共性的要素必须要转化为主观个性的要素，才能对思想个体的思想转变发生影响。例如，近代以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辛亥革命、帝制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只有转换为毛泽东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才能引领他的思想发展方向。一些人没有实现这个转变，而仅仅从个人命运角度来看待这些社会政治实践，因而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追求，最终不可能走向马克思主义。再如，当时思想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思想领域中的共识与分裂、冲突与斗争，各种外来的思想观点，只有转换为个人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成为青年毛泽东思想结构转变的对象。萧子升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等纳入自己的思想结构，也就不存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清除改良主义的问题，当然更不存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问题；胡适尽管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指导，而是坚守实验主义的逐步改良，他在思想中清除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社会改良主义。

其次，客观共性因素的变化要通过影响主观个性因素的变化才能影响个人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求学历程中，知识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他的知识结构、思想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其思想转变产生很大影响。私塾时期，他接触到的主要是儒家文化知识；离开韶山后，进入新的学校和更加开放的环境，他的知识结构中迅速增加了“新学”知识要素；进入湖南一师后，学校的师资队伍、教学内容、管理方式都同先前他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同，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良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等都纷纷进入他的视野并成为他思想的一部分；赴京之后，他置身一个各种思想共存的文化环境，其思想结构的复杂性也因而达到巅峰状态。思想结构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个人思想转变的进程、路径和曲折性、复杂性。

再次，由于个人主观个性因素的不同，客观共性因素对个人思想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因而这些共性因素也就不能决定个人思想转变的具体方向、具体进程、特殊途径和特定方式，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主观个性化的因素。例如，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相同的，但有的人提出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有的人则致力于零星的改良，这就与个人对于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不同认知和判断相关；而在改造的路径上，有的人主张俄国革命的方式，有的人选择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这与个人对于这些改造方式的研究深度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同分析相关。又如，同样都是在湖南一师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由于个人的性格特征、学习方法、理想抱负等不同，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三人思想转变的方向、方式、程度等则有很大的区别。

二、自我清算式的思想转变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继承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世界观上的革命性转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可以说是“自我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从开始确立世界观之时，就直接学习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传播到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思想斗争和革命实践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自主接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大批先进青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几乎没有经历自我清算就直接实现思想转向，可以说是“外在灌输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外在灌输式的思想转变，在短时间内非常坚决、彻底，但因为不是自主性的思想建构，往往会留下一些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机械照搬外来理论观点，在思想和实践上易走向极端，王明、博古等人就是这样。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可以说是“自我清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其思想结构相当复杂，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比较，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有效性，清算了思想结构中的各种错误思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以思想主体为核心，客观社会条件、主观个性特征、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理论研究客体、理论发展条件等共性和个性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形成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有效机制，主要包括理想引领机制、学习吸纳机制、实践动力机制、有机结合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交锋机制等，这些机制综合起来，形成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特殊模式，即以理想信念为方向引领、以社会政治实践为根本依据、以独立自主的自我清算为关键环节的思想转变模式。

（一）以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为方向引领

青年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这就是为实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寻找行动指南。少年时代，毛泽东的反叛和超越主要是基于个人性格和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接触一些爱国主义材料后，他了解了中国的落后和屈辱状况，开始谋求国家的兴旺发达，有了某种历史担当的责任意识。进入湖南一师后，其理想信念实现飞跃，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远大志向和社会理想。从那时起，他的读书活动、社会实践和思想改造，都围绕这个轴心展开，这是一种在理想信念引领下的，目的明确的主体性活动。

他接受或者放弃某种思想理论观点，都不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不是出于个人的学术追求和道德目的，而是具有强烈的实践目的性，看这种思想理论能否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指导。为此，他极少对各种理论观点作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而主要是把它放到实践中，通过实践检验其有效性。正是通过实践检验，他发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都不能担当起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导，有的是理论上说得通而实践上行不通，有的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有的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而牺牲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只有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能够正确解释历史，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在俄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此他才坚定不移地放弃了长期坚守的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

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首先不是把它作为一般性的学术研究对象来看待，不是看它在理论上是否具有逻辑系统性，是否符合学术规范，而是首先看它是否能够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做出正确的解释，是否已经被实践检验为切实可行的，能否作为指导思想、理论信仰和行动指南，有效地指导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明确指出，他之所以不赞同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就是因为这些主张都是“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P150)}；之所以选择十月革命的方法，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比温和革命更好，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有效果，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P148)}。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他再次说明，他之所以选择俄国革命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比别的方法“所含的可能的性质为多”^［1］(P18)；“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P23)。

正是出于这样的选择标准，他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他接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否完整，而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引领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现状并获得革命的胜利；他当时所做的工作，也不是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理论上的分析和阐述，而是集中于对这种理论进行广泛的宣传，以求扩大它的影响并使之成为共同的行动指南。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时新民学会的会员们流行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1］(P493)}

（二）以社会政治实践为根本依据

在思想转变方面，毛泽东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蔡和森等人有着大体相同的思想经历，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着复杂的思想积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都对先前的思想进行了清算，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在自我清算的具体方式和过程上，他们又有着明显差别。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陈独秀已经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明星，是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已经对自己思想中的传统思想进行过决断性的清理，朝着彻底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一旦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进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迅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带动一批有志青年实现这个转向。但是，他们先前的民主主义思想积累非常深厚，因此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思想徘徊阶段，仍然发表过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他们在1920年仍然对工读主义热情支持，李大钊仍然没有彻底弄清人道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陈独秀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抱有一定幻想。因此，他们的思想清算有些“拖泥带水”的性质。但也正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做出了独特贡献。蔡和森、周恩来在赴法国留学之时，通过自学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思想转向，彻底清除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内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在环境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们自我清算的历程并不十分曲折，带有“一刀两断”的性质。

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总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获得独立性的认识。为着探索整个世界宇宙、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本大源”，为着探寻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根本出路，他不仅猛烈地吸收各种新的理论和主义，更要对这些理论和主义做一番实践考察，在亲身体验中比较鉴别、决定取舍，通过实践运用和检验理论，纠正错误并清理思想，确认自己的思想方向。在湖南一师时，毛泽东就在深入学习各种思想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帝反封建、社会调查、工人夜学、学生社团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了主观世界的重大转型，开始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前景上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本大源”。毕业之后，他为着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和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大量吸收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形成混杂矛盾的思想结构，但他没有止步于这种思想状态，而是把各种思想理论投入实践，力求通过亲身实践来检验和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需要，能否成为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南。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新村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他都几乎亲身体验一遍，发现它们不能用于指导中国实际而逐步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占据思想结构的主导地位。

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同样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用事实来验证其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可行性。不论李大钊、陈独秀，还是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在思想的自我清算方面，同毛泽东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都没有直接领导工人农民的社会政治实践。尽管“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直接参与并担当了一部分组织领导工作，但是“五四”运动毕竟不是真正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政治实践，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而当工人参加进来成为运动主体之后，他们又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运动的第一线。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不仅直接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湖南驱张运动，从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特别是，他领导组织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把湖南的工人、农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来指导这个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改造中国、救亡图存的行动指南，从而牢牢确定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曾经回忆道：“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2］(P21)正因为如此，他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局限性认识更加全面，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会也更加深刻，同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更加曲折，时间也更长。

（三）以独立自主的自我清算为关键环节

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突出特点，就是通过独立自主的自我清算，实现世界观、思想结构和政治信仰的转变。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曾经形成庞杂的知识储备和混杂无序的思想结构，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都被他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并推到指导思想的地位，从而在实践中也呈现出自我矛盾的特点。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鉴别之后，他逐步认识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他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了深刻且毫不留情的自我清算。

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短时间内连续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罗学瓒等人写信，并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过程中，撰写了相关的启事、前言、序、评述、按语等，深刻反思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对自己思想做了一次总体性的彻底清算，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等思想表示了彻底绝望和最终放弃，主张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新的路子，创造新的环境，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大改造。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提出，社会改良主义绝无希望，“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3］(P493)}。给欧阳泽的信中提出：以道义（即“主义”）为中心，“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3］(P495)}。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要“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3］(P497-498)}给李思安的信中特别强调，“实际的改造”即革命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放弃了温和革命、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思想。^{［3］(P500)}给张国基的信中提出，必须要树立起世界主义即国际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3］(P502)}。在给易礼容的信件所写的按语中，再次表明放弃社会改良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目标，选择“根本改造”的社会革命道路，并讲到必须建立共产党的问题。^{［3］(P514-515)}这些资料是集中体现毛泽东自我思想清算的标志。此后，这一年的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是他确立新世界观的标志；1921年1月1日的新民学会大会发言和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则是公开自己新世界观的标志。

毛泽东在自我清算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是非常突出的。他从小就形成的独立个性在思想转变中突出地显示出来，他从来不人云亦云，从不随便地接受别人的劝说，即便是对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也不会盲从。对任何思想理论，他都要经过自己的实践验证和理论鉴别才决定取舍。例如，萧子升和蔡和森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他们谁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当他们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分歧时，都致信毛泽东加以判别，并都对毛泽东进行劝说，而毛泽东并没有仓促表示自己的意见，而是经过自己的理论反思和比较鉴别之后，独立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再如，他在第一次赴京期间，就同李大钊朝夕相处，李大钊的观点对他有很大影响，但是在思想方向问题上，他并没有立即接受李大钊已经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明显地偏向胡适的实验主义“问题论”一边，1919年9月1日，他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规划成立“问题研究会”，以求将实验主义付诸实践。^{［3］(P362-368)}到后来，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后，才认识到实验主义的局限性，离开了胡适的方向而走向了同李大钊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在短时间内还会有所反复，但是因为这种清算完全出于自主自愿，而且步子扎实、深刻全面，一旦做出了最后选择，彻底完成思想转变，确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就旗帜鲜明、坚定不移。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结果，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思想中，也不是完全排除先前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要素，而是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融合与重构。经过这种融合与重构，思想结构从先前的多种思想并存冲突的混沌状态，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多种思想重新配置组合的有序状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性思想居于根本指导思想地位，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思想结构的发展方向和鉴别取舍不同思想文化的标准。与此同时，其他思想要素在新的思想结构中获得了新的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沉淀，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获得新的解释，并成为他日后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改良主义思想转变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种行动策略；实验主义的问题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维的重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批判精神和理想建构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轨迹和模式，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深刻的思想启迪，这就是要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文化、当代中国实际、当今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并努力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世界性影响。

（一）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青年毛泽东实现自身思想结构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认真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第一次赴京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图书管理员，深受李大钊的感染，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精髓和核心观点，特别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这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第二次赴京期间，他以很大的精力寻找当时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研读。他在学习中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建设等理论。这样，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原著，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是深刻的。

认真研读原著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前提，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最直接、最集中、最客观的记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都深含在这些经典当中，它们是学习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读原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特别的强调。恩格斯曾告诫德国青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4］(P593)}毛泽东、邓小平等也多次强调要通过“系统地实际地”、“完整地准确地”学习经典著作来把握其精神实质。当前，我们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与精华，就要下工夫研读原著，从原著中把握思想精义。

（二）深入理解民族文化的思想精华，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毛泽东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都是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底。在对中西文化关系上，青年毛泽东并没有陷入当时流行的全盘西化思潮中，而是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劣。例如，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一方面批判中国文化“伪而不真、虚而不实”，另一方面也指出西方文化的不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3］(P73-74)}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他融合并重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纳入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并重新解释，成为日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正是因为有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毛泽东才能在后来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同时推动民族文化的现代跃升，而不是离开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移植。他特别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他指出，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P533-534)}。

这个论断在当前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具有时效性。因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严重缺乏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把握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深入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还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融合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更加完善。^③

（三）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青年毛泽东始终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入手处。正是这个特点，使他的思想发展从来就不是停留在单纯的理论层面，而是抓住时代特征，紧随实践步伐，不断自我超越，最终实现彻底的思想转变，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在当时出国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度重视研究国内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实际：“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P63)在确立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远大目标时，他一方面强调要面向世界，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做起，“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1］(P146)}，“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1］(P18)。

对十月革命的道路，青年毛泽东已经提出了借鉴而不盲从的观点。他一方面总结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与俄国实际情况不同，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3］(P456-457)}青年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方法贯穿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他后来特别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5］(P633)}

当今世界和中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紧随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具体变化，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回答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存在的重大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四）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坚决的理论斗争

青年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觉信仰和自觉追求，并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批判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斗争中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兼学者和战士风格于一身，是“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6］(P59)。思想交锋和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的，“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6］(P14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同资产阶级自由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思潮纷纷出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一些错误的、反动的思想观点，打着解放思想、体制改革、思想多样化的旗号，力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此，决不能妥协，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放任自流，必须严加批判和斗争。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指出的：“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7］(P390)}

注释：

①笔者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中，对这个问题做过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本文的重要观点就来自于这部书的论述。

②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件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新民学会紧要启示》，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124页；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会议的发言记录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载《新民学会资料》第15－41页；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件，载《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4页。

③笔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演变与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融合及双重再生问题曾做过专门论述。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刘统.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M］.北京：三联书店，2011.

［3］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邓小平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