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38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9月18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8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朱燕和孙应帅，会议由余斌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云南社会科学院袁春生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收录的是恩格斯1891年1月——1892年12月写给他人的书信，共255封。

朱燕的研读笔记

一、1891年恩格斯的主要通信对象

1891年恩格斯与他人的通信共104封，其中：

1、考茨基        19封

2、左尔格        15封

3、劳拉·拉法格  15封

4、保尔·拉法格  12封

5、倍倍儿         9封

二、主要通信内容

1、指导北美、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2、积极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同法国、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广泛通信，并参加伦敦庆祝五一节的群众游行和集会。

3、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并为之作序，围绕“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起的辩论，同考茨基、左尔格、施留特尔、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通信，说明发表这一著作的必要性。

4、密切关注8月16日至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5、关注9月初在新堡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情况。

6、密切注视与众议院议员的补充选举相联系的法国政治事件，在这次补充选举中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的候选人。

7、密切注意10月14日至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工作。

8、分析欧洲政局，尤其是俄国的国内形势和军事问题。

9、批判、揭露拉萨尔。

10、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

三、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指导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立担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教导各国社会主义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地商定本国革命的方针和策略。从书信反应的情况看，1891年恩格斯主要关注和指导了北美、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例如在1891年1月31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分析比较了法德两国当时的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指出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力量还不足够强大，公开示威游行的斗争方式不可取：“你们那里是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击败保皇派，不得不给你们一些政治权利，而这些是我们在德国根本享受不到的。此外，你们至今还处于分裂状态，加上布鲁斯派又被政府牵着鼻子走，因此你们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相反，孔斯旦还希望你们出来‘示示威’，稍微吓唬一下激进派。在德国，我们的人却是一支真正的力量，拥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选民，是唯一有纪律的、日益壮大的党。如果政府希望社会党人举行示威游行，那就是说想挑动他们进行骚乱，然后予以镇压，在十年内把社会党人消灭掉。德国社会党人最好的示威，是他们自身的存在和稳步地、持续地、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我们还远远不能经受住一场公开的斗争；我们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义务，不是使自己遭受失败，而是时机一到，在首次大战役中获得胜利。我要使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考虑。”

（二）关于五一节庆祝活动

1891年1月底—4月恩格斯积极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法国、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广泛地通信。恩格斯在多封信中表示反对强求各国一致在五月一号那天举行庆祝活动。并多次阐明了其反对的理由。

在2月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说，“你们法国人很喜欢形式上的一致，假如为此无须付出过高的代价，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为了强求一致，而使我们在德国丧失良机，在英国又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那岂不迂腐可笑。”

在2月10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分析了在5月1日庆祝的后果，“在目前情况下，执意在5月1日而不是3日——星期天举行庆祝，这对德国人来说简直是丧失理智。对他们来说，在5月1日举行庆祝，就意味着去年的汉堡同盟歇业在全国范围内重演，而且情况更加不利。这就意味着要损失二十万至三十万马克，使党直接或间接掌管的经费完全耗尽，使我们所有的工会组织遭到瓦解，其结果将是士气普遍低落。您应该承认，为了追求同时举行示威游行的戏剧性效果，这样的代价未免过高了吧。”

在2月1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再次坚持反对在5月1日举行庆祝，认为这样做的代价太大：“去年庆祝五一节，给那天罢工的汉堡工人带来了同盟歇业（这是未得到定货的工厂主求之不得的），使工人损失了十万马克——外地捐款尚未计算在内，使他们组织良好的工会的力量遭到破坏，使其活动长期陷于瘫痪。现在，德国各工业部门出现了持续的生产过剩，如果在整个德国共同在5月1日举行庆祝，势必要破坏合同，那末，这一庆祝就将导致普遍的同盟歇业，使我们的全部现款消耗殆尽，使我们所有的工会遭到破坏，其结果不是情绪高涨，而是士气低落。因此，这样做是丧失理智。”

关于庆祝五一节一事，在3月4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再次分析了反对在5月1日举行的原因：“去年汉堡庆祝五一节给党带来了罢工（或者更确切地说，带来了同盟歇业），汉堡人损失了十万马克。而现在，实业更不景气，资产阶级正极力寻找停工的借口。这里对码头工人步步进逼，他们甚至不敢说个不字，否则，他们的整个工联就要被摧毁……而煤气工人只有高度谨慎，才能避免也会使他们的工会遭到破坏的罢工……如果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遭到失败，在英国，近两年来成立的所有新工联都将被破坏。那时，战场上将只剩下一些富足的因而也是胆怯的旧的保守的工联。”

在5月1-2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五月一日法国巴黎的情况。“五一节过得很好。维也纳又占了第一位。巴黎的庆祝活动因为纠纷远未平息，有些冷冷清清。”

在5月4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英国和德国在5月3日举行五一节游行示威活动的情况：“昨天，无论从天气或是从游行来看，都好极了。路易莎、赛姆·穆尔和我，是两点钟去的，许多讲台在公园里排成一个大弧形。游行队伍两点半开始入场，四点一刻还没有结束，直到五点仍有新的队伍陆续到来。我和赛姆在爱德华的讲台上，路易莎在杜西的讲台上。人很多，大致同去年一样，也许还要多些。”“来自德国的消息，我们今天得到的还很少。汉堡举行了一次出色的游行，据《每日电讯》报道，有八万人参加。”

（三）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

在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建立。第二国际前期，在恩格斯领导下，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制定了有关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但是在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第二国际各党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逐步抬头，并日益滋长起来。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恩格斯和这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91年1月，恩格斯发表了被德国党的领袖们隐藏了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之作序。给机会主义以沉重打击。恩格斯认为，德国党的纲领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发展前途，如果不坚决地打击不断滋长的机会主义，国际共运就有可能走上改良主义的危险。

1891年2月5日—4月8日，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几个领导者、特别是该党国会党团的大多数不赞成在《新时代》上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而在该党内引起了辩论，恩格斯就这一辩论同《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考茨基，同左尔格、施留特尔、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通信。恩格斯在信中阐明发表这一著作的必要性。

在2月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做出了评价：“此文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会使我们敌人的进攻锋芒减弱，也使我们能够这样讲：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这也正是这些人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的正确立场。”“除了李卜克内西，大多数人都会感谢我发表这篇东西。它使未来的纲领免除任何不彻底性和空洞的言词，并且提出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未必敢于主动提出的无可争辩的论据。”

在2月10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文章使党的执行委员会大为恼火，而在党内却获得了热烈赞同。有人曾企图把这一期《新时代》全部停售，但已来不及了，于是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鼓起勇气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他们冷静下来以后，将会感谢我的，因为我使得他们无法让哥达纲领的炮制者李卜克内西再炮制一个同样糟糕的纲领。目前，我直接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这些人对我有些抵制。”

在2月1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提到《哥达纲领批判》。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恩格斯在信中说，“这篇文章起初使德国社会党的统治者大为恼火，现在看来开始逐渐平静下来。相反地，在党内——老拉萨尔分子除外——这篇文章却很受欢迎……李卜克内西当然要大发雷霆，因为整个批判就是针对他的，而且正是他伙同好男色的哈赛尔曼一起炮制了这个腐朽的纲领。”

在2月1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谈到《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在德国引起的反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对他本人的抵制。“柏林人还在继续对我进行抵制，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他们显然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同时恩格斯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敌对报刊的攻击即使还没有精疲力竭，也已经达到了顶点。只要顶住这种冲击，人们就能很快从最初的惊恐中镇静下来……再有两三起这样的反应，反抗就会瓦解。”

鉴于某些领导人的专横态度，恩格斯认为尖锐地指出：“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2月2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的一个主要内容仍然是围绕《哥达纲领批判》进行。恩格斯认为党内的自我批评能够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老实说，当我准备发表这个文件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已经非常坚强，足以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党在目前也一定经受得住这种在十五年前使用过的直率的语言，以后将可以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其实，这句话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维也纳的《工人报》以及《苏黎世邮报》说了。”

在3月4日致左尔格的信中，关于《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说：“这个文件所引起的波动至今尚未平息。我暂且让这些人出出丑”。

5月1—2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指出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同时指出倍倍尔本人也很不了解发表这一著作的重要性。恩格斯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对于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的意义；他建议更多地注意掌握革命理论，注意革命理论的发展，开展科学讨论，等等。

（四）密切关注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91年8月16—22日，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

在９月２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说，“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再一次确认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一点，在美国的报刊上应该加以强调。另一方面，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为英国工联敞开了大门，优秀的工联大概很快会加以利用。这就是两项最重要的决议。”

恩格斯在9月2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我对代表大会仍然非常满意。首先是暴露了布鲁斯—海德门反对派的彻底瓦解；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个反对派从未存在过，1889年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个幻影而已……其次，开除了无政府主义者。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通过的决议在过了十九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最后，为英国工联敞开了大门。这一步骤证明：对局势的了解是何等的正确。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约束的那些提法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让步。可见，我们有充分理由表示满意……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组成为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政党的阶级。而事实说明，形势越来越革命了。”

在9月14日致左格尔的信中，恩格斯再次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给予了肯定：“代表大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布鲁斯派根本没有出席，海德门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掩盖起来。最好的是，同海牙代表大会一样，把无政府主义者赶出了门外。旧国际以此结束，而远为广泛的、宣告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恰恰以此为开端。”

（五）英国工联新堡大会

1891年9月7日至12日，英国工联第二十四年度新堡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年度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五十二名，代表着约一百三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根据另一统计，近二百万人）。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新工联。尽管旧的保守的工联代表力图取消上届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新堡大会仍以二百三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三票的多数确认了利物浦代表大会的决定。

在9月14日的信中，恩格斯把9月初在新堡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情况通知左尔格，他认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新工联”的重大胜利，因为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者想取消上次代表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的企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恩格斯说，“以纺织工人为首的旧工联以及工人中的所有反动分子曾竭尽全力想废除1890年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他们失败了，只得到暂时的、极其微小的让步。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尽管还有不少的混乱，但历史在不可阻挡地前进，而资产阶级报纸惊恐哀鸣，战战兢兢地承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遭到了彻底失败。特别是苏格兰的自由党人，帝国里这些最聪明、最典型的资产者，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片喧嚣，说什么工人受到了巨大挫折，工人的行动荒唐透顶。”

9月30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谈到新堡工联代表大会：“工联代表大会也是一个胜利。‘旧’工联极力要废除利物浦代表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而他们只得到了微小的让步，这对他们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盟友来说，已经是一个失败。你只要读一下自由党人的，特别是苏格兰的报纸，就可看出：他们因为英国工人被社会主义腐蚀而误入歧途是多么懊丧。”

（六）密切注视与众议院议员的补充选举相联系的法国政治事件

10月至11月14日，恩格斯密切注视与众议院议员的补充选举相联系的法国政治事件，在这次补充选举中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的候选人。

在给拉法格夫妇、倍倍尔和左尔格等人的9封书信中，恩格斯密切跟踪拉法格的选举情况，并对于拉法格最终当选表示满意，认为这是工人党的重大胜利，这证明党的团结社会主义力量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利尔举行的两轮选举中，保尔·拉法格分别获得五千零五票和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

在11月9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说，“亲爱的劳拉：胜利了！尽管《每日新闻》把胜利的消息塞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塞在通常用来填补版面的简讯中间，但还是告诉了我们：保尔击败了德帕斯，超过约一千四百张选票。可见，我们昨天两次干杯（波尔图酒和克拉列特酒）还是起了作用……总之，成绩是不小的。但是，取得胜利的方式，也许比胜利本身更为重要，它使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其影响无法估量的、重大的政治事件……他的当选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在整个法国的传播，——而且使当年在卡德街为支持内阁，反对布朗热主义而建立的联盟遭到削弱。”

在1891年11月9-10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对这一政治事件做出了总结，“总之，拉法格取得了胜利。这是一桩大事：第一，因为它对法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看来会是很大的；第二，因为在这件事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党团，包括可能派在内，的确是共同行动的，尽管有时是勉强的！第三，因为孔斯旦先生以那种不亚于俾斯麦的愚蠢的狡猾和横暴，把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动摇内阁的全国性重要行动。”

（七）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恩格斯密切注意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写贺信给代表大会；在给左尔格、倍倍尔等德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把“青年派”的领导者开除出党的决议以及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言论的谴责；恩格斯由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而表示满意。共有6封书信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八）欧洲局势，尤其是俄国局势及战争问题

1891年8月至10月间，恩格斯有8封书信涉及到了欧洲局势，尤其是俄国局势及战争问题。

在1891年8月9—1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分析了俄国的饥荒影响俄国的对外侵略，进而对和平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第一，这可以使我们有一年的和平局面；由于国内闹饥荒，沙皇尽管要挥舞武器，但不会冒险发动战争……第二，俄国禁止谷物出口意味着把饥荒转嫁给消费黑麦的德国……整个形势在起变化。而我们的党正在大大发展，——这次歉收将使我们前进五年，况且它将阻碍战争的发动，而战争带来的牺牲要大几百倍。”恩格斯认为，欧洲政局将首先取决于以上两点。

8月17日恩格斯致信劳拉·拉法格，首先讨论了欧洲的形势，认为，尽管俄国急于吞并君士坦丁堡，但是由于农业歉收，战争暂时不会打起来。而且德国国内可能发生骚动，德国也要发生农业歉收，这将使旧制度在德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恩格斯指出了工人政党应采取的方针与策略。他认为：“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沙皇是不能打仗的。他最多只能竭力利用法国资产者目前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挥舞武器和进行威胁，但不会发动进攻；如果法国资产者走得太远，他就会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俄国政府当前的目的是要在战时对各国舰队关闭达达尼尔海峡。首先，它试图取得法国的同意；然后，如果象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这里下次普选的结果是格莱斯顿上台，这位年老的大亲俄派也将被说服这样做。那时，一旦两大海上强国被这种协议束缚住手脚，沙皇就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宰，可以随时对它进行突然袭击，而苏丹将只不过是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总督而已。计划就是如此；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巴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充当沙皇的工具，而当它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沙皇就会把它一脚踢开。”

恩格斯指出，“总之，只要某些人不丧失理智，今年和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平局面是有保证的。这就是俄国饥荒带来的主要结果。”

恩格斯分析认为，德国也要发生歉收。那时，现行的并且由于饥荒不断提高的价格将导致俾斯麦财政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的破产。旧制度在德国也将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谁也不能预言这会发展到何等地步。但无论如何，这又将使我们的队伍得到很大发展，并有助于我们去争取我们正在取得惊人成绩的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把东普鲁士六个省的农村地区争取过来（那里是大地产和大庄园占优势），德国军队就将是我们的了。

9月2日，恩格斯致信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告诉英国也发生了灾害，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庄稼受到了极大损失。这场灾害只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推迟了战争爆发。

9月2日，恩格斯致信保·拉法格，介绍了歉收后的欧洲形势：战争的爆发将推迟。并进一步分析了俄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饥荒，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还对德国、俄国等相应政策作了分析。他指出：“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恩格斯认为：“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1892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干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在9月29日—10月1日致信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主要讨论了军事和战争问题。

信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的是欧洲未来的战争问题。恩格斯预言，未来的战争如果德国战败，沙文主义和复仇战争的思想将在欧洲大肆蔓延很多年。假如德国战胜，我们的党就会取得政权。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恩格斯深刻分析了来自德、俄的战争威胁，以及德国政党摆脱战争的方法，并分析德、俄、法各国军备情况。指出：“至于存在着战争威胁，而且正是来自俄国，以及战争一旦爆发，恰恰是我们应当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全力促使俄国被击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你认为俄国人希望打仗，而我认为他们只是打算进行威胁，不一定想发动进攻。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事态仍可能发展到动干戈的地步。”

恩格斯不赞成倍倍儿“国内的困难会迫使俄国开战”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在俄国受侵害的有三个阶级：土地贵族、农民和新兴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革命，而土地贵族已无力进行革命，农民充其量只能举行一些地方性的起义，但这些缺乏联合的起义，若无中心城市的胜利起义使它们联合起来并给以支持，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年轻的资产阶级却比任何地方的都兴旺；它逐渐临近同官僚制度势必发生冲突的地步，不过，这可能还要经历若干年……由于害怕国内革命，沙皇目前不会发动战争……”

恩格斯接着指出，战争的危险，尽管俄国发生饥荒，执政者仍然可能放松缰绳，对此我们也应有所准备。在法国，需要提醒法国人注意一些事情……联俄反德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我们只好全力迎击一切进攻我们和将要援助俄国的人，别无其他出路。因为，要么我们被打败，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停滞二十年，要么我们自己上台执政……德国现在的制度无论如何经受不住一场战争，因为要防御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并采取十分革命的手段。

恩格斯号召：“假如事态终于酿成战争，我们应该要求武装全体人民，但这只能作为对现有的或为应付战争做好准备的组织的补充。这样，就要征召未受过训练的人参加后备部队或民军，在武装和征集常备基干人员的同时，首先对这些人立即进行最必需的训练。”

恩格斯分析认为，“俄国外交官并不那么愚蠢，以致竟然在全欧洲面前挑动战争。恰恰相反，他们将设法使法国或者三国同盟的一个参加国成为挑起战争的方面。俄国人的公文包里总是有成打的这类宣战的理由；而在某一具体情况下如何答复，则视已提出的挑起战争的借口而定。”

恩格斯在信中鲜明的指出：“不管怎样，我们应当声明，1871年以来，我们一直准备同法国和解……但是，有人要是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而且是联合俄国，我们将认为这是对自己生存的侵犯，就要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所拥有的一切阵地……奋起自卫。”

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进行，恩格斯认为，有着决定意义的首先是下列两种情况：“俄国在进攻上是软弱的，但在防御上则极强有力，要打击它的心脏是不可能的。法国在进攻上是强有力的，但遭受两三次挫败之后，就失去进攻能力，不再构成威胁……我国军队就得既担任主攻，又承受主要打击。遏止俄国人，同时击败法国人，——战争应当这样开始。粉碎法国人的进攻之后，才能开始攻占波兰，直至德维纳河及德涅泊河，而在此以前，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占领应当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必要时要把普属波兰的一部和整个加里西亚交还应当恢复的波兰。如果这些都能做到，法国可能发生突变。同时，我们应当坚决主张，至少把麦茨和洛林交给法国人，作为和平的保证。”

恩格斯进一步分析指出：“法国人不会这样轻易让别人击败，他们的军队优良，装备也胜过我们，而我们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造诣，依我看，也不能指望有多高的水平。法国人已经学会进行动员……拥有足够的军官来配备一支比我们强大的用于首战的军队。要到以后，随着新部队的动用，我们在军官方面的优势才会显示出来……总之，在最好的情况下，战斗很可能形成胜负交替的局面，双方也都将陆续投入新的援军，直到一方精疲力竭，或者英国积极进行干预，那时，英国只要切断粮食运输线，就可以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它的敌方——德国或者法国——媾和。在此期间，俄国边境的情况将会怎样，主要取决于奥地利人的军事行动，因而是难以预测的。”

10月13日，恩格斯致信奥古斯特·倍倍尔，针对10月9日倍倍儿在信中指出战争危险日益增长，发表他的看法：俄国最有可能发动战争。恩格斯认为，俄国发动战争有三种力量起作用：第一是外交界。其次是军队。俄国的军队尽管遭到多次军事失利，但仍然异常自信能赢得胜利，并极能吹嘘，——比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会吹嘘。这支军队急于求战。第三是年轻的资产阶级。关于战争爆发的时间，恩格斯认为：战争仍然可能在春天爆发。

10月24-26日，恩格斯致信奥倍倍儿，关于世界形势，恩格斯告诉倍倍儿，俄国的饥荒正在加重。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向法国人讲清德国党人对战争的态度，并向倍倍儿介绍了给法国人信的构想。恩格斯认为，和平局面维持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们准备的不够。另外，恩格斯否定了自己曾经说过1898年资产阶级社会将崩溃的话，只是说过到1898年我们能夺得政权。

信中，恩格斯提出了为维护世界和平，裁减军备，揭露军国主义而斗争的主张，并对未来战争的结果进行了预测。指出，形势的确很不好，越来越多的军队仅仅是为了就食而继续西调……信中接着指出：“有必要向法国人坦率地说明真实情况……我们应当自己起而领导。”

信的最后，恩格斯指出，“我仍然希望和平局面将继续持续下去……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们。”

（九）批判揭露拉萨尔

对于对拉萨尔的评价，恩格斯在2月23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到：“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

对于批判揭露拉萨尔，恩格斯认为自己责无旁贷：“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判断，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赋予别人以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十）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

1891年6月18日，理·费舍以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寄给了恩格斯。这份主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草案，曾经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讨论过，其中的一次会议决定把草案寄给恩格斯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6月18日至29日之间，恩格斯研究了这份纲领草案。恩格斯指出草案大体上消除了哥达纲领的最严重的错误，同时也批评草案的许多论点。他指出草案中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国家制度民主化的要求和建立单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并且强调说，这些缺点带有向机会主义让步的性质。恩格斯把自己的意见寄给党的执行委员会；草案接受了这些意见中的某些意见，发表在７月４日的《前进报》上，后来又发表在党的其他刊物上，供预先讨论用。

在1891年9月28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对考茨基拟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指出，这个草案比党的执行委员会所拟定的那个草案更可取。

10月14日，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坚决抗议把这个草案原先没有的一个拉萨尔论点加进去，这个论点认为，其他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说来都是反动的一帮。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会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完全无力采取任何进步行动，但也不一定。然而在目前，我们对此还不能象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既然如此，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以前，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既给物也给人创造了统一的交往条件，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政体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使教育普及化，并使之达到如此的高度，值得我们德国人向他们学习，——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

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地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就是在目前，这些人仍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萎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况且，例如在英国，这种倾向永远不会彻底变成事实。当这里发生变革时，资产阶级仍然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但是，只有到那时，对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才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制度本身已在彻底消灭。”

在10月24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说，“……考茨基的纲领草案……倍倍尔和我都是赞同的，它已作为新纲领的基础，即其理论部分的基础。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这个纲领，除某些地方表述欠妥外（也只是措词含糊和过于笼统），至少在初读以后，提不出更多的意见。”

四、其他

1、1891年，恩格斯已经过完了他的70寿辰，作为一个古稀老人，他的工作量可以说非常繁重。他在1891年3月7日致菲力浦·屠拉梯的信中说，“您的推测完全正确，我的确没有时间为您的杂志和您准备出版的社会主义丛书撰稿。实际上，除了准备马克思一些著作和我自己一些小册子的新版本外，我已经没有时间来完成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整理工作了。目前有四本小册子需要我审阅、补充和撰写新的导言，哪里还有时间写别的呢”

2、在1891年3月24日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资本主义国有经济问题：“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法兰西、美利坚和瑞士等共和国，同君主制的中欧和专制制度的东欧相比，情况并没有丝毫差别。……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经济变革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治统治开辟了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其他阶级只能干些修修补补或掩人耳目的事情。”

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特殊的变相的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

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在生产力逐步有计划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破坏旧的生产方式以后，没有阶级的新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到那时，首先需要的将是哪些措施，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条件而定，——关于这一点，事前是无法概括地讲什么的”。

3、在4月8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提出根据党内平等原则，“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和自由，恩格斯晚年还为此进行了多次坚定而严峻的斗争。恩格斯在1891年5月1—2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党——需要社会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

4、在5月4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还批评了教条主义的作风：“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只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

在1891年6月10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种可笑的现象，就是在这里，也象在美国一样，有些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我们运动的思想变成必须背熟的僵死教条，——这些人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你们那里都是一个纯粹的宗派，这很值得注意。”

5、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争论，从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激烈批判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按照他的说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他痛击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一直以来都有人把晚年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此处恰好证明了把恩格斯说成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是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词。

6、1891年，一个名叫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青年作家写信给恩格斯，向恩格斯陈述他的写作计划，说他准备写关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的文章，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在1891年7月1日的回信中答复说，“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历史也的确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长期以来,中外理论界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阶段划分问题,对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争论热烈。这种争论还必将继续下去。

7、恩格斯的党费。在1891年7月22日致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恩格斯说，“如果你们要把这笔党费记入印制的收据上，请只写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即弗·恩·由伦敦缴来若干，而不注明其他细节，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

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主要收集了（此时卡·马克思已经逝世）弗·恩格斯之间1891年1月-1892年12月2年间共255封的书信，其中1891年104封，1892年151封。我主要学习了1892年的一些书信，此时，恩格斯也已经71岁，从这些书信可以看看晚年恩格斯的一些思想轨迹。

一、关于农民阶级和俄国公社前景

恩格斯首先分析了农民阶级的前景，谈到了老的“工场手工业”同现代的“大工业”之间的区别，指出“这种区别（在对农民，即对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农业生产者的影响方面）同1680年的旧式滑膛燧发枪和1892年的7.5毫米新式弹仓式步枪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其次，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看来农民在今天是注定要灭亡的。”

“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走上的道路走下去，俄国的农民公社就必然要灭亡。我看，正是现在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看来，这样的时刻日益接近，——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那时，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象西欧以前出现过的情况那样，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最有意思的是，在俄国，正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断言俄国的原始结构同腐朽的西方的结构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人们，正在竭尽全力来破坏这些原始结构，代之以腐朽的西方的结构!”

恩格斯根据实际情况的进展断言，很明显，“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业公社”，“假如不发生其他有助于保留这种公社的巨大变化的话。问题是，俄国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至于能使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在保留公社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同时又能把公社改造成为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您会同意，对实现这种改革，哪怕只是一种考虑，那首先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这次危机的后果还没有使公社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之前，能否发生这种变化呢？我丝毫也不怀疑，在许多地方，公社在1861年受到打击以后，已经恢复过来了（象瓦·沃·描写的那样）。但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家庭工业的破坏、公社对牧场及森林的无权地位、自然农民经济向货币经济的演变以及富农与恶霸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等等对公社的打击连续不断，而公社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打击呢？”

对比马克思对俄国公社问题的谨慎和对其解体的担忧，恩格斯则更确切地看到了俄国公社在不利的内外部条件下难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担忧正在变成事实。

恩格斯并且预言，如果俄国的农民注定要变成无产者——工业无产者或农业无产者，那末，看来地主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据我所知，这个阶级所负的债务几乎比农民还要重，他们不得不逐步变卖自己的地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看来正在插入一个新的土地占有者阶级——农村富农和城市资产者，他们可能是俄国未来的土地贵族之父吧？？”因此，那几年俄国的歉收和俄美正在进行的无林化只不过使以前处于潜伏状态的东西表面化罢了。尽管恩格斯认为俄国需要好几年才能完全克服这次灾荒所带来的后果，而一旦做到这一点，“俄国就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甚至不同于1891年1月1日的状况。想到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使我们暂且可以感到自慰。”

他后来再次强调：“歉收(用官方语言来说)完全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俄国整个发展的必然后果；这是从公社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过渡到现代工业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一改革必将危及农业公社的存在，并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农业方面去。”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他在回答1890年，俄国作为一个依靠出口谷物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还能否在世界上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的独立地位这个问题时明确表示：“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当前的经济和工业状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状态。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机器设备，并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哪怕只是为了本国的消费)，这一定是已经实现了的，时间或迟或早，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生产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象印度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受大中心工场——英国——支配的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工中的一环而被卷入到“文明”中来。

恩格斯并肯定地说：“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也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我看不出，我们亲眼看到的正在俄国发生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同英国、德国、美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在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某些差别。”这种并无太大差别的后果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终将消逝的经济阶段，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正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在后边这些国家中，这种无出路的状态，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会引起彻底的土地革命，假如它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就必然会引起这一革命，——我指的是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这个革命将使地主，也使农夫遭到破产，他们将被一个从农村富农和城市投机资产者中产生的新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所代替。”这为后来和当今世界的一些事实所验证。

二、关于阶级分析和政党问题

1.美国状况。恩格斯对美国的工人阶级进行了分析，“美国本地工人的特殊地位是你们美国的一大障碍。1848年以前，固定的、本地的工人阶级还只能说是一种稀罕现象：当时，这个阶级为数不多的人最初在东部城市里还有可能指望变成农民或者是资产者。现在，这样一个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了，并且大部分人加入了工联。但它仍旧处于贵族式的地位，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不需要掌握专门技术的低工资工作给移民去做，这些移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加入了贵族式的工联。但这些移民分属于许多个民族，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大部分人连美国话也不懂。而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奥地利政府又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等去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因此我认为，纽约工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之大是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

恩格斯分析道：“在美国，我觉得还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在目前，整个大工业还是共和党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占有制则是民主党的核心。这种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土壤。只有当土地(公田)全部落到投机者手里，因而使垦殖遇到越来越大的阻难或者成为诈骗行为时，——只有到那时，在平稳发展的情况下，我觉得成立第三党的时机才会到来。”

而“小农场主和小资产者未必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他们都是一些转瞬即变的分子。此外，农民经常飘泊不定，他们在不同的州和领地接连为二、三、四个农场耕作。移民和破产促使这两个阶层的人迅速更换。而经济上对债主的依附，则有碍他们保持自主性，但对政客们来说，他们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因素，政客们可以利用他们的不满，把他们出卖给两大党中的一个。”

对于中产阶级的状况，恩格斯分析认为，“奥匈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我看了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运动取得进展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保护关税制度的唯一好处，至少对大部分大陆国家和美国是这样。大工业、大资本家和庞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正在人为地制造出来，资本集中正在加速进行，中等阶层正在被消灭。”而其他国家工业的发展，也帮了英国的忙，“她在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地位丧失得越快，这里的工人掌握政权也就越快。”

2.法国状况。1892年5月1日劳动节，法国工人党在第一轮市镇选举中取得了十多万张选票，赢得很大胜利，在二十二个地方的市镇参议会中取得了多数(最大的地方是鲁贝和马赛，在那里我们所有的候选人都当选了)，第一轮选举获得四百个席位，复选时又获得两百个席位。恩格斯对此次选举一直十分关心，要求拉法格尽快将选举情况写信告诉他，并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感到欣喜，“你们将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大串整理得一目了然的反映选举胜利的数字更有力地使群众感到震惊。这对于使工人们懂得普选权赋予他们的行动以多大的力量，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表明，恩格斯并未将无产阶级的议会道路排斥在斗争方式之外，而是因时因地取舍。

但是，恩格斯同时引用德国的例子告诫法国工人党，德国社会党人的活动促使德国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敌对的党，而“法国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冲突。这是进步的吉兆，证明你们不是作为搞偶然行动的骚扰力量，而是作为正规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而引起恐惧的。”

对于议会斗争和党团联盟的原则，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同前布朗热主义的激进派——布朗基派在议院结成同盟的问题表达了意见，“如果我们在议院同他们联合起来，那末他们由于在人数上占优势，就可以不考虑我们的意见而通过最荒诞的决议，这些决议势将束缚我们的手脚，或者迫使我们重新同他们分离，这会使我们处于比以前更坏的地位。”因此，“我看不出我们同前布朗热主义的激进派在议院结成同盟有丝毫真正的好处。”

3.英国状况。对于英国工人参与选举和党内斗争。恩格斯也进行了分析，“这里有三种工人候选人：(1)托利党为了从自由党手里夺取选票而出钱收买的工人候选人。这些人几乎都要落选，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2)拿了自由党的钱、必须为他们效劳的工人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大半是在没有任何希望当选的地方提出来的。这些人中间有些人，比如说矿工候选人，实质上是自由党人。(3)真正的工人候选人，他们敢于冒风险，从不考虑他们所反对的是自由党还是托利党。这些人中间，自由党只承认它不得不承认的一些人(凯尔·哈第和白恩士)，对其他人则全都反对。”其结果，工人候选人从他们手里夺得了许多选票，至少使他们今后有所顾忌。可以预期，这是仅仅两个官方政党之间进行较量的最后一次选举了；下一次，工人在这种较量中所起的作用将完全不同，而“独立工党的成立已为期不远了。”（独立工党——1893年新工联成立，曾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但党的领导凯尔·哈第等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而成为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因此，恩格斯开始对它给予一定期望，但后来却说“它和社会民主联盟一样，都算不上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恩格斯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工联主义的区别。1892年6月初，在英国普利茅斯举行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的年度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由工会提出自己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和市镇选举以及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恩格斯指出，煤气工人“在那里为旧派的工联主义者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一个自由党候选人为煤气工人的罢工，确切些说，为他们的一个厂区的罢工捐献了十英镑，据此要求让他以贵宾身分参加这次大会，这在过去往往是允许的。但是，煤气工人回答说：绝对不行，我们不同资产阶级的候选人打交道，我们的代表大会没有这位先生的合法地位。”

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英国工联年度代表大会在经过讨论以后拒绝了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立即”召开一个它自己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代表大会——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恩格斯对此坚决反对，“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关系到大陆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这就要求我们有所行动，如果可能的话，整个大陆一致行动。”首先法国和德国应当一致行动。那时，其他国家就会跟着他们这样做。

4.德国状况。恩格斯分析了1892年德国的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德国的形势确实日益紧张。”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还没有控制国家，它不得不让世袭的君主官僚容克地主阶级实际上进行统治，而满足于总的说来还是自己的利益最终起决定作用，——德国现在这样的社会正动摇于两种倾向之间。一方面，所有官方的和有产的社会阶层结成联盟反对无产阶级，这个倾向最终将导致“反动的一帮”的形成，在平静发展的情况下，它终将占上风。另一方面，还有这样一种倾向，这就是把由于怯懦而尚未解决的旧冲突一再提上日程，这种冲突是还保持着专制残余的君主制、土地贵族、自以为超越一切政党之上的官僚同与所有这一切相对立的、其物质利益每日每时都受到这些没落因素损害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在某个时候占上风，取决于个人的、地方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偶然情况。目前在德国，似乎是后一倾向正在取胜”。

恩格斯在分析了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可能采取的诸如《反社会党人法》（已经于1890年10月失效的）、对禁止出版、结社和集会法进行反动的修改、对选举权和秘密投票进行限制、发动政变、在行政、警察和审判方面采取更严厉的做法等可能性后，认为，总之，“假如普鲁士先生们没有什么崭新的天才发明，比如智力的和精神的多管炮和马克西姆机枪之类，他们就只能用刁难的办法来找我们的麻烦，但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说总是利多于弊。有一点真正容克地主的统治是根本不能造成危害的。”

因为威廉（指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对资产阶级比对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更为愤恨，“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对他的僧侣主义的国民学校的法令持反对态度，他宁可不打扰我们，也不愿向他们作任何让步。因为他在国会的最大的反对派正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我们在帝国国会的三十五名议员——况且在普鲁士议院根本就没有我们的议员。然而，我们也可能面临一场激战，但是，如果国王把自己跟资产阶级的关系和跟工人的关系同时都搞坏了，那就太好了！”总之，“情况要是这样继续下去，危机很快就会到来。在普鲁士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决不能象在巴伐利亚那样，年复一年地容忍一个疯狂的君主；如果不久就为小威廉建造一所专用的疯人院，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到那时就该实行摄政了，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表明，当时德国仍处在资产阶级争取权益的阶段，而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决时刻，作为第一步，无产者应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为第二步做好准备。

三、对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然而，恩格斯对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策略表现出灵活性。1892年2月25-27日，在柏林市的中心区，在皇宫前面，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骚动，参加者大部分是游民。这些示威和集会的过程中，出现了抢劫和各种破坏行为。这些示威和集会后被警察驱散。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了这些行动，号召柏林工人不要参加这些活动。对此，恩格斯认为：“柏林的骚动已经过去，而我们的人丝毫没有参与，我很高兴。小规模的开枪射击本来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了，就足以给我们带来种种麻烦。如果柏林发生射击，民族自由党人就会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关于国民学校的法令（这一法令草案规定，所有普通小学改为宗教学校，新建的学校只能作为宗教学校来办，对整个小学教育的监督由僧侣负责，这一法令草案受到自由党的激烈批评），并一定会把某些人（指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变化无常的愤怒引向我们。对于正在逐步组成的反动的一帮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当我们自己还无法能动地创造历史时，我们所希望的是历史的发展不致停顿，为此，就需要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就这一点来说，当前的制度是异常可贵的——它在为我们创造这些条件。如果射击开始得过早，就是说，在那些老党还没有真正相互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

在此，恩格斯也谈及了真假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阶段要求的问题。“巴黎和伦敦地方参议会的人最清楚不过地懂得，他们依赖于工人选民，所以他们不会极力反对那些现在已经可以实行的要求，如在公共工程就业，缩短工作日，按照工会要求规定工资水准等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使群众免受那些坏得多的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的邪说异端影响的唯一的和最好的手段。”

对于汉·弥勒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一书中有关暴力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批判到：“他竟断言，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这头蠢驴不懂得，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

恩格斯后来还提到：“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在1893年的选举中，我们应该争取进入一个新阶段，那时将会出现李卜克内西常常提到的那种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一旦议院中有二十来个社会主义者，这种联合就会出现。如果我们的人，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能够取得多数，他们就能够左右局面。”

当然，恩格斯也没忘了提醒，“一个急风暴雨的时期现已到来——德国的军事问题（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和日益临近的危机，法国的巴拿马丑闻（指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和已经发生的危机，这里由于爱尔兰问题明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一场危机（指英国格莱斯顿的自由派政府企图向议会提出关于给予爱尔兰以自治的法案。1893年2月下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被上院所否决）。”“鉴于成熟中的三个尖锐的政治危机（德国的军事危机、法国的巴拿马事件、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和普遍的工业危机，我们可以给自己找更好的事情去作，而不是在怎样举行1894年五一节示威游行一事上争论不休；那一天，我们也许要从事全然不同的工作。”

他预言危机的后果，“在德国准备着的、具有任何其他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坚定性和顽强性的下一次革命，一定会按时自行到来，譬如说在1898-1904年；但是，孕育着深刻的危机的法国革命时期，将会加速这一进程；而且，如果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譬如说在1894年，德国会立即跟上，接着法德两国无产阶级联盟将迫使英国行动起来，一举粉碎三国阴谋以及法俄阴谋。那时，对俄国的革命战争就要开始，——即使俄国连一点革命的反响都没有——管他呢！”

当然，由于恩格斯对暴力、罢工、示威和议会道路的观点，革命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比如，“1890年和1891年的五一节向他们表明：这一天在德国停工是不适宜的；可能取得的好处远远不能弥补所带来的损失。”“1893年的五一节如果停工，我们在德国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其影响还要波及其他地方。”因此，恩格斯总结说：“党的发展有这样一条规律：当党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党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采取的那些行动本身，就显得不适宜了。”

恩格斯以法国为例进行了分析：“只要巴黎爆发革命，社会党人就会上台，因为在巴黎，每一次革命都会象巴黎公社那样，其本身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巴黎比起外省来波动得并不那么厉害，这是好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漠的，这是因为分散的、不明事态的、有爱国心的工人（因为他们感到巴黎已经不再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如果丑剧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发生总统危机（卡诺同许多肮脏勾当都有牵连，至少是包庇者），而且，无论如何明年议院要进行新的选举。此外，巴黎的许多市镇参议会也将进行新的选举。因此在这里，各种合法的出路俯拾即是。另一方面，由于对军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普遍义务兵役制还刚开始实行，不象在普鲁士那样习以为常），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变，同时，由于群众没有武装（他们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取得枪枝和弹药了），也不可能举行起义；因此，危机很可能和平解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以便有时间摘取巴拿马事件的果实；对于暴力干预不会发生，有了信心，对于酝酿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潮，有了时间。”

恩格斯还总结出另一个规律性的认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也是随着1850年开始的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对于这种革命化的发展，恩格斯认为，对巴拿马等“丑闻本身和对丑闻的揭露，在议院势必解散和新选举到来之前，就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边远地区；这里需要的是这种选举不过早地举行。”“十分明显，事态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时刻，到那时，我们的人在法国将成为国家唯一可能的领导者。只是希望这一时刻不要来得太快；在法国，我们的人远没有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个间隔时期要包括哪些间隔阶段，完全无法预料。”“但愿不要在某一间歇时刻，情况尚未弄清，就有哪位将军出来夺取政权，并挑起战争；这是唯一的危险。”而“在德国，党正在不断地、不可遏止地稳步前进。到处都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这说明在继续发展。如果军事法案基本上通过，那就会又有成批不满意的人靠拢我们；如果该法案遭到否决，帝国国会解散，并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那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五十个席位；这样一来，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不管怎样，这场斗争即使在法国爆发，——这是很可能的，那也只能在德国进行到底。好在（指《资本论》）第三卷现在终于要整理完了。至于是哪一天，确实无法肯定。不平静的时代就要到来，浪涛已开始日益汹涌澎湃。”这段话似乎表明，恩格斯在下一场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刻并不主张“危机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方式，而倾向于用议会和选举上的胜利来扭转局势，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余斌插话指出，参与议会选举只是为了查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否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选举中取得多数后，即武力逮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成员，取得政权。议会选举的胜利并不表明统治阶级的更替，后来的历史表明，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统治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仍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选举恰恰是以承认旧的国家机器为前提的。因此，即便走议会道路，要取得最终胜利还得有暴力。甚至反革命也是如此，叶利钦就炮轰过俄国杜马大厦，而不只是依靠选举。）

四、关于党内民主和斗争原则

关于党内民主和报刊自由。恩格斯要求“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的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流入‘有教养的’分子的情况下，要求有比至今给予的更多的行动自由”，因此，“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肯定是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影响之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和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

恩格斯指出了同巴枯宁分子、蒲鲁东分子、德国教授以及诸如此类的家伙们的斗争原则，“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彻底暴露以前，采用纯防御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在他们彻底暴露以后，发射速决的、毁灭性的炮火，展开决定性的白刃战。正是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把炮弹和后备力量储备到最后需要的时候。”“只要背离了这些准则，到头来我们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因此，我再次提醒你注意这些准则。”

恩格斯比较少见地对德国党内几位领导人物发表了看法：“我同倍倍尔很谈得来，我们差不多在一切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或者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由于他头脑清醒，不仅能够正确地领会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高深的造诣，多年以来他从未给我造成什么困难。”而“李卜克内西完全不行了，确实成了党的障碍。多年来他一直停步不前，而党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党的一切刊物（连那些使我感到惊异的小报也包括在内）就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早有觉察，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李卜克内西成为《前进报》的编辑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现在这个报让他编得坏透了。糟糕的是，不能停止他的职务，否则带来的危害会比他现在带来的危害还要大。我曾劝他们尽量委婉地让他退休，但是他不同意，其他困难就更不用说了。暂时只好听其自然；好在党现在已经很强大，经受得起许多考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最后总会有办法的。”考虑到这些看法传播出去后的影响，恩格斯对左尔格表示，“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绝密的，只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五、一些小论断

“我正在这里研究早期的基督教，在读勒南的书（指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和圣经。勒南是一个异常肤浅的人，但是，作为一个非宗教人士，他比德国大学神学家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这为他在1894年所写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总结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准备。

关于辩证思维。比如恩格斯讲到各种事物最终都是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这一点时。“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件事实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漫长的和曲折的道路。你们国家当前的经济改革可能也是这样。”

“拉法格还不懂得，在资产阶级政治界，许诺言仅仅是为了违背诺言。”

“真正的经济学著作首先应当是详尽研究的作品，因此不能期望大量出售。真正的历史著作、独立研究的成果也不宜一版再版。”

（执行编辑：孙应帅、朱燕，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