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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推动和支小平是站在第一线的主角。但是，毛泽东在背后持下，邓小平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面整顿，起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倡导、推动取得了明显效果。邓小平本人和中共党史界对这和支持，全面整顿无法真正开展。当然，毛泽东次整顿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邓小平开创中国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有一个底线，这就是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在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不化建设事业，必须认真研究1975年的全面整顿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与毛泽东正实践和理论思考。在1975年整顿的过程中，邓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互不让步，于是到1975年11月，毛泽东以极其矛盾的心态中断了全面整顿工作在研究1975年整顿时，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探讨:第一，整顿的设想是怎样提出来的?第二，毛泽东在整顿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毛泽东的整顿设想同邓小平的整顿实践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第四，全面整顿中断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本文围绕着这几个问题来讨论毛泽东与1975年整顿的关系。

一、毛泽东是1975年整顿的首倡者。1975年整顿的设想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深入反思后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逻辑同当时客观现实综合后的结果，这个整顿设想是一个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为前提条件的改良性方案。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严重曲折。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上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防止和反对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现修正主义，反对和防止中国共产党变质变色，维护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渴望以群众运动的形式通过大乱走向大治，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①]，之后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要通过群众性的运动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之后再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入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观逻辑。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观愿望和主观逻辑，他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不感到忧虑，反而感到兴奋。

但是，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错误的理论指导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实现毛泽东的愿望，相反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无政府状态和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尤其是1967年“全面夺权”运动爆发后，面对严重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社会形势，毛泽东多次提到结束“文革”的问题。我们从毛泽东当时的一些谈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个想法:

1966年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实际上大体上设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即到1968年结束。(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0页)8月28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同上，第1439页)10月25日，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提出:“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对此开始忧虑，越来越多地提到结束“文革”的问题。7月13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时提出，“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同上，第98页)8月16日，在同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他提出:“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同上，第111页)9月13日，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提出:“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同上，第119页)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案。

之后，毛泽东多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但是，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违背了毛泽东的主观愿望，直到去世他也没有结束“文革”，这是巨大的遗憾。

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对此也有深刻的反思。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着力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谋求完成他从大乱走向大治的设想。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开始恢复，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调整，经济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社会局面得到一定的控制，外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局面不可能得到彻底改观。特别是，“四人帮”集团兴风作浪，初步恢复的形势又遭到了严重冲击。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严重干扰乃至中断周恩来领导的调整恢复工作，使得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抱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层焦虑，希望尽快终结这种状态，实现国家社会安定团结、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1974年之后，他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多年，要有一个交代。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陆续提出了“还是安定团结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项指示，酝酿形成了一个改良性的整顿方案，即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前提下，通过对政治、经济、军队、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整顿，实现国家在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快速发展。我们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大体上梳理一下“三项指示”提出的情况。

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197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李先念谈话，谈到国内情况时提出:现在是要团结、稳定。(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8月初，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会议于8月23日-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其中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同上，第543页)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其中讲道:“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同上，第554页)1974年12月27日凌晨，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谈到经济问题，毛泽东说:“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上，第564页)1975年1月9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在二中全会闭会时转达自己的意见:“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同上，第567页)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安定团结。(同上，582-583页)

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先念回到北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指示。（同上，第556页）1975年2月10日，毛泽东审定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通知》提出，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同上，第571页）

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曾经讲到过: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同上，第553页)1975年12月27日凌晨，毛泽东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同上，第572页)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整体?学术界大多都认为这三项指示本身没有什么联系，是邓小平把三者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例如，程中原认为:对于这三项指示，“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1〕。张化也认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原本没有联系。这三项指示中的每一条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对象，毛泽东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2〕对于这个看法我们似乎可以再分析。

从三项指示分散地、不连贯地陆续提出来看，似乎是没有联系的。但是，从三项指示的内容来看，涉及了当时党和国家事业最核心的三个问题，即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国民经济发展，以及根本理论和路线问题。这三项指示都具有特别的现实针对性，综合起来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对党和国家现实发展的总体构想，并且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基本上符合毛泽东关于“大治”的设想，即通过安定团结实现政治上的大治，通过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经济上的大治，通过学习基本理论、反修防修实现根本指导思想上的稳定和大治，从而形成一个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整顿构想。再从提出的时间来看，毛泽东先提出最迫切的政治上的安定团结问题，再提出基础性的经济建设问题，最后又特别强调基本理论问题，这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这三个问题把握的理论系统性和内在逻辑顺序。

由此，可以说，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不是没有联系的，而是内在地构成了一个由政治局面、经济建设和思想理论三个方面组成的关于整顿的设想方案。这个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逻辑同当时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综合后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严重后果不断反思，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现状和前景深度忧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曲折探索后做出的一种选择。但是，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整顿设想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即在对“文化大革命”基本肯定的基础上，在不触动他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提下，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调整和整顿，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局面的好转。这个改良主义方案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维护“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实现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要真正实现整顿的目标就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果必然是二者择一，要么坚持根本理论、基本路线不变而中断整顿，要么坚持全面整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折中主义是难以做到的，实际的结果也正是如此。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75年整顿开始阶段，对处在第一线领导的邓小平给予了全面支持，使得整顿工作取得了极大成效;而当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践同他的整顿设想出现根本分歧，触及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形成了与他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同的新的道路时，他就以极其矛盾的心态中断了这个整顿。

二、毛泽东是1975年整顿的大力推动和支持者。整顿工作的成功推进得益于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为整顿工作提供了根本前提、关键依据、干部条件、具体指示，并多次批评“四人帮”从而为整顿工作扫除一个重大障碍。

1975年整顿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正因为如此，理论界大多把全面整顿的功劳都算在邓小平身上，并把这次整顿看作是邓小平领导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次预演，是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但是，在充分肯定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成就之时，我们也要恰如其分地、实事求是地看到毛泽东对于全面整顿工作的贡献。

第一，毛泽东全面确立和维护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为全面整顿提供了根本前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给予了特殊关照，客观上为邓小平复出奠定了基础。为了能够更公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特意根据《邓小平年谱》的有关记载，梳理一下“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到邓小平复出这一特殊时期内，毛泽东对邓小平特别关照和维护的一些情况。

1967年，“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然信任，抱着很大希望，秘密接见并告诉邓小平可以直接给他写信，给邓小平留下了一条直接联系毛泽东的通道，并特别提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分开处理，指示不要点名批判邓小平，希望把邓小平选进九大中央委员。

1967年5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邓小平家里传达他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直接给他写信。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把邓小平接到住处谈话至黎明，毛泽东告诉邓小平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直接向他本人写信。毛泽东当时还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杨胜群、阎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7-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7页)显然，当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非常信任和抱着很大希望的。此后一段时间，邓小平多次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对重大问题的看法。9月19日，在考虑九大代表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刘邓分开，要邓小平当中央委员，说他同刘少奇不同，邓小平打过仗。9月20日，他谈到:邓小平要保。一是因为他打过仗;二是因为他不是国民党的人;三是他没有“黑修养”。提出要邓小平当中央委员，并要把邓小平作为一个解放干部的一个标兵。(同上，第1939-1940页)此后，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0月9日，在审阅《刘少奇言论》时，把“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在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不要出现邓小平的名字。这实际上是保护邓小平。之后，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同上，第1940-1941页)之后，中央文件和报刊文章，大多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的形式，而不直接点名批判邓小平。

1968年，毛泽东明确表态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并为邓小平说好话。

6月30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太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同上，第1944页)10月13日-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两次为邓小平说话。13日，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31日的闭幕会上，他又讲道: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同上，第1946页)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并把邓小平疏散到外地保护起来。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前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谈到了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功绩，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肯定，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

9月10日，他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说道: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11月8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谈自己对林彪事件的看法。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表示赞同，批示把邓小平的信件印发政治局，并关心邓小平的家事。(同上，第1955-1957页)

1972年，毛泽东公开阐明邓小平的问题为人民内部矛盾，对邓小平的问题给出了三点重要结论，为邓小平复出作了重要铺垫，之后，中央开始启动邓小平的复出工作。

1月10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把邓小平同刘伯承放在一起谈，明确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同上，第1958页)周恩来当时就要陈毅的家属把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传播出去。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来信上作出了大段批示:“(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当晚，周恩来就把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传达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同上，第1960-1961页)之后不久，邓小平就重新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1973年，邓小平再次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并明确讲自己喜欢邓小平，为邓小平进一步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奠定基础。

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同上，第1972页)3月29日，毛泽东同邓小平会面，要他“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同上，第1973页)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担任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你呢(指邓小平)，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同上，第1991页)毛泽东已经把邓小平看作是重要的领导人，让他来领导军队工作，并把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公开。之后，邓小平实际上进入政治局工作。12月14日，毛泽东再次明确提出邓小平进入中央军委工作、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问题，而且把邓小平放在中央军委“军师”的位置。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任命已经放在极高的位置:在军委担任军师，实际上就是最高领导人在政治局，担任秘书长，实际上就是负责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同上，第1991页)1月15日，毛泽东再次说到: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还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同上，第1992页)在这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并实际上是为邓小平在不久担任最高领导人作出了指示。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再次说到邓小平，“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怕他。打起仗来，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同上，第1993页)

毛泽东如此密集地高度评价党的一个领导人，并公开讲自己喜欢他，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足见当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倚重程度。

1974年，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决定让邓小平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

1月，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军委六人小组，位列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因为叶剑英身体不好，王洪文和张春桥不懂军事工作，因此邓小平实际上是军委中的主要负责人。3月20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将在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之后明确批评江青不要反对这个提议:“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同上，第2005-2006页)毛泽东让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同各国领导人直接接触，为邓小平担任最高领导人制造了很好的国外舆论。10月4日，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出任第一副总理。(同上，第2053页)这实际上就是要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出现严重问题，第一副总理就是总理人选。10月20日，毛泽东讲到人事安排时，明确提出，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同上，第2061页)

1975年一开始，在整顿工作开始之前，在毛泽东的批准、推动和全力支持下，中央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对邓小平做出了三项重大任命:1月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不久，在叶剑英提议下，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份，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后，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7月份正式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即使到11月份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后，仍然要他主持中央工作);1月17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不久，在周恩来提议下主持国务院工作)。经过这几个任命，邓小平成为党政军实际上的主要(最高)领导人。在“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地位和全面整顿提出挑战之时，毛泽东极力维护邓小平的地位。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地位，邓小平才能够有资格、有条件做出全面整顿的决策，掌握了毛泽东“三项指示”的解释权和系统提出新的理论的决策权，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巧妙地开始实践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就是说，正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政治地位的确立和维护，为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工作确立了根本前提。

第二，毛泽东陆续发出的三项重要指示，为全面整顿提供了关键性依据。

上文我们已经看到，从1974年8月开始，毛泽东陆续发出了“三项指示”，分别从安定团结、经济建设和基本理论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关于国家发展稳定的基本思考，形成了他关于整顿的设想。在1975年整顿开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对军队整顿、文艺政策整顿等提出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成为邓小平开展整顿实践的关键依据，用现代流行的话语叫做“合法性依据”。

邓小平在军队、经济、文艺等方面整顿开始之际，总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旗号开道。在军队整顿方面，1975年1月初，毛泽东发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指示;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题目就用毛泽东的指示即《军队要整顿》，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首先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接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指示的背景、意义，并把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用在军队整顿当中，“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3〕。在经济整顿方面，铁路整顿是重要突破口，邓小平在部署铁路整顿的过程中，依据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对闹派性进行了严厉的整治。在文艺整顿方面，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谈到文艺方面百花齐放问题，邓小平很快就向政治局全体成员进行了传达;7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4〕邓小平立即以此为依据，大胆调整文艺政策，把整顿工作推进到文艺领域。

1975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综合在一起，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使自己领导的全面整顿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5〕此后，他就以“三项指示为纲”为旗帜，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邓小平对于三项指示的综合，基本上符合毛泽东的原意，他把基本理论问题提到了第一位，在逻辑关系上是符合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确实是要在坚持“文化大革命”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顿。第二，邓小平的这个综合虽然被他作为全面整顿的旗帜，但并不符合他所从事的全面整顿的实践，他是在虚化和改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前提下，重点抓好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这两项工作;当这两项工作有成效时，他也开始部署有关理论工作者整理和系统提出自己关于全面整顿的理论体系，即“三个文件”所反映的思想;当然，因为全面整顿工作很快被中断，他的思想体系当时没有完全形成和公开。

第三，解放大批领导干部，为全面整顿提供了干部人才基础并激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解放干部，是全面整顿工作中的重要步骤和基本条件之一，在解放干部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关键作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逐步启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3年在启用邓小平的引发下，谭震林等一大批老干部得到了解放。1974年，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邓小平拟定人事安排的名单，为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布置了干部人才班底。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指示把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这是毛泽东解放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之后，有关部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既然国民党的战犯都解放了，党的干部就没有理由不解放。于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一大批老干部得到了解放，很多人安排了工作。3月8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

解放一大批干部，分配他们工作或恢复他们的职务，从组织、干部、人才上为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提供了重要的干部人才基础。有了这一大批解放的老干部，邓小平就可以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使之在推动全面整顿的工作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就是依托万里、张爱萍、王震、谷牧等这些被解放的干部开展的。不仅如此，这些老干部的复出，对于打击闹派性、加强纪律性、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等都是至关重要的，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全面整顿的工作当中。

第四，多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特别是支持邓小平批判“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维护了邓小平的地位，为全面整顿扫清了一个主要障碍。

从1974年开始，毛泽东就不断批评“四人帮”，极大地压制了“四人帮”的气焰，对此问题《毛泽东传》曾辟专章加以叙述。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否定了“四人帮”的人选，支持邓小平做的人事安排，限制了“四人帮”干扰全面整顿的能量。特别是在1975年，批判“四人帮”所谓的反经验主义问题，维护周恩来、邓小平的地位，这是邓小平战胜“四人帮”的决定性条件，是扫清障碍的基础。

“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活动，是借助于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而借题发挥的旨在攻击周恩来的活动，如果不对这股浪潮进行批判，就不可能把全面整顿进行下去。由此，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等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对和批判。他们的活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等才把“四人帮”的这股浪潮打了下去，全面整顿工作才得以持续而没有被“四人帮”所中断。

毛泽东对“四人帮”所谓的反对经验主义给予了严厉批评，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四人帮”创造了条件。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评江青等人。(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4月27日，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传达了这个批示，批判“四人帮”的反

“经验主义”活动。事后，江青、王洪文等向毛泽东告状。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5月3日亲自召集政治局会议，批判“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三要三不要”，批判了“四人帮”的宗派主义活动。毛泽东指出，张春桥、姚文远等关于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同上，第582-583页)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等对“四人帮”进行了批判，赢得了胜利。之后，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后，“四人帮”被迫做了自我批评。王洪文也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派往浙江。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次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体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的大力支持，为全面整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扫除了一个大的障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如《毛泽东传》所说:“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6〕

第五，毛泽东对整顿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批示、决策，为全面整顿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

在军队整顿方面，军队要整顿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邓小平所领导的军队整顿工作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展开的。为了更好地开展军队整顿工作，毛泽东批准同意调整军队领导班子。2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而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邓小平。军委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军队整顿的重大支持，正是通过这个调整，邓小平才能够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在经济整顿方面，2月10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铁路整顿是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突破口，毛泽东给予了有力支持。3月5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有力支持了全面整顿工作。在文艺整顿方面，7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毛泽东对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成为邓小平把整顿工作推进到文艺领域的依据。

三、邓小平是1975年整顿的实际领导者。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践，是一种旨在对“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革命性方案，同毛泽东的整顿设想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以极其矛盾的心态终结了1975年的整顿工作。

邓小平对自己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的成绩及其实质，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后来在谈到全面整顿时明确指出，“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7〕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他领导整顿的实质就是改革。这个以整顿为名的改革是一种旨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性的方案，即以全面整顿的实践在实际上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邓小平从重点整顿到全面整顿，核心是抓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这与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的原意是不完全符合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中，理论问题的指示处于灵魂的地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具体补充和发展，体现了他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愿望和动因;而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是手段，是具体性的工作。但是，邓小平正好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虚化了反修防修问题，而把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置于根本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贯彻落实毛泽东三项指示之际，邓小平就已经隐含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在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抓住打击派性这个关键，正因为如此，全面整顿才取得了显著成效。“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枢纽，而派性斗争恰恰是“阶级斗争”在当时的特殊体现形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以所谓的“大乱”即派性斗争为主要标志，以所谓的路线斗争为显著特征。打击和消除派性，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要表现形式，实际上也就消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展开方式，从而击中了“文化大革命”的要害，从根本特征和根本方式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在整顿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之际，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这在当时是针对“四人帮”的“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但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邓小平在阶级斗争之外另立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另提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局”，这就从基本路线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变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了一条不同于毛泽东所坚持的道路的另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重用了万里、谷牧、王震、张爱萍等一大批实干派领导人，取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骨干力量造反派，从干部基础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些站在一线进行全面整顿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系列同“文化大革命”中流行口号不同的口号，以此来号召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例如，负责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铁道部长万里反复强调:要把中央9号文件作为铁路整顿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这些口号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极左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显然，邓小平所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践，日益从根本上触动、动摇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关于整顿的设想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正如《毛泽东传》所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8〕。整顿开始之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带动了国家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的好转，对“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的本质尚未完全表现出来，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

但是，随着重点整顿向全面整顿的转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指向性就日益体现出来。对此，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非常清楚，因此他们极力干扰和阻止全面整顿工作，不断给全面整顿制造麻烦。像毛远新一样赞同“文化大革命”的人也看得非常清楚。毛远新在10月份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时，就指出了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9月27日和11月2日，毛泽东同毛远新两次谈话。毛远新讲道: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很担心中央，怕出反复。”^〔9〕

这里涉及中共党史界长期坚持的一个看法:全面整顿工作主要是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中断的，毛泽东受到“四人帮”蒙蔽错误地批评了邓小平导致了整顿工作的中断。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够准确。一方面，“四人帮”的能量是否足够强大到中断整顿工作?“四人帮”的确竭尽全力干扰并力图中断全面整顿工作，但是，他们的干扰破坏活动一直遭到邓小平等人的坚决反对，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限制。为了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四人帮”的权力削减了很多，即便到了1975年底毛泽东决定中断整顿工作并对邓小平提出批评之后，他仍然坚持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限制“四人帮”的力量。也就是说，“四人帮”干扰的能量是有限的，并不足以中断整顿工作。

另一方面，毛泽东是否真的被“四人帮”等人蒙蔽了?毛泽东虽然当时已经重病在身，但是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也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在同毛远新谈话之前，他就已经关注到邓小平的思想变化和全面整顿的发展方向。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邓小平要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要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来代替发动“文革”的错误理论，而毛泽东对此事表示不同意，没有批准邓小平发表此文;二是对邓小平给刘冰转信表示不满，认为邓小平是支持刘冰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对于触动“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非常敏感的，是绝不让步的。他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把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当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愿望联系起来，确认了全面整顿对“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的实质和目标指向性，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并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等谈话，帮助邓小平提高，即转到“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上来^〔10〕。可见毛泽东当时是非常清醒的，绝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四人帮”或毛远新等人蒙蔽。

把中断全面整顿的责任推到“四人帮”等人身上，表面上可以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似乎毛泽东对中断整顿工作只负非主要责任。但是这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在另一种形式上的贬低。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思维和政治判断力的领袖，在自己首倡和推动的、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居然轻易地被一些阴谋家或涉世未深的人蒙蔽，这是说不通的。事实上，真正中断全面整顿工作的是毛泽东本人，也只有他才有这个能力来做到这一点。

当然，毛泽东终结整顿工作是在极其矛盾的心态下做出的。一方面，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允许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批评，渴望在具体政策上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害。因此，对“四人帮”的做法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渴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决策，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肯定的论断，希望邓小平能够有个转弯，把思想统一到“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上来;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一个基本肯定、部分否定的决议，以此体面地终结“文化大革命”。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这种希望，不给毛泽东这种体面，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加以拒绝。^〔11〕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评价“文革”的问题上充满着矛盾和彷徨，在重用邓小平的问题上充满着希望和无奈，在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上饱含痛苦和沮丧。在失望和无奈之下，他终结了全面整顿工作，历史就这样给毛泽东同时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四、1975年整顿中断的根源，在于两位政治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分歧表面上看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歧，根本上则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分歧，是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歧。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整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全面整顿的中断的根源，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评价。毛泽东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肯定，希望通过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失误，维护“文化大革命”是整顿的底线，动摇了这个底线就当然地遭到毛泽东的反对。相反，邓小平则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希望通过全面整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把中国带到一个光明的前景。这种看法没有错。但是，仅仅讲到这一层，还不够深刻，不够全面。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分歧，只是表面的、显在的因素，更深层次的则是二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分歧，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都毫不动摇地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理想;他们都为创建和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孜孜以求。也就是说，在建立、捍卫、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制度条件、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方面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误，最终导致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我们必须要重复地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路径选择，这是在对国际国内形势错误判断基础上选择的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途径和方式，并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体系。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同毛泽东一样也犯过错误。他自己后来就说过:当年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包括他自己在内许多领导人都有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不仅是毛泽东自己头脑发热，当时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头脑发热。但是，因为他没有处于毛泽东那样被置于个人崇拜的境地，没有陷入到极左思潮的漩涡当中，处于一线领导地位更加接近实际，因此比较早地发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些严重失误，并力求纠正这些失误;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打倒。经过长期的反思，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得更透彻，纠正“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愿望更迫切，由此在他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就开始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这里也必须明确的是，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也绝不是什么报私仇，不是出于个人感情和恩怨纠葛，而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他在全面整顿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是要尝试创立一条与毛泽东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邓小平不仅在实践上致力于开拓一条与“文化大革命”不同的道路，而且酝酿生成一个不同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邓小平是很注意理论工作的，早在1975年1月开始领导整顿时，他就着手组建自己的理论班子，力图从理论上对全面整顿工作进行总结和提升。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提出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并要他“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不久，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形成了以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七人为骨干的理论班子。1975年7月，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邓小平基本认可后交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修改。同时，邓小平还把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调查研究写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修改，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回答，并从理论上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之后，邓小平又指示邓力群根据整顿中多次讲话的精神，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邓小平对此文高度重视，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反复修改完善。《论总纲》对全面整顿的实践进行深入系统的总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论观点。例如，把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尊重生产发展规律，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路线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等等。这些观点实际上正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当然，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全面整顿的实践终结之后，理论体系的发展也随之而中断。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深化了自己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

我们探究历史，不是为了纠缠历史的细节，更不是要为错误掩饰，而是要从中得到启示。毛泽东与1975年整顿的关系以及全面整顿的历史结局，对当今中国的现实发展有着深刻的启迪。一方面，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事业才能顺利发展，即使遇到实践上的困难和具体工作的失误，也能够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得到解决;相反，坚持错误的指导思想，则会给全局带来严重的后果。当今，我们党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牢牢坚持这个正确理论的指导，任何企图用其他理论来取代这个理论的做法都是必须反对的。另一方面，道路问题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历经艰辛开创和发展起来的，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发展前进，任何企图通过“走老路”或“走邪路”来改变这条道路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

参考文献：

〔1〕程中原．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1)．

〔2〕张化．也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1975年整顿〔J〕．中共党史研究，1997，(5)．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2．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3．

〔6〕〔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734，173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5．

〔9〕〔10〕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19，619．

〔11〕冷溶，阎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1-132．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6期